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影印本
摘要：一直以来，《金瓶梅》都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之一，而绣像评改本（崇祯本）的研究与词话本、张评本相比却一直处在一个不温不火的研究阶段，在小说评点研究史上出现相对较早而又比较重要的绣像本评点的研究者就更为稀少了，绣评研究虽不及词话本与张评本研究成果那样群星闪耀，但也有自己独特的成就、经验和教训。
关键词：金瓶梅；绣像本；崇祯本；评点；述评
《金瓶梅》是我国历史上优秀的世情小说，也是《红楼梦》这部以家庭为题材的旷世巨著的先驱者。自它问世以来，文人学者的研究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并产生了很多关于主题、版本、成书、作者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于词话本、张竹坡评本遍地开花的研究现状，《金》版本中的绣像本（学术界又称为崇祯本）研究却一直处在一个不温不火的阶段。而对小说评点研究史上出现较早而又有着重要艺术与文献价值的绣像本评点的关注度就更少了， 本文拟将自绣像本出现以来，尤其是20 世纪以来出现的有关绣像本评点的研究史和现状做一综述，以期引起学者们的重视，在绣像本评点的研究上继往开来，取得新的研究成果。
一、评点艺术特色研究
这一领域的研究可以分为3 个时段，第一是80 年代的早期研究， 主要注重评点艺术的整体关照和艺术手法的总结，代表人物有黄霖、浦安迪、王汝梅。第二是进入90 年代到21 世纪初期，学者们开始对绣评的小说理论和小说史意义进行探讨，并且引入西方文艺理论进行解析，体现出良好的理论提升势头，代表人物有齐鲁青、王辉斌、刘勇强、王书才。第三是21 世纪后5 年，以贺根民为代表的研究者承续刘勇强的比较研究思路和90 年代理论提升思路，继续将评点研究深入细化，取得了具备一定理论高度的成果。
黄霖在国内最早对崇评的艺术特色做出分析， 他在1981 年发表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评点>初探》[1]一文中首开论述， 将可以考察的视角都予以点出并加以了首创性的、深入评点文字的解读，因此这篇文章也成为了后续研究崇本评语的研究者必须参考的一篇论文。
首先，黄霖认为评点揭示了写实的意义。比如一再指出“非淫书也。”（九十九回评语），而认为是一部“世情书”：“但世情所有，便一笔刺之。”这就打破了当时不少文人对《金》的成见；另外，他以小说批评史的角度指出，“世情”概念的勃兴，是在崇评出现之后才有的现象。确定了崇评开创小说创作和批评的新领域的功绩；黄霖还指出，现实主义并不能只客观反映，还需要表明作者创作意图，他进一步指明，崇评十分强调作者所描画的统治阶级的腐朽和社会的罪恶，即“作书惩创之大意”。总之，评者充分肯定文本揭露黑暗、描写现实的意义无疑较当时时代的观点高出一筹， 并也为张竹坡批评奠定了思想基础；对于其中的淫话，崇评虽有着带有当时士人情趣的“媚甚”之类不乏欣赏的批点，但还是将这“淫”与“情”严格区分开来，强调西门庆的性关系均为罪恶的“淫”而加以鞭挞。
其次，评点十分重视小说艺术的真实性。赞赏《金》描写人、事、景等各方面都摆脱了传统的传奇写法而逼真生活。如“情景逼真”、“情事如画”之类的批语贯穿全书；至于如何才能逼真，评点者认为必须“入情”，即符合生活中的“必至之情”；而在如何入情的论述上，评点者也根据文本提出了“打从闲处入情”（第二回），即通过“家常口头语”和生活细节来描写人物。前者评点者认为能使人物生动，也对情节的发展过渡起着重要作用，并且它的魅力关键在于符合情理：“问答似闲，然情理凿凿，非俗笔可办。”与闲处入情有关联的，评点者还肯定了白描写法，而且，黄霖指出崇评者是较早对之进行赞赏的评点家，为后世评论家如张竹坡、闲斋老人、鲁迅等运用白描手法解读作品提供了学习参考的先例。
再次，在塑造人物形象上，黄霖指出崇评特别重视人物个性特点地分析， 如九十一回评价怪奴玉簪儿连用的数个怪字，可谓深入骨髓；更可贵的是，评者还注意到了同一类人物不同个性的特点，如五十一回写月娘、金莲、瓶儿、玉楼一起听经时的个人性格表现；评点还指出塑造人物要“妙得其情”，就必须恰当地把握每一个不同的人物在生活中此时此景的应有心情。总之，崇评对主要人物形象的分析都颇中肯，至今都不失参考价值。
最后， 黄霖认为崇评首先提出了被后世批评家广泛采用且发扬光大的“法”的概念。比如第十回提出的“绵里裹针”就是后来金圣叹所说的“绵针泥刺法”，另外黄霖还指出许多“法”的概念在此处进行初提，然后被后世一一细化，这里不一一列举；崇评者还将《金》与《史记》相提并论，并运用了“冷、热”观念来分析创作意图和人物形象，这在后来被张竹坡等批评家大加发挥，并运用到创作精神方面。
紧随其后的是浦安迪，他最初于1983 年发表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主办的《金瓶梅》国际研讨会上之《瑕中之瑜——论金瓶梅崇祯本的评注》[2]一文，在 1987 年被徐朔方收录在《金瓶梅西方论文集》中，该文是西方金学界第一篇也是分量极重的一篇崇评研究论文。此文与黄霖的研究颇有相似，而又有自己独特的新见，二文均可作为金学崇评研究早期的重要资料进行参考。
浦安迪首先针对的并非评语文本内部， 而是先就评语与版本的关系作出了界定， 这与黄霖一文首先从评改者问题的讨论切入体现了不同的思路。他认为因所有崇本均有评语，故评语应该是随着崇本版本的最初出现而存在的；而张竹坡评点更是直接、大量地采用了崇评的文本，只有少量少许的修正，许多评论甚至是完全相同的。如三十九回描述西门庆妻妾与来访尼姑的对话处的眉批。
其次，浦安迪才进入评点技巧的论述。其一，他认为很多评点涉及到某些结构形式和小说写作技巧， 评语所借助的其他领域的其他词汇， 更是成为了清代评论家们惯用的词汇，例如“伏”、“回照”等，并认为这些术语在揭示重要情节的丰富内容和点明作品伟大之处有着敏锐的眼力。这与黄霖所论之“法”是同一范畴，而浦安迪予以了最先的点明，而不似黄将之列于文末。他还以同样的方法赞赏评点所指出的小说内容相互照应、彼此贯通的高超写作技巧，如“前后脉络”的归纳；其二，承接上文线索，浦认为评点者对小说整体性的把握十分敏锐，特别是注意“冷热”意义的分析，这深刻地影响了张竹坡。在运用这一概念上，评点者常常指出各种由热到冷的暗示，如七十八回元宵节；另外评者对小说由热的极端转向冷的极端， 或者造成极冷和孤寂之处尤为感兴趣，如十六回瓶儿忽转冷。体现了评点者全局的小说架构意识，较之黄霖的议论冷热也更为详细。
第三，浦安迪指出，在涉及人物评点时，评点者大致坚持了区分正反面人物的评价，这与黄霖、王汝梅关于崇评在评点人物时坚持个体形象多样化的立论有别，可存一端。然而对某些人物又很模棱两可，比如，对吴月娘又褒又贬；评点又对貌似对立实则相似的人物进行了着重点评， 这主要体现在金莲和瓶儿的评论上， 例如在十三回就试图寻找二人相等的象征意义。
第四， 浦安迪认为崇本评点最早以相对严肃的视角来观察《金》，意味着与当时的全盘否定者与只做淫书看者不一样的巨大进步性。但是，他鲜明地指出，评点中关于主题的解释渗入了评者对文本的一些假设。这主要表现在：其一，他十分注重故事的禅理框架，如七十九回和一百回中他对“腰间剑”和孝哥出家的禅理联系；其二，他又对借佛教从事虚假迷信的活动表示出厌恶， 如七十三回对两个姑子的批注。另外，浦也指出，评者流露出的儒家伦理虽是只言片语，但就是这些只言片语和九十七回的论述，直接催生了张竹坡的《金瓶梅非淫书》专文。浦安迪在这里看到了黄霖未曾观察到的对宗教的顺从一面。
最后， 浦安迪探讨了评者对文本中露骨性描写所采取的不偏不倚的中庸态度，一方面，评者喜欢用讽刺语调来调侃这些描写与暗示，并对关键性的细节发表深刻见解，如鲜明地指出四十九回的胡僧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 这启发了张竹坡，却被现代研究者所忽略；有时候，这一讽刺语调变得又极其冷静， 如五十一回西门庆强与瓶儿在生理期交欢时，评点那冷峻的“病根”二字。另一方面，有时评者又对这一描写有着别样的内心冲突， 例如七十九回王六儿给西门庆送淫器包时，“虽明知其为送死之具， 使我当之亦不得不爱”的评价。他总结说：“评注者对小说各种狂乱的性欲主题的反应之决定性方面是他对鲜明的意象， 尤其是与上面讨论过的冷热等形态质量有关的某些意象极为敏感。”这句话的意思令人费解， 不过笔者推测应是组成冷热意象的具体物事左右了作者对性欲狂欢的态度， 以及对性爱描写的态度，浦安迪较之黄霖的研究态度也更为开放大胆，更能直书见解与感受，这应是黄霖所不足处。
黄霖受保守的时代和过时的阶级意识影响， 研究思路难免打上阶级分析论的烙印，即使如此，黄霖在当时的研究中仍然很好地冲破了传统思想藩篱地桎梏， 探讨了崇评各方面的艺术特色。但是若论深刻细致的话，后发的浦文却要在视野、思想层次和艺术见解上略胜一筹。但试看黄霖以后的研究，随着国内更为开放时代的到来，他的研究也大胆冲破了许多禁区，成为了当代金学研究的集大成者。
王汝梅在他的专著《金瓶梅探索》[3]的第四讲“评点家们的阐释”，“《金瓶梅》崇祯评点在小说史上占何地位”一节中较为言简意赅地论述了崇评的艺术特色与对前人的突破，充分肯定并发现了崇评的美学价值。
他首先对崇评进行了美学价值的定位， 认为其突破了传统观念，以新的视角欣赏、肯定《金》：认为它是一部世情书，而非淫书。这突出表现评点者将《金》与《史记》媲美；并能肯定性描写的艺术价值，将它和人物心理刻画、社会世情相联系。
其次他指出崇评对于主要人物的复杂性格都有着准确把握，尤其是对潘金莲，既同情欣赏她的诸多可爱之处，又强调她性格的多面复杂。
再次，王汝梅认为在评点人物的传神艺术时，评者运用了带有理论潜能的评语，表现了评点者的理性之光，如“德不胜色”、“针工匠斧”等。
最后，他还认为评点打破了重教化不重审美、重史实不重真趣、重情节不重现实的传统，显示出了新的审美视角，并认为这表现了近代美学的追求。他还指出崇评在小说由英雄传奇向世情小说蜕变的转型时期，在“童心”、“性灵”、“真趣”、“自然” 的审美新意识的启迪下进行了开拓性的评点。
自王汝梅的研究以后，进入90 年代的崇评艺术特色分析开始多元化， 很多研究者更为细致地探寻崇评的艺术魅力、评点史价值，并积极引入西方文艺理论的思路，开拓了研究的新视野。这一方面的研究者有齐鲁青、刘勇强、王辉斌、王书才。
齐鲁青的研究具体探讨了崇本评点在思想内容、人物形象评点和小说理论上承前启后的作用， 并认为崇评是介于序跋原始批评与张评、文评等高峰评点之间的过渡桥梁。
文章首先指出了崇评的随感性， 但认为这并不影响评点者寄寓深厚的思想和美学价值。她认为崇评点思想艺术特色主要在于：一、承接了序跋评点“寄意于时俗”与为“秽”辩的思路；二、承接了对小说艺术美“穷极境象，駴意快心”的认识线索。这形象地体现在鲜明展现人物“神韵”的人物评点中。
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注意到了评点对潘金莲人物美学价值的挖掘和凸显， 这一研究的深入在崇评研究中尚属首次。齐鲁青认为崇评对潘金莲的评点有如下几点价值：一、首先破除了道德藩篱，对潘进行美学的、艺术的评论；二、没有光盯着淫事，而是将潘作为个性鲜明的世俗女子看待，从其语言和行为中透视她的心灵情感，领略小说的艺术魅力。比如，评点喜用“媚”来突出潘的容貌举止；透过语言来体察她内在的机敏心性与对食色界的旺盛欲求、精神界的奇呆妒胆，并体察到她的语言随着心情的变化而变化，如李瓶儿生子前的“讥刺无一字不韵趣动矣”，生子后却“强口硬舌”起来。三、对潘进行了内在的道德审视，指出其“于财色无所不爱”； 并且在很多行为和语言上显出一种幼稚的孩子气，缺乏深谋远虑。如评点认为“阴毒人必不以口嘴伤人……吾故辨其蓄猫害官哥为未必然也”。
她还认为崇评对潘的把握是其人物评点的典型， 当然在其他人物上，崇本的把握也颇能一针见血。但是齐也指出崇评对性格形成的原因尤其是心理机制分探讨较少， 并进一步认为这是古代小说评点的通病。除此之外，她尚对崇评的人物评点做了总结，认为评点特别注重人物的神韵，并将之作为人物塑造成功与否的标志； 在人际关系的动态变化中分析人物性格，通过比较来观察性格特异之处；善于通过语言、行动、细节，透视人物心理活动，内心面貌。
在小说理论发展上，文章也分析了评点者认为的“俗中有美”与肯定《金》语言的市井化与口语化特色。指出前者虽有从题材角度评论小说世俗化趋势的先河，但未能深入；后者的亮点在于对方言的赞许。
综观齐文，文章整体对崇评的“中间”地位的定位十分明显，探讨中十分注意崇评承前启后作用的开掘，对其优缺点都进行了较细密的评价， 特别是考察了崇评对潘金莲首创性的艺术分析，很有参考价值[4]。
刘勇强的研究将崇评与张评进行了接受视野上的对比。分别从期待视野、能动作用、整体观照三个大点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探讨。
首先在接受视野上，刘勇强认为比起劝惩，崇评更注重那些格调不高的描写，表现出欣赏和嘉许的情调。崇评者在第4 回评点就表明了他的关注点：“写情处，读者魂飞。”所以， 不少评语中可以见出评者和书中角色的情绪是非常合拍的。最典型之处就是在第2 回评语中将潘金莲连连称为“妙人”，对武松那样的“正人君子”连连嘲讽。刘勇强认为这种思想和明末反对伪道学思潮有一定联系， 崇评者所取的是一种对符合自己思想情趣描写的认同。张评则反其道而行之，大书特书寓意性与劝诫意义的期待视野，并不单单从理论和维护世道人心出发， 而是根据个人对生活的独特体验去观照作品对现实社会的把握。刘甚至认为，张评在小说批评史上的贡献也就在于此。
其次，在评点对文本的能动作用上，刘勇强指出崇评明显地受到文本的制约， 如第一回中依据文本赞扬吴月娘崇评者批道“如此贤妇，世上有几”，而当十九回月娘叫敬济进内闱吃饭时，又批道“处处是月娘作俑”，可见观点随文本看法的起伏很大。而张评却能一直主张“不被作者瞒过”，透过表面把握作品底蕴， 刘认为他对吴月娘的评点虽然不乏封建色彩，但总体上既能根据文本、又能从生活出发体会人物性格、行为的社会原因，如第一回回评联系现实说明吴作为继室的无奈；又能体会在西门庆“上梁不正”的情况下，“下梁”月娘即便依顺，又如何能为善？ 这些看法，笔者认为都是刘文考察的精湛入微之处。
再次，从整体关照层面，刘勇强认为崇评更注重眉批与夹批，在值得注意的地方提出自己的会心之见，体现着早期的评点趋势。而张评更注重整体点评， 不仅有着丰富的回评，更有着专章论述，张评更注重读者将《金》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不可零星看”，“一起看来，方知作者起伏层次”，特别是对性描写，认为其是文章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可一概否决忽略：“《金瓶梅》说淫话，只是金莲与王六儿处多，其次则瓶儿，他如月娘，玉楼只一见，而春梅则惟点染处描写之。”刘勇强指出这与崇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且趣味有失雅正相比，是一种进步。此一细微思路十分值得展开研究。
最后，刘勇强高屋建瓴般地指出，在《金》的接受史上，崇评是以作品为本位的，缺少必要的审美距离，激情有余而分析不足，却代表了第一代读者的眼光。张评是以读者为本位的，表现了发掘作品潜在意义的冷静，有时不免有些固执己见。刘勇强的理论提升更能发现两种评点的理论贡献，是近年来深入而有着层次的研究， 并初步体现了评点比较研究的思路[5]。
王辉斌则主要论证的是张评对崇评的继承与发展。
首先，王辉斌认为二者在认识《金》的思想上有着共识，例如九十九回崇评和《读法·五十三》都赞同非淫书说；第一回和五十二回崇评、《竹坡闲话》中都认为《金》为“炎凉书”、“世情书”，并都认为此是为世人说法而作。但张评在崇评的基础上有着发展，如张评不仅不认为《金》是淫书，而且还在《读法·五十三》中将之提升到史记同等的地位；而“独罪财色”的泄愤说也是他在崇评基础上的新见；与崇评注重从鞭挞西门庆的角度来批判丑恶社会相比， 张评更注重小说对财的批判，并认为这才是主题；并且他还以专文探讨了“苦孝说”。笔者认为，张评对崇评的发展不应只在这些方面，而这些方面中如“苦孝说”也算不上发展，只是张评对作品主题刻意地求新而已。
其次，王辉斌认为崇评开创了小说批评中的“冷热”情节解读， 并将它解读为小说创作技法与有关情节的发展与转换。并指出在十二回和五十二回等回中有着“冷帮热射”、“故不论事之大小冷热”等自觉地运用“冷热”加以评点的字眼；在十二、十六、七十八回中也有着通过“热”暗示“冷”之将至，用“冷”展示“热”的发展等的评点。而张评更是明确的在《竹坡闲话》中首次对冷热概念进行了解释：“富贵，热也，热则无不真。贫贱，冷也，冷则无不假。”将“冷、热、真、假”关联起来，较之崇评，认识更深一层。此外他还有专文《冷热金针》《读法·八十三》《读法·八十七》对冷热的情节结构、艺术魅力进行讨论。笔者认为，本篇文章的点睛之处即对于“冷热”概念发展的梳理。
最后，在艺术手法上，崇评首先肯定了文本中白描手法的运用，而张评加以继续深化，如六十二回崇评提到的白描技巧，张评就在《读法·六十四》：“子弟能看其白描处，必能作出异样省力巧妙文字出来。”还有多处评点中予以提出和解读，而且更具多角度和深层次。笔者认为这也是该文慧眼独具的部分[6]。
而王书才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崇评的道德价值和美学价值双重属性，并认为在美学价值属性中，评点者还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与黄霖、浦安迪、王汝梅的研究有着共通之处。
道德属性层面，王书才认为明末清初知识界，顾炎武的道德评判影响了小说界的评点。如崇评对王婆等诸小人、潘金莲为典型的恶毒淫妇即进行了激烈地口诛笔伐， 宣扬了弃恶从善的美好心愿； 尤其对潘的小人本质有着细致的点评，如“试看金莲入门与月娘先亲后疏，瓶儿入门与月娘先忤而后合，即此可见君子小人之道，不可不慎”；对西门庆，王书才则认为评点不仅见出了他个人品格的低劣， 并能涉及整个官场、士大夫阶层的黑暗，如“大庭广众之下寡廉丧耻者多矣”。
美学属性方面，王书才指出评点不仅对主人公，对偶尔出现或提到的人物，于其白描手法的妙处，也能以简洁的二三字导出作者的设计用心；此外，王还指出评点者对与潘金莲存在着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从社会道德规范的角度，对潘的毒杀亲夫、为满足情欲不择手段、无恶不作的行为给予了严厉的谴责。同时在潜意识中对她富有青春气息和生活情趣的突出个性，其风流多情、娇媚可爱、伶俐聪明又情不自禁地陶醉留恋。如“金莲撒娇弄痴，事事俱堪入画，每阅一过，这令人销魂半晌”的点评。他进一步认为，评点者的偏爱甚至达到了爱屋及乌的程度，如在武松杀死潘后，评点者批道：“读至此，不忍生悲，不敢称快。”而对西门庆在李瓶儿死前的真情流露，评点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因此王得出结论，即使人物在道德上有着明显的瑕疵和恶德， 当偶有真情流露、善端萌发时，评点者也是会加以肯定的。
全文犹有意义的部分是关于美学价值的讨论， 其关于人物白描手法的细处考察和评点文字流露出的评点者的矛盾心态， 有助于研究者更深入地认识较少受到关注的崇本评点。并且他也是继齐鲁青之后又一关注到崇评对潘金莲偏爱的研究者[7]。
21 世纪的学者中， 贺根民最能以小说史和小说理论的角度由宏观理论到微观评语， 再由微观体现出宏观的研究思路。其研究也具有极强的小说美学理论深度。
他首先将崇祯本的人物评点作为《金》人物评点历史上的3 个阶段加以考察，他指出，崇本评点注重人物个性特点的分析，特别举出十六回回批中的例子“舍金莲无此口角”来指出评点将其视为世俗女性的典型；另外还指出，对主要人物的定位， 评点者往往通过人物自身言行表现透视人物性格；对同一类型人物，评点者也能体现他们的各具个性，同样举例五十一回回批为证：“金莲之动、玉楼之静、月娘之憎、瓶儿之随，人各一心，心各一口……”并且能挖掘到同一人物的性格变化， 如文中回评举例， 从二十回的评玉楼的“胆小”到二十五回的“无心”，再到七十五回“玉楼金莲素称莫逆，一到此际，含酸带刺，有无限低徊。可见利害一切于己，交情知爱又落第二义矣。”此外，贺根民还指出评点者能恰当把握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而且能通过人物形象的对比和群像的审美观察发掘人物的神韵， 提出这对张评有开创性的作用。贺的研究深入细致，尤其能把握崇本评点的理论价值，这有利于崇本在小说批评史上的价值定位[8]。
除此之外，贺根民尚有从评点的宏观角度，即从崇评、张竹坡评点、文龙评点来综合归纳《金》评点的情节技法，彰显了一定的比较研究的思路， 但他归纳的主要是三者相同之处的不同表述，而没有深入比较三者的不同点。然而，他却给后来研究者进行评点比较研究提供了切入的研究思路。
首先， 他指出三者都意识并论述了小说情节“千里一脉”的有机性。并在崇评、张评、文评处分别表现为注意前后关联、千百人合成一传、揣摩作者意图以把握情节设置3 个方面的认同。在崇评的论述上，贺列举了十五回西门庆妻妾观灯的批语“不说金莲席散，便叙西门庆，此文家勾合之妙”来证明崇祯本所关注和解读出的情节内在关联； 并又列举了二十一回崇评对孙雪娥簪子的议论：“只一银子轻重，不知多少波澜，奇思妙笔”来说明崇评往往突出簪子、绣鞋、胡琴等物象所起到的物事线索的作用。
其次，他还认为评点者注意到了“起伏顿挫”的情节演进的节奏感。中国古典小说素有追求情节节奏感的传统，叙事的缓急、闲忙、冷热往往是情节节奏艺术的重要表现。不仅崇评处处点出，张评也认为闲中带忙、忙中带闲即是冷热信息的金针之一， 理清文字的缓急闲忙即是把握情节节奏的奥秘； 文评则认为文笔的曲直调节也是一类富有节奏感的叙事艺术。贺举出崇评在二十四“敬济元夜戏娇姿”、二十七回“醉闹葡萄架”、四十八回苗青案发、七十二回金莲殴打如意儿4 段情节中的点评，来说明崇评所注意到的“愈忙愈闲”的文心之妙。
最后， 贺根民认为3 评者都注意并解读了文本情节迭用处理中的“特特不犯”。崇评认为在相似的情节中出新求变，成为《金》评点者孜孜以求挖掘小说文本艺术的一个重要切入点。贺根民在此引用浦安迪的论点，浦安迪认为情节迭用反映的是深思熟虑的构思， 试图通过互相映照的手法烘托出种种意蕴，形成深刻的反讽层面。接着贺根民引出崇本第四回和第十八回西门庆和陈敬济勾挑潘金莲的“又是一种勾挑”、二十三回中潘金莲与宋蕙莲“三步一溜烟天壤矣”的“特犯不犯”的批语做出说明。张评和文评则将之解读为“遥对章法”和“追一层落笔”、“加一层着墨”[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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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徐朔方.金瓶梅西方论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97-315.
〔3〕王汝梅.金瓶梅探索[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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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勇强.《金瓶梅》文本与接受分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4）：68-76.
〔6〕〔15〕王辉斌.《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考论———小说批评研究之六[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20（4）：39-46.
〔7〕王书才.略论崇祯本《金瓶梅》的评点特色[J].青海师专学报（教育科学），2005，（3）：36-38.
〔8〕贺根民.试论《金瓶梅》人物批评的三个阶段[J].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63-66.
〔9〕贺根民.《金瓶梅》评点的情节技法[J].邯郸学院学报，2010，20（4）：105-109.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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