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文发表于《文史天地》2016年第8期。感谢作者授权“天熹策论”微信公众号发表。转载请保留作者信息，并标明来源于“天熹策论”公众号。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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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于1936年预言：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条交通干线是穿越整个旧世界的最长的路。从文化—历史的观点看，这是联结地球上存在过的各民族和各大陆的最重要的纽带……
中国政府如能使丝绸之路重新复苏，并使用现代交通手段，必将对人类有所贡献，同时也为自己树起一座丰碑”。
丝绸之路与中西文明交流
刘敏 北京师范大学
岳亮 中共中央党校
在文明初起的轴心时代，亚欧大陆的东西两端星光熠熠，照亮了各自的夜空。一边天生仲尼，万古长夜将尽；一边柏拉图走出洞穴，迎接明媚的阳光。虽然大陆中间的广漠横无际涯，峻岭层峦叠嶂，但声声驼铃穿起了东西文明汇聚，世界民族交融的动人故事，一卷卷绮丽的丝绸渲染了沿途壮美的风景。这条沟通中西，美丽而又沧桑的纽带就是丝绸之路。
作为古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条实际通道，丝绸之路有着多条路线和悠久的历史。春秋战国之际，东西方之间丝绸贸易已经开始，其路线被称为“草原之路”。这就是丝路的前身。草原之路随着古代游牧民族的脚步，横穿欧亚北方草原，始自黄河中游，经鄂尔多斯、蒙古草原，越阿尔泰山脉进入哈萨克草原；再经里海北岸、黑海北岸可达多瑙河流域。正是通过这条道路，当时为中国所独有的丝绸传到了西方世界。到两汉时期，张骞受命通使西域，正式宣告了陆上丝路主干道的形成。唐代先进的文明，开放的文化，吸引了世界各国来华贸易，陆上丝路弦歌不绝，海上丝路也逐渐建立起来。
李希霍芬与“丝绸之路”的命名
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西方经典著作就记录了西人对于丝绸之路的想象：在遥远的东方大陆有个叫“赛里斯”（Seres，即“丝”的意思）的神奇民族，他们能从树上摘取“羊毛”（即丝绸）。虽然路途遥远，但却有路可寻。地理学家马利奴斯（Marinus of Tyre，活跃于公元68-80年）兴致勃勃地记下了这条路：从幼发拉底斯河渡口出发，向东到达赛里斯国的都城赛拉（Sera，洛阳）。
近代大航海时代开启之后，西方人对东方的浓厚兴趣被点燃。到19世纪，英国地理学家亨利·玉尔（Henry Yule，1820-1889）编著了《中国和通往中国之路——中世纪关于中国的记载汇编》一书。这本厚厚的著作汇集了古代西方的商人、使节、僧侣们有关中国的各种记载，详尽叙述了中国与西方之间自古以来的交往历史。此外，玉尔又对《马可波罗游记》作了最为详尽的校注，成为当时西方人认识东方的必备书。这极大地激发了西方人对中国及丝绸之路的兴趣，其中包括后来成为德国地质学家、地理学家的李希霍芬。
费尔迪南·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年生于德国西南部的卡尔斯鲁厄，1905年逝世于柏林。他的中国调查为他赢得了德皇威廉二世的奖赏和无尽的荣誉，乃至德国人仍将位于河西走廊西侧的祁连山脉称为“李希霍芬山脉”。在1868-1872年间，他先后七次实地考察中国，以上海为基地，足迹几乎遍布整个中国，采集了大量有价值的化石、岩矿标本，绘制了所经之处的地形图、地质图。回国后，李希霍芬便着手撰述他的调查报告。在这份调查报告中，李希霍芬记载了一条从中国到西方的古商路，并在他绘制的中亚地图中标示出来，命名为“丝绸之路”（德文为“Seidenstrasse”）。他对比班固的《汉书·西域传》，指出这条以西域南北两道为纽带连接中国与河中（指中亚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以及中国与印度的商路，是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一条沟通中西方的商贸之路，而中原及西域王国生产的丝织品正是丝绸之路上最为畅销的商品。
1877年，李希霍芬的调查报告《中国——根据自己的亲身旅行和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研究的结果》出版。从此，丝绸之路开始获得广泛认同。1910年，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发表《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丝路》，完成了对丝绸之路的学术论证。后来，李希霍芬指导的学生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将第五次中亚考察系列游记之一定名为《丝绸之路》。随着各种译本的出现，“Seidenstrasse”逐渐翻译成了世界各国语言，如英语的Silk Road 或 Silk Route、法语的Routes de la Soie、日语的“绢の道”或“シルク·ロード”等。“丝绸之路”的含义也逐渐扩延，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政治交流通道的代名词。一般认为，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丝绸之路，广义上的丝绸之路是指古代（主要指汉唐）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经印度、中亚、西亚连接北非和欧洲，以丝绸贸易为主要媒介的文化交流之路，按运输方式则可简单分为陆上丝路和海上丝路。
张骞是西汉著名的外交使节，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亚地理探险家。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建元三年），张骞受汉武帝的派遣，率领百余人的庞大使团从长安出发，踏上通往遥远的中亚阿姆河的征程。但在途径河西走廊和塔里木盆地时，不幸被北方草原的王者匈奴俘获扣留。匈奴王看重张骞大汉使者的身份，许配给他胡女为妻。张骞过了13年的囚徒生活，但始终念念不忘自己的使命，一直小心保留着汉武帝赐给他象征大使身份的牛尾节杖，最后终于找到机会从匈奴逃脱。他沿天山南麓西行数十日，经过了楼兰、库车、阿克苏、温宿等地，翻越天山到纳伦河，然后南行至大宛国，这成为后来丝绸之路的中道。大宛国王派向导和翻译将张骞护送到大月氏，遗憾的是张骞未能说服大月氏与汉朝共同对抗匈奴，只能回国。为避开匈奴，张骞选择昆仑山北麓丝绸之路南道，不幸的是再次落入匈奴人之手。一年后，张骞趁匈奴内乱携胡妻和仆人逃脱，历时13年，终于回到长安，受到了汉武帝的热烈欢迎。张骞出使西域虽未达成与大月氏建立政治联盟的目的，但收集的大量地理资料使中国人认识到了帕米尔高原以西另一个文明世界，也使汉朝与西域诸国的沟通成为可能。
公元前129年，汉武帝掀起反击匈奴之战，在一代名将卫青、霍去病率领的汉军沉重打击下，匈奴大败，无奈远遁蒙古草原以北，从此解除天山南北通往西域之路的威胁。公元前116年，张骞第二次率领一个由三百人组成的庞大使团沿丝绸之路北道出使乌孙，寻求与乌孙结亲，强化汉朝在西域的实力。他们从长安出发，经敦煌和楼兰，向北到吐鲁番盆地，然后沿天山北路西行，最后抵达乌苏国首都赤谷城。张骞的副使继续前进，分别访问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等国家。据《汉书·西域传》记载，此次张骞出使携带赠送给西域各国的礼品包括牛羊数万，金帛货物“数千巨万”。中原制造的丝绸就这样被大批运往中亚和西亚各国，由此打破了游牧民族对丝路贸易的垄断，使中国和中亚、南亚、西亚诸国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商业贸易往来，中国通向西方的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也由此形成。公元前60年，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府，全面控制了河西走廊和西域大部分地区，丝绸之路也进入了全盛时期。不仅中国人西出西域，更有中亚商业民族往返于东亚与西亚之间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此后，即使是在南北对立、政治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丝路贸易仍未阻断，西域以粟特人为代表的商业民族反而更为活跃，海上丝路也逐渐开辟出来，为唐朝丝路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杨良瑶下西洋：海上丝路的兴起
早在秦朝时期，中国人曾入海求仙，算是大规模航海之始。不过，这并没有持续多久，汉代忙于向西域扩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又国力不足，中国的航海事业迟迟没有进展。直至隋唐一统以后，中国航海能力获得显著发展，尤其是安史之乱之后，唐王朝经济重心南移，陆上丝路被阻断，海上丝路获得大发展。就在唐朝德宗时期，中西交通史上便出现了一位堪与张骞比肩的伟大外交使节——杨良瑶。
杨良瑶是位宦官，名不见经传，在正史中很难寻觅他的事迹，好在新出土的《唐故杨府君神道之碑》记载了他航海下西洋出使黑衣大食（阿拉伯阿巴斯王朝）的壮举。公元751年怛罗斯之役后，唐王朝与黑衣大食大致划定了陆上的势力范围，双方经贸往来频繁。但青藏高原的吐蕃王国兴起后，与唐朝战和不定。唐王朝因安史之乱元气大伤，若能与黑衣大食建立反对吐蕃的政治联盟显然十分有益。于是，唐德宗制定了“西结大食、天竺”的外交战略。挑选合适的使臣前往黑衣大食，以和平方式宣扬唐王朝的政治主张便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公元785年，杨良瑶接受唐德宗赐给的绯鱼袋，“充聘国使于黑衣大食”。他受命后，剪发祭海，由海路去往中东地区的巴格达。这条海路和620年后郑和的航行路线几乎一致：他从广州登船启程，沿南海南行至门毒国、古笪国，过新加坡海峡，经天竺等国家抵达大食国，后从陆路到巴格达。如同这次航行，杨良瑶的外交活动也顺利地很，唐王朝实现了与黑衣大食联合的战略意图。《新唐书·大食传》说：“贞元中，（黑衣大食）与吐蕃为劲敌，蕃兵大半西御大食，故鲜为边患。”要知道，杨良瑶比起郑和整整早了620年，舰船性能、导航设备、航海知识等等相差极大。在我们同声歌颂郑和的壮举时，更应记住杨良瑶这位备尝艰辛的先驱。杨良瑶下西洋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这表明从广州到中东的海上丝路成为丝绸之路最重要的支线之一。
宗教宽容与文化多元
丝绸之路是一条鲜活的道路，它不仅沟通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而且随不同时代的宗教变迁而有所变化。
隋唐时期，中国与萨珊波斯一直保持非常友好的关系，双方使者不断，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丰富多彩，不论是作为波斯物质文化代表的金银器，还是作为精神文化的景教、摩尼教，都从波斯传入了中国，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时，撒马尔罕壁画上手捧丝绢的唐朝使者，波斯文、阿拉伯文文献对中国物产、工艺传入的记录，以及大量瓷器、丝织品的考古发现，都说明了中国文化西渐的广度和深度。事实上，不论是丝绸、玉器、宝石、香料、药材、陶瓷、珍禽、异兽等物质层面的物品，还是佛教、琐罗亚斯德教（火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儒家思想、道教、占星术等思想层面的结晶，都是通过这条东西交往的道路双向交流的。
在丝绸之路汇聚的多种宗教文化既相互碰撞，又和平共处，和谐共存。汉唐时期，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思想观念以佛教的影响力最为巨大，重塑了此后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的面貌。中华王朝不论迎佛也好，辟佛也罢，乃至是皇权的强力灭佛，都展现了佛家思想对中国思想的新塑造。而这种塑造不是以暴力地消灭异教徒的方式进行的，而是在和平共处中展开竞争。西域的于阗王国是丝路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不仅是商人驻足之处，还是西行东来的僧侣歇脚所在。这里修筑了大量的佛寺，宝殿里却常常主尊是佛像，佛像两边的上方都是千佛，但下方往往描绘地方神祗，其外部特征有似祆教神祗。也就是说，丝路上的诸神之间并没有战争，而是安然地保佑着各自的信徒。
按照塞缪尔·亨廷顿的观点，不同文明由于自我认知身份的差异而存在着激烈的冲突，但历史经验表明，在冲突之外，文明之间有着更为广泛的交流和竞争。公元751年，唐王朝与大食爆发战争，史称“怛罗斯之役”。这件小小的插曲迅速为和平交流取代，唐王朝的大量工匠随大食军队内迁，直接导致了以中国造纸术为代表的科技西传。随后，中亚撒马尔罕形成了一个造纸中心，并在以后的岁月中将造纸术从西亚传入欧洲，埃及人的纸草和羊皮纸开始退出舞台。可以说，怛罗斯之战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极具象征性。抛开军事上的胜败不论，中国文明与阿拉伯文明在怛罗斯之外的广阔空间里竞争并共生，对双方文化的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文化多元、文明交往、和谐共存，这正是丝绸之路留给我们今天最可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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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编：北潇【CCPS】恕之 【CC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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