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理论认为，任何信息，包括文学作品，只有经过传播，被受众接受之后，才算是最后实现了信息的价值。事实上，如果没有传播和接受这两个环节，就不能完整地、动态地理解一部文学作品的真实存在。而传播过程所包括的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和传播效果这五大要素中，传播者处于传播链条上的第一环节，是所有传播活动的发起人，也是传播内容的发出者。因此，传播者不仅决定着传播活动的存在与发展，而且决定着传播内容的质量与数量、流量与流向，从而在更深层次上决定着文本对人类社会的作用与影响。传播者的概念范畴相对繁杂，因为在现代社会中，传播者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体。
现代传播学理论将传播者进行层级结构分析，形成了小、中、大三个分析层次：（1）个人层面的传播者；（2）组织层面的传播者；（3）社会层面的传播者。以下从三个层面分析入手，对二十世纪《金瓶梅》的传播历程作一考察。个人层面的传播者是一种微观的分析，在这一层面，传播者主要包括读者、研究者、改编者。对“久干例禁”的《金瓶梅》而言，读者层面由于文本的特殊性而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与其他名著相比较而言，难以形成微观系统的个体传播，大多呈现出秘藏偷看的传播状态，读者层面的接受也因之表现为对故事梗概的粗略了解和对性描写部分的集中关注，何香久先生曾以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过分析，在此不再赘述，只对研究者和改编者进行探讨。研究者是个人层面传播的主力，在《金瓶梅》屡次遭受刊禁和限制发行的时候，研究者却可以享受阅读与接触的特权。《金瓶梅》的研究者在传播学意义上具有以下两个特征：一是理性化，由于具有较高的学术理论和知识素养，研究者们在进行传播时会对作品进行独到的分析与研讨，将含义模糊取向多维的作品内涵赋予学术规范和理性色彩。《金瓶梅》的作者、版本、成书、美学价值、思想内涵与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以及经济、政治、文化、哲学、民俗、宗教、语言、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等诸多方面都经过研究者卓有成效的探索而都有专著和论文问世。“据初步统计，80和90年代共发表《金瓶梅》研究论文和有关文章900 余篇，与《水浒传》相埒，超过《三国志演义》，特别是1988年至1993 年发表文章数量超过《水浒》和《三国》的总和。在这期间出版的专门著述也有数十部，在中国古代小说中仅次于《红楼梦》研究著作的数量。”[1]二是动态化，研究者随着新的资料文献的发现而不断更新修正自己的观点，如1932年，文有堂太原分号河北申县书商张修德在山西介休收购到了一部明万历丁巳刻本《新刻金瓶梅词话》，词话本的发现正值五四时期扬俗抑雅的文学运动兴起，因此一些研究者便更新了研究视角，转换了研究思维，施蛰存就称“旧本未尝不好，只是与词话一比，便觉得处处都是粗枝大叶，抵不过《词话》之雕镂入骨也……若再翻看旧本《金瓶梅》，便觉得有点像雾里看花了。何也？鄙俚之处，改得文雅；拖沓之处，改得简净，反而把好处改掉了也。”[2]再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嘉庆五年（1800年）重修的《彭城张氏族谱》在铜山县汉王镇被发现，它为重新认识、研究张竹坡提供了合理的依据和有力的佐证。1987年吴敢所著《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年谱》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填补了这片研究空白。尽管研究者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强烈的责任感，但《金瓶梅》仍有许多问题未达到共识，如作者、版本、成书年代及美学价值和文学内涵等，这都有待《金瓶梅》的传播者进行灵活而开放的动态研究。除了研究者，改编者也是《金瓶梅》的一个重要传播者，主要包括作家、剧作家、导演、演员等，他们的任务是对作品进行再加工创作，或借题发挥，或反弹琵琶。但作为传播者而言，他们也具有着双重特征：一是个性化，改编者在传播过程中必然对作品文本进行艺术加工，在尊重作品原貌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身的潜能和创造力，使之既具有了社会时代气息，又带有了个人感性色彩。《金瓶梅》中的潘金莲形象及相关故事情节一直就是改编的热点，从1927年欧阳予倩先生创作戏剧《潘金莲》起，为之“翻案”的现代改编作品层出不穷。
素有“文妖”之称的香港才女李碧华，根据《金瓶梅》创作的小说《潘金莲之前世今生》可谓独具一格、别出心裁，她亲自编剧，再将小说结尾部分进行修改，由罗卓瑶导演搬上银幕。影片讲述当初潘金莲来到地府转世，为讨回武松对她的情债，将孟婆递给她的第三杯茶摔在地上后投胎。潘金莲转世为一个孤儿单玉莲，从小就隐约记得前世的遭遇，而张大户、武大郎、武松、西门庆、吴月娘、李瓶儿、庞春梅、李桂姐也都转世。剧本在原作与改编中相互转化，反复用《金瓶梅》的故事情节来投射单玉莲的人生命运。但最终的故事结局却彰显了改编者的独到之处，由武松转世的武龙杀死了单玉莲的情夫西门，并向她求爱，单玉莲不知所措，无意中用车将武龙撞死。片末，单玉莲抱着武龙尸首坐在高速行驶的汽车内，撞向大树，车毁人亡。这个结局表达了改编者对情感的执着追求，更多的是融入个人对于原著的理解和对人生的思考，揭示出了现代人复杂丰富的心灵世界。二是复杂化，由于不同的改编者具有各异的改编水平和文化素质，在改编者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良莠不齐的现象，有优秀作家的天才创作，也有水平一般的写手的照抄模写，还有低劣改编者借机传播黄色信息并牟取暴利，比如互联网上的传播，偏重于低级娱乐、色情描写和粗俗言语，已将原著改得面目全非，使《金瓶梅》的传播难见其真正的艺术价值和社会意义。个人层面的传播者具有相当的自由，但缺乏组织性，其本身有时实际上又是受众对象，在传播角色的扮演过程中转换不定。虽然他们以其本身的自由灵活性、机动性，对于《金瓶梅》的传播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这仅仅限于微观的层面，多表现为个人的行为。组织层面的传播者，较之个人传播者而言，是一个扩大的研究范畴，出版机构、研究机构属于这一层面的传播者，他们也各自具有自身的特性。出版机构作为组织层面传播者的明显特征便是“守门人”现象的存在。“守门人”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传播学奠基人之一的库尔特·卢因提出来的。所谓“守门人”，是旨在传播过程中可以决定什么性质的信息可以被传播多少以及怎样传播的人或机构。[3]对于《金瓶梅》而言，其出版机构中的“守门人”虽然也具有个人因素，但所起的作用却是相当有限的，整个“守门”的传播行为总体上是传播组织的立场和方针的体现。这表现在：第一，《金瓶梅》的“守门人”是依据自身出版机构的上级批准、经营目标和方针政策来进行信息的收集鉴别、择优汰劣、加工改造、整理提高、组合编次和规范定型，尤其是对《金瓶梅》中的性描写信息的处理更是集体反复商讨而非个人一己之见的结果，如1985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戴鸿森先生校点的《金瓶梅词话》的删节。第二，“守门人” 巨大的追加性劳动量必须依附于组织机构的协同与分工，《金瓶梅》版本众多，信息源可谓丰富而驳杂，而其“守门人”所进行的一系列选择、舍弃、修改、转换、发挥等追加劳动，注定费力耗时，劳动对象既有内容方面的，如政治的（是否反动等）、道德的（是否淫秽等）、法律的（是否违法）、技术的（是否有错误，包括错字、语法、引文等）等；也有形式方面的，如页面大小是否符合标准、编排次序是否恰当、外表载体是否美观等，因此协同组织与分工合作是必然的趋势。1989年，齐鲁书社出版崇祯本足本《金瓶梅》就是编辑深度参与整理，加入点校者队伍的典型例子。第三，出版机构还要考虑是否可以获得商业效益，并且在此基础上与社会公益性对比权衡，这也是超越个人因素的“守门”行为，因此，只有当“守门人”依附于组织层面时才能达到并实现现代出版机构的效率与业绩。1987年，齐鲁书社出版《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将其与其他三种批评本的《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整体作为“明代四大奇书”包装，精心设计，整体营销，市场表现良好。所以，《金瓶梅》的“守门”行为是集体化和组织化的传播行为，这是二十世纪传播扩大化和现代化的整体规律，也是《金瓶梅》传播必须契合这一规律的要求。不仅在出版机构上体现出《金瓶梅》组织传播的特性，研究机构也是组织层面传播者的典型代表。《金瓶梅》的研究者具有群体广泛性，有高校教授、资深学者，也有科研机构和出版界的专家，还有一般知识分子和各级机关的公务员以及企业管理人员。这个群体的广泛性是由《金瓶梅》独特的社会价值和文学史地位所决定的，因为《金瓶梅》提供的多侧面、多角度、多方位研究途径，为研究群体展开了一个无比广阔的研究空间。但长期以来由于研究者的群众性及其所在地域的广泛性，导致《金瓶梅》的传播研究缺乏组织的规范和整体的统筹，研究成果主要靠专门研究人员的个人努力取得，而且还容易出现重复研究和个人误读等现象，群体研究的实力无法得到真正体现，也难以形成统一的学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老一辈学者的带领下，许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及不少地区都逐渐形成了研究《金瓶梅》的机构群体，并且机构之间相互交流沟通，开始出现了《金瓶梅》的研究热潮。“1982年6月，香港著名学者魏子云所著《金瓶梅审探》一书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董庆萱在为此书所作的序中称继‘红学’之后，‘金学’也逐渐热闹起来。”[4]此后，“金学”之称遂广泛流行开来并被学界所认可和接受，“金学”同人也齐心协力开始筹划召开全国性的学术会议，1985 年和1986 年在江苏徐州召开了第一届和第二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1988年在扬州召开了第三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经过这三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的成功组织和召开，大陆的《金瓶梅》研究群体逐步统一了思想认识，确立了成立学术研究机构和国际合作的发展战略。
1989 年在江苏徐州召开了第一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同时以刘辉、吴敢、王汝梅、黄霖、周钧韬、张远芬、卜键、及巨涛等为骨干的中国《金瓶梅》学会成立。从此形成了大陆与香港、台湾三位一体的研究同盟，也开始出现了国际学者阶段性会晤交流的崭新局面。此后，在《金瓶梅》学会的组织和筹划下，1990年在山东临清召开了第四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1991 年在吉林大学召开了第五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1993 年在浙江宁波召开了第六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召开国内会议的同时，中国研究者与国际《金瓶梅》专家举行了三次大型的国际交流学术活动，即1992 年在山东枣庄召开的第二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1997 年在山西大同召开的第三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2000 年在山东五莲召开的第四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有力地促进了“金学”研究的全面拓展和高度繁荣。此外，中国《金瓶梅》学会与国外的许多科研机构和专家学者建立了长期的联系，不断地进行其他形式的学术交流，对《金瓶梅》研究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吴敢先生在回顾20世纪《金瓶梅》研究时对于《金瓶梅》学术研讨会有这样的评价：“用定期召开会议的方式，对‘金学’进行阶段性总结和启导， 是一种行之有效地推进学术的方式。中国金瓶梅学会责无旁贷地担起了这一历史的重任。这一阶段几乎每年都出版有十部以上的“金学”专著， 1990—1992 年每年出版的“金学”专著竟有20部之多。这一阶段每年发表的论文也都在100篇左右。此间累计出版“金学”专著约为120部， 发表“金学”论文1000余篇。中国《金瓶梅》学会的会员已有200余人，全国发表有《金瓶梅》研究成果的研究者约为500人之众。”[5]《金瓶梅》研究机构充分体现了作为传播者的组织层面的主观能动性和团体协作性，与出版机构的传播组织化一样，属于一种传播的集体行为，在这种行为之上，还存在着更为广阔的社会制度与时代背景等宏观因素。作为宏观视角下的传播研究，主要外现为政治制度、文化政策、公众舆论等，约定俗成地确定了传播规范或者传播范式。从政治制度上来看，中国在二十世纪经历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各种政治制度的嬗变决定了《金瓶梅》传播状态的变异。中国政治制度形态存在着自身的特性：从社会制度发展的链条上看是“长期传统的封建社会—受到列强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民主主义社会—逐步走向富强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频繁的社会转型带来的后果是一方面推动国家进步、民族强大，但另外一方面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传播秩序与传播规范随着制度的震荡而混乱。因此文学作品的传播在这一矛盾趋势下，不断彰显自身的价值与内涵，同时也不断受到阻碍与削弱。《金瓶梅》在二十世纪的传播过程中，版本芜杂，真假混淆，其最深层的原因便是社会制度的变迁。然而直接影响到《金瓶梅》传播的主要社会因素却是文化政策和公众舆论。官方介入《金瓶梅》的传播，一直就是《金瓶梅》传播的一个重要特征，二十世纪之前，《金瓶梅》被目为“诲淫之作”而“久干例禁”，尤其是清乾隆、嘉庆以降，《金瓶梅》的版本在书坊间刊刻极为隐秘，而当局为了防止其流布，采取了一系列软硬兼施的文化政策，如杖责流徙造作刊印者，严加治罪禁查不力的官员，以成本价收购坊间所藏的书版刻本，或者号召书坊经营者自行销毁。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政府对待《金瓶梅》的文化政策有所改变，更加鲜明地体现出了时代的特点。首先就是控制性。国家政府通过规定大众传播体制，制定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来保障传播活动为国家制度、意识形态以及各种国家目标的实现而服务。由于书中的性描写内容对社会容易造成不良影响，所以《金瓶梅》一直属于历届政府限制和禁止的范围。可是政府的控制行为却往往受限于国家社会的特殊状况而转向，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民族矛盾开始激化并逐步成为社会主要矛盾时，上海曾经印刷出版了三个版本的《金瓶梅词话》，均被出版商作了删节，不过当时的执政者和租界当局都没有对它的出版给予明令禁止。这三部删节本恰逢时机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了政府的传播要求和政策规定，因此二十世纪执政者的控制导致《金瓶梅》传播形式的流变和演进，体现出了传播的扩大与时代的进步。其次是权威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金瓶梅》同样遭到禁止，只有极少数从事研究的学者和国家高级干部才允许阅读，传播范围极小。但在1957年，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毛泽东说：“《金瓶梅》可供参考，就是书中污辱妇女的情节不好，各省委书记可以看看。”在政府决策层的权威论断指导下，后又经文化部、中宣部等政府部门的同意，《金瓶梅》获得了内部范围的发行和传播。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牌“文学古籍刊行社”的名义，按1933年10月“北京古佚小说刊印会”集资影印的《新刻金瓶梅词话》重新影印了两千部，“发行对象是各省省委书记、副书记，以及统一级别的各部正副部长以及专门研究人员，所有购书者均登记在册，并且编了号码。”[6]这种官方的权威性，对于《金瓶梅》的传播作了内部传播的规定。最后是政治性。不同政府传播文化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其政治统治和阶级利益，因此传播过程中的政治性往往表现得最为明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阶级斗争的思维模式将敌我关系界定得泾渭分明，阶级斗争逐步成为制定政策的主要依据。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一次谈话中，将《金瓶梅》与《东周列国志》加以对比，他说后者“只写了上层建筑方面复杂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的经济基础”[7]。在1961年12月2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各大军区第一书记会议上，他又说：“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都看一看，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的历史。暴露了封建政治，暴露了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仔细。”[8]《金瓶梅》正是借助了这种强大的政治性得到了官方的认可，由于当时社会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性，《金瓶梅》被作为服务建构国家意识形态的读本得到了内部范围传播。虽然《金瓶梅》在这一时期发行量极小，但我们不能因此而认为《金瓶梅》就停止了传播——事实上，得到政府官方的许可评价和授权发行，对《金瓶梅》来说虽然不是量的增加，却是一种质的提升。相对于政府的文化政策，公众舆论角度则更多地带有民间色彩，而这种民间意义上的公众舆论，既不是个人意见的堆积，也不是通过集体层面公开讨论形成的结论，而是在继承了传统与顺应了时代的双重条件下所达到宏观评判机制。
一方面具有自由性，公众舆论远离国家和政府的控制范围，拥有较为自由的传播环境，因此，《金瓶梅》在公众舆论层面无论是以正面角色得到认可还是以负面角色的身份遭到批判，都摆脱了各种官方的束缚具有相当的自由性。另一方面具有分歧性，黑格尔曾说过：“在公众舆论中，真理和无穷的谬误直接混杂在一起，所以决不能把它们任何一个看作的确认真的东西。”[9]所以在对待《金瓶梅》传播这个敏感而复杂的行为时，公众舆论难以达到真正的统一，更难以形成富有成效的指导性意见，因此更多的是需要政府文化政策的引导。综上，《金瓶梅》在二十世纪的传播中，传播者的不同层次决定了《金瓶梅》文本的影响效果。因其本身的特殊标签，《金瓶梅》在获得了不同层面的关注的同时，也获得新的生命力，体现了古代文学作品在现代的传播规律，凸显了其自身存在的文学艺术价值，而这种价值会随着不同的传播者的推动，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奠定了这部“第一奇书”的不朽的文学地位。[1]李时人：《二十世纪金瓶梅研究的回顾》，载《零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4期。
[2]施蛰存：《金瓶梅词话跋》，见朱一玄编《金瓶梅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3页。
[3]邵培仁：《传播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89页。
[4]梅新林、葛永海：《<金瓶梅>研究百年回顾》，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
[5]吴敢：《20世纪<金瓶梅>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载《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6]何香久：《〈金瓶梅〉传播史话——一部奇书在全世界的奇遇》，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238页。
[7]孟进厚、陈昌论：《毛泽东对〈金瓶梅词话〉的评价》，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6期。
[8]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7页。
[9][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79 年版，第333 页。
作者单位：齐鲁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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