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杨藏本[1]自1959年在北京琉璃厂出现以来，先后多次影印出版，成为海内外红学专家研究的热点。学界在杨藏本的版本源流、版本性质（含作者与修订者）、成稿时间及版本价值等四个密切关联的问题上展开了持续的探讨，部分学者对其收藏者杨继振的生平做了一些初步的考证。
陈维昭《红学通史》（2005年）和胥惠民《20世纪〈红楼梦〉研究综述》（2008）以不同的视角和体例对杨藏本研究成果作过介绍，此后相关讨论仍在持续推进。现将六十年来关于杨藏本研究的一些主要观点、成就与不足之处等综述如下。
《红楼梦》杨藏本版本性质及其学术价值的评判，取决于对其文本来源的考察、成书时间及其在《红楼梦》版本系统中所处的位置。
据程伟元、高鹗二人序言可知，《红楼梦》在抄本流传阶段绝大多数版本只有八十回；杨藏本却有一百二十回，且后四十回又有抄写工整的二十一回和修改痕迹较多的十九回之别。学界讨论其文本源流时，或是总论全本，或是分论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观点各不相同。
对于杨藏本版本性质的总体判断，除了少数学者认为是“赝本”之外，大多数学者观点可以归结为三类：一是“程、高稿本说”，二是“曹雪芹稿本”说，三是“程本同源”说。
（1）程、高稿本说：范宁、潘重规、杜春耕等认为，此本是程伟元、高鹗整理刊行《红楼梦》过程中的稿本。具体而言，又有多种说法，如：高鹗手定稿说，程、高修改稿说，高鹗修改稿说，程伟元修改稿说等。
其一，高鹗手定稿说。
清末收藏家杨继振首先提出“高鹗手定稿”说。杨氏在此稿本封面题曰：“兰墅太史手定《红楼梦稿》百廿卷”。[2]台湾学者潘重规在《读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1965）中认可这一观点，认为这一抄本“是程乙本付刻前的底本”[3]。
1959年发现杨藏本以来，范宁、俞平伯、宋谋瑒等学者对杨继振的“高鹗手定稿”这一说法多持怀疑态度。范宁在1962年为中华书局影印出版这一版本（题名为《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时所写的跋文中提出：“这个抄本乃高鹗和程伟元在修改过程中的一次改本，不是付刻底稿。”[4]
俞平伯（1964）不同意“高鹗手定稿”一说，但是并没有否定“稿本”二字，而是从第三十八回中多处提醒如何抄写的文字着眼，认为：“这都不关文字异同，是关于行款格式旳指示，虽不解决什么问题，却清楚地表示这抄本的性质来，是个校勘用的'底本’。它的目的也是在整理《红楼梦》，成绩如何且不论，总不失其为稿本。本书题曰《红楼梦稿》也是不错的。”[5]
林冠夫《谈杨本》（1980）认为，“旁改文字并非出于高鹗之手，也非高氏手定稿的过录。认为是高氏手定稿，乃是杨继振等人的误会。”[6]
一部分学者在否定“高鹗手定稿”说的同时，重新提出了几种新的假说：一是程、高二人共同修改的稿本，二是程伟元修改的稿本，三是高鹗修改的稿本。
其二，程、高修改稿说。
范宁跋文不认可“高鹗手定稿”说，但没有完全否定这一稿本与程伟元、高鹗之间的关系：“根据我们的考察，这个抄本是程高的修改稿，可能性最大。”[7]
王利器（1978）否定了此前所持“高鹗续书”说，转而认同程、高序言的说法：“高鹗对于《红楼梦》后四十回，在乾隆辛亥年第一次付排前，作了'阅读’工作；第二次，在乾隆壬子年付排时，又作'重订’工作。对于《红楼梦》的最初印行，高鹗作出了一定贡献。”[8]
徐仁存、徐有为（1983）认为，杨藏本“并非是一般供阅读用的钞本，而是为出版预作准备的稿本。”[9]
以上三位学人是“程、高修改稿”说的代表者。程、高二人共同修改此稿本的具体过程或分工如何，尚有待进一步辨析。
其三，程伟元修改稿说。
俞平伯曾将关注点从高鹗身上移开，重视程伟元在整理《红楼梦》过程中所做的工作和贡献，认为杨藏本的修改与程伟元密切相关。此后，台湾学者王三庆对此观点进行了呼应和论证。俞平伯早年是“高鹗续书说”的拥护者，后来对“高鹗续书”说产生了怀疑，认为后四十回“不很象程伟元、高鹗做的，至今还是一个谜。”[10]
杨藏本被发现以后，俞平伯认为：“甲、乙两本皆非程高悬空而创作，只是他们对各本的整理加工的成绩而已。这样的说法本和他们的序文引言相符合的，无奈以前大家都不相信它，据了张船山的诗，一定要把这后四十回的著作权塞给高兰墅，而把程伟元撇开。现在看来，都不大合理。”[11]
王三庆（1980）认为：“如今从最近发现的几件资料来看，都足以证明红楼梦的流传，完全程氏一手造成，高兰墅反成辅佐的角色。而《红楼梦稿》上的一些增删涂抹的现象，可能都是程小泉一人在辛亥春天，即已完成。”[12]王三庆认为杨藏本是程伟元的修改稿，基本否定了“高鹗续书说”。
其四，高鹗修改稿说。
一些学者认为，杨藏本是高鹗手中修改的稿本。王锡龄（1976）列举了杨藏本中21条比较显著的例子，认为：“这正与刻本引言所称：'聚集各原本详加校阅，改订无讹’的话完全符合。我们看了这些例子，知道高氏在修订过程中确曾下了不少工夫，化了不少心血。”[13]
王永（1990）在坚持“高鹗续书说”的前提下，认为杨藏本是高鹗手中修改的稿子：“据此看来，梦稿本可能是程甲本问世后的一个再改本，正在琢磨推敲之中，但还没有达到程乙本定稿时的文字水平。”[14]
杜春耕（2003）不认同“高鹗续书说”，但认为杨藏本是高鹗手中修改的本子：“《红楼梦稿》虽不是《程甲》、《程乙》成书的直接稿本，但它却是高鹗手中的本子，并记录了高鹗的最后工作成果。”[15]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影印出版此本时，采用杜先生这篇文章主要观点和内容作为书序。
（2）曹雪芹手稿说。
在杨藏本版本性质的假说中，与“程、高稿本说”相对立的一种观点认为，杨藏本是曹雪芹的手稿。林语堂、张爱玲、严冬阳均持这一观点，至今仍为夏荷、花美云所坚持。
林语堂（1966）在反对“高鹗手定稿”的基础上，提出了“曹雪芹修改稿”这样一个假定：“我倾于相信，很可能是雪芹自己的手笔。”[16]随后，他在《高本后四十回》（1966）中进一步对此“假定”进行论证，认为“高本作者之才学经验见识，也足与前八十回作者相称。其谈琴理禅理，尤似雪芹之作，并非任何人可以率尔操觚的。”[17]从小说艺术创作角度而言，林氏所论颇有一番道理。
张爱玲赞同林语堂的观点。她在《详红楼梦——论全抄本》（1974）开篇就表明自己的基本看法：“我最初兴趣所在原是故事本身，不过我无论讨论什么，都常常要引《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本》，认为抄本比他本早。”[18]
如果说林语堂、张爱玲提出的“曹雪芹手稿说”只是一种假设的话，严冬阳则对这一假设进行了确认。严冬阳《论红楼梦后四十回之真伪》（1978）一文认为，杨藏本的出现说明在高鹗补书之前已有一个八十回后之稿，可见后四十回不是高鹗所续，“确是曹雪芹之遗稿”[19]。
夏荷、花美云（1989）进一步将“曹雪芹遗稿”说论证为“曹雪芹工作稿”，提出“《梦稿本》乃是一切《红楼梦》写本的母本”这一观点，认为：“它是曹雪芹和他的续写者的工作稿本。早在乾隆甲戌（1754年）《甲戌本》出现以前，曹雪芹就写出了《梦稿本》的最初的篇章，而他的续写者对《梦稿本》的加工修改，一直延续到雪芹死后，结束于甲辰年（1784年）前不久。”[20]
1995年，花美云发表《〈红楼梦〉是改出来的杰作——试论〈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与诸本的关系》一文，重申上述观点。
此后，二人相继发表《〈曹雪芹写本百廿回红楼梦〉序》（2000年），《〈红楼梦稿〉是一切抄本的母本》（2002年）。2003年12月8日，《光明日报》刊发采访夏和、花美云夫妇的文稿，题为《〈红楼梦稿〉为曹雪芹手稿》。然而，“曹雪芹手稿说”在版本和文本两个层面的证据显然不足。
（3）程本同源说。
胡崧生（1994）认为，杨藏本既不是高鹗手中的稿本，也不是由程本删节而来，而是与程本有着同源关系的另一种本子。[21]
此后，胡崧生、王利二人（2007）对“程本删节说”和“以乙改脂说”等观点进行了反驳，重申其“同源”说：“在乾隆辛亥程甲本问世之前，百二十回《红楼梦》的后四十回，至少有5种不同的本子在流传，那就是，迄今发现的最早期的《红楼梦稿》原文的母本；《红楼梦稿》据以作第一次增删的母本；《红楼梦稿》据以作第二次增删的母本；程甲本的母本；程乙本的母本。”[22]该书对版本异文现象的阐释比较简略，其统计数字亦难以核实，所假设的5种“母本”尚需获得版本实物的支持。
（4）“赝本”说。
在对杨藏本版本性质的判定中，有一种全盘否定的观点，认为此本是书商伪造牟利的结果。张欣伯（1978）认为，“这个本子的前八十回，似与高鹗没有多大关系，而是另一个人的重订本。此人不惜笔墨，要删就删，要改就改，其作风之大胆，虽高鹗亦瞠乎其后。” [23]
宋谋瑒（1980）对“稿本”的界定提出质疑，认为：“这个本子根本不是稿本，……《红楼梦稿》这个书名是杨继振误认了错定的，影印本定名为《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则又是为杨继振所误。这个错误的名称只能引起校勘学与版本史上的混乱，应该纠正过来才好。”
宋谋瑒虽然不认可“红楼梦稿”这一命名，但也没有认为这一稿本是“杨继振所伪造，用以欺瞒世人”。[24]
陆树仑（1981）明确表示：“我们认为，这部脂稿本是赝本，无法用来论证《红楼梦》后四十回非高鹗续作的问题。”[25]陆文认为，杨继振特地标明这是高鹗“手定”稿本是存心作伪。
金品芳（1995）在此基础上提出，杨藏本以《红楼梦稿》之名影印出版，“对红学版本史知之不多和未曾校勘的读者将继续产生负面的影响，是可想见的。”[26]这些学者将杨藏本视为“赝本”或“伪本”，不仅否定了杨藏本与程伟元、高鹗整理印行《红楼梦》的关系，也否定了这一稿本的版本价值。
考察杨藏本文字的来源，是确立其版本性质与版本价值的基础性工作。关于杨藏本前八十回文本的来源，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即：“以乙改脂”说和“拼凑本”说。
（1）以乙改脂说：
俞平伯（1964）论杨藏本仅涉及前八十回，基本看法是：杨藏本不是高鹗的稿本，是他人用程乙本妄改脂本的结果。他说：“我看不像高鹗的稿本，是另一人的手笔。……就改文来说，以乙本改'脂’，本不甚好，又多妄改，在文学上或无甚可取，但在《红楼梦》版本上仍不失为很重要的资料。”[27]
赵冈、陈钟毅（1991）认为：“根据此抄本'改文’的状况，可以断定这一定是用刻本校改抄本的结果。”[28]
日本学者宫田一郎对“以乙改脂”说提出过反对意见，认为：《红楼梦稿》的改文中与程乙本的异同之处，不仅仅体现在异体字、儿化音标记的有无等处，考虑到文中使用了程甲本的字句等几处线索，至少可以明确：改文所依据的文本不是现今所谓的依据程乙本。[29]
宫田一郎进一步提出：改文所依据的应该是往程乙本订正中间过程中的某个文本；也许其中与高鹗有某些相关的部分，是依据订正中的改文加进去的。[30]日本学者的这一意见值得重视，有待进一步研究。
（2）拼凑本说：
俞平伯由杨继振题记中“据摆字本补足”等字提出了“拼凑本”说，认为杨藏本是由脂本和程本拼凑而成的。此后，部分学者进一步就“拼凑本”说展开论述，讨论的重心却是前八十回，认为杨藏本前八十回文字是由不同的脂本拼凑而来。从目前所发现的抄本而言，脂本系统本身有多种形态，故此各家持论有别。
那宗训（1978）认为：杨藏本前八十回与庚辰本大体上相同，但有些地方不同于庚辰本，涂改之后竟与庚辰本相同，这说明原文并非根据庚辰本抄录的；很多字、词不见于杨藏本的原文，却见于改文，也见于庚辰本、程甲本。[31]
王三庆（1980）认为，“红楼梦稿一书前八十回的正文可能来自三至四种抄本，包括己卯本、戚本、甲戌本或晋本诸系统。……后四十回改本部分的正文为程氏得来的一个初稿，清本的正文则是初篇又加上初稿中的改文。”[32]
潘重规（1981）介绍王三庆研究成果时说：“他从各本校勘的结果，证明全抄本有根据甲戌本或晋本系统的文字，有根据戚本系统的文字，有根据已卯本系统的文字。尤其是他证明现存的怡府己卯本及庚辰本，过录时已删去批语，现在全抄本所用的已卯本的底本，绝非从现存的己卯本过录，而是比怡府更早的带批的己卯原本。”[33]这里所说的全抄本，即为杨藏本。
林冠夫《论杨本》（1980）认为：“杨本前八十回的底本是一个拼凑本。前七回底本是己卯本，第八回以后，也可能是个拼凑的脂本。” [34]同时还认为，“杨本的后四十回，底本也是拼凑本。其中一部分是程乙本，另一部分是一个早于程甲、程乙的本子。”[35]
杜春耕进一步考察认为：“（1）《梦稿本》据以抄录的底本至少有四个；（2）这四个以上的底本中，至少有两个是可以确定的，即抄写格式与现存《甲戌本》、《己卯本》相同的本子；（3）《梦稿本》的过录是用四个以上本子为底本的首次过录，而不是再过录。”[36]如果这一说果真成立，倒是与程、高序言中的说法相一致了。
夏薇（2015）认为，杨藏本和蒙古王府本均是混合本：“这两个本子是一百二十回抄本，前八十回是脂本……但它也不属于程高本系统，因此称它为'混合本’。”[37]混合本的说法与“拼凑本”之说表述不一，性质大体相同。
这些观点表明，杨藏本底文极其复杂，应该是《红楼梦》早期抄本系统的整合。事实上，现存的己卯、庚辰等早期抄本不过是众多的抄本系统中有幸保存下来的几种，当初的抄本数量应该远不止这些。程伟元、高鹗当年所收集的抄本，未必就是现存的几种抄本，但应该与现存抄本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学者们以现存的己卯、庚辰等本与杨藏本进行版本比对，其结果也只能证明杨藏本前八十回文本来源于早期抄本系统，而不能明确地界定为哪一种或哪几种。这是《红楼梦》版本研究中值得注意的一个前提性问题。
杨藏本后四十回文本来源与《红楼梦》作者问题密切相关，自然也是争论焦点之一。在杨藏本后四十回文本来源问题上，主要有如下四种说法：
（1）“无名氏续书”说。
范宁《跋》文认为，后四十回的底稿“是远在程、高刻书以前的一位不知名姓的人士所续”，高鹗只不过是“在这个底稿上面做了一些文字的加工”[38]。徐仁存、徐有为认为，“杨藏本的后四十回即是程伟元购得的续稿”[39]。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红楼梦》（第三版）署名为“曹雪芹著，无名氏续”，不再题“高鹗续”。这一署名的变动，应该是由这一观点而来，并且在2018年初引发了学者与读者的热议[40]，可见此说已为学界所重视。
（2）“高鹗续书”说。
俞平伯早年承续胡适的“高鹗续书说”，对后四十回持否定态度：“我一向认为后四十回非曹氏原著，且未必含有他的原稿在内。”[41]王永（1990）虽然认可后四十回，但也是“高鹗续书说”的坚持者：“从总体上看，后四十回续书基本上是成功的。在没有发现新的反证材料之前，高鹗续书之证是难以否定的。”[42]
目前学界基本上已放弃了“高鹗续书”说，但也并不否认程伟元、高鹗所做的工作。刘勇强评注本《红楼梦》“前言”中说：“本书题署'曹雪芹原著；程伟元、高鹗修辑’。其中'修辑’二字取自程乙本'引言’，至于'修辑’的范围、性质、程度，则有待红学界的进一步研究。”[43]对于杨藏本的深入研究，或许有助于考察程、高二人整理《红楼梦》的具体过程及分工情况。
（3）“高鹗修改稿”说。
吴世昌（1963）认为，杨藏本后四十回的原文、改文出自高鹗的不同稿本：“……至于后四十回，其未改前的原文系从高氏一个初稿本抄来，以后又用一个高氏的修改本校改。但这个修订本，仍非高氏最后刊刻的定本，故其中有一部分文字与程伟元的刊本不同。”[44]
潘重规（1981）认为，程、高的贡献不仅限于“整理加工”，而且有“创作”的成分，杨藏本后四十回是“程小泉积累收集”到而又经扩充加工的、“近于创作”的本子[45]。这一说法认可高鹗的整理之功，但是与“高鹗续书说”有着明显的区别。
（4）“程本删节稿”说。
陆树仑、朱淡文、郑庆山等学者认为，杨藏本后四十回是由程刊本删节而来。陆树仑（1981）认为后四十回本于程本，其理由是：“这种有繁有简、繁简很不协调的现象，说明原稿并非出自作家之手，而是抄自一种文字较繁的本子，抄时，对有的地方作了一些节要。……今用程本与原稿核勘，发现原稿有文字脱节，语意混乱等现象，并可资说明原稿的后四十回是节自程本的。”[46]
朱淡文（1988）认为，“杨藏本的后四十回系据程乙本过录，其中有十九回是程乙本的简抄本”。[47]郑庆山（1990）认为：“后四十回则是程乙本的删节本，有十六回程度不同地被抄手删削成了简本。”[48]
金品芳（1993）认为：“杨本的要害部位，即后四十回中十九回的原抄正文，只能产生在程乙本问世之后；它是程乙本的节本。这就是它的版本真容。”[49]
陈庆浩、蔡芷瑜（2013）认为：有改文的十九回底文根据程乙的删节本，改文则是依据一部前十四回为程乙、后五回程甲的程本添补，其余二十一回皆从程乙本抄录而来。[50]如果此说成立，杨藏本便是一个赝本，毫无版本价值可言。
（5）“曹雪芹残稿修改”说。
杨藏本被发现以前，王佩璋（1957）对“高鹗续书说”表示过怀疑，认为“后四十回可能有曹雪芹遗稿”[51]。杨藏本被学界发现以后，林语堂等人主张的“曹雪芹手稿说”虽然难以完全成立，但对其中部分文本具有“雪芹手稿”特征的发现和思考亦颇可取。周绍良、曹立波等学者认为，《红楼梦》后四十回确实有曹雪芹残稿，但是经过了后人（程、高）的修改。
周绍良（1981）提出：“前八十回也好，后四十回也好，不论是已经增删定稿还是没有来得及增删定稿，这一百二十回回目，是已经有了的，是曹雪芹自己'纂成’的”，并且认为“从今本后四十回的内容来看，主要故事显然是有曹雪芹的残稿作根据，不是他人续补得出来的，但也有些地方与原作相差太远，应是程、高补缀时所羼入。”[52]
季稚跃（2004）认为，杨藏本上有《红楼梦》后四十回的原创文字：“杨藏本上的文字并不是程甲本（或程乙本）的删节，恰恰相反，是杨藏本的文字为尔后的续作者提供了有丰富想象空间的故事框架。”[53]季文虽然仅仅比对考察了第八十一回至八十五回的文本，结果却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010年以来，曹立波师与门下弟子在辨析、鉴别杨藏本后四十回中的雪芹残稿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基本判断：杨藏本后四十回不是由程本删节而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其间既有曹雪芹的残稿文字，亦有程、高修补的部分，处于从雪芹稿本到程、高刊本的过渡状态。
耿晓辉、曹立波《杨本后四十回与程乙本的关系考辨》（2010）认为：“杨本的原文和改文都具有明显的早期抄本的特色，即使比之于最早的刊印本程甲本和程乙本来说，其在时间上也是略早的，或者至少是原文和改文的底本要早于程本。”[54]
曹立波、韩林岐《〈红楼梦〉杨藏本底文的独立性》（2014）认为：“程甲本、程乙本所表现出来强调南方信息的现象，从反面证明程本有《红楼梦》修订后期阶段的特征，而杨藏本底文对'南方’信息的淡然或忽视，则说明它依然是一个尚未成熟的过录本。”[55]
曹立波、曹明《〈红楼梦〉后四十回中的雪芹残稿和程高补笔》（2016）对后四十回中的雪芹残稿和程、高补笔进行了辨析，认可程、高二人在整理过程中修补残稿的可能性。[56]这些研究成果，进一步论证了“雪芹残稿修订”说的合理性。
刘继保梳理并归结了清代评点家在《红楼梦》前、后两部分问题上的三种观点：陈其泰等认为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非一人所写；张新之、王希廉、姚燮、话石主人认为一百二十回浑然一体，为一人所写；黄小田则认为前四十回是曹雪芹所写，后八十回为别人续写。
在此基础上，刘继保认为：“我们今天看的《红楼梦》后四十回，虽然与前八十回有不少差距，但在语言、人物塑造上还是有不少的相似性，这种情况说明后四十回应该是根据曹雪芹的手稿改写而成的。”[57]这样一种学术史的梳理，对于考辨前八十回、后四十回文本的作者问题及杨藏本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由于研究者对《红楼梦》杨藏本版本性质及文本来源的判定各不相同，因此对其成书时间的界定也彼此互异，主要有以下四种可能性的假设。
1．杨藏本最早说。
林语堂、张爱玲、夏荷等人主张杨藏本为“曹雪芹手稿”。在这一观点之下，杨藏本在所有版本中当然是最早的。张爱玲曾明确提出全抄本（杨藏本）比他本早，夏荷、花美云始终坚持“《红楼梦稿》是一切抄本的母本”的观点。前文备陈，兹不赘述。
2．程本之前说。
范宁、吴世昌、潘重规及日本学者塚本照和等学者认为，杨藏本是“程、高稿本”，其文字形成时间及过录时间在脂本之后、程本之前。细究起来，秉持此论者也略有不同。杨继振等认为是“高鹗手定稿”，自然是在程刊本之前。
范宁《跋》（1962）认为“这个底稿的写作时间应在乾隆甲辰以前”。吴世昌（1963）认为，“杨藏本是乾隆辛亥（1791年）以前的本子，亦即是程伟元在这一年付排百二十回《红楼梦》全书以前的钞本。”[58]
日本学者塚本照和（1965）支持范宁的意见：如同（范氏）跋文中所见，约莫可以推断是在庚辰本（1760年）与甲辰本（1784年）之间。[59]
陈庆浩（1968）认为杨藏本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的早，有的晚：“全抄本有很大部份的出现是后于庚辰本，有正本的，而且，大体上说来，它应是个较后期的抄本。”[60]
那宗训（1978）认为杨藏本是“庚辰秋定本”以前的一份底本：“我觉得这只有说《梦稿》是早于庚辰本的一个府本抄下来的。”[61]
赵卫邦（1984）认为：“三个以《红楼梦》为书的脂本，舒序本为最早，保持了第四代本的面目；《梦稿》次之，是以第四代本为基础经过一次匆促删改的本子；梦觉主人序本又次之，最近于程本。”[62]
王永（1990）认为，“它的底本形成的年代，不仅在卯、庚本之前，甚至比甲戌本也许更早一些”，“但现在我们所见到的这个过录本，其抄写时间却在甲辰本之后。”[63]
以上诸家所论，虽然参照不同版本所得出的具体时间点不完全一致，但均认为杨藏本是程刊本之前的抄写本。
3．程本前后说。
俞平伯、杜春耕认为，杨藏本的成稿时间在程本前后。这一说法可归为“程本前后”说。俞平伯《谈新刊〈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1964）认为，杨藏本底本的过录时间较早，而涂改的时间较晚，“此本过录的时间，应与甲辰本相先后”，“依我看来，这些涂改在高氏之后可能性较大”[64]。俞平伯将杨藏本底文与改文分别予以考察，具有很好的启发意义，值得深入研究。
杜春耕（2003）认为，杨藏本虽不是程甲、程乙成书的直接稿本，但它却是高鹗手中的本子，并记录了高鹗的最后工作成果[65]。若果如此，杨藏本的形成自然在程本前后。
4．程本之后说。
陆树仑、朱淡文、金品芳等人主张“程本删节”说，那么，杨藏本成书自然是在程本之后。朱淡文（1988）明确提出，“杨藏本原抄的过录时间应在乾隆五十七年以后，约在乾嘉之交。”[66]
金品芳（1995）认为，“它产生的时间不是在程甲本付刻之前，而是在程乙本行世之后。”[67]这两种表述，在主张“程本删节”说的学者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以上关于杨藏本成稿时间的不同观点，涉及到这一版本在《红楼梦》抄本系统中的多种可能性；然而事实只有一个，原委究竟如何，有待进一步辨析。
从《红楼梦》杨藏本被发现之日起，对其版本价值的评定就成为学界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六十年来，大多数学者持肯定性判断：
杨藏本是《红楼梦》版本中很重要的一个版本，对杨藏本的研究有助于深入探讨小说《红楼梦》后四十回作者问题、“程、高”整理贡献以及《红楼梦》成书过程等问题。
刘梦溪论及《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问题时说：“原来认为是高鹗，后来梦稿本出世，高续说土崩瓦解。”[68]也就是说，由于杨藏本的发现，胡适所提出的“高鹗续书说”受到了根本性的动摇，基本上为红学界所扬弃。
范宁、俞平伯、赵冈、潘重规、徐仁存、杜春耕等学者先后对杨藏本的版本价值进行过论述。
范宁（1962）提出，通过这个抄本，我们大体可以解决后四十回的续写作者问题：“我们看到后四十回……原先就有个底稿。高鹗在这个底稿上面做了一些文字的加工……大致可以确定不是高鹗写的，而是远在程、高刻书以前的一位不知名姓的人士所续……”[69]
俞平伯（1964）认为，“它的价值毕竟是很高的……在《红楼梦》版本上仍不失为很重要的资料。”[70]
赵冈、陈钟毅（1970）认为，“由这个抄本中我们可以看到《红楼梦》后四十回初稿或残稿的形状及内容，这就是此抄本后四十回的正文部分。”[71]赵、陈二人据此推论出《红楼梦》后四十回不是高鹗所续。
潘重规（1981）认为这部抄本“在版本和文学两方面都有极重大的关系和贡献”。[72]单以版本而言，潘先生认为：这个抄本的前八十回是程小泉、高鹗整理《红楼梦》时，广集各种脂评抄本，命抄手将旧本重抄而成；杨藏本的后四十回，则是程小泉积累收集的一个抄本，其间颇有漫漶处。程、高加工整理的原则是一方面要增修原稿本的文句，另一方面又要尽量不丢弃原稿本中的字句；由此证明后四十回非高鹗所续。
杜春耕（2003）认为，杨藏本的价值是极高的[73]。以上学者所论，从不同角度对杨藏本的价值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论述，肯定了杨藏本在《红楼梦》版本系统中的重要意义。
部分学者围绕《红楼梦》杨藏本的收藏轨迹对杨继振的生平及其获此稿本的时间进行了考证，相关成果有：
（1）关于杨继振祖籍，主要有“辽阳说”和“阳湖说”。
（2）关于杨继振生年，据推测有“道光二、三年”（1822）说和“道光十二年”（1832）说。
（3）关于杨继振卒年，有“光绪十六年”（1890）说，“光绪十九年”（1893）说。学者们依据以上考证结果推导杨继振获得此本的时间，主要有“咸丰乙卯”（1851）说，“道光己丑”（1829）说及“光绪己丑”（1889）说。
徐恭时（1980）较早对杨继振的生平、籍贯进行了考证，推测出“他约生于道光十二年壬辰（1832），约卒于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存年约五十九岁。”[74]
徐仁存、徐有为（1985）认为：“杨继振……汉军镶黄旗、辽阳人，约生于清道光二、三年，卒于光绪十五、六年。曾任浙江乍浦同知、工部郎中等职。居京师北城旧古楼街……关于杨氏的生平事迹，所知也不过如此。”[75]
以上两文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有：恩华《八旗艺文编目》，震钧《天咫偶闻》，李濬之《清画家诗史》，褚德彝《金石学录续补》，叶昌炽《藏书纪事诗》等著作的有关记载。
贾穗（1996）补充说明了徐恭时的考证结论是依据于源《柳隐丛谭》卷四所记的材料，并认为这一结论是无所可疑的；但在杨氏卒年上，贾穗提出了“光绪十九年（1893）”说：“由杨氏《竹簻古泉四种》稿本的署年'癸巳三月十三日’可知，杨继振至少活到了光绪十九年，也就是说六十二岁。”[76]
此外，高阳据所谓“中华版《中外人名辞典》”的记载及其闲印文字认为杨继振祖籍在阳湖。[77]高氏此说并无实据，亦系推测之辞。
聂壮硕士论文（2011）综合考察以上学者的征引材料及观点后认为：杨继振出生于书香世家，阳湖（今常州）和北京是他的主要生活地，“生年大约是道光十二年（1832），卒年大约在光绪十九年（1893）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正月十五日之间。”[78]聂文采取了折中兼顾的办法，但在材料发掘上没有取得新的突破。
要之，相对于杨藏本版本及文本研究而言，考证层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与杨藏本相关人物如于源、秦次游等人的生平经历，以及他们与杨继振的交游等方面，有待发掘新的文献材料，从而进一步探究杨继振生平及收藏此本过程的细节问题。
综上所述，《红楼梦》杨藏本研究六十年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是普遍重视杨藏本的版本价值和研究意义，认为杨藏本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探讨《红楼梦》的作者与成书过程等问题；二是在版本比勘方面作了较多的工作，注意到了一些重要的异文现象，并对其底本的来源做了初步的探讨；三是在杨藏本的版本性质方面提出了各种假说，杨藏本在《红楼梦》版本系统中的各种可能存在的位置都有考虑；四是对杨继振的祖籍生平及其藏书情况做了初步的考证工作。这些学术成就的取得，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红学界在杨藏本研究方面所取得的上述成就，有力地推动了红学研究的总体进程，在一些核心问题上有所突破，亦存在不足之处。从成果的呈现形式来看，主要为单篇论文或论著的某一章节，尚未有相应的学术专著问世。
从研究内容和方法上来看，以下三个方面有待深入研究：一是关于杨继振收藏此本的来龙去脉尚未考证清晰；二是对此版本上相关题签、钤印、笔迹的辨认尚存在空白与分歧，有待进一步明确其文字与归属；三是对其文本与其他版本文字之间异文现象的阐释拘囿于文字本身，而在文学与文化方面的阐释相对不足，诸家观点与结论众说纷纭、难以达成共识。
上述三个方面的深入研究和发掘，对于解决杨藏本的版本性质、成书过程及其在《红楼梦》版本系统中的定位等核心问题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