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aeological studies on the Xiongnu people inNei Monggol in recent years
【作者简介】田广金，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一、前言
匈奴族是我国古老的游牧民族之一。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屡见记载,但不系统;或出于民族偏见贬之过甚。现代的一些研究匈奴史的学者,虽然作了努力,但大都未能摆脱文献记载的束缚,而且把匈奴史局限在冒顿建国(公元前209年)以后。冒顿建国以前的历史,只是《史记·匈奴列传》作过推测:“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矣,其世传不可得而次云”。因此,利用考古资料研究匈奴史,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匈奴考古在国外开展的较早。1898年俄国学者ю·д·塔尔科－格林采维奇于德列斯图伊·库勒图克发现匈奴墓,以后陆续对现在已知的大部分外贝加尔地区的匈奴墓进行发掘。1928－1929年,又在伊尔莫夫河口进行发掘。1912年,外蒙古诺颜乌拉发现匈奴墓,由п·K·科兹洛夫领导发掘。1927年,蒙古考古学家西姆克又发掘过一次。1954－1957年,策·道尔吉苏荣又进行了多次发掘。
五十年代以来,发掘规模更大。主要有:1956年对伊沃尔加古城附近发现的古墓群的发掘；1957年对切廖穆霍夫河口古墓的发掘;1965年以来,在布里亚特南部的吉达河、契克伊河、色楞格河和哈拉欣河之间,对匈奴墓葬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发掘。
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的考察和发掘,为匈奴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但这些资料主要是两汉时期,汉代以前的匈奴资料,在国外发现不多。
我国的匈奴考古工作,在解放前基本上是一个空白。只有各地零散出土过一些以各种动物纹为特征的匈奴文化系统的遗物,习惯称之为“鄂尔多斯青铜器”。这批遗物,大部分流散国外。由于缺乏确切的出土地点和可供断代的标准,所以成果不大。
解放后,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匈奴考古也引起人们的重视,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发掘了不少匈奴墓,大量流散的鄂尔多斯青铜器也进行了收集。这些资料,有相当于冒顿建国以后的匈奴资料,也有更多的早期资料。我们把冒顿建国以前的资料,称为先匈奴或早期匈奴文化。
二、近年来的匈奴考古发现
为了进一步探讨匈奴考古文化面貌和分期问题,我们以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为重点,进行调查和发掘,先后获得了几批重要考古资料。
(一)1973年春,在杭锦旗桃红巴拉发现一处时代相当于春秋晚期的早期匈奴墓群。这里以小型墓为主,墓坑东西成排,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长1.2－3、宽0.55－0.9米。墓坑呈南北向,死者头向北。盛行殉葬牲畜的习俗(以头蹄为代表)。牲畜种类有马、牛、羊,少者三、五具,多者达四十多具。随葬遗物,均是生前随身佩戴的兵器、工具和装饰品,还有马具和陶器等。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还发现了铁器和从中原交换来的丝织品。
(二)1973年在桃红巴拉东北的阿鲁柴登,从两座古墓中发现了一批战国晚期的匈奴遗物。这些遗物,以各种动物纹为特征的金银装饰品为主。有金冠饰、大型虎牛争斗纹金饰牌、虎纹和羊纹的饰牌和饰件、鸟纹金扣以及金项圈等。动物种类有马、牛、羊、虎、刺猬和鹰鸟等,大都是以低浮雕或圆雕的技法做成。出土数量之多,艺术造型之精,确是罕见的。这是一批匈奴艺术瑰宝。
(三)1976年在准格尔旗玉隆太发现一座战国晚期的匈奴贵族墓。出土物以圆雕的各种动物形象的青铜器物为主。其中有伫立状的羚羊、立式兽和马等杆头饰件;有盘角羊车辕饰;有卧式的铜鹿等。另外,还有铁鹤嘴斧、铜刀、铜镞以及车轴头、马面饰等工具和车马器。
1962年曾在准格尔旗的速机沟、瓦尔吐沟征集一批相类似的遗物。有鹤头、卧马、狼头和狻猊等形象的竿头饰件;也有盘角羊车辕饰;有立式和卧式的铜鹿。另外还有铜铃、大型铜圆牌等。
(四)1979年春在准格尔旗西沟畔,发现战国时期的匈奴墓三座。2号墓出土最多,以金银饰品为主,如虎豕争斗纹金饰牌、金耳坠、金项圈、银节约,以及剑鞘装饰的金片等。还有铜带扣、铜扣、铜鹤头形和鹿形杆头饰件、长铁剑、铜镜。值得注意的是,在两件虎豕咬斗纹金饰牌和银节约的背面,均有汉字刻款,这是匈奴考古中的一个重要发现。这不仅为这批遗物的断代提供了依据,而且对纠正以前发现的几批匈奴遗物的年代,并以此为标准,探讨春秋末至战国晚期匈奴文化面貌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五)1979年在凉城县毛庆沟发掘的匈奴墓地,时代相当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共发掘墓葬七十九座。墓葬形制和葬俗与桃红巴拉墓相同。有铜短剑(还有铁短剑)、镞、刀、矛、马衔、铁鹤嘴斧等兵器、工具和马具,还有铜扣、管状铜饰等装饰品。特别是以各种饰牌与铜带扣组成的腰节饰最为突出,几乎每墓必出。这里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墓交错并存,从出土遗物推测,至迟从战国晚期起,这里应是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杂居的地区。
(六)1980年在准格尔旗西沟畔匀和东胜县补洞沟发现的汉代时期匈奴墓。其中西沟畔4号墓是一座西汉初期的匈奴贵族墓。墓中出土一批精致的以金、银、玉、石、琉璃等质料制作的装饰品。其中的头饰系首次发现。高浮雕的盘角卧羊金饰牌和花草纹的包金带饰品,也是难得的珍品。有的与中原内陆同时期的装饰品近似,如玉石雕成的舞人,虎纹、龙虎、双龙纹的佩饰。
在西沟畔和补洞沟还发现相当于西汉初期或稍晚的小型匈奴墓。出土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能够反映匈奴文化面貌的器物群。
此外,近年来在鄂尔多斯地区,还收集一批相当于商周至两汉时期的匈奴文化系统的遗物。
三、各时期匈奴文化面貌及特征
上述几批考古资料,多属于春秋晚期至西汉时期。春秋以前的资料不多,又是征集品,目前只能作粗略介绍。现以上述资料为基础,参照邻近地区的发现和近年来所收集的资料,做一点综合整理和初步研究。
(一)青铜时代－商至春秋时期
这个时期的青铜文化遗物,以鄂尔多斯的发现最著名,故称为“鄂尔多斯青铜文化”。
相当于这个时期的遗存,以春秋晚期的桃红巴拉墓和毛庆沟墓地最为重要。此外,河北青龙抄道沟、山西石楼、陕西绥德、北京昌平白浮等处出土的,以动物纹为装饰的青铜短剑和铜刀,又为我们进行分期提供了重要依据。
1977年和1980年,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在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进行发掘,在早商地层中发现鄂尔多斯式的青铜刀、青铜锥与石器、骨器共存,可视为青铜时代匈奴文化的早期形态。
大约到公元前十三世纪,即商代晚期,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已基本确立。这个时期的青铜短剑和铜刀、锥,柄端普遍流行兽头形和铃形装饰。在短剑的首部还往往带有圆形环扣(图一,2－5)。工具有双耳铜斧,还有铜匙和铜釜等生活器皿。
西周时期,鄂尔多斯青铜文化有了较大的变化。以青铜短剑和铜刀为例,早期流行的兽首或铃首装饰开始减少,盛行蘑菇状首。首下的环扣逐渐消失。短剑的格和铜刀的栏也逐渐消失,变成两侧有舌状的突起(图一,l)。双耳铜斧少见,以单耳铜斧为主。有的铜斧出现钉孔,表明按柄技术的改进。值得注意的是,以联珠状铜饰为代表的小件装饰品开始出现,说明这个时期的社会生产力有了发展。
春秋时期,尤其是春秋晚期,鄂尔多斯青铜文化达到繁盛阶段。以桃红巴拉和毛庆沟的发现为例,最有代表性的短剑和铜刀,改变了前个时期造型单一的状况。短剑的首部以“触角式”(即相对双鸟头状)的器物造型为主。剑格,由舌状突起变成椭圆形和翼状(即双冀展翅状)格(图二,l、2；图版壹,3)。铜刀以有孔首为主(图二,3)。另外,在短剑和铜刀的柄部开始出现繁褥多变的装饰花纹。铜斧造型更为简朴。独具特征的青铜鹤嘴斧开始出现(图二,4)。种类繁多的装饰品,除联珠状铜饰外,还有兽头饰、双珠兽头饰、铜扣、铜管状饰,和用鸟形饰牌、双鸟纹饰牌,环状带扣与铜环等组成的腰带饰(图三),还有以各种料珠组成的项饰。特别是马具的出现,如马衔、马镳、马面饰等(图二,5),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说明马不仅用于日常的骑乘和驮运,还用于阵战。
在各种器物上,普遍以动物纹为装饰,是应该注意的。如在铜刀和短剑的柄部出现的各式动物纹,以及各种鸟形、兽头形小件装饰品等,另外还有造型原始的动物纹铜饰牌,均为研究匈奴动物纹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素材(图四;图贰,5)。至鄂尔多斯青铜文化末期,铁器开始出现。
(二)早期铁器时代－战国时期
铁器出现于春秋末期,至战国时数量逐渐增多,但在整个生产领域,铁器并未完全取代铜器。我们把这个时期的匈奴系统文化,称之为早期铁器时代的匈奴文化。
相当于这个时期的考古材料,除上述几批属于战国时期的考古发现外,还有乌拉特中后联合旗呼鲁斯太、和林格尔县范家窑子、土默特右旗水涧沟门等地。这个时期发现的匈奴遗物,不仅地点较多,而且资料完整,内容丰富,是匈奴考古的重点。
在上述各地点发现的匈奴遗物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它们有时代早晚的区别。其中和林格尔县范家窑子、土默特右旗水涧沟门和乌拉特中后联合旗呼鲁斯太等地发现的匈奴遗物,可能相当战国早期,其文化特征与春秋末期很相似,但又有发展。其它地点出土的遗物,大体均相当于战国晚期,时代特征比较明显。
战国早期的器物群,有青铜短剑、铜刀、铜镞、铜斧(或锛),铜鹤嘴斧等兵器和工具(图五,1－4)。其中短剑多为春秋晚期的“触角式”短剑的发展型式,并进一步发展为以环首为主;剑格多以规整的翼状格为主。装饰品仍以铜带扣、铜环、铜扣、管状饰、兽头饰和动物纹饰牌等(图六,1、3、;5图版贰,2),腰带饰仍很盛行,并且种类和数量都有所增加,制作亦稍精致。马具,如马衔、镳等和春秋末期的相似。
战国中晚期以后,则有很大变化。这时开始流行铁短剑,而且出现中原地区流行的长铁剑(图五,5、6)。铜刀的造型比较划一,几乎都是柄端有孔铜刀。这种铜刀,造型轻薄、粗糙,与鄂尔多斯青铜文化末期的铜刀一致。铜斧(锛)也是如此。铜鹤嘴斧,除个别地点还保留外,已为铁鹤嘴斧所取代(图五,7)。青铜装饰品中,诸如鸟形、兽头形饰等,比较少见,并逐渐被淘汰。环状带扣,环部缩小,尾部加大。动物纹的长方形饰牌和带扣成为主要的装饰品(图六,14、l5)。马具以铁制品为主。陶器造型比春秋晚期的规整,如毛庆沟发现的陶器,在肩部还装饰有独具特征的波浪曲线纹。
另外,玉隆太、速机沟和西沟畔等墓出土的动物形竿头饰件和车马器零件,说明这时已使用车子。以个体圆雕的鹿作随葬品,反映出这时期的葬俗有了一定的变化(图六,4、7、8;图版贰,3、4)。
阿鲁柴登和西沟畔2号墓发现的以各种动物纹为特征的金银装饰品,是匈奴遗物中最有代表性的艺术珍品(图六,6、10－13)。阿鲁柴登发现的金冠饰,大概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唯一的“胡冠”标本,很可能是匈奴某一个部落酋长(或王)的冠饰(图版壹,1)。
阿鲁柴登和西沟畔2号墓出土的金饰牌,均出土于腰部附近,这是“胡带”的主要组成部分(图版壹,2、5)。据《战国策·赵策》记载:“赵武灵王赐周绍胡服衣冠,具带,黄金师比”。“具带者,黄金具带之略。黄金师比者,具带之钩。亦本胡名。”其用途与带扣同。
从阿鲁柴登和西沟畔2号墓发现的金项圈,玉隆太和瓦尔吐沟发现的银项圈看,说明这个时期的项饰,比起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盛行的以料珠组成的项饰更为讲究,而且根据项圈质地的不同,具有等级差别。
艺术,是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以各种动物纹为特征的匈奴奴艺术品,无论艺术构思,还是制作技术都达到臻于完美的程度。各种动物纹不仅装饰在器物上,更多地是用在服饰品上。动物造型不仅以个体形象为主,而且出现多种动物相结合的构图,如虎牛、虎豕相斗图案。这不仅要求能表现出每个动物的特征,尤其要表现出它们在各种不同环境下所表现的精神状态。如虎的造型,利用流畅的线条,把虎的神态刻画成具有一般猛兽难以压倒的威风。西沟畔2号墓出土的虎豕咬斗纹金饰牌,塑造后肢反转的艺术造型,借以表现虎豕撕咬翻滚的体态(图版壹,5；图六,15)。
这个时期,除了个体写实性动物纹外,图案形象的动物纹也相当普遍。所谓图案形,是在写实的基础上,进行高度提炼及夸张,以适合器物构图的需要。如各种鸟形图案的扣饰和饰牌,以最有特征的鸟头放在最突出的位置,几笔便勾画出鸟的特征,很富有感染力。对于猛禽的表现,又以夸张的手法,极力突出猛禽的嘴。将数个猛禽图案附在野兽的头、背和尾部,使野兽极度凶猛的性格更加形象化。
战国时期,匈奴社会进入早期铁器时代。两汉时期,铁器的应用范围更加广泛,我们称之为铁器时代的匈奴文化。尽管这个时期的遗物发现不多,但是,结合在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的匈奴考古发现,对这个时期的文化面貌可以有个大体了解。
墓葬形制,除流行早期的竖穴土坑墓外,还有木棺墓和木椁墓。丧葬习俗,除保留前个时期本民族的特征而外,出现二人合葬墓和小孩瓮棺葬。殉葬牲畜的习俗不如前期盛行,数量也显著减少。在蒙古发现的匈奴贵族大型墓,从墓坑建造到棺椁制度,以及随葬品的组合,已与大型汉墓无殊,清楚地看出汉文化影响越来越深。特别是在匈奴上层统治阶级中,汉化趋势日加明显。蒙古诺颜乌拉发现的西汉时期的大型匈奴墓,墓室规模很大,棺椁制度与汉墓类似,也有与中原相似的积石积炭墓。随葬品除了匈奴族特有的传统器物之外,还有大量汉式文物,如漆器、铜镜、铜钱、铁鼎和铁剑以及大量丝织品。
在内蒙古地区发现的汉初匈奴墓随葬遗物,基本上沿袭前一个时期的特点,仍以随身佩戴的装饰品为主,但明器开始增多,如各种玉、石佩饰(图八,3)和成群的铜马等。在中小型墓中,随身佩戴的装饰品显著地减少。如补洞沟发现的几座墓,只有一座发现铁腰带饰(图七,4)。以各种串珠为装饰的项饰也少见。随身佩带的短剑不见,个别发现有长铁剑和铁镞(图七,3)。游牧人不可缺少的铁刀,占有很大比例(图七,1)。
值得注意的是,铁鼎、铁釜与小口细颈瘦腹罐经常成组出现(图七,5－9)。鼎釜内还发现有兽骨,这可能具有祭祀亡灵的意义。小口细颈瘦腹罐是这个时期具有典型特征的器物,有的以磨光的黑色发亮光的暗纹为装饰,有的在肩部装饰有附加的或刻划的波浪曲线纹带,器物近底部穿一直径约1厘米的小孔。这是汉代匈奴文化最有特色的器物,它在苏联和蒙古发现的匈奴墓和匈奴城镇遗址中也有发现。蒙古学者策·道尔吉苏荣认为近底部的小孔是滤乳酪用的。后来在这种陶器里发现谷物,他又解释为储藏谷物用:“是把谷物装在一个下部有孔的大型陶器里,然后放在地下室或是一个专门的房间里”。不管这些推测是否正确,这种具有典型特征,又是随葬品中不可缺少的器物,显然在匈奴日常生活中占有主要的位置。
代表这个时期特征的匈奴艺术品,除了西沟畔4号墓出土的两块金饰牌以外(图版壹,4),出土较多的是铜饰牌(图八,1、2、4、5;图版贰,1),尤其是在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的匈奴墓中发现较多。饰牌仍保留动物造型,但已脱离纯动物的刻画,而是衬托以草木图案。有的以仿镶嵌工艺的凹入叶状纹为装饰。艺术题材转向社会生活领域,如出猎、战斗、车骑、摔跤等。此外,还出现瑞兽神异的图象,如有翼马、有翼牛和人面鸟身等形象。
四、关于匈奴族源问题
匈奴族源问题是中外学者长期争论的重要课题之一。有的从语言学角度进行探讨,有的从物质文化的角度进行考证。前者是将今日北方民族语言与匈奴的语汇进行对比,认为匈奴是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但这种考究似与匈奴的起源并无直接关系,因为匈奴族是个游牧民族,强大之际,曾纵横于欧亚草原,他们的语言必然对草原民族有很大影响,同时又必然汲取了其它草原民族的语汇。所以,匈奴人与其它草原民族究竟谁影响了谁,是难以断定的。后者是以研究匈奴的物质文化为基础。从经济形态来讲,匈奴与欧亚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相一致,共同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他们有相同的意识,从而创造出具有共同特征的草原游牧民族文化。
过去由于对匈奴的文化面貌不太清楚,一般把匈奴遗物习惯地认成是斯基泰文化,这是不够妥当的。因为斯基泰文化,是在北方草原地区青铜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从时间概念讲,是从公元前七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相当于我国的春秋末期至战国时期。另外,由于在苏联南西伯利亚地区发现了一种命名为“卡拉索克”的青铜文化,其时间早于斯基泰文化。从文化内涵和器物特征来看,确实与匈奴系统的青铜文化有相似之处。因之,又有人认为匈奴文化是由北方来的。根据苏联学者吉谢列夫的研究,把卡拉索克文化定为公元前十二至八世纪。而奇列诺娃,把卡拉索克的早期遗物,定为公元前九至八世纪。从前面介绍的匈奴考古发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匈奴系统的青铜文化至晚商(前十三世纪)时,已初具雏形。所以,从时间看,匈奴系统的青铜文化产生的时间不仅比“斯基泰”文化早,也比“卡拉索克”文化早。再从人种来说,斯基泰是欧罗巴人种,而匈奴却是典型的蒙古人种。值得注意的是,“卡拉索克”文化的人种却混入了蒙古人种成份。所以说,匈奴文化是在我国北方独自发展起来的一种游牧民族文化。
匈奴的名字正式见于史册,是从战国时开始。那么,享有该文化的民族,在匈奴的名字见于历史记载以前,又叫什么名字呢?这就是我们所探讨的匈奴的族源间题。
如果上文所述的匈奴系统的考古学文化可以大体确立,我们就有可能依据匈奴文化体系的发展序列,追祖溯源,为探讨匈奴的族源问题提供线索。
早期匈奴文化(或先匈奴文化),即鄂尔多斯青铜文化,自诞生以来,到商周时期,不仅分布地域很广,而且各地发现的文化一致性和时代连续性,还是清楚的。目前发现的地点:相当商代晚期的,有山西北部的保德、石楼、陕西北部的绥德、河北北部的青龙、槀城、辽宁省兴城、河南省安阳、蒙古南戈壁省伯颜塔拉乡和鄂尔多斯地区;相当于西周时期的,有甘肃北部灵台、北京地区的昌平、延庆和鄂尔多斯地区;相当于春秋时期的,有河北北部平泉、怀来和张家口,在内蒙古东部赤峰地区、鄂尔多斯和凉城。
上述地区发现的鄂尔多斯青铜文化遗物,从文化内涵来看,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在辽宁兴城、河北藁城、河南安阳、山西保德、石楼,鄂尔多斯青铜器和晚商铜器伴出;二是北京昌平、延庆、陕西绥德、甘肃灵台等地,鄂尔多斯青铜器与西周铜器伴出,以上地点,反映了鄂尔多斯青铜文化与商周文化的接触;三是河北怀来、张家口、平泉和内蒙古赤峰地区,鄂尔多斯青铜器与夏家店上层文化遗物混合。其余地点发现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则比较单纯。
由上述各个时期的鄂尔多斯青铜文化遗物可以看出:商代晚期的遗物,以河北北部、山西、陕西北部和鄂尔多斯比较集中;西周时期的遗物分布于北京至甘肃灵台一线的以北地区;春秋时期的遗物,则较多地发现于鄂尔多斯地区。
我国史学界一般认为,商代时期,活动于商王朝西北的方国有邛方、土方和鬼方。邛方和土方是居住在今山西、陕西北部直至内蒙古地区的游牧部落。鬼方活动在今陕北、内蒙古及其以北的辽阔地区,也是个强大的游牧部落。西周时期,活动于周王朝以北的是以玁狁为首的游牧部落。进入春秋以后,我国北方的游牧部落统称为狄。狄的名字很多,可概括地分为赤狄、白狄和其它的狄。当时赤狄已由内蒙古草原向太行山发展,逐渐融合于华夏族之中,白狄居于固、洛之间。据史念海教授考证:圁水由准格尔旗发源,流经陕西北部,上源似应为准格尔旗西部的束会川,其下游为㹀牛川。“洛”指洛水而言。由此可知,春秋时的白狄活动于陕北高原和鄂尔多斯高原,有一部分可能居住在晋西北。
这样,我们可以看出,各个时期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的分布地域,与各个历史时期居住在我国北方的鬼方、玁狁和白狄的活动地域大体吻合。至战国时,北狄的名字逐渐在史册上消失,顾炎武在论北狄的结局时说:“史记匈奴传曰,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盖必时人因此名戎为胡……是以二国之人而概北方之种,一时之号而蒙千载之呼也。盖北狄之名胡自此始。”胡者,匈奴也。这就是我们所以把战国以前的鄂尔多斯青铜文化视为先匈奴或早期匈奴文化的原因。
五、关于匈奴的游牧地域问题
根据上文所述,相当于商代晚期的鄂尔多斯青铜器,以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和陕西北部至鄂尔多斯发现的较多。相当于西周时期的鄂尔多斯青铜器,比较集中地发现于北京北部至甘肃灵台一线的以北地区。说明商代晚期,商王朝势力向北扩张,迫使当时的鬼方开始北移和西移。西周初年,燕的势力以北京为中心,向东北方向扩展。所以,在西周时期,当时称作玁狁的部族活动于周王朝的北方。进人春秋以后,鄂尔多斯青铜器向东至赤峰、承德一线,与夏家店上层文化混合,可能暗示北狄与山戎的接触。在这以西,河北、山西、陕西诸省以北地区,当时是北狄的活动地域。春秋时的山戎,人战国以后称东胡;在他以西的狄,人战国后称为林胡、楼烦——匈奴。
战国时期的匈奴遗物,从目前发现的地点来看,以鄂尔多斯的发现最为集中。在鄂尔多斯以北的和林格尔县范家窑子、凉城县毛庆沟、土默特右旗水涧沟门、乌拉特中后联合旗呼鲁斯太,以及蒙古至西伯利亚都有发现。在鄂尔多斯以南的神木、府谷、榆林等地也有出土。至战国晚期,匈奴的遗物较多地发现于秦、赵长城沿线,这一现象很值得注意。战国晚期,秦、赵两国均与匈奴为邻,修长城的目的是为了防御匈奴的。据《史记·匈奴列传》,秦昭襄王时修筑的长城,西起临洮,经陇西、北地、上郡。从现在所调查的长城走向可知,由现在的甘肃岷县,沿洮河东岸,到今临洮县境,东行至固原县附近,再东经甘肃环县北,循陕西志丹、安塞等县境的横山山脉东行,分为二支,一支经陕西靖边县东,再北折而东行,经榆林县东北,神木县东北,进入今鄂尔多斯境内新庙、纳林塔,再东行,达准格尔旗西部的暖水北,经坝龙梁至东北方向的十二连城。在这条长城沿线上,目前在宁夏固原幻,陕北神木、府谷,准格尔旗北部的速机沟、西沟畔、玉隆太等地都发现有战国晚期的匈奴墓地。
上述事实,说明战国早期匈奴的活动地域,可能与春秋时期差不多,即今甘肃北部、宁夏、陕西北部、山西北部以及鄂尔多斯以北的广大地区。至战国晚期,随着中原诸侯国的强大,赵武灵王佔有晋西北,经营阴山以南地段,秦国又把版图扩大到鄂尔多斯的东部。迫使匈奴的活动范围进一步缩小和向西、向北移动。大约在陕、甘、宁北部和准格尔旗西部的整个鄂尔多斯高原,北至黄河河套。从鄂尔多斯向西,经今日乌兰布和沙漠以西,北与阴山以北草原相接的这一地区,仍是匈奴的活动地域。所以,后来汉武帝时在鄂尔多斯西北设朔方郡,往西北于今乌兰布和沙漠一带设临戎、三封、窳浑三县城,其目的就是为切断阴山以北至鄂尔多斯的重要通道。
秦至西汉初期,匈奴的活动地域与战国晚期可能没有多大变化。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曾派蒙恬“发兵三十万北击胡,略取河南地”,“却匈奴七百余里”,致使“匈奴单于头曼不胜秦,北徒”。看来当时匈奴可能退出过鄂尔多斯,但《史记·匈奴列传》又说:“十余年而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适戌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渡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此后,冒顿建国,统一了鄂尔多斯各族。所以,至汉初匈奴仍在鄂尔多斯一带活动,只是匈奴的中心势力,已转移到阴山以北。
武帝时,汉匈战事频繁。汉廷派卫青遂取河南地,建朔方,迫使匈奴势力全部移至阴山以北。所以,在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发现较多的汉代匈奴墓,是可想而知的了。
大约到了西汉末期,公元前51年,呼韩邪单于降汉以后,匈汉和好,匈奴的一部分又回到了鄂尔多斯地区,是为南匈奴。在东胜县补洞沟发现的匈奴墓,就相当于这个时期。
六、匈奴社会经济发展的几个阶段
匈奴在冒顿建国以前,处于青铜文化阶段。从已发现的资料看,匈奴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不会比周围各民族晚。中原地区进入青铜时代大约在公元前二千年左右,即相当于传说中的夏代,国家开始建立,标志着进入文明时代。匈奴进入青铜时代几乎与中原同时,但进入文明时代,即国家的建立,则是遵循了欧亚草原民族国家的规律,到铁器时代才完成的。
匈奴的青铜器时代,大约是从原始氏族开始,经氏族部落,到部落联盟时期。这些部落和部落联盟是“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其中可能包括上文提到的商代时期的鬼方、土方、邛方和西周时期的玁狁。从这个时期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的一致性推测,从商代晚期始,他们的文化共同体已逐渐在形成。这是后来匈奴统一各游牧部落的基础。这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铜器制作虽然仍以兵器和工具为主,但制作精致,造型划一。到西周时期,不仅青铜兵器和工具的制作型式多样,而且以青铜制作的生活器皿,如铜釜、铜匙等也比较多见。尤其是铜装饰品的出现,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了相当大的提高。
在鄂尔多斯发现的相当于商周时期的铜人(武士)和骑马武士形象,是值得注意的。铜人作骑马式,右手持短剑,左手放于胸前,作刺杀姿态。骑马武士,头上戴盔,双手放于胸前,作持缰之状。从而推测当时的游牧部族已经有了强大的武装力量,成为商周王朝的严重威胁。
到春秋末期,匈奴内部经济结构发生转折性的变化。在桃红巴拉早期匈奴墓中发现的铁器,从时间概念讲,也与中原同时。随着财产的积累,开始出现了阶级分化。在桃红巴拉墓群中发现以牲畜殉葬,说明已有剩余财产。殉葬的牲畜有马、牛、羊,反映了“随畜牧而转移”的游牧经济特点。随葬兵器和马具则反映匈奴人的尚武性格。出土的生活器皿,主要是陶器,制作简单粗糙,数量又少,显然是受了游牧生活的制约。
随着铁器的使用,到战国时期,匈奴的社会经济已经发展到相当可观的程度。阶级分化日趋显著。例如阿鲁柴登和西沟畔2号墓所出的金银器,数量之多,工艺之精,显然是属于奴隶主的财富,绝不是一般匈奴牧民所能占有。至于玉隆太和速机沟那样以讲究的青铜动物饰件为主要随葬品的墓,可能是一般贵族的墓。普通的匈奴平民墓,只随葬几件简单的工具和粗劣的装饰品。因此,我们认为至少在战国晚期,匈奴的奴隶制已经形成。
从这个时期的殉牲习俗和以马、牛、羊形象为主的匈奴艺术品看,说明这个时期匈奴的游牧经济是比较发达的。野生动物如虎、狼、野猪和雄鹰的形象,在匈奴艺术品中也经常出现,说明狩猎业仍占有相当的比重。各种艺术造型的鹿,在匈奴艺术中占有突出的位置,说明鹿除了具有驯养的可能外,或许还具有动物崇拜的意义。
这个时期,手工业水平也是相当高的。除青铜制作和铁器制造业外,金银细作工艺也相当发达。有铸、压、锤鍱和抽丝等多种工序,而且还有镶嵌技艺。
随着经济的发展,武装力量的强大,匈奴部落联盟日益巩固和加强。所以,在战国诸侯割据的时候,匈奴也能独霸一方,成为一支与中原各诸侯国相抗衡的力量,故《史记》有“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的记载。匈奴的强大,构成了对秦、赵的威胁。所以,秦赵两国不惜花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修筑长城,以防匈奴,迫使匈奴势力移至阴山以北。
匈奴在阴山,依仗“草木茂盛多禽兽”的良好自然条件,发展经济积蓄力量。公元前209年冒顿自立单于,正式建立国家。相当于这个时期的大型匈奴墓,在内蒙古地区尚未发现。在鄂尔多斯发现的西汉初期匈奴墓,除了出土有非常讲究的金银装饰品外,随葬的玉、石佩饰,已与中原无殊。武帝以后,双方接触愈多。蒙古诺颜乌拉发现的匈奴单于墓,墓坑建造规模庞大,棺椁齐备,大椁之中为棺,棺内又有盛尸体的榼。墓葬棺椁制度显然是模仿汉制。但这座大墓中又还保留匈奴的殉人习俗。此时的小型墓,墓坑简陋,仅能容下尸体。随葬品中以生活用具为主,具有民族特色的遗物比大型墓明显,匈奴人惯用的装饰品很少发现。发现的粗麻布痕迹,证明当时可能穿着粗布衣服。大小墓葬的鲜明对比,反映了匈奴的严格等级制度,也说明匈奴奴隶制的强化。
随着匈奴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匈汉之间交往的频繁,作为游牧经济的补充,农业已经出现。这一点,在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发现的城镇遗址和西沟畔发现的匈奴遗址,可以证明已改变了前一个时期“无城廓常居耕田之业”的局面。
七、匈奴在中国史和世界史上的地位
匈奴文化是我国北方地区独自发展起来的草原游牧民族文化,它有自己的发生发展过程,绝不是受其它地区文化影响或传播而形成的。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在它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接受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文化影响,也不可避免地吸收了西方草原文化的精华。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该文化对周围各民族的文化也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这就是古代匈奴族在开发祖国北疆,在丰富我国古代文化宝库及构通中西文化交流中所做的贡献。
我们从匈奴文化的发展阶段考察,大约从商代晚期以后,匈奴系统的民族文化共同体在逐渐形成。当时他们被称为鬼方、土方、邛方,他们活动于商王朝的北方或西北方,文化是一致的。他们是“居溪谷,各有君长,……然莫能相一”的氏族部落,拥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成为商王朝向外扩张的障碍。武丁时曾大举北征。在征伐土方和邛方时,每次征发兵力三千至五千人。征伐鬼方,还调动西部属国的兵力,花了三年时间才最后取得胜利。以后这里被号称玁狁的游牧部落所占据,他们一度迫使周人祖先向南迁徙。西周建国后,又屡遭玁狁侵扰之苦,这在《诗经·小雅·采薇》和《小雅·出车》篇中都有反映。频繁的战争与交往,促进了文化交流。山西保德、石楼,河北藁城,甘肃灵台发现的鄂尔多斯青铜器与商周青铜器伴出的情况,似可说明这点。
商周王朝的北征,迫使北方游牧部落向北移动,鄂尔多斯青铜文化也随之向北方传播。分布于南西伯利亚的卡拉索克文化,其文化内涵和器物特征均与鄂尔多斯青铜文化有相似之处。这一点,可能是受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影响的结果。吉谢烈夫在研究卡拉索克文化的时候,曾这样推测:“在当地的土著之间已经混入了中国北方人型的人种成份,他们是因为商殷及周初的扩展到那儿去的,利用了这些新的成份,便造成了南西伯利亚高度发展的‘卡拉索克’文化。这一推论是卓识的。但他没有指出,是中国的什么人到了南西伯利亚。他这个推论所据的理由是,因为在安阳殷墟发现了与卡拉索克相似而又早于卡拉索克的兽首铜刀。这种铜刀又恰是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的典型器物。所以,我们认为促使南西伯利亚卡拉索克文化的发展,沟通南西伯利亚与中原地区的文化联系,正是游牧于南西伯利亚与中原之间的早期匈奴人。而且,这种文化影响通过南西伯利亚,一直影响到欧洲。
春秋时期,著名的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空前发展,它所影响的范围,也比前一个时期广阔。分布在这样广大地区之内的北狄,已进入部落联盟阶段,构成足以与中原列国抗衡的力量。随着与中原地区的频繁接触,赤狄逐渐南下,融合于华夏族。白狄位于晋秦之间,有时与晋国联合伐秦,有时又与秦国联合伐晋。在毛庆沟墓地发现的战国晚期匈、汉杂居的事实,正是两个民族密切往来的必然结果。
也就在这个时期,白狄的一支－－鲜虞,在春秋末期,曾在河北北部建立了中山国。从河北怀来发现的鲜虞墓看,除了一件鄂尔多斯青铜短剑之外,其它遗物已与中原相同。
白狄之东,是著名的“山戎部落”。在河北北部,内蒙古东部发现的夏家店上层文化遗物与鄂尔多斯青铜器伴出的情况,说明东胡系统文化与匈奴系统文化的交流和影响是深刻的。
由于上述原因,促成战国晚期赵国效法“胡服骑射”。“胡服骑射”传入中原后,对革新中原上衣下裳的传统服装和“不可逾险”的笨重战车,加强战斗力,都有着深远的意义。西沟畔2号墓出土有汉字“少府”刻款的匈奴遗物,也说明匈奴与中原的密切关系不是短时间内形成的。
秦汉以后,强大起来的匈奴,以国家的形式独立于北方。东灭东胡,其势力达到辽东,西灭月氏,打开通往西域的通道。匈奴文化的影响地域,空前广阔。驰名中外的以动物纹为特征的匈奴艺术,影响了整个欧亚草原,尤其是对鲜卑人的影响更深。
在武帝北征匈奴以后,匈奴分为南北二部。南匈奴入塞,与汉人相处。从补洞沟发现的西汉末至东汉初的匈奴墓地看,这时除了一般平民尚保存本民族的游牧文化特征外,匈奴的上层文化更多地接受了中原地区的影响。匈奴的文化传统,被后来移居于匈奴故地的鲜卑人所继承。北匈奴西迁之后,曾征服有名的斯基泰人,纵横于欧亚草原之上,并在东欧建立了国家,推动欧洲古代史的发展。这个勤劳勇敢的民族,在中国史和世界史上应占有它的地位。
编辑说明： 文章来源于《考古学报》1983年第1期。篇幅所限，注释从略。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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