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70年代，新加坡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讲华语运动”，旨在取缔方言，最终以华语取代方言为华族人士的共同语。这场运动触动了一系列问题。
“华语”和方言的关系
“华语”一词中国古已有之，只是不同时期的“华语”所指有所不同；但无论如何，“华语”指的都是中华语言，而其外延则相对广泛。
新加坡独立后，把华语确定为“官方语言”之一，这就赋予了“华语”新的内涵。几乎差不多同时，中国采用“现代汉语普通话”作为民族共同语的名称。这样一来，“华语”在新加坡成了“华族的共同语”，也因此跟中国的国家通用语言实现了切割，进而为建构新加坡华人社会的认同做了很好的铺垫。
“华语”和方言原来是一种上下位关系。最早把二者进行对举，可以推到马来亚联邦时期；但将“华语”同汉语各方言并列起来，当属于新加坡。这显然与新加坡当局对“华语”内涵和外延的界定有关：它在客观上就导致了“华语”跟原来的闽南话、广府话、客家话的语言学意义上的“对立”。这种语言学概念上的对立，形成了这样的理论基础，即闽南话、粤语、客家话等方言，应该服从国家地位上的“华语”，让位于“华语”。
1982年开始，新加坡广播媒体禁播方言节目，香港电视和台湾用方言的电视剧在“免付费”电视台必须改以华语配音播出，各家中文广播电台也改以华语为听众播出新闻、娱乐和音乐节目，用方言播报的新闻精简为“简要”新闻。
实境观察：母语教育成了第二语言学习
华人本来各有各的方言，这些方言是“与生俱来”的习得结果。它们是自然获得的语言，不需要有意识的学习，没有任何语言学习中的痛苦。在此基础上的母语教育，是“识字读书学文化”。学童到校，任务是学习“官话”，学习书面语，学习“文明词儿”等等。例如，学习官话方面，要学习官话的发音、学习官话的词汇，学习相关的文体和表达方法。
强制性地规定只能用“华语”，则下一代自身的语言习得开始遇到障碍，其后的华语学习也是困难重重。首先，他们无法通过方言获取语言和信息，有的甚至不能自如地获取华语或用华语交流；更为严重的是，原本是方言到标准语的转换学习变成了第二语言的学习。除了发音之外，他们得进行特定的语言结构训练，逐步地掌握语音系统和语法系统。其次，学生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学习的是一种平时不大使用的语言，书面语的使用更是少得可怜。尤其是家庭是英语背景的，他们到学校后无法听懂教师的教学语言，也就无法正常地跟着教师的步骤进行下一步的学习。越听不懂越不愿学，越不愿学也就越学不好，形成恶性循环。几年前我曾对此进行过分析讨论。以我在新加坡观课的经验，相当一批学生到了中学，仍然无法以华语进行流畅的交流。在中学的一些课上，老师布置作业还不得不用英语复述一遍。此外，由于未能严格区分语言习得意义上的“一语”和“二语”的华语学习者，对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华语教学在理论上认识不足，遇到问题简单地用“减负”方式来处理，这使得新加坡的华语教学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学生“痛恨”华语在一个时期似乎成了一个突出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想保持良好的华语使用和发展势头是很难想象的。
成“无源之水”，阻碍了新加坡华语的正常发展。
华语分布在世界各地，有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土壤，会产生各自的变体，因为语言是一个有机体，有自己的新陈代谢。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词语会死去，也不断有新的词语诞生。以中国为例，随着社会的发展，农业社会的词语正在不断消失，工业的发展，科技的发展，使得一大批工业词汇、科技词汇进入汉语，有的还陆续进入日常生活，成为常用词。语言会因为语域、领域和地域的不同，从不同方面吸收词语，而其中不少就是经过方言进入普通话的。就语言学的立场来看，标准语和方言是兄弟姐妹关系，方言是标准语丰富和发展的源泉。研究表明，现代汉语标准语在发展中词汇和表达方式的丰富，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方言。
禁绝方言，就使得新加坡华语成了无源之水。新加坡没有农业社会，原来农业社会的词语来源于方言，传统文化词语也源于方言。今天的新加坡是一个科技社会，新的词语和表达方式都是英语的。传统词语不断死去，也没有方言提供补充。新加坡华语已经成了一个无法创新发展的规范依赖型语言。
语言的本质论
多年来，人们只把语言看成是一种交际工具，这就把方言的生存之路给堵死了。因为从交际的角度看，方言的确不具优势。事实上，语言作为工具的功能，不只表现在交际，还有其他方面。例如，语言还是认同工具，是文化载体等等。方言也是如此，方言是地域认同、群体认同的重要工具。在中国的各大方言中，客家话是唯一个以人群命名的方言，它得益于“宁卖祖宗田，不丢祖宗言”的家训。
今天，语言是文化载体的观念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语言文化多样性也得到广泛的支持。事实上，语言不只是文化的载体，更是文化本身。我们清楚地看到，别的载体都是先有工具，然后方可载物；而语言这个工具从它的发生到发展，都是和文化相伴的。它已经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新加坡致力于通过华语来传承母语文化和价值观。其实，在我们的方言里中华文化的一些基本理念都已经存在，用华语或许也只是一种更“高大上”的表达，或者说是更上一个层次。方言记录了我们的饮食文化，记录了我们的历史，记录了我们的社会和科学经验，有我们的认识世界的方式。自然习得方言，也就自然地有这个根；离开方言，再通过华语寻找这个根，则需要一个艰难的历程。
作者为社会语言学者、曾任暨南大学华文学院教授、院长，也曾任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访问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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