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民族象形文字链
【作者简介】宋兆麟，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中国著名民族考古学家、民族学家、民俗学家。
我本来是学考古的，掘土挖墓是我的本行，由于工作的需要，又与民族调查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曾在西南民族地区做过不少田野工作，接触过不少民族语言文字，包括象形文字，其中的纳西族东巴象形文字是很珍贵的。但是有些人说东巴文是中国和世界上唯一的象形文字，对此我就不敢苟同了。经过多年摸索，我发现当地还有一些民族也使用象形文字，事实上我国西南民族地区存在一条象形文字链，纳西族东巴文只是其中比较明亮的一环，还有一些闪亮的象形文字在发光。
一、东巴象形文字
在云南丽江、维西、宁蒗和四川木里、盐源等县都有纳西族分布。该族祭司东巴有三种记事方法：一种为图画，又称东巴画；一种为音节文字；一种为象形文字（图一）。李方桂就持此说。傅懋勋也认为东巴文包括图画、音节和象形三部分，其中的象形文字并不占多数。不过，就中国各民族文字来说，东巴的象形文字数量是最多的，内容十分丰富。至于说东巴象形文字是世上“唯一的象形文字活化石”就过分了。据实地调查，类似的象形文字绝不仅限于纳西族，在西南不少民族中都有，包括摩梭人、耳苏人、纳木依人、彝族、羌族、普米族、藏族。
二、耳苏人母虎历书
1981 年春天，我们结束了在四川木里俄亚村的田野调查，在西昌邛海暂住，目的是编写调查报告。其间有两件安排之外的事：一是应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邀请，在昭览博什瓦黑进行了唐宋岩画调查，发表了报告；另一件是耳苏文字调查。当时有一位甘洛县耳苏人（现归藏族）扬光才来找我们。他手拿一本“母虎历书”，共 24 页，每页 15 格，代表 15 天，共 360 格代表 360 天。每格有一生肖头像，代表日期，生肖附近有两三个象形文字。因封面有四虎爬在地球不同位置上，代表不同季节（图二），因此称为“母虎历书”。我们初见“母虎历书”，像看天书一样，只好去甘洛县耳苏人村落进行实地调查。耳苏人的祭司叫沙巴，他有两种经书：一种是用象形文字写的，“母虎历书”就是代表；一种是用图画写的，祭司照图念经，其中的《指路经》长达 10 米，近百幅图（图三），是沙巴为亡灵念的，送亡灵回归祖居地，与远祖团聚，而回归路线正是耳苏人南下的路线。从《指路经》上的纪年看，它应该是道光时或更早的作品。为此我曾写过《寻根之路》一书。
三、纳木依人的象形文字
与耳苏人分布相同的还有一种纳木依人，他们虽然划归藏族，但历史文化比较特殊。他们也信仰民间宗教，称祭司为帕比。帕比也有两种经书：一种是用图画写的，有多种，包括占卜、祈财、医疗、送葬等内容；一种是用象形文字写的，主要是卜书。其卜书与“母虎历书”类似，但每格内无生肖，仅有三四个象形文字，表示当天吉凶祸福（图四）。纳木依古称摩梭，意为黑人之意，与纳西族同样含义，两个族群有交往、婚配，民俗上也多相近。据调查，纳木依与纳西都是氐羌后裔。氐羌人沿雅砻江南下，抵丽江、维西成为纳西族，有些到泸沽湖地区成为摩梭人，有些停滞在雅砻江流域，这就是纳木依人。因此，纳西族、纳木依人都使用象形文字是不奇怪的，只是前者的复杂、数量多，后者的简单、数量少，未得到充分发展，说不定后者的象形文字还保留了比纳西族象形文字更古老的形态。
四、摩梭人有象形文字吗？
我对摩梭人的历史文化下过很多功夫，从 1963 年起进行过多次调查，写过几本书，还征集 40 驮摩梭人文物，其中就有摩梭人用象形文字写的卜书。由于当时大环境的影响，我们对该族祭司达巴多敬而远之，是不能也不敢进行调查的。所以，达巴怎么使用象形文字，我们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2000 年春天，应几位外籍学者之邀，我又同他们对泸沽湖地区民族文化进行深入调查，我个人的主要任务是了解达巴使用象形文字的情况。我们取道四川西昌，经过盐源而抵泸沽镇，后又去永宁温泉，骑马进利家嘴和屋脚。通过对四个村多名达巴的调查，共发现了七个卜书版本，从而得出以下结论：（一）达巴普遍用比较简单的象形文字书写卜书，互相传抄，共同使用。（二）卜书是由达巴掌握和使用的，一般民众不了解。（三）卜书的格式，类似“母虎历书”，但无生肖，每天一格仅有几个象形文字，象形文字少，这一点很像纳木依人的历书（图五）。回京后我曾写一篇论文，发表在《民族学报》上，进一步证实摩梭人也使用象形文字，但远不及纳西族东巴使用象形文字广泛。
五、彝经中的象形文字
彝族是我国有文字的民族之一，该族的祭司毕摩有不少手抄本经书，多借助于六国系古汉文和后世的真书、草书作为书写符号来表示音节。也就是说，彝族文字主要是音节文字。这已经得到罗常培、傅懋勋、李方桂等名家的首肯。但是在彝族中有不少象形文字，如祖先、牛、马、羊、鸡等等（图六）。马学良先生认为，从造字之本体来说，彝文属象形文字之列（含意象文字）。尽管彝经中象形文字不占大宗，但数量不少，说明彝族也具有或使用过象形文字。当然，彝族除大量使用音标文字、象形文字书写经书外，也利用图画书写经书，如张纯德主编的《彝族古代摩毕绘画》一书就有例证，那些经书基本是占卜性图经书。
六、汉规有象形文字吗?
汉规是普米族的祭司。既然与普米族为邻或杂居的纳西族、摩梭人、彝族、耳苏人、纳木依人都有或多或少的象形文字，那么普米族是否也有象形文字呢?这个问题是值得重视的。
过去曾出版一本《普米族研究文集》，前面有一组“泽布形毕”插图，应该出自我的某个作品。该书也刊有一部汉规经书，是用象形文字写的（图七），说明普米族也有象形文字。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在金沙江畔经历的一件事。1981年2月1日，我进驻抓子村，天色已晚。该村坐落在金沙江北岸，东临冲天河，北为抓子河，村子正处在半山腰上，房子为干栏，呈半环状布局。我住在巴比喀西老人家，他是一位汉规。他给我们煮了一锅玉米稀饭，还有咸菜。大概是村落较小，没一个小时工夫，乡亲们都登门来访，大部分是看热闹。等众人走后，巴比喀西老人才拿出一个布包，里面有三本书:两本是藏文字的经书，一本是用象形文字写的，称“看日子的书”，即历书。
我翻了一下《俄亚调查日记》，其中第一册是记录1981年1月12日至2月8日的事。在2月1日有下述记载:
泽达吉吉，算日子的书。
巴比喀西，主人。
这是我见过普米族汉规使用的象形文字历书的日记。记得当时我曾试探要把书买下来，但主人不肯卖，我只好拍两张照片留念。据我调查，普米族有三种记事方法:一种是“拴羊毛疙瘩”，类似木刻记事；一种是用图画记事，多绘于墙上；一种是用象形文字书写记事，如上述的历书那样。
七、藏族的象形文字
藏族原来无文字，《新唐书·吐蕃传》:“其吏治，无文字，结绳齿木为约。”在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时代已发明文字，但各地、各部落文字不一致，经过几百年努力，到公元9世纪才统一了藏文，并沿用至今。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分三大方言，其文字是松赞干布时吞弥桑布扎根据梵文和藏语创立的，有三十个铺音和四个元音符号，另有五个反写字母，属于拼音文字。藏族分布广，支系多，基本有三种记事方法:一种是用拼音文字，拼音文字流行广，著述多，是基本文字；一种为图画书，有一种藏医书就是图画书；一种为象形文字书写的书，前述的耳苏人“母虎历书”、纳木依人历书就属于藏族象形文字书的范围。其实四川武平和甘肃文县的白马藏族也有一种象形文字写的历书。以上藏族几个支系使用象形文字书写经书，是藏族有象形文字的佐证。 以上事实说明了两个重要问题:
首先，在西南民族地区有一个象形文字链。
我国西南民族地区，基本指四川西南和云南西北广大地区，主要有纳西族、摩梭人、彝族、普米族、藏族等。正如前面所述，在这些民族中或多或少地保留有象形文字。我国的文字，是以甲骨文为象征的主体文字，是由典型的象形文字发展来的，而且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象形文字的要素仍一直存在于汉字之中，这应该是中国文明连续发展的重要标志。有趣的是，古朴的象形文字并没有在中国大地上消失，它还存活在我国西南广大民族地区，主要在纳西族、彝族、普米族、藏族中。从我国文字发生学来说，象形文字来自图画，而上述图画又存在于以上民族之中，并且与象形文字并存。由此看出，在我国西南地区，存在着一条象形文字链，每一环都散发着象形文字的光芒，它基本上是与彝藏民族走廊相一致的。这对认识上述民族的历史文化有重大意义。
西南各民族的象形文字，是否可以穿系起来呢？回答是肯定的。在我国西北甘青地区，在史前的彩陶上就流行书写或刻划符号，其中有些就是象形文字。这些符号的主人，与氐羌有密切的联系。由于中原文化的压力和影响，有些氐羌族群南下，沿着川西走廊或彝藏走廊，自北向南迁徙，从而在西南广大地区形成许多民族，即西南夷各支系。值得注意的是，巴蜀文化也有象形文字，在各种青铜器上有明显反映，他们对南下的氐羌必然有重要影响。西晋时代的夷经也有同样作用。张华《华阳国志·蜀中志》:
夷中有桀点，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便为主论议，好譬喻，谓之“夷经”。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
诸葛亮乃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星辰、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又画牵牛负酒、冽金宝诣之象，以赐夷, 夷甚种之。
羌族“刷特日”即为图画经书（图八）。
当时的“耆老”实为祭司，既懂宗教，又掌握文化，社会地位较高，曾是王的助手，而“夷经”正是祭司的经典，其中就有不少象形文字。说诸葛亮做图谱完全是附会之词，祭司用图画、象形文字编著经书却早已有之。上述象形文字必然对氐羌后裔有重要影响。后来形成的纳西族、彝族、藏族等也从中吸收了不少巴蜀象形文字和“夷经”等的内容。徐中舒先生认为:“巴文和么些（纳西）文……应具有一定的亲属关系。么些文可能是在巴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其次，西南民族象形文字链对探讨文字起源有重要意义。
文字是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文字是怎么起源的？这是大家都关心的问题。无论从商周的甲骨文看，还是从我国西南民族象形文字看，古老的象形文字都为祭司们掌握，并且为其所使用，而一般民众是文字的局外人。这一事实说明，文字起源于巫，尤其起源于巫的高级阶层—祭司。文字有一个发生、发展过程，有人说文字起源于刻划符号，但它只是远古记事方式之一，还有结绳、刻木等，这些记事方法对发明文字有一定启发，不过难以找出两者的必然联系。事实上，西南民族也有一种刻在房子上的符号，只起记事作用（图九），与巫经没有联系。其实西南民族曾普遍有三种经书:一种是用图画绘制的图经，类似连环画小人书，祭司看图诵经，可以占卜、看日子、送鬼、安葬。据研究，我国古代的《山海经》即起源于巫图。一种是用象形文字写的经书，主要是卜书、历书。还有一种是受藏族文化影响而传入的藏文经书。虽然如此，此类经书也与藏经不同，它是利用藏文字母记录本民族经典，所以一般藏族学者并不能解读此类经书，只有既懂本民族语言，又识藏文字母者才能阅读此类经书。这些事实说明，我国的文字起源可以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图画，它虽然不是文字，却是正规经书的最早形式，在西南诸民族中最为明显。它应该是文字起源的土壤和根源。
第二阶段是象形文字，即在图画经书的基础上，经过提炼加工，把图画中最有象征性的图像简化为亦图亦文的象形文字，并且产生许多经书。
第三阶段是汉族方块字。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确认我国西南民族，尤其是川滇民族有一条象形文字链，这对研究当地民族历史文化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中国社会转型，民族地区发生巨变，西南民族象形文字链正处于萎缩、消失状态，由于各种原因，让其传承下去已不可能。它没有被列入非物质文化保护之内，这样是对还是错，只能留给后人评说。在其消失之前，我们要急切做的就是进行民族文化抢救工作，具体应做三点：第一，进行抢救性调查，写出调查报告文本，附带插图，可以传之后世。第二，尽可能地把与上述象形文字有关的民俗、信仰拍成录像，生动活泼地记录客观现实，这种科学传承也是必要的。第三，应该把上述图经、象形文字历书以及与其有关的神偶、祭司用具、法器、巫术道具等实物搜集起来，送进博物馆收藏，特别要对用上述象形文字写的经、历进行解读，否则将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其实，这也是非物质文化保护应该做的工作。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西北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篇幅原因，注释从简。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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