刻书，用雕版印刷术印制的书籍的通称，中国古代出版的书籍大都是刻书。
古代将书籍刻印分为官刻、私刻、坊刻。这一理论始自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官刻包括中央与地方官府刻书；私刻一般指官员、乡绅等个人刻书以及寺院、道观、家族祠堂等刻书；坊刻指书铺商人刻书。
官刻
官刻开始于五代冯道刻印《九经》，历来经后唐、后晋、后汉至后周广顺年间总计22年时间，完成刻印。《九经》的校刻，是在国子监完成的，并由国子监主持，书版也收藏在国子监，所以历史上称为“五代监本”《九经》。此书的刊刻，开启了儒家经典大规模刊刻的先河，也标志着印刷术从民间走入官府。
宋明两代是国子监刻书的兴盛时期。宋代国子监刻书内容范围很广，遍及经史子集，刻书的数量也很大。明代国子监分为南(南京)、北(北京)两监，南监多在前人遗留下来的宋、元两代版片的基础上进行整理、修补、刷印图书，以“十七史”最为著名。北监则以翻刻南监本为主，如《十三经注疏》等。
元代和清代的国子监则很少刻书。
历代朝廷刻书的专门机构，除了国子监外，元代有兴文署、明有司礼监，清有武英殿等等。此外朝廷各部门也都可以刻印与自己业务有关的书，如刑部刻律法，太医局刻医书等等。
历代官刻本书籍一般品相比较考究，具有字大行疏，开本阔大，纸墨精良，装潢铺陈等特点。许多大部头的图书，也是在官府雄厚财力的支持下才得以刊印，如宋代编纂刻印的《大藏经》、《太平御览》，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等，都是鸿篇巨制，非以朝廷之力无法完成。
在内容上，官刻多以正经、正史为主，强调教化功能。在校勘质量，不同历史时期与不同刻印机构有很大不同。以国子监刻书为例，五代两宋时期的监本，底本优良，校勘精湛。而明代的监本多用前代旧版，字迹不免模糊，质量不高。南监印书有“大花脸本”之称，北监本错谬更多。
私刻
私刻中最多的是家刻，所以也泛称“家刻”。这些书籍多刊上自家堂号、宅名或书斋名等。私刻的出版多是士人学者，刻书多以学问崇尚，文化推广、知识传播为目的，注重青史留名，并不以赢利为动机，所以重视质量，校刻精审。
到北宋开始，私家纷纷出资刊印前代名人集，如北宋穆修首次刊印韩愈、柳宗元的全集等。到明清时期，全国私刻盛行，江苏常熟汲古阁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明清私家出版的书籍品种数量，总的看已远远超过官刻。
重视书籍的文化价值，是私家出版的传统。热衷于私家记的人，比如阮元，一生从事经学教育与经学出版，是清代著名的经学家。私家出版人中，很少有专业丛事出版的，大都以学者、藏书家的身份兼事出版，他们有强烈的文化传播意识，他们文化水平高，所以刻书的选题有针对性，常能把握别人尚未发现的文化价值。他们深知校勘之理，或亲自校勘，或请专家代劳，因而质量较有保证。
坊刻
坊刻的出版主体是书商。我国早期印刷品多为坊刻本。在唐代，除寺院刻经之外，大部分是民间坊刻。刻印的图书中佛经最多，历书、字书、韵书、占梦、相宅等次之。
古代书铺有两种：一种是只售书，不刻书；一类是既售书，又刻书。南宋时的杭州，刻铺林立，如孙起父子的“书籍铺”既刻书，又售书，还编书。福建建阳的崇化、麻沙两镇的书坊，从宋代至明代数百年不衰，所刻的书籍被称为“建本”或“麻沙本”。自宋代开始，全国出现许多出版中心，如宋有杭州、成都、建阳、平阳，元代有杭州、建阳、明有南京，苏杭等。南宋时期我国形成三大坊刻雕版中心，两渐坊刻、福建坊刻、蜀中坊刻。
坊刻传播大众文化的功绩最大，小说戏曲自宋至明多是坊间先刊行的。
雕版印刷的书籍，占的额数大，品类也多，而活字印刷的书籍，除了皇家印刷的“聚珍版”之外，很少为人所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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