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文化专辑
徐卫民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雍城在秦的发展中是里程碑式的，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从此以后秦才真正揭开了其争霸中原、称雄海内的历史画卷。
定都雍城与自然环境
雍城位于陕西省凤翔县城南。秦为何要把都城选在此呢？这是秦人建国以来对自然环境不断追求、不断探索总结的结果。此前的平阳地处渭河谷地，地势低洼，而且夹于渭河、秦岭与凤翔原之间，地窄路隘，无论是东进还是西守，或向南北扩展都受到极大的限制。
而凤翔原是周代周原的一部分，位于关中平原的西部，地势高敞，依山傍水，南为雍水，地势平坦。北为汧山，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是当时通往西南、西北地区的交通咽喉要道，这里土壤肥沃，易于农业的发展。
正因为如此，从秦德公开始，迁都于此。经过200多年的修建，成为当时列国诸侯中有影响的都城。
雍城的布局和结构
经过两千多年的风雨剥蚀及人为破坏，秦雍城地面建筑已荡然无存。从20世纪30年代起，考古工作者依据文献在此寻觅。50年代开始了有计划的勘探、试掘和发掘，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根据勘探得知，城址平面略似正方形，城墙东西长3300米，南北宽3200米，坐北面南，部分地段以自然地势蜿蜒而筑。西城垣保存较好，南墙次之，东墙和北墙保存较差。城垣一般宽14米左右，城墙基最宽处15米，最窄处7．5米，城墙系黄土夯筑而成，夯窝较小，夯土密实，西墙北段发现有人工构筑的城壕，现长1000米左右，宽12—25米，深约6米，城东、南两面分别有纸坊河和雍水作为天然屏障，北边由于被压在现在的凤翔县城下，是否有城壕不详。
城内共有干道八条，纵横交错，东西、南北向各四条，井字交叉排列，呈棋盘状，八条干道宽8—10米，把城内分成25个似后代都城中的坊的结构。相邻干道之间的距离不等，一般在650—800米之间，最宽的1300米，窄的400多米，其走向不甚端直，相互之间亦不平行。现发现三个城门均在西城垣，与城内东西向干道中的三条相通，门宽8—10米，大体上由三道组成，中间一道较宽，路土较厚，两边两道较窄，且路土较薄。据推测雍城当有十六座城门。目前已发现三处城门，宽8—10米，车轨间距2．1米。[1]
雍城的宫殿建筑是十分华丽的，早在秦穆公时，都城尚处于发展时期，当时的戎族使者由余来到秦国，当他看到处于修建时期的雍城时，不禁感叹道：“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2]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载，秦德公二年“初作伏，祠社。”可知雍城有社。依“左祖右社”之制，社当位于秦公朝寝即马家庄三号建筑群遗址之西。
在雍城发现了“市”的遗址，市位于城的北部，在北城墙南面偏东300米处，经详细勘探，知其是一个近似长方形的全封闭空间，四周围以夯墙，西墙长166．5米，南墙长230．4米，东墙长156．6米，北墙长180米，宽1．8至2．4米。钻探时于四周围墙中部都发现有“门塾”遗址，一般宽21米以上，进深14米左右。墙体两侧均有瓦片堆积，应是夯墙上的覆瓦。四周有围墙基址，围墙内为露天市场，面积3万平方米左右。[3]与四川汉画像砖上的市亭图基本一样。
雍城布局示意图（田亚岐绘图）
西墙的市门已经发掘，南北长21米，东西宽14米，建筑呈“凹”字形，进入门口处有大型空心砖踏步，从门四周的柱洞及瓦片堆积情况推断，门上有四坡式大屋顶建筑，遗址内出土有秦半两钱、鹿纹等图案瓦当及一件钤有“咸囗里囗”的陶器残底，雍市遗址与《周礼·考工记》所记载的面朝后市的格局一致。从布局来看，市周围有围墙，四边开门，市门上有市楼。市的交易限时限地，分门别类，集中管理。在西南市门外，还发现两道南北向车辙，可见此“市”处于南北向和东西向干道之间，既便于货物流通，也有助于对“市”的规划设置和对其交易状况的了解。据出土文物种类及纹饰推测，这座“市”建筑的建造使用当从战国早期至秦汉之际。
从以上的社和市遗址所在位置看，雍城的布局基本符合《周礼·考工记》“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记载，都城的设施比较齐全。宗庙、社稷、市场是都城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与都城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引《秦纪》所载：“康公享国十二年，居雍高寝”，“共公享国五年，居雍高寝”，“桓公享国二十七年，居雍太寝”，“景公享国四十年，居雍高寝”，“躁公享国十四年，居受寝”，说明雍城的高寝、太寝、受寝是秦公的宫殿。其遗址在雍城已被发现。目前在城内已发现三个主要宫殿区：
姚家岗宫殿区 姚家岗为一隆起的台地，位于雍城中部偏西，距雍城西垣约500米，当地人称此为“殿台”。主体建筑位于姚家岗村及其东南部，面积约两万平方米。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此发现宫殿遗址一处、铜质建筑构件三窖、凌阴遗址一处。宫殿遗址的东部已被破坏，北部尚未清理，仅发掘了西南的部分。夯土基的西南两侧各有河卵石铺就的散水一道。出土文物主要有素面半瓦当、槽形三角形几何纹板瓦、绳纹与三角几何纹相同的筒瓦、饕餮纹贴面砖等。
在宫殿遗址附近发现三窖64件铜质建筑构件，其形状有：阳角双面蟠虺纹曲尺形，阳角三面蟠虺纹曲尺形，双面蟠虺纹楔形中空形，双面蟠虺单齿方筒、单面蟠虺方筒形，双面蟠虺纹双齿方筒形，单面蟠虺纹双齿片状，小拐头等。[4]
文物考古工作者根据有的构件内仍有朽木遗存来看，推断这批构件是与木构结合在一起使用的，“方筒形构件的截面为正方形，因此，无论单齿或双齿的双筒形构件的施用，应与截面呈正方形的枋材有关”，“小拐头从其较小的形制来看，应施作门窗装饰，但具体部位尚难推断。”同时，发掘者还认为方筒形构件的形制和后世的枋心彩画有一事实上的渊源关系。杨鸿勋先生对构件的分类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大件的形制，大体上可分为内转角、外转角、尽端（单向齿饰）和中段（双向齿饰）四个类别，另外还有少数小型转角和梯形截面的构件。”同时还指出：“大型铜件所附着的木构件截面，小于一般殿堂的主要承重构件，又鉴于器物多数仅有一、二铜板并带纹饰，其余为粗糙的框架，说明此件安装后仅一、二面露明，其余各面为暗藏（为其它建筑部件遮挡）。据此可以判断，它们可能是加固版筑墙所用的壁柱、壁带之类的构件。”所以可以称为“ 金釭”。“大型的用途当属统治阶级宫殿壁柱、壁带之类上面所加的饰件，小型转角一类当是门窗构件。这些铜质构件的出土为我们关于木构交接自早期扎结到晚期健全榫卯之间，曾存在使用金属件加固阶段的设想提供了依据。”[5]这种建筑构件1930年曾在燕下都遗址发现124件，可见当时的宫廷建筑已经普遍使用铜建筑构件，使得秦宫显得更加辉煌华贵。
凌阴遗址位于宫殿遗址的西北，为一平近方形的夯土台基，夯土基的四边有东西长16．5、南北宽17．1米的夯筑土墙。墙内以细泥抹光，夯土基的中部为一东西10、南北宽11．4米的长方形窖穴，窖内四壁呈斜坡状。该遗址面积达190立方米。[6]从凌阴遗址的设置反映出该宫殿建筑豪华，设备齐全。凌阴遗址的发现也证明了《诗经·豳风·七月》记载的“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的正确，这也是考古上的首次发现。后来在秦都咸阳也有发现。
根据《秦纪》的记载，据推测姚家岗宫殿区很可能是春秋时期秦康公、共公、景公居住的雍高寝。
马家庄宫殿区 马家庄发现了四座宫殿遗址。一号建筑群坐北朝南，平面为长方形，位于雍城中部偏北。南北残长约76米，东西宽87．6米，面积约为6660平方米。由大门、中庭、朝寝、亭台及东西厢等部分组成，整个建筑四周有围墙环绕，布局井然有序，规距整齐。大门由门道、东西塾、回廊、散水等部分组成。
在一号建筑遗址内，出土有各种陶瓦、铜质建筑构件。在中庭、东西厢南侧及祖庙东厢内，发现各类祭祀坑181个，牛羊有全牲、无头和切碎三种祭祀形式，坑与坑之间存在着复杂的打破关系，可以看出是多次祭祀的结果。根据遗址祭祀坑中出土的遗物、建筑的总体布局及有关史籍记载，初步认为一号建筑群的建筑年代应为春秋中期，废弃时间应在春秋晚期，一号建筑群为宗庙性质的建筑是毫无疑问的。[7]
一号建筑群是包括祖庙、昭庙、穆庙、祭祀坑等在内的一座较完整的大型宗庙遗址。它的发现，无疑对探讨秦宫室宗庙制度、祭祀仪式及秦的建筑史有重要意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礼记·曲礼》云：“君子将营室，宗庙为先。”祭祀在中国古代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先秦时代是崇尚鬼神、祖先的时代，研究其礼制建筑、祭祀形式，有利于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先秦时期宗庙之类的礼制建筑，古时的记载很多，但考古发掘出来保存较完整的大型先秦礼制建筑，目前还只有这一个，它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较完整的先秦高级建筑，在商周到秦汉建筑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8]
二号建筑群与一号建筑群相距15米，坐北向南，由于破坏严重，目前仅保存有门塾、隔墙、围墙及水井、输水管道等几部分。
三号建筑群位于雍城中部偏北稍西处，东距马家庄宗庙建筑约500米，西距姚家岗宫殿区约600米。基址座北朝南，除南部取土破坏外，保存基本完整。南北全长326．5米，北端宽86米，南端宽59．5米，总面积达21849平方米。平面布局严谨规整，四周有围墙。由南至北可分为5座院落、5个门庭。第一院落长52米，宽59．5米，南墙和东墙有一门，前门有三段土墙，好象是屏，即后代的照壁。第二院落长49．5米，宽59．5至60．5米，南墙和西墙各有一门，院中部偏北西侧各有一长方形建筑。第三院落长82．5米，宽60．5至62．5米，东西墙各有两门，南墙有一门。正中有面积达586平方米的长方形建筑一座。第四院落长51米，宽70米，东西南围墙各有一门。第五院落长65米，宽86米，东墙中部有一门，院内正中偏北及前方两侧各有一座建筑呈“品”字形排列。院内南部有两座长方形建筑，中有一通道与第四院落相连，各院落的南门均宽于其他门，应是主要门道。
三号建筑遗址出土的建筑构件有凹字形板瓦、绳纹及抹光带相间的各式筒瓦，还有饰粗绳纹的厚瓦片及散水石等，根据建筑形制分析，该遗址为雍城的朝寝，此朝宫与附属建筑面积达四、五万平方米。
李如圭《仪礼·释宫》曰：“周礼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南宫乡而庙居左，庙在寝东也。”马家庄三号建筑群遗址位于宗庙遗址以东，且时代相近，规模较大，故推测这一遗址可能是寝宫所在。韩伟先生在《秦公朝寝钻探图考释》一文中，对马家庄三号建筑群各部位名称进行了推定，对各门及有关建筑的形制、功能进行了探讨。认为马家庄三号建筑的五个院落即为五重曲城，五个门庭即所谓皋、库、雉、应、路五门，并以此证实先秦时代的天子五门制度及秦公的僭越行为。同时还考证了外、治、燕三朝的位置及功能等。
四号建筑群遗址位于二号建筑群遗址以东，相距50余米，遗址高于周围地面，破坏严重，散水石到处可见，残存面积达两万平方米，夯土墙基已残缺不全，出土有凹字形板瓦、筒瓦、陶水管、散水石等。
马家庄朝寝、宗庙、二号、四号四座建筑群由西向东依次排列，组成了规模较大、保存较完整的马家庄宫殿宗庙区。马家庄一、二、四三座建筑群的年代均为春秋中晚期，这同秦桓公居“雍太寝”的时间相近，由此推断，马家庄宫殿宗庙可能是“雍太寝”之所在。
铁沟、高王寺宫殿区 铁沟、高王寺宫殿区位于雍城北部，北起铁沟凤尾村，南至高王寺，西到棉织厂、翟家寺。凤尾村遗址位于纸坊乡铁沟行政村，由于破坏严重，现在面积约四万平方米。暴露在断崖上的夯土基高约1.4米，地面堆积瓦片很多，板瓦、筒瓦俯拾皆是，曾在此采集到“奔兽逐雁”纹瓦当、板瓦、筒瓦等多件。从形制看大多为战国早中期的遗物。
秦躁公“居受寝”的时间同铁沟高王寺宫殿遗址的上限大致相近，故铁沟高王寺宫殿很可能即所谓“受寝”。
雍城的陵区在雍城以南，位于凤翔县尹家务至宝鸡市陈仓区阳平的南原上，东西绵亘30余里，埋葬着德公至出公等23位国君。
由此可以看出，雍城已具备了都城的规模，且规模很大。除了栉次鳞比的宫殿外，秦还在都城中修建了台观馆舍等建筑，有繁华的商业区，国君和大臣的陵墓集中在一起，城外又有秦公狩猎游玩用的北园等苑囿，这在石鼓文中有记载。
雍城是秦都城中遗址保存较好的一个，其整个都城的情况已基本勘探清楚，除过以上介绍的三大宫殿区外，还在城内外发现各种手工业作坊多处，如青铜作坊有雍城南部的史家河、中部的马家庄村北、城外北部的今凤翔县城北街等地；炼铁作坊在史家河和南郊的东社、高庄一带；制陶作坊在城内东部的瓦窑头、城外杨家小村、八旗屯均有发现。2005年考古工作者又在雍城西北的豆腐村发现一个陶手工业作坊遗址，发现2000多块各式纹样的瓦当，还有方砖、槽形板瓦、弧形板瓦、贴面墙砖、陶鸽、陶俑，以及制作和烧制时所需的各类工具，如打泥石夯、陶捶、水容器和支垫等，此外还发现尚未焙烧的泥坯。[9]
雍城的特点及其对以后都城的影响
秦都雍城在中国都城史中应占有一席地位，既有它自己独到的地方，又具有共性，对以后都城的建设具有借鉴作用。
1、选择有利的地形环境
雍城地理位置优越，被雍水和纸坊河环绕，地势开阔，北有汧山阻挡，地形优越，交通发达，易守难攻。
2、棋盘式城市布局
雍城由于城内有东西向和南北各四条干道井字交叉排列，因此，使得城内布局呈棋盘式，这种棋盘式布局便是里坊形成的最初形式，利于统治阶级进行统治，因为这种棋盘式的里坊布局，都有自己的围墙和固定出入的门，按照不同级别住在不同的地方，闾左和闾右的地位不同。在雍城和咸阳已经有里的建制，应该就是这种棋盘式都城布局的最初形式，一直延续至明清时期。
3、不筑外郭城
春秋战国时，随着社会的变化，都城的建制也在发生变化，各诸侯国一般除了修建宫城外，还要修建外郭城。但雍城则未发现郭城，只在宫室外修建宫城，这种建筑形式是与诸侯国有区别的，其原因何在呢？尚志儒、赵丛苍两先生认为与雍城在战国中期之初已不再是都城有关。[10]此说虽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全面，实质上应与秦人筑城观念有关，其都城的建设是先建筑宫殿，后修宫墙。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云：悼公“城雍”。说明在悼公时才开始修建宫墙。不只是雍城无外郭城、栎阳、咸阳均未有外郭城，关于这一点后文中还要详论。
4、离宫别馆环绕城郊
在都城外建设离宫别馆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中是较少的。雍城郊外的离宫别馆有的在近郊，有的在远郊。在雍城郊区，发现了“蕲年宫”、“囊泉宫”、“年宫”“来谷宫”、“ 阳宫”等遗址。这些离宫均为秦宫汉葺。这种城郊离宫别馆形式到秦咸阳城、汉长安城时发扬光大。有些学者认为秦时无文字瓦当，但从雍城发掘的文化层来看，秦时是有文字瓦当的。
5、朝寝在都城的地位提高
《墨子·明鬼》云：“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必择国之正坛，治以为宗庙。”《礼记·曲礼》亦云：“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次之，居室为后。”
宗庙不仅仅是这种血亲关系的象征和本族人心目中的神圣殿堂，而且是族权和政权相结合的象征，国家的主要活动都在此进行，宗庙自然成为政治统治中心。
而秦时期突出人的作用，在都城规划中明确提出“重天子之威” 的指导思想，城内建筑便以朝宫为中心，
秦都雍城的宗庙与宫室已经形成两个独立的建筑，也都位于雍城中部南北中轴线的两侧，说明这时的秦人已把宗庙和宫室看得同等重要，说明人的地位上升。宗庙再不像以前那样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这一点上秦人的思想要比当时其它诸侯国人的思想更解放一些。因为这一时期实质上是宗族统治，宗庙是团结人们的纽带，因此宗庙成为族权和政权相结合的象征，国之大事都要在宗庙中进行。
雍城处于过渡阶段，宗庙和宫室同等重要，到了秦统一前后的咸阳，宗庙的地位已降到次要，宫室建筑处于主要的地位，七庙位于咸阳宫的南面，到了秦始皇时，“重天子之威”的思想已完全体现出来，朝宫修建在都城的最南面，汉的未央宫也是如此，而其宗庙都位于城的北面。
可以看出雍城处于中国都城发展的过渡时期，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据研究，秦当初营建雍城时，仍以宗庙为主，大郑宫即为一座以宗庙为主的建筑，前面讲到姚家岗遗址发现的牛羊祭祀坑及祭祀用玉器，说明大郑宫确为宗庙性质的建筑，其后约经过一百多年，秦国社会逐渐走上变革的道路，思想意识也由重祖宗向重君主的方向发展。这种思想变化表现在宫室规划上，便是“朝”与“庙”的分离，于是便于姚家岗宫殿区之东，分别建造了一座独立的宗庙和朝宫，这样一来就使得雍城的主体格局呈现出一种过渡形式，这确是中国古代都城发展中的重要一步，它的发现填补了商周到秦汉间都城制度史上的空白。
6、都城中经济的作用增强
秦都雍城中发现的市场在先秦时期都城中是难得的发现，从而反映出雍城中的经济地位得到增强。因为中国古代的早期都城大多是政治性的，只是到秦统一以后史书和考古资料中才有都城中市场的资料。
雍城的作用及影响
自从德公居雍大郑宫后，秦的历史开辟了一个新时期，特别是秦穆公时期，文治武功兼备，他任用贤才，西取东进，使秦的领土面积显著扩大。在西边，“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11]在东边“是时秦地东至河”。可以说这是秦在孝公以前最辉煌的时期。在雍城的十多位秦公励精图治，不断开拓疆土，整顿内政，使秦成为春秋时期的五霸之一。有学者指出：“如果说襄公受封立国是秦国历史上的一件划时代意义的大事。秦国只有在建都雍城后，才真正揭开了争霸中原、称雄海内的历史画卷，也只有在此之后，秦族才真正跨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行列。”[12]
雍城作为秦都城的二百多年里，秦的经济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农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生产工具得到了较大改善，秦公1号大墓发现铁农具十余件，在凤翔高庄秦墓中，出土铁器50件，反映出当时铁农具的使用比较广泛。农具的改进，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优越的条件。“泛舟之役”反映出当时秦农业的发展情况。手工业的发展情况只要我们看一看秦都雍城的考古发掘工作即可以清楚。从1962年至今，考古工作者对城址进行了大面积的勘探和发掘，出土了数以千计的文物，有金器、银器、铜器、陶器等，制作工艺先进。
其中以陶器为主，有盆、罐、鬲、钵、豆、盂等生活用具，还有水道、筒瓦、瓦当等建筑材料，有用于生产的石石磨、铜铲等工具。在青铜器方面，姚家岗出土的青铜建筑构件，为新出现的器形，其纹样为蟠虺纹。这是春秋时代秦国流行的纹样。在制陶领域，秦人立国后又有所创新和发展，突出地展现在砖瓦建材方面，如雍城宫殿遗址出土的凹字形板瓦，以及瓦当等，鲜明地显示了秦文化的特征。在仿铜器礼器方面，彩绘大耳壶、大口罐等，都是新出现的秦的典型代表性器物。秦公1号大墓出土的彩色丝织物及木胎 漆猪、金鸟、金兽，以及玉器、骨器等，反映了秦国的丝织、漆器、金属细作等各种手工业都发展起来，且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13]手工业门类比较齐全，工艺水平也相当高，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秦都雍城作为春秋战国时期关中地区著名的经济都会，其手工业已十分发达，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商业肯定也是比较繁荣的。
秦都城迁离雍城后，雍城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因为当时雍城的经济地位很高，有许多的手工业作坊仍然存在，又处于交通要道，因此恩师史念海先生认为：“远在春秋战国之际……关中这时已有三个经济都会，即雍、栎阳和咸阳。栎阳即阎良区武屯镇东北，雍和栎邑不做为政治都会之后，依然保持着经济都会的地位。”[14]
而且秦先公的陵墓及宗庙还在雍城。秦雍城建都时间长，所以先公的墓葬很多。关于宗庙，《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先王庙或在西雍，或在咸阳。”说明雍城有很多先王庙，因此，后代的秦公秦王、始皇都必来此祭祀。秦始皇二十二岁行冠礼时还必须到雍城去。雍城的许多宫殿及离宫别馆因此保留了下来，甚至沿用至西汉时期。汉高祖二年（前205年）在雍立黑帝祠，命曰北畤。“[15]上（汉武帝）郊雍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萧关，历独鹿，鸣泽，自西河归，幸河东祠后土。”反映了雍城的不落地位。[16]
[1]尚志儒、赵丛苍：《秦都雍城布局与结构探讨》，《考古学研究》，三秦出版社1993年，482页。
[2]《史记》卷5《秦本纪》，192页。
[3] 韩伟、焦南峰：《秦都雍城考古发掘研究综述》，《考古与文物》1988年5、6期合刊。
[4]凤翔县文化馆、陕西省文管会：《凤翔先秦宫殿试掘及其铜质建筑构件》，《考古》1976年2期。
[5] 杨鸿勋：《凤翔出土春秋秦铜钩――金釭》，《考古》1976年2期。
[6]尚志儒、赵丛苍：《秦都雍城布局与结构探讨》，《考古学研究》，三秦出版社1993年，482页。
[7]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2期。
[8] 韩伟、焦南峰：《秦都雍城考古发掘研究综述》，《考古与文物》1988年5、6期。
[9]田亚岐：《秦雍城豆腐村制陶作坊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4期。
[10] 尚志儒、赵丛仓：《秦都雍城布局与结构研究》，《考古学研究》，三秦出版社1993年，485页。
[11]《史记》卷5《秦本纪》，194页。
[12]王学理等：《秦物质文化史》，三秦出版社1994年。
[13] 袁仲一：《从考古资料看秦文化的发展和主要成就》，《文博》1990年5期。
[14]史念海：《陕西在秦汉时期历史中的地位》，《文史知识》1992年6期。
[15]《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
[16]《汉书》卷二十五《郊祀志》。
本文原载于《秦汉研究》2013年第0期。感谢作者授权发布！引用请查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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