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逊：论《金瓶梅》的思想意义

人们常说，《红楼梦》是我国人民引为骄傲的一部世界性文学巨著。

它产生于十八世纪中叶，却已具备了近代现实主义的规模与性质。

其实，同样值得我国人民引以自豪的，还在《红楼梦》诞生之前一个半世纪，我国即已出现了《金瓶梅》这样一部现实主义的文学巨著。

这部巨著不仅给予了《红楼梦》以直接的深刻的影响，并且同样已具备了近代现实主义的特点。

而它的出现，却要比近代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的作品早两个多世纪，比另一个现实主义大师托尔斯泰的作品更要早近三个世纪！

在我国以至世界小说发展史上，《金瓶梅》的出现称得上是一个奇迹，而小说本身堪称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奇书”。

皋鹤堂本

当这部“奇书”刚一问世，便立即震动了当时的文坛和社会。

人们争竞阅读它、谈论它，爱之者“极口赞之”，奉为“外典”，恨之者诋毁咒骂，斥为“海淫”，阅过者称“奇”称“快”，既“惊”且“喜”，未阅者“恨未得见”，以为憾事。

同时，由于它的内容的丰富，作者的不明，更引起人们探索其奥秘的兴趣——猜测它的作者、探求它的“寓意”、索隐它的本事。

但是，正确看待《金瓶梅》的思想价值和社会意义的却为数不多，所以《金瓶梅》的问题还需要重新评说。

一、一部暴露晚明社会黑暗的书

《金瓶梅》产生于明代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它所反映的社会历史背景，当是正德以后到万历中期，其中特别是嘉靖年间的历史现实。

这一时期，正是明王朝急剧地走向衰落，社会风气日益浸薄的时期。

由于社会矛盾的尖锐激化，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其中特别是武宗的荒淫，世宗的昏愦，神宗的怠荒，遂使朝政陷于不可收拾之局。

作为现实主义文学巨著的《金瓶梅》，正如同一面镜子，忠实地反映了这一特定的时代；并以其全部的艺术力量，深刻地暴露了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种种黑暗与丑行。

明代中叶以后，社会充满了各种矛盾，其中最突出的首先是土地问题。当时，全国范围内的民田被大量而急剧地侵夺，土地兼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

这种土地兼并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大量“皇庄”的建立和不断扩大。

明代皇庄的起源，始于洪熙时仁宗的“仁寿宫庄”、“未央宫庄”的建立。

到成化时，明宪宗没收太监曹吉祥的地亩，做为宫中庄田，定名为“皇庄”。

其后，皇庄便不断地增多和扩大。弘治二年，北京附近有皇庄五所，占地一万二千八百余顷；而正德时武宗即位的第一个月内就新建了七处，其后增加二十余处，占地三万七千五百余顷；

后来更暴增至三百余处，仅京畿附近的庄田就达二十万九百余顷（《续文献通考》卷六田赋考）；土地集中之剧烈，真是令人瞠目！

而“皇庄既立，则有管理之太监，有奏带之旗校，有跟随之名目，每处动至三四十人”，他们“擅作威福，肆行武断”，“小民脂膏，吮剥无余，由是人民逃窜而户口消耗，里分减并而粮差愈难。

卒致辇觳之上，生理寡遂，闾阎之间，贫苦到首，道路嗟怨，邑里萧条。”（夏言：《奉敕勘报皇庄及功臣犀威田土》疏）。从这简单的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到皇庄对当时农村经济所起的破坏作用。

除了“皇庄”以及诸王亲国戚“官庄”的兼并，明代各地的地主豪绅兼并土地亦异常激烈。

如南京附近“权豪之人……俊侵军民，强夺田亩”，所占民地达六万二千三百余顷；

扬州有个地主叫赵穆，一次就“逼取民田三千余亩为已业”（以上均见《明正统实录》，再如北方“大同、宣府等地膏腴土田，无虑数十万顷，悉为豪强古种”（《明成化实录》）；

不难想见，这些地主豪绅大量抢占民田，使“失业之民控诉无所”，同样给农业生产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金瓶梅》虽然并没有正面描写那个时代的农民生活，但它在描写市民生活时已涉及到这个方面的问题，并给我们透露了当时土地兼并和农村经济衰颓的消息。小说写及清河一地，

就有一个专管皇庄的薛太监，这个薛太监和管砖厂的刘太监一起，与当地豪绅西门庆互相勾结，往来密切；且在当地声势煊赫，宴会时座次都在地方军政长官之上。

同时，小说写山东清河地方也建有皇庄，这正反映了明代中叶以后皇庄不断增多和扩大的真实情形。

此外，小说第三十回还写及西门庆家坟地隔壁赵寡妇家，庄子连地要卖，价钱三百两银子，但西门庆只还他二百五十两银子，就强买了；

第三十五回还说及没落贵族向皇亲家“向五被人告争土地，告在屯田兵备道打官司”一事，这些在小说中虽然只是简单的一笔交代，但它同样是当时社会上“权豪之人”“逼取民田”的真实反映。

与土地兼并的程度成正比，构成晚明社会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封建政治的黑暗与腐朽。

这又突出地表现在宦官专权和吏治腐败等两个方面。

明代太监的得势用事，主要始于成祖时，因其夺权时曾得内监为内应。其后，英宗时的王振、曹吉祥，宪宗时的汪直，武宗时刘瑾，神宗时的冯保，熹宗时的魏忠贤，都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窃权误国的太监。

除了某些例外，宦官专权，实为明代黑暗政治的一大特色，而和明代社会相始终。

《金瓶梅》中有许多关于宦官的叙述和描写。

例如上面已提到的管皇庄的薛太监和管砖厂的刘太监，他俩的地位都在当地地方军政长官之上。

这正如小说中的周守备所说：“二位老太监齿德俱尊。常言三岁内宦，居于王公之上，这个自然首坐，何消泛讲”（第三十一回）。

由此可见当时内宦之权势！除此之外小说所写的一个叫六黄太尉的钦差大臣，此人也是位“老公公”，你看他路经山东，何等威风！

以巡按、巡抚为首的山东一省官员，全都围着他颠倒奉行（第六十五回）。

还有被称为高、杨、童、蔡四个奸党之一的童太尉，也是太监出身，他不仅本人被“加封王爵”，而且“子孙皆服蟒腰玉”，真是“何所不至”（第六十四回）！

另外，小说还写到内府匠作何太监，因内工完毕，被皇上恩典，将侄男何永寿升授金吾卫左所副千户，分在山东提刑所与西门庆为同僚（第七十回）。这些描写都真实地反映了明代黑暗政治现实的一个侧面。

吏治腐败是明代黑暗政治的另一个重要表现。

就拿《金瓶梅》所反映的历史背景之一的嘉靖朝来说，其间严嵩专权凡二十一年，“俨然以丞相自居……百官请命奔走，直房如市……文武迁擢，不论可否，但衡金之多寡而畀之。”（《明史》）

当时官吏“入官视事，循例取索”，一般官吏“假公用而科任情敛……文书非贿吏不行”；

而司法机关则“权门之利害如响，富宝之贿赂通神；钝口夺于佞词，人命轻于酷吏”）（《明嘉靖实录》）。

在《金瓶梅》里，作者以大量的篇幅，深刻地暴露了这一方面的黑暗情形。

《明史》书影

《金瓶侮》第三十回有这样一段概括性的话：

“那时……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朝。

高、杨、童、蔡四个奸党在朝中卖官鬻爵，贿赂公行，悬秤升官，指方补价，夤缘钻刺者，骤升美任；贤能廉直者，经岁不除。以致风俗颓败，脏官污吏，遍满天下。”

这段话，可说是对晚明社会的一个很好总结。

请看小说中的实际描写：当朝宰相蔡京，仅仅因为其生辰时西门庆“累次”送来大量的金银财宝作为“礼物”，便随即拿了朝廷钦赐的几张空名诰身扎付，按西门庆在山东提刑所做个理刑副千户，使西门庆一下子从“一介乡民”而挤身于“官”列。

以后，他又认了西门庆做干儿子，并提升他为掌刑正千户。这还不算，连西门庆的伙计吴恩典、奴仆来保，也因为“解献生辰礼物，多有辛苦”，被分别安置为清河县驿丞和郓王府校尉（第三十回）。

上行自然下效，山东巡按宋乔年，因为任职期间常受西门庆经济上的接济，差满时举劾地方官员，要西门庆推荐人才；西门庆便乘机推举了送过二百两银子给他的荆都监和自己的妻兄吴镗。

于是宋巡按奏本中称荆都监“年力精强，才犹练达，冠武科而称儒将”，又吹噓充其量不过是清客帮闲的吴大舅是所谓“一方之保障”，“国家之屏藩”，什么“驱兵以捣中坚，靡攻不克；储食以资粮饷，无人不饱”，简直叫人捧腹！

但吏、兵二部居然认为宋之所奏“出于公论，询访得实”，于是两人均“特加超擢”，以“鼓舞臣僚”（第七十六回、第七十七回）。

这真是：“富贵必因好巧得，功名全仗邓通成”。

在这里，贤名无须真才作内涵，升迁全靠金银把路开。官场之腐败。由此可窥一斑！

司法机关同样也是“权门之利益如响，富宝之贿赂通神”，贪脏卖法、徇情枉法，这已成了整个封建国家机器从上到下最司空见惯的事。

朝中奸臣杨戬坏事，要办的亲党名单中原有西门庆的名字。西门庆闻知后立即派人赶往东京，设法通过蔡京之子的关系找至当朝右相、资政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李邦彦府上。

李见是“蔡大爷分上”，又“见五百两金银只买一个名字，如何不做分上？

即令左右抬书案过来，取笔将文卷上'西门庆’名字改作'贾庆’

”（第十七回）。就这样，一场朝廷直接授理的案子顿时一笔勾消，所谓“国法”又哪抵得上金钱和人情的魔力！

类似的情况在当时比比皆是：

西门庆为霸占潘金莲害死武大，致使武松为报兄仇而误伤了人命。

西门庆为要官府“体轻勘了武二”，便“馈送了知县一付金银酒器，五十两雪花银，上下吏典也使了许多钱'（第十回）；

杀人犯苗青，为图谋财产杀害了主人性命。案发后被告到清河县提刑院，西门庆“贪脏卖法”，为贪污一千两贿银，私放了苗青（第四十七回）；

扬州盐商王四峰，被安抚使送监狱中，“许银二千两”央西门庆转托蔡太师“人情”以求释放；

西门庆乘送生辰礼之机送上揭帖，“把礼物收进去，交付明白”，蔡太师即“吩咐”：

不日写书，马上把王四峰等一十二名寄监者“尽行释放”（第二十五回）；

西门庆偷奸李瓶儿，暗中盗拐了李瓶儿的丈夫花子虚的大量金银细软，花子虚的叔伯兄弟分家产打官司告了花子虚。

西门庆为谋取花家的全部家产，又差人上东京交割杨提督书札，转求蔡太师柬帖，下与开封府杨府尹。

这杨府尹因蔡太师“是他旧时座主，杨戬又是当道时臣，如何不做分上？”于是只将花太监的少量家产估价变卖分给那些叔伯兄弟（第十四回）；

……诸如此类，举不胜举。这正如小说中所说的，“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

在这里，金钱是法律的主人，公道是人情的奴隶。整个封建的国家机器，从上到下，唯有金钱和人情

是其运转的润滑剂！

在一些细节描写上，小说同样也具备了惊人的真实性。

如小说多次写到官员之间的贿赂丑行，其中揭帖礼单上写的都是白米XX石。

小说第十八回，西门庆为杨戬坏事，走门路找至东京，其送给当朝右相的揭帖上面写着白米五百石，小说第六十七回，黄四为丈人卷入一场官司，求西门庆说情，自袖中取出一百石白米帖儿递与西门庆，小说第七十六回，写荆都监求西门庆在宋巡按处美言提拔，袖中取出的礼物单上也是写着白米二百石。

据小说本身交代，这些所谓白米XX石实际就是指的XX两白银。而这一细节描写同样是明代官场习俗的真实反映。

据《明史》记载：孝宗时太监李广，死后被抄家，得赂籍以进，其中多写着文武大臣名，馈黄白米各千百石。帝惊曰：“广食几何？乃受米如许”。

左右曰：“隐语耳，黄者金，白者银也”。由此可见《金瓶梅》暴露明代社会黑暗的真实程度！

政治上的黑暗腐朽，必然同时伴随着一代社会风气的浸薄颓败。而统治阶级经济上的巧取豪夺，又为其荒淫无耻的生活提供了物质上的条件。

晚明时代，我国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经济萌芽。

处于这一时代的封建阶级，除去靠剥削农民过活外，还依靠了商业投机和放高利贷而大发横财；即使是在他们对农民的剥削中，传统的实物地租也减少了，货币地租在逐渐发展着。

于是，大量的钱财日益流入少数人手中，引起了他们各种欲念的横流，促成了晚明时代社会风气的浸薄和颓败。

当时的地方县志中就记载着：……由嘉靖中叶以抵于今，流风愈趋愈下，惯习骄吝，互尚荒佚，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

其流至于市井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缨帽缃鞋，纱裙细裤，酒庐茶肆，异调新声，泊泊浸淫，靡焉勿振。”（《博平县志》）

在《金瓶梅》中所大量反映出来的。正是这种“互尚荒佚”的社会风气和糜烂生活。象小说中的西门庆及其会中朋友，整日就是花天酒地，沉溺于犬马之好，逐欢于酒色之中，特别是西门庆，奢侈挥霍，大宴三六九，小宴天天有，

仅请宋御史一席酒“就费够千两银子”，他还纵欲无度，家中妻妾成群，在外还要奸人妻女，包占娼妓……。

这种丝毫不加掩饰的荒淫无耻的生活，正是明代从上到下普遍存在着的统治阶级腐化生活的缩影。通过小说为我们展示的这些真实的生活场景，我们不仅看到了这个社会、这个阶级的极端丑恶和腐朽，而且看到了它们除去灭亡，不会有也不配再有更好的命运！

二、平常的家庭生活，不平常的社会意义

《金瓶梅》以其现实主义的笔触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真实而广阔的世界。但占据整部小说中心的，无疑为西门庆一家的家庭生活描写。

因此，我们说《金瓶梅》是我国第一部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它为我国长篇小说的取材开辟了一个新的境域。

然而《金瓶梅》的可贵，并不仅仅在于它是第一部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小说，而且还在于它能够并善于通过貌似平常的家庭生活描写，揭示出其中不平常的社会意义。

小说中的西门庆一家是个相当典型的封建豪绅家庭。在这个家庭里，西门庆一人正式占有着一妻五妾。

一妻即为吴月娘，五妾依次为：李娇儿、孟玉楼、孙雪娥、潘金莲、李瓶儿。

小说以细腻的笔法，生动而又淋漓尽致地描写了这个家庭内妻妾之间的争宠斗强、迎奸卖俏。在这里，无论是妻与妾之间，还是妾与妾之间，几乎在任何细小的问题上都正在进行着暗中的激烈争斗，或是随时爆发成一场公开的争吵。

例如：管理西门庆家后边的厨房的，是西门庆的第三个妾孙雪娥。

这个“五短身材”的妇人，大概是所有妻妾中最没有时运的一个人了。她原是“房里出身”，被西门庆收为妾后，

单管率领家人媳妇在厨房中上灶，打发各房饮食。

这天，因为和春梅拌嘴，得罪了潘金莲，于是被潘调唆了西门庆，为早饭要吃荷花饼、银丝鲱汤，一时手脚慢了些，便被西门庆跑来一阵拳打脚踢。

孙雪娥跑到吴月娘面前诉说，“不防金莲蓦然走来，立于窗下潜听”，于是到傍晚又是一篇口舌，调唆了西门庆“一阵风走到后边，采过雪娘头发来，尽力拿短棍打了几下，多亏吴月娘向前拉住了手”。

而孙雪娥如此被西门庆踢骂了一顿，却是“敢怒不敢言”（第十一回）。这个名分和潘金莲一样的妾，其实际地位却是和潘如此迥异！

不仅如此，她甚至连称呼自己为“四娘”的资格也没有（按理她排行第四，应称为“四娘”，就如同潘金莲称为“五娘”一样）。

一次她对几个粉头称了声自己“四娘”，便叫潘金莲骂道：“没廉耻的小妇人，别人称道你便好，谁家自己称是四娘来！这一家大小，谁兴你，谁数你，谁叫你是四娘？！”

对她来说，“男人一年多没进她房中来”已是习以为常的事，而难得来住一夜则是一种少有的宠遇。但即使这点宠遇，事后还要叫潘讥笑说：“汉子在屋里睡了一夜儿，得了些颜色儿，就开起染房来了”，又是什么“奴才不可逞，小孩儿不宜哄”（第五十八回）

……通过这一系列家常口角的描写，我们固然看到的是一些老婆舌头，感到的是潘金莲的可恶，但与此同时，我们岂不是也看到和感到了那个社会的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的不合理？

因为正是这种不合理的制度而不是任何个人，才从根本上造成了象孙雪娥这样不幸的人和象她这样人的不幸！

类似的争宠斗强在潘金莲与李瓶儿之间表现得更为尖锐。

李瓶儿是西门庆的第五个妾，由于她从前夫那边带过来大量的金银财宝，加之她那“好性格儿”，使她得以后来居上，在夺宠斗争中很快就占了上风。

特别是自她有了孩子之后，西门庆更是对她另眼相看，她的地位亦更是特殊。

因为在那个家庭，唯有她一人生了个儿子，这儿子便是西门庆庞大财富的唯一合法继承人；加上那又是个“母以子贵”的社会，她的未来当然更是美妙得很。

然而，事情往往就是如此：福兮祸所依，那还遥在天边的幸福却首先给她带来了现实的祸害：

潘金莲“自从李瓶儿生了孩子，见西门庆常在她房宿歌，于是常怀嫌妒之心，每蓄不平之意”。

一次趁李瓶儿不在屋里，故意把孩子“举得高高的”，使孩子受了惊吓，“睡梦中惊哭”，以后，又三番两次地指桑骂槐，借打骂丫环唬孩子、气瓶儿，冷嘲热讽，竭尽泼妇骂街之能事。特别是，她为“使李瓶儿宠衰，教西门庆复亲于己”，竟想出了一条阴险诡谲而又不露痕迹的毒计。

凡读过《金瓶梅》的人大概都会对潘金莲所养的那只名叫“雪狮子”的猫留下深刻的印象。

正是利用了这只猫，潘金莲害了两个人的性命！原来李瓶儿的孩子官哥儿平昔常穿红颜色衣服，且又胆小怕猫，因此潘金莲“寻常无人处”，便“在房里用红绢裹肉，令猫扑而挝食”。

驯养惯了，一次正好官哥儿在炕上穿着红衫儿，一动动的顽耍，那猫“只当平日哄喂他肉食一般，猛然望下一跳，扑将官哥儿，身上皆抓破了”，吓得小孩当场就手脚风搐起来。

不久小孩就一命呜呼，紧接着李瓶儿也因气恼和伤心而离开人世，一下子就断送了两条性命（第五十九回）！

而暗算者却丝毫不动声色，只是让西门庆摔死了那只猫。确实，这里并没有描写什么惊心动魄的重大事件，但事件本身却分明有着惊心动魄的力量；

这里的一切都是如此的平淡、寻常，但寻常的背后却深深蕴藏着不平常的意义：透过它，我们不仅看到了封建的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的不合理，而且还看到了封建私有制度和财产继承权这个罪恶的渊薮！

因为正是它，才从根本上造成了象潘金莲这样的害人者和象李瓶儿这样的受害者，以至连还刚出生的不懂事的孩子，也做了无辜的牺牲品！

在吴月娘的房里，同样要常进行着公开的激烈的争吵。

争吵的双方是吴月娘与潘金莲。有一次潘纵容春梅骂走了唱曲的申二姐，吴月娘怕申“走千家门，万家户，教她传出去不好听”。

同时又因为当天晚夕潘硬要拉西门庆去她房里，吴月娘便骂她和西门庆“两人合穿着一条裤子”，骂潘专一人“霸拦汉子”。

不料第二天这些话就传到了潘的耳里，于是，一场公开的争吵恶骂，弄得不可开交。而争吵的中心，就是“把拦汉子”。

同样，这只是一篇极其平常的老婆舌头，但透过这场妻交之间的争吵，我们同样感到了封建社会一夫多妻制的罪恶，以及它在妇女心灵上留下的伤痕：嫉妒、猜疑、仇恨和其它种种变态心理。

当然，潘金莲再放刁撒泼，这场争吵也只能以她失败而告结束，因为她终究只是妾而吴月娘是正式的妻。

因而当后来西门庆死后，吴月娘便能够象赶一只狗一样把潘赶出了家门，以至后者终于横尸刀下。

因此，从根本说，既是那罪恶的制度造成了象潘金莲这样丧天害理的害人者，同时也使她成为这一制度的殉葬者。

当然，家庭内妻妾之间的矛盾纷争，最大的无辜受害者还是那些丫环奴仆。

小说第四十一回，写潘金莲因为西门庆在李瓶儿那边，便“使性子”，“没好气”，因丫环秋菊“开的门迟了，进门就打两个耳刮子”；

到次日又教秋菊“顶着大块柱石，跪在院子里”，并把秋菊打的“杀猪也似叫”；唬的李瓶儿“只把官哥儿耳朵握着”，一面使绣春来对潘金莲说，让“休打秋菊罢，哥儿才吃了些奶睡着了”，不料金莲听了，“越发打的秋菊狠了”并骂出许多不堪的话来。

小说第五十八回，也是潘金莲因恼西门庆在李瓶儿处过夜，早晨又请任医官来为瓶儿看病，于是借一脚踩了狗屎，先是把狗打的怪叫，接着又怪秋菊没把狗打发出去，“提着鞋，拽巴兜脸就是几鞋底子，打的秋菊的咀唇都破了”；后又用马鞭子抽，抽打的丫头杀猪也似叫。

李瓶儿使人来说，“饶了秋菊不打她罢，只怕唬醒了哥儿”；潘金莲更是不依，“打够约二三十马鞭子，然后又盖了十拦杆，打的皮开肉绽，才放起来。又把她脸和腮颊都用尖指甲掐的稀烂。”

这真是主人争宠，丫头受苦；通过这一幅幅充满奴隶血泪的画面，我们不难强烈感受到封建奴婢制度的罪恶与黑暗！

《金瓶梅》中还多次写到买卖丫头的事。

第三十回写西门庆为李娇儿买了个十五岁的丫头夏花儿，只用七两银子：第四十四回写这个夏花儿因拾了一碗金子，又叫西门厌吩咐道：“明日叫媒人即时与我拉去卖了这个奴才”；

第三十七回写一个赵嫂儿家，男人是个巡捕的军，因倒死了马，少椿头银子，怕守备打，就“把孩子卖了，只要四两银子”；

第九十二回写李衙内娶了孟玉楼后，把原来的丫环玉簪儿“变卖”了八两银子，另又买了个十八岁的使女；

第九十七回写春梅为原来西门庆的女婿陈经济娶亲，只“用了三两五钱银子硬买下”一个十三岁的丫头子。

由此可见当时人口买卖的普遍和人命的低贱！

一方面是花天酒地，仅请一席酒就费够千两银子；另一方面则是卖儿鬻女，一条人命不值数两银子。

这是一个何等黑暗的时代，又是一个何等该诅咒的社会！

是的，在《金瓶梅》里，我们大量看到的就是这些平常的家庭生活描写：妻妾间的争宠，主对奴的压迫；到处一样的糜烂和黑暗，各自不同的苦恼和悲伤；

这一切交织在一起，从多方面向我们剖视了那个社会的婚姻制度、家庭制度、奴婢制度以及财产私有制度所造成的种种罪恶和不幸。

三、“描写世情，尽其情伪”

鲁迅先生把《金瓶梅》列入“世情书”并给以高度评价。

他指出：

“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

又说：“故就文词与意象以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尽其情伪”。

鲁迅先生的这些话，极其概括地指出了《金瓶梅》在“描写世情”方面所取得的杰出成就。

《金瓶梅》所写主要是西门庆一家的兴衰史。

这正如最早评点《金瓶梅》的张竹坡氏所说，“一部《金瓶梅》，总是冷热二字，而厌说韶华，无奈穷愁”；又说《金瓶梅》是“一部炎凉书”。

确实，《金瓶梅》通过西门庆这个典型的豪绅恶霸家庭的兴衰，不仅预示了没落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前景，而且深刻地展示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从而把这个社会的虚伪、冷酷和利已主义的本质，无情地撕给了读者看。

西门庆曾是清河地区一个声势赫赫的巨室望族。由于他的权势，特别是由于他的富贵，当地的地方官员和众亲邻朋友无不愿和他结交；

那班市井无赖，帮闲走狗，更颠倒奉行，趋附如流。

小说第三十回写西门庆生子加官，这是他家庭兴盛的顶点。

当时“众亲邻朋友，一概都知道西门庆第六个娘子新添了娃儿，未过二日，就有如此美事，官禄临门，平地做了千户之职，谁人不来趋附？送礼庆贺，人来人去，一日不断头。常言'时来谁不来，时不来谁来’？正是：时来顽铁有光辉，运退真金无艳色”。

这段话，深刻地概括了围绕西门庆家庭兴衰而展现的世情冷暖。

果然，西门庆一死，家庭内外，从妻妾到奴仆再到朋友，一个个全换了付心肠和嘴脸。请看小说中的描写：

“西门庆刚伸脚去，这里李娇儿已暗暗偷了月娘房中五锭元宝。”（第七十九回）于是，这李娇儿便悄悄将手里东西一一捎回家去。

不久，她便仍旧“盗财归院”（按，指重新入妓院）。

还有三妾孟玉楼，那日和吴月娘等清明上坟，在郊外无意碰见了李衙内，衙内有心爱上了孟玉楼，孟玉楼也看中了李衢内，于是一说即中，不几日便嫁与了李衢内。

孟玉楼想的是：“男子汉已死，奴身边又无所出，……还只顾傻傻的守些甚么，倒没耽搁了奴的青春，辜负了奴的年少。”（第九十一回）

再有孙雪娥，是西门庆生前最没时运的一个妾。

西门庆死后，当然更谈不上有什么情义。她和当初被西门庆赶走的奴仆来旺勾搭上，趁势拿了些细软首饰，被来旺盗拐了出去（第九十回）。

其他如潘金莲，在家更是开公养汉，弄的家反宅乱。

这正如孟玉楼嫁人那日“街谈巷议”所说：“当初这厮在日，专一人违天害理，贪财好色，奸骗人家妻子；

今日死了，老婆带得东西，嫁人的嫁人，拐带的拐带，养汉的养汉，做贼的做贼，都野鸡毛儿零挦了”（第九十一回）。

妻妾尚且如此，其他人当然更不例外。西门庆的女婿陈经济，生前待他如亲儿子一般，但西门庆死后，西门大姐被他再三凌侮虐待，最后一条索子“悬梁自尽”（第九十二回）。

受西门庆生前之恩最多的应伯爵，也是当初最擅奉承拍马的家伙。

但西门庆一死，他就窜掇李娇儿闹将出来，嫁与张二官做二房娘子，并“无日不在他（按，指张二官）那边趋奉，把西门庆家中大小之事尽告诉与他”；又献策要张二官将潘金莲也娶过来。

这正如小说所写，“但凡世上帮闲子弟，极是势利小人。见他家豪富，希图衣食，便竭力奉承，称功诵德，……胁肩谄笑，献子出妻，无所不至。一旦那门庭冷落，便唇讥腹诽，说他外务……就是平日深恩，视如陌路。当初西门庆待应伯爵，如胶似漆赛过同胞弟兄，那一日不吃他的，穿他的，受用他的？身死未几，骨肉尚热，便做出许多不义之事。”（第八十回）

这真是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了当时社会的世情冷暖和帮闲子弟的丑恶咀脸。

酒肉朋友如此，其他伙计奴仆又岂能例外？

西门庆家原伙计吴恩典，因西门庆的关系当了官，还借了一百两银子应付门面，西门庆连文书也没收他的。

但他后来做了巡检，一日捉住了偷盗西门庆家财物的奴仆平安，在审问时他反逼迫平安诬陷吴月娘与玳安有奸，要提吴氏审问这件事。

这真是“忘恩背义”，“反恩将仇报起来”（第九十五回）。

够了，我们无须再举更多的例子（这类描写在《金瓶梅》中占去了相当的篇幅），便不难透过它们而看到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冷酷、虚伪和自私。

在这里，人的灵魂能用冰冷的白银来收买，而人与人之间的情义全随权势的有无而消长；

在这里，一切曾经是那样的炽热、兴盛，人们趋炎附势，胜过从奉上帝，但同时，一切又都是这样的冷酷无情，每一个人都被淹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里……呵，这是一个多么丑恶的世界，又是一伙多么自私的人群！

综上所述，《金瓶梅》是一部具有深刻思想内容的现实主义文学巨著。

它以真实的笔触，广阔地展示了它所属的那个时代的风貌，深刻而全面地暴露了晚明社会的黑暗与罪恶；

它集中描写了西门庆一家的家庭生活，以艺术的力量，显示了对那个社会的婚姻制度、家庭制度、奴婢制度以及财产私有制度的批判；

它还通过对一个典型的豪绅家庭兴衰过程的展开，无情地撕去了遮在那个社会表面的伪善面纱，而把世情的真面赤裸裸地展示在读者的面前。

从而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个社会已经烂透了，一切都无可挽救了；它以及附属于它的阶级，它们除去灭亡，不会有也不配再有更好的命运。

这一切，都正是《金瓶梅》所取得的杰出的成就，也是现实主义在我国文学发展中的胜利。

当然，我们高度评价《金瓶梅》的思想价值，评价它在反映现实生活方面所达到的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这决不意味着它就是一部十全十美、毫无糟粕的作品，更不是主张让那些淫秽色情的部分来毒害今天的青年。

无容讳言，《金瓶梅》在取得高度现实主义成就的同时，还存在着大量的“淫秽笔墨”，这就不能不影响到它在群众中的广泛流传，并且往往掩盖了小说本身批判封建主义的战斗锋芒，以致后来的读者只贯注于糟粕，而忽略了精华。

这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后或略其他文，专注此点，因予恶谥，谓之'淫书’”。实在这是很不公正的。现在是应该摘掉这一恶谥的时候了。

本文作者      孙 逊   教授

文章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

本文选自《金瓶梅研究》高等院校社会科学学报论丛（3），1984，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原文载《上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第3期。转发请注明出处。

  

  （数据采集 黄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