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中）
文/周汝昌
【上接周汝昌：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上）】
四、二十四衙门——十三衙门——内务府
要谈入关以后的曹家的许多事情，都离不开内务府；要了解内务府，还得了解一下明代太监。提起明代太监，可是说来话长。
却说奴儿哈赤，自从宁远兵败，重伤而殁，一代名酋，九原赍恨；皇太极拾此残局，那情势颇不乐观。“世为大明守边”的建州女真，到此已和明朝成为仇国，境内经济价值极高的那些特产如东珠、人参、紫貂、玄狐、猞狸狲等等，输出途径全然断绝，而倚赖明国输入的各种生产、消费必需物品，也一概无着；更严重的，还有农产问题，粮谷奇荒。这时满洲单是军兵已拥有十五万之多，一旦乏食，恐慌可想，还谈什么厉兵秣马、拓土开疆？就是想往外再求发展出路，以解困境，无奈山海关防线巩固，面对着能使“胡人胡马无数腾空乱堕”、能使“数里之外东人（清兵）狂奔不止”的红衣大炮，实又束手无策。当此之际，纵非途穷日暮，也是可兴可衰。假如明朝看到这一点，好自为之，那大局也许正难逆料。可是明朝岂足以言此？
奴儿哈赤之后，皇太极继承统治了十七年，清国渡过难关，日益强大。天启皇帝之后，崇祯帝也继承统治了十七年，明国疽毒遍体，腐烂而亡。那最后一幕，是吴三桂“痛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竟向清国九王“效秦庭之哭”。这一着，正中多尔衮下怀，就在顺治元年四月二十二日率领白旗大兵先行人关。五月初二，直抵北京，明臣文武人等迎出五里外，由朝阳门进城。那伙太监们，则特为抬了大明皇帝的辇驾卤簿来，请九王乘用，径入禁内，在武英殿接受朝贺。——于是大清帝国就此“奉天承运”、“定鼎安民”。而曹世选，随着九王爷，也由“包衣老奴”一跃而成为“从龙勋旧”。
崇祯年间，江淮一带有一首童谣，说道：“朱家面（明朝），李家磨（闯王），做得一个大馍馍，——送与对巷赵大哥（满人自己当中有“觉罗姓赵”的传说，故此称之为赵大哥）！”这显然并非就是代表人民的观点和感想，但也说明了部分历史现象。入关以后的“赵大哥”，常和南明的士大夫为争“名分”而打一种“嘴仗”。清兵篡夺了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的革命果实，占据了中原华夏，却以“仁义之师”自居，振振有词地表示：“国家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明人则也并不客气地揭破多尔衮所谓“沉舟破釜，誓不返旌，期必灭‘贼’，出民水火”的本心不过是“乘我蒙难，弃好崇仇，规此幅员，为‘德’不卒：是以‘义’始而以利终”。清人指责南明是“乘‘逆寇’稽诛，王师（清兵）暂息，遂欲雄据江南，坐享渔人之利”，而在明人和后世人看来，这“坐享渔人之利”——或坐享“大馍馍”的，倒不是南明，恰好是清国。
这个问题临到当时史论家的笔下，就成为明朝到底是“亡于‘流寇’”还是“亡于‘建虏’”的问题。例如有人说：“一时迎降恐后者（地主汉奸们），以‘寇’为先帝之仇，清能为我灭‘贼’，非我仇也。嗟乎！‘贼’之发难，以何事起？——天下嗷嗷，皆以加赋（“辽饷”等重税）之故；然加赋于何年？皆以东人发难也。”那意思竟是要追究全部责任而加诸清人头上。说实在的，这却未免有点冤枉了。
明朝到底亡于谁？——亡于它自己，亡于它自己的透顶出奇的腐朽，腐朽得稀烂糟。
这个统治集团的腐朽现象是五花八门的，而最具“特色”的，则要推“阉祸”（因此，也有人说，明亡是“亡于宦官”）；阉祸之中，又以魏忠贤、客氏的“逆案”尤为出类拔萃，那真是“国之将亡，必有妖孽”，一点儿也不错。
明代的太监们，本来分布在“司礼”等十二监、“惜薪”等四司、“兵仗”等八局，号为二十四衙门，可是他们实际却是些什么样的人物呢？借引毛主席的话：“彼辈不注意敌人而以对内为能事，杀人如麻，贪贿无艺”，“使通国之人重足而立，侧目而视者，无过于此辈穷凶极恶之特务人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七一八页）。今天的我们，要想从揣摩、想象中而寻求一个活的明代太监形象，实是太不容易了。《法门寺》里的刘瑾，让好角演来，倒还可以“活”起来：“……自幼七岁净身，九岁进宫，一十三岁，扶保老王；老王驾崩，扶保幼主正德皇帝登基，明是君臣，暗如手足的一般；多蒙太后老佛爷十分的宠爱，封俺义子螟蛉干殿下，外加‘九千岁’之职！内管三宫六院，外管五府六部十三科道，执掌生杀之大权！”不过，这只是卖弄其“来头”和“了不起”，表示意满志得而已，至于他们的可怕、可恶、可恨、可杀，在这出戏里那是连万分之一也看不到的。我们有时想到，“创造”十殿阎君、十八层地狱种种“形象”的那位“艺术家”，他的想象，残忍、丑恶得可说到家了；可是要和明代的“厂臣”来比，则这位艺术家的想象力简直还是太初级、太薄弱，十殿阎君太“善良”、十八层地狱太“写意”了。
不知是真是假，据说在天启初年，就有一位道人在长安市上高唱两句歌词：“委鬼当朝立，茄花满地红！”委鬼，暗隐一个“魏”字；茄花，谐音“客花”（客姓，北音读作“切”，和“茄”字音近）：这指的就是魏忠贤和客氏一对。听听这，那妖孽味儿已是十足。
清兵攻下开、铁，人民惨遭屠戮焚劫以致“数百里无人迹”——也就是曹世选被俘为包衣奴隶的那第二年，九月初六，朱由校继登大宝（天启帝）。他和他那雄才大略的祖宗燕王一上来就立北京、设建州卫的作风迥不同科，他在即位的第十五天所做的一件事却是：封乳母客氏为“奉圣夫人”，太监魏进忠（后来才改名忠贤）为锦衣千户。而同时，言官冯三元、张修德、魏应嘉等正在纷纷攻击那位努力规复边疆、使敌人不敢轻动的辽东经略熊廷弼，终至罢斥，换上了袁应泰（他一接任，辽、沈马上就陷于清手，事局大坏）。——这就是“达天阐道敦孝笃友章文襄武靖穆庄勤哲皇帝”朱由校第一着经天纬地的弘猷和德政。
明代的皇帝们，好像和太监有“三生孽缘”，结而不解。他们有的宴居深宫鸦片烟榻之间二十多年，只接见大臣一次，却把一切事权，都委于宦官之手；而宦官们自然不负“寄托之重”，把坏事都做尽，集万恶于大成。这样也正合皇帝们的脾胃。太监、官僚、乡绅，并力敛削百姓，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弱者饿得“人肉为市”、“父子相食”，强者揭竿而起，去做“强寇”。对于饿死活人，某些臣僚的看法却是：“星变，当有大咎，赖陕西民饥死，足当之，——诚国家无疆福。”而皇帝听到这种解释，居然“悦甚”！至于天启皇帝，又别有妙处，其“性机巧，好亲斧锯髹漆之事，积岁不倦”；因为这位工艺家每天忙于“引绳削墨”，事情就交给魏忠贤和他手下的“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人了。天启元年二月袁化中疏陈国事可忧，总括为八点：“宫禁渐弛（指客氏事），言路渐轻，法纪渐替，贿赂渐章，边疆渐坏，职掌渐失，宦官渐盛（指魏忠贤事），人心渐离。”而熊廷弼亦曾指出：“况今日辽人已倾心向奴（后金）矣：彼虽杀其身杀其父母妻子而不恨，而公家一有差役，则怨不绝口；彼遣为奸细，则输心用命，而公家派使守城，虽以哭泣感之，而亦不动。皇上以为民心如此，能战乎？能守乎？”我们看看这些情景，而要把明亡的责任全部推给“东人”、“赵大哥”，夫岂得谓平？
客氏，系侯巴儿之妻，生得十分妖艳；天启帝被立时年才十六，未婚，而客氏乳母年正三十，徐娘风韵，竞使这位小皇帝“惑之”，且至于出入与俱、片刻难离的程度，客氏一度被遣出宫，就把他闪得天到傍晚茶饭不下，到底重召入宫才了。客氏在内，秽乱宫闱，毒害妃后；皇帝既婚，乃转与魏忠贤“相好”，表里为奸，无恶不作，臣僚中像会写《燕子笺》《春灯谜》的阮大铖之辈，争拜二人为“父”“母”。那魏九千岁，是“警跸传呼，清尘垫道”、“羽幢青盖”，“俨然乘舆”；那奉圣夫人，是“侍从之盛，不减圣驾”，“灯炬簇拥，有如白昼，衣服鲜华，俨若神仙”，而群呼“老祖太太千岁之声，喧阗震天”。他们一党用惨酷绝顶的毒刑杀害反对他们的杨涟等“前六君子”、周起元等“后七君子”；诬熊廷弼以赃贿，杀死后，“传首九边”；又劾论袁崇焕（曾以红夷炮获宁锦大捷的另一辽东巡抚）为“暮气”，罢之：于是国事边事皆不可为，而农民起义军也就在这时起来了。魏忠贤一家，连襁褓小儿悉膺封爵，一次加赐庄田就是一千顷；樊维城说：“忠贤所积财，半盗内帑；籍还太府，可裕九边数岁之饷！”
讲曹雪芹家世而讲到这里，真所谓“犹河汉而无极”了。可是不要忘记，这才正是曹雪芹的先人们所生活的那种世界的缩影啊；若再撂下远的说近的：魏忠贤的一个干儿子阮大铖，跑到南京，出力断送了弘光小朝廷的“恢复事业”。还有一个干儿子冯铨，留在北京做了贰臣，替新朝效忠，颇为多尔衮所信赖，他和明代东林党的残馀，在异族统治者的掌复下继续“斗法”；这一层，又和清朝贵族内部以及满汉之间的各种党争结合起来，相互假手，钩心斗角，争权夺利，以致后来掀起郑王济尔哈朗倾复多尔衮、旗人宁完我劾治陈名夏等冤冤相报式的轩然大波。这期间，两种“奴才”——太监和内务府包衣——之间的矛盾自然也跟着凑趣。再说，那些还只会管宫殿叫“大衙门”、管“东宫皇后”叫“东屋里福金”的满洲贵人，乍入宫廷，种种制度、礼仪、排场、讲究，整个如“乡下佬进城”，处处离不得那些内行的太监，而太监从抬着辇驾迎接九王为始，也早安心向新主子身上用工夫了。所以终顺治一朝，阉侍得宠，内务府撤销，只将明代太监执事的二十四衙门改并为十三衙门，依旧任他们揽权柄、擅威福。那顺治临死遗诏自责十四条罪状之一就是：“祖宗创业，未尝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国，亦因委用宦寺。朕明知其弊，不以为戒，设立内十三衙门，委用任使，与明无异：以致营私作弊，更愈往时。是朕之罪一也。”其事可见一斑。这局面，直到康熙即位，将太监吴良辅处斩，尽罢十三衙门，重设内务府，永远停用宦官，才算告一结束。由此，内务府上三旗包衣人，整个替代了太监的职分。
看来，太监和内府包衣，虽然好像算不了什么，可也曾关系着两代兴亡的好些事情，所谓“非细故也”。
不由这里，我们就不好明白，为什么曹振彦在顺治年间只能在外做做州府盐道，而儿子曹玺却在康熙二年出马就做了江宁织造；而且，人们虽然都时常提起曹雪芹的上世三辈做织造做了五十年之久，可是若不知道他们是继明代的织造太监之后任、若不和织造太监的情形联系比并而看，就更无法了解何以他们却使江南人士对之颇生好感的一层道理了。
还有，曹玺的妻子孙氏，生时封为一品夫人的，其实也就是一位“奉圣夫人”——康熙的“嬷嬷妈妈”。魏忠贤后来曾进位“宁国公”，——说来也巧，曹雪芹在小说中也竟然写到贾府的祖宗有一位封“宁国公”的，不知是有意点缀还是偶然暗合？（不知道明代制度掌故的，是造不出这种封号来的。）这些事情，也必须从明代的客、魏说起，才能了解其来龙去脉、分合异同，才可以从比较中对他们作出一番“评价”。
例如有人说：曹家是“炙手可热的权要”。这话究竟正确不正确？若正确，正确到什么程度？若不正确，不正确又是从哪一意义上来讲？这些问题，不从上面那些关系来考察分析，恐怕就不太容易回答。
交代过这些，然后也才好讲清朝的皇帝乳保和织造监督、巡盐御史等等的那些事故。
五、“蔼春云”
康熙三十年的春天，曾和吕留良、黄宗羲等诸贤合力经营《宋诗钞》的那位名诗人吴之振，因给曹寅题《楝亭图》，留下过五首绝句。其第一篇写道：
画舫听歌记夜分，深杯絮语蔼春云。
文章重见波澜阔，骚衰行空更不群！
诗人的神通真是妙极了。本来，我们对于十三衙门撤后，首次长期专任江南织造至二十馀年之久的曹玺，印象上完全是模糊的，经诗人这一追怀摹写，寥寥数笔，传神阿堵，顿时觉得那个人物活起来了。这位满洲旗织造监督的风度为人，他所生活的那种环境气氛，都如在目前了。
画舫听歌，暂可不谈；深杯絮语，就特有味道。而更要紧的还有“蔼春云”。这三个字虽然表面是形容“絮语”者的作风，可实际上还另有作用。“君诗多态度，蔼蔼春空云”乃是唐代大诗人韩退之《醉赠张秘书》篇中的名句；韩退之那时是和张秘书、孟东野、张文昌等众位诗家文酒相会，“为此座上客，及余各能文”，“所以欲得酒，为文俟其醺”，“性情渐浩浩，谐笑方云云：此诚得酒意，馀外徒缤纷”。诗人说得明白，这种会饮是不同于“长安众富儿，盘馔罗膻荤；不解文字饮，惟能醉红裙：虽得一晌乐，有如聚飞蚊……”的。吴之振用了这个典故，就暗示给我们，他和曹玺的深杯絮语，也正是一种“文字饮”，——要不然，下面怎么接得上“文章重见……”、“左马右要衰行空……”等评文（称许曹寅）的话头呢？能和“黄叶村人”吴之振作文字饮的人，那可“不简单”哪！再加上曹寅自己告诉我们的，那鼎鼎大名的“栎园先生”周亮工（他的著作之一，《书影》十卷本，今天在新华书店里随时还可以看得到）和曹玺就有通家之好，“常抱寅置膝上命背诵古文，为之指摘句读”。——由此看来，常有这一班名家为座上客的曹织造，他那“文化”可不“低”了啊！我说，这一事实对于曹家的“文学传统”大有关系，对曹寅、曹雪芹的文学造诣有深切的影响。但是此刻我们还来不及细谈这些问题。
曹玺怎么做的江南织造呢？至少有三层原由。第一，他“走运”；第二，他“逢时”；第三，他本人具备着做织造的条件——这条件内就包括着必须文化水平足够高，因为这时代的织造已然不再是明朝织造太监那种只单纯负责搜刮作恶的下流人物了，他实是在本等职务之外，还负着特殊的政治使命和“文化使命”。这一段话，须要再解说解说，回顾回顾。
有如“上回书”所交代的，曹世选本是九王爷多尔衮的家下人；九王爷是入关以后的“实际大清皇帝”。顺治六年二三月间，因明将姜瓖先降后叛，九王“御驾亲征”山西大同，八月末，大同的乱子才结束；而曹振彦于次年就做了山西平阳府吉州知州。顺治八年，多尔衮已身死势败，同党大遭诛斥之际，曹振彦家却因转归内务府上三旗，依旧成为皇家亲信的世仆“内臣”，而且，在八月皇帝大婚的“覃恩”之下，反得进阶为“奉直大夫”，转年，竟由知州擢升为大同知府了。这还不好就说他家是“走运”，因为内中可能另有事由。可是到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皇三子降世时，曹振彦的儿媳妇、“曹玺家的”、年才二十三岁的孙氏夫人，已然被选为新皇子的奶母；到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二日，曹家更出了一段“天大的喜事”——顺治病重，正式宣布，孙氏的这位奶儿，定名为玄烨，竟然立为皇太子了；五天以后，顺治“驾崩”，年方八岁的孩子，就成了康熙皇帝。这，可想不出更妙的说法，只好得说是他家“走运”吧！提起这，曹玺家还要感谢那位“热而玛尼国”（日耳曼）耶稣会教士、钦天监监正、“通玄教师”汤若望先生。这是怎么句话呢？原来顺治当年最宠信汤若望，康熙得立，汤若望实有“拥戴之功”。说起这事来，还又得重提“红衣大炮”的缘故。汤若望本是帮助明朝铸炮、使清兵大吃苦头的人，而清人人关后，反而重用汤若望，礼遇异常，就是看在大炮的面上，是为了要和南明争夺战斗武器上的援力；可是想不到，汤若望后来对顺治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了“大炮”之外。
说来真像小说一般：顺治十六年五月，抗清义士郑成功乘清兵攻打贵州，江南空虚之际，以大军由崇明口径入长江，破瓜洲、镇江，直逼南京，同时响应者张煌言也率领浙军由芜湖进取徽宁诸路，义民争先归附，不战而得四府三州二十四县。扬、常、苏等州，也纷纷准备反正，全国大震。清国存亡，在此一举，而清廷并无兵将可派，恐慌万状，以致顺治始而颇作“逃回关外”之想。皇太后闻悉之下，赶紧来找皇帝；也不知太后说了几句什么话，就把顺治惹得暴跳如雷，像疯狂一样，拔剑将御座劈为碎块，宣言誓要亲自出征——这种“毛包”式的孩子见识、儿戏作为，当然无救于危急，只能使事情更为糟糕。太后见拦他不住，急得去请皇帝的奶母来加以“劝诫”……最后，还是汤若望的谏止发生了效力。汤监正因此被称为“国家的救星”，许多显贵权要，都到他馆舍来，伏地叩头，以致其崇敬感激之意。——汤若望在当时的“魔力”是如何的巨大，可以窥豹一斑了。
因此之故，到顺治要议立“储皇”——这在封建王朝是头等严重的大事——为了拿大主意，也还得向汤先生征询意见。这位通玄大教士以为，皇三子曾出了痘，力主当立，于是事情就一言而定。龚鼎孳《汤先生七十寿序》所说：“最后则直陈万世之大计，更为举朝所难言。”指的就是这回事了。所以我说曹家应该感谢他，说曹家是“走运”，实在是事出有因的。（出痘，在当时是一“大关”，满洲人尤其害怕它。顺治屡因“避痘”在元旦免朝贺大礼，多尔衮征大同时，因弟弟英王阿济格的两位“福金”都痘亡，竟欲遣归英王，罢大同之围，又因接着弟弟豫王多铎出痘之讯，即日班师而返；多铎旋亦死亡，年止三十六。明白这层关系，就明白为什么立太子竟会考虑到出痘的问题，——也就明白为什么“王熙凤”女儿大姐出痘，全家就至于那般“热乱”了。）
说也奇怪，顺治一时信任通玄教士，一时却又崇拜和天主教不相容的禅门高僧。有一位玉林被尊为国师，顺治对他称“弟子”，自号“痴道人”（连那顺治宠爱而康熙诛杀的太监吴良辅，竟也曾在悯忠寺“祝发”皈依）。玉林之后，则由他的徒弟茚溪森和顺治交往。据玉林年谱记载：“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二日早刻，佟大人奉旨往杭，请茚公为上保母秉炬。”秉炬，就是行焚化之礼。我们看看，顺治六岁“登基”、“升辇”时，乳媪就欲“同坐”；发生了大事，不可开交，也要靠乳母解纷；乳母死后，至于特派大臣远请高僧为之焚化：则乳母在满洲人家庭中的地位何似，略可概见。——这倒实在只限于是家庭里面的地位，清代的皇帝乳母，虽然也是一种“奉圣夫人”（封号），但已不再是客氏那样的妖孽了。曹玺家的孙氏夫人，就是这样一种地位的乳母。
在明代，乳母一旦选入宫内，终身不能再出；崇祯十四年，才许期满放归。这被选的乳母，用奶去喂皇帝的儿女，自己的儿女却又要由别人来代乳。孙氏这次丢在家里的孩子，多半是曹寅的姐姐，因为孙氏是奶康熙到五岁时，九月初，才又生了曹寅，排行老大，而曹寅也曾提到自己有一个姊丈。及至康熙又有了这位“嬷嬷兄弟”，就把他做了自己的“书僮”小伴当。——这是后话。至于目前，康熙的“嬷嬷爹”曹玺，自然先得要挨上一个好地位。可巧顺治一死，太监势败，十三衙门既撤，织造一职改由内务府人担任，于是嬷嬷爹首先简放为江南织造监督。请看，这岂不就是我说他不但“走运”、而且“逢时”的缘故了吗？
禅门高僧对顺治的影响，正像汤若望之不止有关“大炮”一样，却牵涉到文学艺术方面。他们在参禅论道之间，讲到了书法，评及《红拂记》，以至连金圣叹的批《西厢》《水浒》也讨论到了，顺治居然还很有些见地。他向大师供认：“朕极不幸，五岁时先太宗早已晏驾，皇太后生朕一人，又极娇养，无人教训，坐此失学。年至十四，九王薨，方始亲政，阅诸臣奏章，茫然不解。由是发愤读书。”并说，自己苦读了九年，因此曾经呕血。可见单靠长弓快马打天下的满洲英雄，到统治全国时，文化问题就日益严重起来了。他们始而利用明朝降臣，继而命令子弟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皆须读书，并一再考拔人才，可是到底也还得自己精通才行啊，于是赶快补课。——这样他也就很快地在文化上“汉化”了。在这种形势之下，曹振彦已是“贡士”，曹玺之能和吴之振作“文字狱”，事情就不足为怪。话说回来，正因为曹玺有这水平，才让他到江南去做织造。这又就是我说他本身具备着条件的意思。
做织造，要偌大的文化何用？然而，清朝统治者的手段高明，就在于此等地方。在明朝，权之所在，就是利之所在——也就是太监之所在：天下军政万事，都归其手，织造不过其一小焉者也；可是对于东南富庶之区，织造就是奉使吸取脂膏的主要人物。终明之世，织造太监的问题，旋罢旋复，真是史不绝书。嘉靖二年，因江南连岁不登，中官却请准了重督织造，众臣纷纷力争，皇帝坚决不睬；御史张日韬说：“陛下既称阁臣所奏惟爱主惜民，是明知织造之害矣，——既知之而犹不已！实由……群小为政也。……臣闻织造一官，行金数万，方得之。既营之以重赀，而欲其不责偿于下，此必无之事也。”这使我们明白：要谋织造一缺，光是下本钱就要几万两银子！那么“油水”有多大？可想而知。所以到曹家时代，士大夫们给他们家作有关的记序文章时，都忘不了提到明代的馀痛之深，寓规于颂；熊赐履就说，明代织造太监之祸害东南，简直就可以和宋朝朱勔“花石纲”之为厉三吴相比拟！这就是为何到清初撤罢织造太监时，竟使大诗人吴梅村为之作诗“志喜”的缘故了。
清代最初是改差户部员管理（以后十三衙门时期又曾一度恢复太监督造），据记载，那些部员也是以“钦差”自居，“睥睨督抚，奴隶州县，纵恣骄矜，寮吏因是多不法”。那情形，对江南人来说，是走了阎王，来了夜叉。可是后来到底真有些不同了，这不同就是换来了“蔼春云”的曹玺，“雄才倒峡，邃学淳渊”、“奇怀道韵”、“称神童”的曹寅，和“落笔为诗文，泠泠有爽气”的李煦。这批人来了，真使江南人士耳目一新，大为诧异。
他们做什么来呢？当然主要目的还是来剥削东南民力。据清代一位笔记家告诉我们：内库大缎皆金陵（南京）所织，因系供奉皇家，大江之中每年定时就自己浮来一只江豚，——原来织大缎染色时就要用这江豚的油来秘法调制，所以染出来格外出色。依我们看，这倒不是“天子圣神，百灵献瑞”的问题，正说明了那种“穷极纤巧”的考究奢侈的实况。只是，若谈到纺织工业，经济剥削，这些事就需由专家作论，而不是“丛话”所能“话”得了的了。
他们的第二重职务是政治使命。曹玺的“陛见，陈江南吏治极详”，曹寅、李煦的密折暗奏，举凡地方百务、官民动态、天时岁收，巨细无遗。这都是我们已然熟知的旧话，不必多赘。至于他们还负有“文化使命”这一层，谈者就似乎还不甚多。
上面说，封建统治者知道统治全国离开文化不行，那还是就他那批阅章奏一面而言；事情当然不是这样简单。统治者们也很明白，那时南方地区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明遗民，这些人强烈反抗异族新朝的问题，实在比汤若望的大炮、郑成功的义军，还要麻烦。因此他们就必须做些工作，来笼络那些文人学士、遗民父老，使之麻醉，不要去煽动人民起事。这工作谁能去做？怎样去做？这固然不是“带兵的”所能办，也绝不是那班肠肥脑满的贵人所胜任，必须是皇帝自己的亲信之人，又能沾点风雅之味，兼处于人文荟萃之乡、风物优美之区、财力雄足之地。——这自然非落到南京、苏、杭、两淮等地的织造、盐臣们的头上不可，由这些人以文酒流连，主持风雅，爱才好士的方式去进行，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从曹玺往下的曹家，就是这样一种局面的“产物”。
研究这方面的人说，明珠遣使包衣安图（书画大收藏家安岐的父亲）去做盐商，囊括巨资，交结士夫；明珠之子纳兰容若给徐乾学三十万银子，编《通志堂经解》，又广行延揽名士，殆亦有使之者。这话和我上面所述事态联系而看，从曹寅、纳兰等的相互关系而看，亦觉颇有道理。
不过，事情就是复杂的，事物发展演变的情形是辩证的。曹玺、曹寅等人，本是要去影响遗民文士，用以“潜销反侧”，可结果也被遗民文士影响了。曹寅和明遗民的特殊密切交往关系，曹寅这人的文学作品内容思想，将是我们以后的专篇话题，——也就是了解曹雪芹的一种重要参助。
至于在织造、盐政的优越条件的促进之下，怎样滋养生长起来了那一部分的清代文艺、学术和其他文化事业，这将更是一个绝大的、有意义的题目，那已不是“丛话”的范围，应该有专家好好地全面研究一下，写一部书，以惠学人。
六、弧骑剑槊
大约就是雪芹死后不久，转年的春夏之间，友人张宜泉作诗伤悼他，在“谢草池边晓露香，怀人不见泪成行”的情景之下，写出过两句话：琴裹坏囊声漠漠，剑横破匣影铓硭。雪芹这张裹于“坏囊”的琴，我们已经在王冈所绘的《幽篁图》（雪芹小像）里得到了证实（那张琴就摆在雪芹对面的一块石头上，旁有三件诗画卷轴陪伴着它），因此我说，在这一联诗句中，出句的琴既然不是为“配景”而平空撰造出来的，可见那下面落句的剑也就不会是为了“作诗”而“对对子”；雪芹生前，确实喜爱宝藏过一口长剑，习过剑术。——敦诚为酬答雪芹而作的《佩刀质酒歌》也曾说：“我有古剑尚在匣，一条秋水苍波凉；君才抑塞倘欲拔，不妨斫地歌王郎！”似乎也不无可供寻味消息、相互参证之处。
实际，曹寅、曹雪芹祖孙二人，在文学上，既同是大师巨匠，在“武学”上，也都很“有两下子”！曹寅的舅氏顾景星（赤方先生）说曹寅是：“弧骑剑槊，……悉造精诣。”固然顾老可能有“誉甥之癖”，但年高德劭的当代名流，说话也总不至过于支离的吧。
要说曹氏成名，是在文学；而其“起家”，实在与文无干，却系由武。——江宁的明代遗老方仲舒，不就说曹氏是“起家侍卫皇恩繁”吗？不过我这里所说的“起家”问题尚不限于侍卫一点，和方老先生的“皇恩繁”也没有多大交涉。不免另起一桩葛藤。
我们还没有忘记曹家的老祖宗曹世选吧？关于他，我前回曾说过：至于曹世选是凭什么本领被“留用”的，则不得而知。这是他当初被俘时候的一个问题。被俘为奴以后，就还有一个问题：不知他为他的满洲正白旗旗主，都是做些什么事情？服哪些劳役？
要谈到这样的问题，本来应该学习孔夫子的态度：“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不过我们若真是严格遵守圣人之训，那“丛话”就写不成了！倒是那位“善读书”、“读一句书、能识其正面背面”的朴学大师阎若璩说得“活动”些：“古人之事，应无不可考者；纵无正文，亦隐在书缝中，要须细心人一搜出耳。”我自己就时常想，谈曹家的事，完全寄希望于“文献”，即使还有待大力发掘，其结果也许总不能尽免于失望，不得已，向“书缝”上想想办法，有时或者不失为一种“权宜”之方。
清代精熟于八旗制度礼俗的一位内务府包衣旗籍的专家，告诉我们说：内府三旗人，分为佐领、管领两个系统，身份不尽相同：其管领下人，是满洲“发祥之初”的“家臣”（家奴），而佐领下人是当时所置兵弁，所谓“凡周之士，不显亦世”也；及后“鼎业日盛”，满蒙各部落归附日多，乃于“天命”建元的前二年，增设外八旗佐领，于是内三旗佐领下人，“亦与管领同为家臣”，这是两者日后合一的原由；不过，其本来的分别始终没有尽泯，因为“内廷供奉亲近差事，仍专用管领下人也”。
这一条掌故知识非常要紧。原来，曹雪芹的家世，本是佐领系统，而不是管领一类，——换言之，他家给满洲做“家臣”，原是“兵弁”形式的奴隶，而不是仆役形式的奴隶。
从《八旗通志》里看情况：曹雪芹家的人属于正白旗包衣第五、第四两参领。第五参领所属共有四个佐领、一个管领；其第三旗佐领，“亦系国初编立”，始以高国元管理，高故后，即以曹尔正管理，这就是雪芹的叔伯曾祖；尔正“缘事革退”，继之者为张士鉴、郑连，——郑连的官运和曹尔正差不多，也“缘事革退”，然后就由曹寅管理了。再说第四参领中，所属共有两个佐领、两个管领；其第二旗佐领，系康熙三十四年编立，初以马虎管理，中经更代数人，乃以护军参领曹寅管理——即兼任了佐领。
佐领官，满洲语叫作“牛录额真”，旧制每一佐领管理三百人，官阶四品，“为管辖旗籍人丁亲切之官，凡户婚、田产、谱系、俸饷之考稽，咸有所责。如汉人之于牧令焉”。这就是八旗编制中军政合一的特殊制度，而佐领是这制度的基本构成单位。但佐领一职在当初却极为尊重，由此而历显宦的最多，如大学士尹泰，以国子祭酒授锦州公中佐领，病免家居，旋于雍正元年起为内阁学士。可见佐领地位之重。佐领共分四种：勋旧佐领、世管佐领、互管佐领、公中佐领（参领之下、相当于佐领地位的单位，除管领之外，还有一种“分管”）；而在包衣牛录额真中，又有后改汉名为“旗鼓佐领”的。这“旗鼓”，本是明代兵制中的一个名词，满洲人继承沿用下来的。——曹家所隶属并管理的佐领，正是这种旗鼓佐领的两个公中佐领。
康熙年间的一位理学名家、著名的清官张伯行，说曹寅“至于佐领本旗”，是“简阅训练之有术”。曹寅虽然在康熙三十年已经做了侍卫，可是到三十六年也还要“从军”（须知做侍卫“扈驾”、“巡幸”等事是不得谓之为“从军”的）。曹寅是包衣护军参领兼佐领，这是在兵部官秩里的正五品武职（若是非包衣的护军参领，那就还要高一品）兼正四品的例子。曹颙也做了二等侍卫兼佐领（二者恰好都是正四品）。在《八旗满洲氏族通谱》里面载明的，曹雪芹家人还有两位：一个是“原任司库”的曹荃，是个“七品官耳”的小杂吏（司库一职各衙门多有，曹荃所任当是内务府广储司六库的司库）；一个是“现任州同”的曹天祐。唯此两人与武职无关，但也就和“内廷供奉亲近差事”的内管领更不相类了。
内务府的管领，隶属于会计司之下，正副各三十人。选宫女、挑乳保、尚膳尚茶及鹰鹞鹘狗各房的执事人、各厩圈厩丁，都是“三旗佐领”，和“内管领”不分，共同应选；至于宫中祭神、内廷供奉，那就必须是由“内管领率所属男妇敬谨从事”了，——而“内管领妻”也是执行太后、后妃等人吉凶诸礼中各种仪注的一位重要角色；馀若经理“官三仓”（米、盐、蜜腊）、监造醯醢、造办饼饵、车舆设库、器皿日用等事，也都限于内管领掌理；因为这都是皇帝一人一家的生活上的细琐而又要紧的事情，一出毛病，就会关系到他的“身家性命”，所以必须严格注意便利和安全，这就非用亲近的家奴系统的人不可，别的人，就“贴不上边”了。这就是所谓“内廷供奉亲近差事”的意义。曹家却显然不是“这号人”。
《浭阳曹氏族谱》有一则记载，说：“十二世讳邦字柱清，颖异为学，智虑过人；于崇祯二年，以各地荒乱，遂赴辽东避兵；因彼地原有族人引荐随本朝（按指清国）大兵出口，占籍正红旗，随征屡立奇功；顺治十年，授赤哈哈番。”这是皇太极天聪三年所发生的小小一件旧事，却不但借此可觇那时节明清的情势，部分民心的动向，不但说明他们曹家关内丰润一支和关外铁岭一支根本并未失去联络，也可看出九王多尔衮正白一系和大贝勒代善正红一系之间的某些关系，也可看出曹世选跟随九王，到此已经十馀年，已有了相当的地位，居然可以通过旗主向其他旗内引荐族人去当兵效力了。这似乎也可以透露，就连当日曹世选，也未必就是那种“免役”的管事家奴——如崇德二年皇太极对群臣所说的“朕包衣之子，皆非应役（指当兵）之人”的那一种，而颇有可能就是九王手下的一名兵弁。
由种种迹象看，曹家都不像是“内管领”的属下人，他们只当属于三旗佐领。他家和皇家的关系特别“亲近”起来，看来看去，到底还要算是从曹玺夫人做了康熙的乳保这件事开始的。
曹玺由于这一亲近关系，随即在康熙二年出任江宁织造。其时曹寅已然六岁，已是“就傅”之年。曹玺在南京，对造就儿子下了工夫，真是“温经课业，靡间寒暑”。由康熙六年曹寅十岁，到康熙十一年曹寅十五岁，这五六年对这孩子说来，实在是在学习文武两方面同时获得发展的一段重要期间。
曹寅十岁时，我们已然讲到过，他还在周亮工的“膝上”学习古文“句读”。——这“句读”，我们不要上了曹寅的当，以为他那时真的连文句还断不清，那是他自己在谦词罢了。事实上，才四五年后，他刚刚十五岁，就中了壬子科顺天乡试，成了韩菼（tan3）一榜的举人，和纳兰容若、王鸿绪等名流，都是同年，同出于蔡启傅、徐乾学之门。不同的人异口同声地说他“束发即以诗词经艺惊动长者，称神童”，“幼而岐嶷颖异，通经史，工诗文，虽老师宿儒，已叹为雄才之倒峡、而邃学之淳渊”，这显然并非全是文家夸张之词。——至于纳兰，次年就成了名进士，韩、王二位，且荣膺状头、榜眼之选，独有曹寅不见列名此榜，这事很怪！我以为，其间必另有缘故，因而他根本未能参加会试，而不是“秀才康了”之过。
曹寅何时由栎园膝上来到玄烨身旁？这我连“书缝”也还没找到。不过，我们知道他是从“舞象”之年就“人为近臣”的，那就是至少他在十五六岁，就已经选为侍卫，而在这之前，据说他还有给皇帝做“伴读”（这在明朝也正是太监“小伴当”的差事）一层经过，如果是那样，那就进京更早了。不管怎样，反正这时期在少年皇帝左右，正流行着一种风气；康熙鼓励他身边的一群满洲“小朋友们”练武摔跤，使枪弄棒。夫上有好之，下必甚焉；曹寅自己就曾供认：“少年十五十六时，关弓盘马百事隳。”可见那时期他们这种人家的子弟是多么格外地重武了。
提起这，恐怕不能忘掉当时朝廷之上，就还有一件大事，与此密切相关。
满洲贵族入关以后，正像曹雪芹在小说里所说的“蜂起”的“鼠盗”一模一样：“无非抢田夺地，民不聊生。”顺治元年十月初一日，福临“即皇帝位，仍建有天下之号曰大清，定鼎燕京，纪元顺治”，一面正在颁诏蠲赦，以解“小民”之“困苦”，可是一面就谕户部说：“我朝定都燕京，期于久远。凡近京各州县无主荒田，及前明皇亲、驸马、公侯伯、内监……无主庄田甚多；尔部清厘，……尽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满洲宗室、权要、八旗兵丁、各种爪牙人物，纷纷强占民田，“指手为边”，圈以标记，号为“圈地”；“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妻孥丑者（任田主）携去，（满人）欲留者，不敢携。”连祖坟也无例外地被圈入，子孙没法祭扫。
在这场大抢夺中，正白旗圈得通州、三河、玉田、丰润、永平、遵化等处之地。顺治四年，又来了一次大拨换——嫌原圈地太“薄”，以致“秋成歉收”，故而另换膏腴。据明文记载，仅此所谓拨换地，即达九十九万三千七百多垧（垧合亩，有六亩至十二亩等不同比例算法）！其实这拨换也者，当然又带来了另一场大抢夺、兼并。正白旗在这一次，又圈得宝坻、香河、滦州、乐亭等处之地。——曹寅所说的“予家受田，亦在宝坻之西”，大约就是这回事的结果了。
圈地之事，产业之争，和八旗内部政治矛盾结合起来，到康熙五年，酿成一件大案子。
原来康熙八岁登基，这位“冲龄践祚”的“幼主”，不过是个小傀儡，实际事权，却在四位辅政大臣手中——四大臣就是：鳌拜、遏必隆、索尼、苏克萨哈。鳌拜，又是四人中最掌实权的，党羽满朝，专擅凶横无比。其时朝政昏浊不堪，遏、索二人附和鳌拜，独苏克萨哈一人敢与之迕，于是两个人由姻亲变成仇敌。鳌，隶镶黄旗，是勋旧功臣；苏，属正白旗，是九王爷的旧人。这就是福临、多尔衮两系斗争的馀波所及、荡起的一痕水纹。
到康熙五年，圈地之事业已粗定，人地之间，二十来年刚得一些安生，鳌拜忽然硬要换地。这事本是因多尔衮在时，自己欲占永平府地，所以将原应由镶黄圈有的，给了正白旗，另划镶黄圈地范围于保定、河间、涿州等处：至此，鳌拜定要将两旗圈地互换回来。受命办理此事的大学士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都疏陈不便，说旗民交困，亟请停止。朱昌祚至言：“臣等履亩圈丈，将及一月，而两旗官丁，较量肥瘠，相持不决！”“至被圈夹空民地，百姓环恳失业，尤有不忍闻见者！”——这所谓不忍闻见的事，并非指汉民的悲愁啼诉，直到乾隆时代才透露出消息，是“几至酿成大事”——差点引起“变乱”来！却说当时鳌拜见此谏阻，不但不听，反而大怒，坐三人以“藐视上命，纷更妄奏”的罪名，要置之死地；康熙不允，可是鳌拜却矫旨将三人立绞，并籍没了家产，并以苏纳海的族人英俄尔岱为多尔衮私党，尽削其世职，以泄私忿。不但如此。鳌拜因苏克萨哈不同意他这些作为，抓了一个小“碴儿”，诬以二十四条大罪，要将苏氏与其长子内大臣查克旦皆凌迟处死，馀子六人、孙一人、侄二人，皆斩决，族人前锋统领白尔赫图、侍卫额尔，亦皆斩决。康熙明知冤枉，不允其请，鳌拜“攘臂上前（皇帝之前），强奏累日”，终于将苏处绞，馀亦竞如所议。
康熙这时已亲政二年了，深知鳌拜早有异志，渐难制伏，就假装贪耍，叫一群“哈哈珠子”（满语幼男，小童）每日在宫中练习“布库”（满语摔跤、相扑）为戏；鳌拜习见，只当孩童玩耍，不以为意；不料一日入宫奏事，十数小儿忽起而摔之于地，立即成擒，乃付外廷议罪。——卒以欺君擅权等罪三十款，免死籍没拘禁，弟侄伏诛，党羽立斩。此一案才算粗了。
因此，旧日史家都非常称赞十六岁的康熙心计手段，“神明天纵”，而野人之语，以为嗣后宫中每逢年节行宴，都还要演习布库，就是从此留下来的风俗礼节。
这事，发生在康熙八年，那时曹寅已十二岁，如已进京当差伴读，以正白旗满洲、嬷嬷兄弟的身份，正应该是这一伙布库英雄中的一员小将。即使他进京稍后，那也仍是正在这件大事的馀波（穷追党羽）之间，流风所被，就无怪乎他也“弧骑剑槊，悉造精诣”了。曹玺、曹寅的家教，就是“读书射猎，自无两妨”；曹寅自己少时，是“短衣缚裤，射虎饮獐，极手柔弓燥之乐”，身后，康熙爱惜、培养其子曹颙，也还是因为“在差使内务府包衣之子内，无一人及得他，……是有文武才的人，……朕甚期望”。所以，到曹雪芹这里，区区一把宝剑的问题，便不值得大惊小怪了。我们必须清楚，清代满洲的文豪，较之明代汉族文士完全别是一个类型，千万不要被传统印象中的什么“文弱书生”、“风流才子”、“白面郎君”之类给骗过去。——那就有点像清初的一位姑娘，听说新状元议婚，甘心愿嫁，及至合卺，才看到新郎是个又黑又麻、大腹彭亨的胡子先生——就是叫戏台上小生俊扮的状元给骗了。
闲话揭开。且说鳌拜一案，康熙已是宽大处理，不料到他儿子雍正夺得皇位，竟然“赐鳌拜祭葬，复一等公，世袭罔替”，定要翻他老子的旧案；而孙子乾隆上来时，又翻了儿子的案：说鳌拜之累累众恶，因雍正不尽明了，致邀“侥幸”，“所关犹小，而后之秉钧执政者，无复知所顾忌，将何以肃纲纪而杜佥邪乎”？（怪！他说着这话时就有和坤上来了！）乃又将一等公停袭，仍依康熙所断。
祖孙数辈，矛盾重重，反掌覆掌，为云为雨，当其事者，被牵连者，诚何以堪？——雪芹和他家几辈人，做了这些人的奴才，肚子里装满了无数的这样的“掌故”，（可惜不敢写出来以贻后人！）也目击身经了这些惊涛骇浪，而且时时被卷入涛浪中，随时有碎骨粉身、毁家灭族之险，在表面“威扬显赫”的内里，他家人也提够了心，吊够了胆，流尽了辛酸之泪！雪芹在闲来舞动他那柄长剑时，光色铓铓，正不知心中是何感慨，是何滋味？
【未完……本文较长，拟分为上中下三部分，此为第二部分】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