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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于阗道”，是西藏西部地区沟通与中亚西域的前哨。古代于阗与吐蕃之间的文化联系,正是通过这条古道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于阗之名,最早在汉文史籍中出现,始见于《史记·大宛传》:“于阗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司马迁撰《史记·大宛传》乃取材于张骞出使西域所记材料,由此推之,于阗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已经立国。
在藏文古籍中,也有关于于阗立国的传说〔42〕,据《汉藏史集》“圣地于阗之王统”记载:
最早在迦叶佛出世之时,于阗被称为草垫之地。迦叶佛圆寂之后,曾于此建塔,名为郭马萨拉干达塔,有“仙人”喀热夏等人曾长期在于阗的山上修行居住,以后,教法毁灭,于阗变成了海洋。
释迦牟尼出世后,于阗被托给毗沙门天王和药叉正力等神,释迦牟尼本人也曾飞临于阗。至释迦示寂后二百五十四年,法王阿育王来此地,在现在和田城所在地住了一宿,与王妃生下一子,名为地乳。地乳王长大成人之后,汉地之王命其率兵众向西寻找于阗。
地乳王的两名随从为寻找走失的乳牛而在此与印度人相遇,双方划地为界,各自立国。从释迦牟尼示寂到地乳王做于阗王,其间相距二百五十四年〔43〕。
如按这一传说,则于阗之立国是在阿育王时代(即公元前242年左右),已有学者考证认为,这一传说实为于阗僧徒为了便于佛教在于阗的传播而伪造出来的,不足为信。〔44〕但是,大量的藏文文献中记载这一传说本身,就意味着于阗与古代西藏之间关系非同一般。于阗之名的由来,据藏文《于阗古史》所记,其读音为“U一then”,为都与河之意。日本学者白鸟库吉认为,藏语中称玉石为g·yu(yu),与古音jiu或者gjiu相同,而U一then与jiu dien或U一dien之音相近,故于阗有玉城、玉邑之意;〔45〕此外,还有外国学者按照古藏语于阗的读音Li一yul,释其为钟铜之国(Bellmetal Country),或者谓Li即犁,指耗牛(yak)〔46〕,无论这些解释具有多大的可信程度,但至少表明,“于阗”一词的起源,学术界倾向于用藏语来进行解释比较合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二地之间在古代具有某种特殊的联系。
《汉藏史集》中还记载了佛教传入于阗的情况,云:“于阗立国后六十五年之时,即叶吾拉王之子尉迟森缚瓦即王位五年时,佛法开始传到于阗国”。〔47〕另一部藏文史籍《于阗古史》记载:“于阗建国于佛涅般之后二三四年。建国一六五年后,于阗王Yeula的儿子Vijayasambhava在位。登位后的第五年达磨(Dharm胜法)开始传入于阗。此王为弥勒和曼殊利室的化身。毗卢折那阿罗汉以比丘的面貌,出现于于阗,并驻锡于赞磨村之Tsar—ma窟内”。〔48〕日本学者羽溪了谛据此推算于阗建国系在阿育王时代,即公元前242年左右;而佛教传入此国,便应当在公元前74年前后。〔49〕
如前所述,由于于阗建国的年代多系神话传说,所以以此来推算佛教传入于阗的时间,不一定可靠。日本学者崛谦德认为:“佛教能致如此之盛大,必经相当之年月,是以遍照(毗卢折那)传教于于阗之时代,当在第一、二世纪或其以前。第二世纪前半叶为迦腻色迦王出,印度佛教传播于四方之时代,然则遍照传教于于阗国,或在此时”。〔50〕参照佛教传入西域各国的时代来看,可能这一推测比较可取。
于阗与吐蕃之关系,可谓源远流长。
就其民族种属而论,二者之间便存在着亲缘关系。《魏书·西域传》、《北史·西域传》及《通典》卷一九二载,于阗国之民族皆云:“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等深目高鼻,惟此一国,貌不甚胡,颇类华夏”。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对此作出的解释是：“当时于阗人容貌并非深目高鼻,反类华夏云云,决非指汉人移居此地,其实应为类似汉人的西藏人混合的结果”。〔51〕
周连宽联系到《汉书·西域传》中所载之“羌”,提出最初来到于阗的民族,当系一支从于阗以南的南山山脉北麓,随畜逐水草以达塔里木盆地南边绿洲的羌系民族,定居于此,再混合以后来从兴都库什山区东迁来的Arya种的Galca人所形成的种族。〔52〕他还指出:直至现代,于阗人的体质中仍保留有西藏种的因素,“其实这种西藏系统的性质,来源甚古,是汉以前于阗地区羌族土著居民的遗存”。〔53〕笔者不仅完全赞同这一意见,而且还要补充一点:最新的考古人类学研究成果,也支持这一观点。
近年来,随着我国西北地区考古工作的进展,一批古人类学材料经过研究测定后,显示出一些很值得注意的特点,其中比较重要的如新疆哈密焉不拉克墓葬的人骨种系。
新疆焉不拉克古墓群是在1986年春进行考古发掘的。墓葬中出土有相当数量的彩陶器和小件的青铜器,还出有铁制品。据观察研究,墓葬所出的陶器器形与纹样特征与甘青地区的辛店文化有某些相似之处,故墓葬的总体年代大致上定在西周或春秋之间。〔54〕墓葬中还出土了一批人骨材料,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韩康信等学者的鉴定,已经得出了初步的结论。
〔55〕这批人骨材料大体上来讲,包括有两个大的支系类型:即欧洲人种支系与蒙古人种支系,而以蒙古人种在数量上占明显优势。在这批蒙古人种头骨的总的特征上,“具有长颅型,颅高趋低的正颅型,高而适度宽和中等偏平的面,矢状方向面部突度弱,齿槽突度有些接近突领,中等突起的鼻兼有狭鼻倾向”。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综合特征,恰恰与现代藏族卡姆型头骨之间表现出强烈的一致性。因此学者们认为:“如不纯系偶然,焉不拉组与西藏卡姆组属同类性质是可信的,其接近程度甚至超过了焉不拉组与甘肃古代组之间的接近程度。由此可见,与现代藏族很接近的甚至带有某些更不分化性质的古代居民在公元前10一5世纪生活在西北边陲地区”。〔56〕
哈密虽在新疆之东北部,与于阗相距甚远,但其原始先民所反映出的体质人类学特征,却与于阗的古代居民具有相似性,即当中都包含有古代羌系民族的成分。由于古代的“羌”活动范围极广,西藏远古先民的一部分,也与之有着密切的关系。《新唐书·吐蕃传》载:“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正是从这个意义而言。所以于阗与西藏的古代居民同属于一个大的种系,有比较足够的证据。
于阗是西域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之一。据《法显传》所载,公元5世纪初,正值于阗国佛教处于极盛时期,国中有大伽蓝十四所,小寺不计,有僧数万人,多学大乘,人家门前,皆起小塔。〔57〕藏文文献《汉藏史集》亦载:“总的来说,和田(按:即于阗)地方的大寺院在城内外有六十八座,中等寺院有九十五座,小寺院有一百四十八座。另外,荒地小庙及不属寺庙之佛像佛塔等,共计三千六百八十八处。据桂·措衍金波鼠年统计,和田地方共有比丘一万来名。” 〔58〕由此可见当时于阗国佛教规模之一斑。
于阗王国与吐蕃王朝之间发生直接的联系,据文献记载大约开始于公元7世纪的后半叶。《汉藏史集》在记载于阗新建之“达哇涅寺”时云:“此时吐蕃之王将于阗收归治下，此寺是在吐蕃大臣噶尔·东赞来到于阗时修建的”〔59〕。这与汉文史料可以相互对应。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年部分记载,噶尔·东赞在松赞干布逝世后担任吐蕃大相期间,长期住在吐谷浑地区;〔60〕《资治通鉴》唐高宗麟德二年(665年)三月条下记:“疏勒、弓月引吐蕃侵于阗”;〔61〕又高宗咸亨元年(670年)夏四月条下记:“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与于阗袭龟兹,拔换城,陷之”。〔62〕这些记载都与《汉藏史集》所载相合。
于阗的佛教传入吐蕃,从藏文文献中所反映的线索分析,可能在吐蕃与于阗发生联系后不久。如《汉藏史集》载:
“释迎牟尼涅槃之后的两千年间,于阗国有佛法之影像及舍利,此后教法毁灭,于阗国和疏勒、安西三地被汉人、赭面、粟特、突厥、胡人等摧毁。
其后,有一名菩萨转生为赭面国之王,在吐蕃地方兴起佛法,建立佛寺及佛塔,立两部僧伽。王臣逐渐奉行佛法,从其它地方迎请许多堪布和佛经。
于阗国也被纳入吐蕃王国统治之下。这以后,在赭面吐蕃的七代国王之时,于阗的一位年青国王仇视佛教,驱逐于阗国的比丘,众比丘依次经察尔玛、蚌、墨格尔、工涅等寺院,逃向赭面国。……此时赭面国有一菩萨化身之王妃,是汉地的一位公主,她任施主迎请于阗国的比丘到吐蕃”。
〔63〕类似的记载,也见于藏文《于阗教法史》中。〔64〕这一事件,据析可能发生在公元710年金城公主到吐蕃之后约二三十年后〔65〕。
尔后,于阗与吐蕃两地不断进行交往,作为西域的佛教文化中心,于阗对于吐蕃佛教的兴盛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据《青史》记载,赤德朱登王时代,“修建了扎玛正桑等一些寺庙,又从黎域(于阗)迎请来很多和尚”,以传播佛法。〔66〕赤松德赞时期,吐蕃佛教兴盛,译经之风大起,“一些精通翻译的人,将印度、汉地和于阗等地区的佛教,凡是能得到者,大部分译到吐蕃”。〔67〕《巴协》中也记载在修建桑耶寺的过程中,“召来了汉地、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黎域、吐蕃等各地的能工巧匠”,〔68〕足见于阗的佛教艺术也传到了吐蕃。意大利学者杜齐在论及他对西藏佛教艺术的看法时特别指出:“在西藏寺院中见到的若干塑像上可以观察到印度的沙西文化(Shahi)的影响及来自尼泊尔或中国中亚(于阗)的某些早期影响”; 〔69〕并且提出“艾旺(引者按:西藏中部地区的一座寺庙)的碑铭上也有关于于阗及印度影响的更多的资料”。〔70〕这些材料都与藏文史料的记载是一致的。
如前所述,由于吐蕃与于阗之间早已开通了“吐蕃—于阗道”,而这条道路中一个重要的中转站应是吐蕃西部的象雄(羊同)旧地,所以,于阗佛教传入吐蕃有很大的可能是以此作为中介的。
原文载于：霍巍 《中国藏学》 1995年第4期
注释：
〔42〕藏文古籍中有关于阗国立国的记载主要有:敦煌古藏文写卷P.T.960《于阗古史》、藏文大藏经丹珠尔部《于阗国授记》以及《汉藏史集》等。前两书1935年由英国学者托玛斯译成英文,收入其藏学名著《新疆藏文文献集》第一集,其后在1967年由牛津大学作为敦煌东方学丛书第19种出版,书名为《关于于阗的藏文文献》。1921年,日本人寺本婉雅曾将这两书译为日文出版。王尧、陈践曾据法国科学院西藏学研究中心和法国图书馆联合出版的《敦煌藏文文献选》中影印的敦煌藏文写卷P.T.960译解为《于阗教法史》,发表于《西北史地》1982年第3期。
〔43〕〔47〕〔58〕〔59〕〔63〕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陈庆英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3~56,58~59,57~55,59页。
〔44〕〔46〕〔48〕〔52〕〔53〕〔57〕周连宽:《瞿萨旦那国考》,收于其《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一书,中华书局,1984年,第229一236,230,247,245~246,246,251页。
〔45〕〔日〕白鸟库吉著、王古鲁译:《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二辑,第138~139页,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
〔49〕〔日〕羽溪了谛:《西藏之佛教》,贺昌群译本第203页,上海商务出版社,1956年。
〔50〕〔日〕崛谦德:《于阗国考》,纪彬译.《禹贡半月刊》四卷一期。
〔51〕《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二辑,第136~137页。
〔5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处、新疆大学历史系文博干部专修班:《新疆哈密焉不拉克古墓地》,《考古学报》1983年第3期。
〔55〕〔56〕韩康信:《新疆哈密焉不拉克古墓人骨种系成分之研究》,《考古学报》1990年第3期。
〔60〕《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年》。
〔61〕〔62〕《资治通鉴》卷二O一,页十三上,三一下。
〔64〕王尧、陈践:《于阗教法史》译解,《西北史地》1982年第3期。
〔65〕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5~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66〕廓诺·鲁迅伯:《青史》,郭和卿译本,第27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
〔67〕巴卧·祖拉臣瓦:《贤者喜宴》,黄颢摘译,《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
〔68〕拔塞囊:《拔协》,佟锦华等译,第60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
〔69〕〔70〕〔意〕杜齐:《西藏考古》,向红茄译本第48~49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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