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去世及埋葬地问题再研究
乌兰
关于成吉思汗的去世情况及其埋葬地，史书中有比较明确的记载，学者们也已有不少的研究，除了一些具体问题尚需进一步探讨、研究外，总体上不应存在什么歧义和与史料记载相悖的说法。然而，近些年来却出现了一些宣传，在关于成吉思汗的去世情况及其埋葬地的问题上混淆视听，产生了非常不好的影响。本文依据史料记载及前人的研究成果，结合史学方法和蒙古史专业常识，就这一问题加以梳理、辨析和澄清。
关键词：成吉思汗 去世 埋葬地 史料辨析 蒙古史
作者乌兰，女，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27号6号楼，邮编100081。
关于成吉思汗的去世情况及其埋葬地，史书中有比较明确的记载，见于蒙元时期不同文种的文献，包括《元朝秘史》、《圣武亲征录》、《史集》、《世界征服者史》、普兰诺·加宾尼《出使蒙古记》，以及《黑鞑事略》、《元史》等。这些文献中的相关内容是早期的记载，具有史料价值。但是近年来就成吉思汗的去世情况及其埋葬地却出现了一些不同宣传，其所谓的依据多出自《蒙古源流》等17世纪蒙古文史书。从史料辨析的角度讲，17世纪蒙古文史书的相关说法距离事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四百多年，记述难免有疏漏或走样之处，而且书中的历史观也已呈现出了很大的变化，特征之一就是对早期的相关记载进行了篡改。与早期史书的记载相比，后期史书中的记述大多只能是二手的资料，仅具某种程度的参考价值，而经篡改的内容则更谈不上是什么史料，自然不具备作为史料的利用价值。
一、关于成吉思汗的去世原因
据早期主要史书记载，成吉思汗是在征讨西夏期间因病去世的。
《世界征服者史》记载：“成吉思汗从西方诸国返回他的东方老营后，他就讨伐唐兀以遂他的宿愿。他把该地敌人的劣行肃清，把他们全部征服，这时，他得了由不良气候而引起的不治之症。他召诸子察合台、窝阔台、兀鲁黑那颜、阔列坚、朮赤台、斡儿长去见他，对他们说：‘我的病势沉重，医治乏术，因此，实在说，你们需有人保卫国威和帝位，支持这根基坚实的宝座。……我的意见是：窝阔台继我登位……。’……窝阔台的弟兄们遵照他的圣训，立下文书。成吉思汗的病情愈来愈厉害，因为不能把他从所在之地挪走，他便在624年剌马赞月4日（1227年8月18日）与世长辞。”
《史集》记载：“相当于伊斯兰教历622年的塔乞忽亦勒即鸡年［公元1225年］秋天，成吉思汗发兵征讨又名唐兀惕的合申地区。……成吉思汗来到唐兀惕地区”，“唐兀惕国王失都儿忽、唐兀惕语称作李王者，从他的京都所在的大城（此城唐兀惕语称作阿里孩、蒙古语称作额儿吉牙）里，带着五十万人出来，与蒙古军作战”。“成吉思汗迎上去作战。……失都儿忽逃回了城里。成吉思汗说，这次他遭受这样［大］的失败，往后再也没有什么力量了，于是就不再注意他了。成吉思汗从这座城市旁走过，占领了若干其他城市和地区，到乞台方面去了。相当于伊斯兰教历623年的那孩亦勒即狗年［公元1226年］初春，他来到翁浑-答兰-忽都黑地方，在那里突然想到了自身，沉思良久；因为他曾得一梦，启示了他的死期将莅临”。“成吉思汗……说道：‘……我的死日已近，快要到地府去了。……’接着他立窝阔台合罕为继位者，……就这样，他结束了这次密谈上讲的话，与他们俩分别，让他们回去统治国家和兀鲁思，自己带着军队向南家思出发了”。“当他来到女真、南家思和唐兀惕地面交接处的六盘山地方时……其后唐兀惕国王失都儿忽……派遣使者［到他那里］请求和谈并订立盟誓”，“成吉思汗的病却一天天坏下去”。“成吉思汗自知病危，大渐已近。遂对异密们遗告说：‘我死后，你们不要为我发丧、举哀，好叫敌人不知我已死去。当唐兀惕国王和居民在指定时间从城里出来时，你们可将他们一下子全部消灭掉！’猪儿年秋第二月十五日（伊斯兰教历624年9月）［1227年9月］，他为他那著名的兀鲁黑留下汗位、领地和国家，离开了［这个］易朽的世界。”在“成吉思汗史编年纪要”的“猪年”项内又记载说：“鸡年（始自伊斯兰教历622年2月）［公元1225年］这年春天成吉思汗在自己的斡耳朵里。……秋天他出征唐兀惕国”。“狗年（始自伊斯兰教历623年2月）［公元1226年］这一年春天，成吉思汗在翁浑-答兰-忽都黑地方突然料理起自己的私事来，他召来了当时在那里的儿子窝阔台和拖雷。他同他们坐在一起，对他们立下了遗嘱，并将窝阔台合罕立做汗位继承者，然后让他们回到各自的领地、兀鲁思和家里去。自己则向南家思进发。他来到南家思、唐兀惕、女真边界上的一个地方”，“成吉思汗［这时］已病了。猪年（始自伊斯兰教历624年）［公元1227年］……他在这年由于疾病缠身，在唐兀惕地区去世了”。
《元朝秘史》对成吉思汗的去世记载相对简单，在第268节中说：“［成吉思合罕］掳掠唐兀惕百姓，将亦鲁忽不儿罕唤作‘失都儿忽’，将他杀死，将唐兀惕百姓之父母连带子孙灭绝，降旨：‘吃饭时必说［唐兀惕］彻底死绝吧！’因唐兀惕百姓不践所言，成吉思合罕再征唐兀惕百姓，将唐兀惕百姓灭绝后回来，成吉思合罕于猪儿年升天。”之前提到成吉思汗在出征西夏后不久就在一次围猎行动中坠马受伤，引起发烧等病症，但是他带病继续前行，夺取了西夏大将阿沙敢不坚守的边境重地贺兰山，并一路进军。
《圣武亲征录》行文简洁，记载说：“乙酉春，上归国。自出师，凡七年。是夏避暑。秋复总兵征西夏。丙戌春，至西夏。一岁间尽克其城。时上年六十五。丁亥，灭其国以还。太祖圣武皇帝升遐之后……”文中未提成吉思汗生病之事。但与《元朝秘史》相近的是，二书都说成吉思汗出征西夏灭其国而还，然后去世。
而《元史》则说：“二十一年［丙戌］春正月，帝以西夏纳仇人亦腊喝翔昆及不遣质子，自将伐之。”“二十二年丁亥春，帝留兵攻夏王城，自率师渡河攻积石州。”“闰月，避暑六盘山。”“六月……夏主李晛降。帝次清水县西江。秋七月壬午，不豫。己丑，崩于萨里川哈老徒之行宫。”《南村辍耕录》也说成吉思汗“崩于萨里川”。似乎是说成吉思汗回到故土后才病逝。萨里川，又作“萨里河”，《元朝秘史》作“撒阿舌里 客额舌儿”（Sa'ari Ke'er，总译作“撒阿舌里 客额舌儿地面”）。其地当在克鲁伦河上游之西。哈老徒（*Qala'utu），意为“有雁之地”，那珂通世认为即《内府舆图》之“噶老台泊”。《马可波罗行记》中成吉思汗去世之地的一种写法作 Calatuy，冯承钧认为“此名与《元史》哈老徒之对音相近”。伯希和也持有相同的看法，他还认为成吉思汗死于甘肃清水县的西河，灵柩随即运回蒙古地区的撒里怯儿之哈老徒行宫，只是这里省略了一些事实，错误在于《元史》的原始资料《实录》，因为早于《元史》三年成书的《辍耕录》已经出现了这种说法。
记载中出现这种情况，估计与成吉思汗事前要求秘不发丧的遗嘱有关。《史集》记载说：“成吉思汗自知病危，大渐已近。遂对异密们遗告说：‘我死后，你们不要为我发丧、举哀，好叫敌人不知我已死去。当唐兀惕国王和居民在指定时间从城里出来时，你们可将他们一下子全部消灭掉！’”《世界征服者史》则说迟至1228年春天成吉思汗的“诸子及族人就派驿使向全世界传播成吉思汗崩驾的消息”。就是说，成吉思汗的遗体被送回故地的斡耳朵并下葬后，他去世的消息才得以向世人公布。这使人产生成吉思汗在故土去世的错觉。那珂通世即针对《元史·太祖纪》的说法，分析成吉思汗不可能秋七月壬午（七月五日）在六盘山地区不豫，七天后于己丑（七月十二日）崩于萨里川哈老徒之行宫，指出所说崩于萨里川哈老徒之行宫是指成吉思汗遗体经秘不发丧被送回老营后才公布其死讯，《元史》所据《太祖实录》等旧史一边依当时的讣告说成吉思汗在蒙古去世，一边又使用了其去世的真实日期。《元朝秘史》、《圣武亲征录》、《元史》此处的记载，中间都有不少省略，以致衔接不畅、语焉不详。
实际上，结合《世界征服者史》、《史集》以及《元朝秘史》、《圣武亲征录》、《元史》等早期史书的记载，可以确认成吉思汗在西夏都城开城之前已经向南进入了金朝境内的六盘山地区，并在那里因病去世了。
原本十分清楚的史实，却在史学理论、方法和手段都取得空前进展的今天受到了不应有的冲击。网页和一些通俗读物中，不厌其烦地谈论着所谓成吉思汗死于非命，被西夏皇妃所害的事情。这不仅给广大读者造成了辨别真伪的困惑，也严重挑衅着蒙古史学界的底线。因此，有必要就这方面的问题重新郑重地进行梳理和辨析。
所谓成吉思汗被西夏皇妃所害这一说法的依据，不外乎《蒙古源流》等17世纪蒙古文史书。就目前所见，《黄史》中首先出现了所谓成吉思汗死于西夏皇妃之手的故事。故事梗概是说成吉思汗亲征西夏，杀夏主失都儿忽，纳其妃古儿别勒真，古儿别勒真身藏暗器，就寝时加害成吉思汗，成吉思汗遂病重去世。《蒙古源流》中类似的故事，文字较《黄史》更丰富一些，说：
“就这样杀死了失都儿忽皇帝，［主上］纳了他的古儿别勒只·豁阿皇后，收服了人称‘米纳黑’的唐兀国。［众臣］商议说：‘就在那阿勒塔哈纳山山阳、哈剌木连河岸边驻夏吧。’却说，众人都惊叹古儿别勒只·豁阿皇后的美貌，古儿别勒只·豁阿皇后却说：‘我的容颜从前比这更美丽，现在蒙上你们军队的征尘，［容颜］已经减色。如果在水里洗浴一下，就可以恢复从前那样的光彩。’［主上］说：‘那么，你就按自己的讲究去洗浴吧。’古儿别勒只·豁阿说：‘我要到河边去入浴。’［她］去到河边，［看见］父亲［喂养］使唤的一只称作‘家鸟’的小鸟在空中盘旋着飞来，就［把它］捉住了。然后说：‘有你们这么多人陪从，我感到害羞。你们大家待在这里，我要一个人去洗。’说完去到［河边］，写下‘我将要落入这条哈剌木连河而死。不要顺流去找我的遗骨，要逆流去寻找’［的字条］，系在那只鸟的脖子上，放［它］飞回去。洗浴之后回来［一看］，她的容貌果然是更加艳丽。夜里入寝之后，［她］加害主上的御体，主上因此身上感到不适，古儿别勒只·豁阿皇后乘机起身离去，跳进哈剌木连河身亡。”她的父亲得讯后，“按照女儿的话前来寻找她的遗骨，［可是］没有找到，只找到她的一只珍珠镶边的袜子。由于每人在［那只袜子］上埋上一锹土，就形成了名叫‘铁木儿·兀勒忽’的小山包。却说，主上的病情加重，”“丁亥年七月十二日，［主上］在朵儿篾该城驾崩，享年六十六岁”。
毋庸置疑，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真实性，不过是个虚构的传说故事而已。首先，故事内容与早期史书所载史实严重不符。故事中出现的西夏皇妃古儿别勒只并非真有其人，仅仅是个后人虚构的人物。根据史实，成吉思汗在西夏都城中兴府（今宁夏银川市）被攻破之前已经因病去世，因此根本没有机会杀西夏国主、纳西夏皇妃。其次，相关细节也经不起推敲。根据史实，成吉思汗去世的地方是在西夏南境外的六盘山地区，而非西夏境内的灵州（治今宁夏吴忠市金鸡堡，蒙古语名称为Drmegei朵儿篾该），且西夏国主和皇妃也不住在灵州。六盘山地区远离黄河，因此不可能发生所谓西夏皇妃投黄河而死的事情。另外，被说成是埋有古儿别勒只袜子的小山包“铁木儿·兀勒忽”（Temür Ulqu），其蒙古语意为“铁山包”，实为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南郊“昭君墓”的蒙古语名称。故事所述本身即存在矛盾，因为如果从宁夏吴忠市逆黄河而上，是根本无法到达位于其下游的今呼和浩特市一带的。此处借用青冢之名，无非是为了给编造的故事增添一些真实性而已。这种经不起推敲和验证的虚构故事怎么可以当作史料来谈论历史呢？回答显然是否定的。
那么，《蒙古源流》等17世纪蒙古文史书中为何会出现这种子虚乌有内容的故事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17世纪的蒙古人在历史观方面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很具体地反映在了这一时期的历史创作中。在素材的选择方面，可以看出《蒙古源流》等已经与《元朝秘史》有了很大的距离。史书素材的选择至关重要，不仅代表编纂者的修史水平，更反映着编纂者的历史观。16世纪下半叶藏传佛教的再次传入，使蒙古人的精神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佛教的思想成为人们行为的依据和准则，佛教产生和弘传之地成为人们向往的地方，而佛祖释迦牟尼及其家族王统更为人们所敬仰和羡慕，以能够出身于同一血统而感到自豪。蒙古右翼部落首领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引进藏传佛教，印藏蒙王统同源的故事应运而生，很快得到了蒙古社会的认可和接受，蒙古人的历史观也就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人们带着这种变化了的历史观去返观、回顾历史时，不免往往与从前的史实发生认识上的冲突或矛盾，于是在新的历史著作中早期的史实让步了，或被避而不谈或被篡改，以适合新的历史观的需求。17世纪蒙古文史书在思想意识方面最突出的特征，除了强烈的成吉思汗—忽必烈系黄金家族正统观念之外，就是贯穿全书的浓厚的佛教氛围，彻底一改《元朝秘史》萨满教色彩浓厚的特点。可以说，在藏传佛教及其史学的冲击和影响下，17世纪的蒙古史学在历史观方面基本上抛弃了《元朝秘史》所代表的十三世纪蒙古人的传统历史观。以《蒙古源流》为例，在结构上开篇即谈佛教创世说，接着按照顺序讲述印度—吐蕃—蒙古一脉相承的王统史和佛教弘传史，使传统的成吉思汗先祖起源之苍狼白鹿传说故事之上依次多出了吐蕃王统史、古印度王统史、佛教创世说。在总体内容上，也时时可以感觉到佛教思想意识的存在，带有佛教色彩的传说、反映佛教思想影响的言语比比皆是。说明在佛教思想的影响下，当时的蒙古人对历史的关注点发生了偏离。就蒙古汗国历史部分的内容来说，最突出的变化在于对成吉思汗先祖起源传说的篡改以及对成吉思汗去世原因的篡改，其背后的推手就是业已变化了的历史观。在成吉思汗去世之真正原因有明确记载的情况下，却出现有损其名声的恶意篡改，而且还被其后人接受并收进自己的史书中，其中一定是有原因的。
可以看出，所谓成吉思汗死于西夏皇妃之手的这个故事带有很明显的倾向性，即对西夏国怀有同情之意，对成吉思汗持有批评的态度。那么这样的故事会出自何人之手？又如何会出现在蒙古人的史书中呢？一般来说，蒙古人是不会编造出这种诬蔑自己伟大首领的故事的。清代的蒙古人罗密曾怀疑印藏蒙王统同源说“是西僧所附会”，而古儿别勒只皇妃的故事也很可能出自西夏后人之口。我们现在要提的问题是，身为成吉思汗后裔的萨冈台吉为何也会把这种故事收到自己的《蒙古源流》一书中呢？这岂不是对自己祖先的大不敬吗？按照常理，即使他不知道这个故事的真伪，也会不自觉地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去排斥这类有损自己祖先形象的说法。那么是什么驱使他将这个故事写进书中的呢？应当说是他全盘接受的藏传佛教的历史观在作怪。在对待成吉思汗去世原因的问题上，面对是维护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尊严还是采信对自己祖先名声不利的说法，他的天平最终偏向了后者，因为那个故事与藏传佛教有关，维护的是藏传佛教及其弘传国度的利益。说明藏传佛教的影响在他的脑子里已经根深蒂固，维护藏传佛教的利益成为他写史特别要遵循的原则，一切内容要为之让路，即便是危及祖先的名誉也在所不惜。与《黄史》和《蒙古源流》相比，现存17世纪其他一些蒙古文史书的情况稍有不同。《黄金史纲》、罗桑丹津《黄金史》也都收有古儿别勒只皇妃的故事，但不同的是说成吉思汗纳夏主失都儿忽皇妃古儿别勒只，古儿别勒只请求去黄河边洗浴，就在那里投河而死，后来成吉思汗病重去世。可以看出两书在内容取舍上是有所保留的，删除了原有故事中皇妃古儿别勒只加害成吉思汗的内容。《黄金史纲》和罗桑丹津《黄金史》与《黄史》和《蒙古源流》一样，都说失都儿忽被杀之前曾提醒成吉思汗纳古儿别勒只妃之后要仔细搜查其全身，《黄史》、《黄金史纲》和罗桑丹津《黄金史》更是说要从她的指甲到全身都要仔细搜查。这实际上是一种伏笔，暗示古儿别勒只妃会加害成吉思汗。伏笔的存在证明《黄金史纲》和罗桑丹津《黄金史》删除了古儿别勒只妃加害成吉思汗的内容。说明两书的作者受藏传佛教影响的程度尚不及萨冈台吉等人那样深。
二、关于成吉思汗的埋葬地
关于成吉思汗的埋葬地，由于至今尚未能够确认其具体的地点，因此也被列为蒙古史上的一个“谜”。但是对其所处大致范围，史书中却是有着比较明确的记载的。
南宋人徐霆在《黑鞑事略》中作注说：“霆见忒没真（即铁木真）之墓，在泸沟河之侧，山水环绕。相传云，忒没真生于此，故死葬于此。”
《元史》“太祖本纪”记成吉思汗“葬起辇谷。”《南村辍耕录》也说成吉思汗“葬起辇谷”。
14世纪初的《史集》记载：“于是，异密们运着灵柩回去了。他们在抵达斡耳朵之前，将一路上遇到的人畜全部杀死。附近地区的宗王、后妃、异密们全都聚来为他举哀。蒙古有一座名叫不儿罕·合勒敦的大山。从这座山的一个坡面流出许多河流。这些河流的沿岸有无数树木和森林。……成吉思汗将那里选作自己的坟葬地，他降旨道：‘我和我的兀鲁黑的坟葬地就在这里！’成吉思汗的驻夏和驻冬牧地就在那一带。……这块伟大的禁地由兀良合惕部的异密们担任守护。”又说成吉思汗有一次在不儿罕·合勒敦山一带打猎，“有个地方长着一棵孤树。他在树下下了马，在那里心情喜悦。他遂说道：‘这个地方做我的墓地倒挺合适！在这里做上个记号吧！’举哀时，当时听他说过这话的人，重复了他所说的话。诸王和异密们遂按照他的命令选定了那个地方。”
泸沟河，即今蒙古国境内的克鲁伦河，辽、金、元时期又作“胪朐河”、“龙驹河”、“闾居河”、“陆局河”、“怯绿连河”、“翕陆连河”等。陈得芝先生认为徐霆当年“所行路线当与1247年张德辉奉忽必烈召前往蒙古所作《边堠纪行》的路线以及明金幼孜《后北征录》所记成祖进军路线略同，应经过克鲁伦河上游，不过他所谓‘见’者，只是遥望其地山川形势，并非近距离看到成吉思汗墓，说成墓‘在泸沟河之侧’只是记了大致方位，难以理解为墓地就在克鲁伦河旁近处”。
起辇谷，据亦邻真先生考证，即《元朝秘史》中的地名“古舌连勒古”,（罗桑丹津《黄金史》作Kürelgü）,《圣武亲征录》作“曲邻居”,《史集》作KWRLWW（kūrlūū）。据《元朝秘史》，该地在不儿罕·合勒敦山之阳，为桑沽儿河的发源地。即今蒙古国肯特省曾克尔（桑沽儿的今音）满达勒一带。该地对成吉思汗的一生具有重要意义。铁木真少年时摆脱泰赤乌人的拘押，与母亲和弟弟妹妹们团聚后，即迁往该地生活，境况逐渐好转；铁木真与发妻孛儿帖在这里成婚；铁木真脱离札木合后，百姓稍聚，在这里被蒙古部乞颜氏贵族推举为汗，逐步走上统一蒙古高原的道路。
不儿罕·合勒敦，为今蒙古国肯特山脉的主峰，因克鲁伦河、鄂嫩河、土拉河发源于这一带，故有“三河之源”之称，又是成吉思汗家族的发祥地。
根据蒙古史早期史书的这些记载，成吉思汗去世后是被葬在了他故乡的某个地方。从大的范围来说，是在外蒙古高原，从小的具体方位来说，是在今蒙古国肯特省不儿罕·合勒敦山南部一带。这一点应该是没有任何疑义的。
但是，由于成吉思汗具体的埋葬地一直没有找到，内蒙古境内又有名为“成吉思汗陵”（ACˇGinggis-ün Ongγun）的建置存在，因此以“成吉思汗陵”为成吉思汗埋葬地的误解曾经相当普遍。现在汉语所说的“成吉思汗陵”，实际上是指八白帐（Naiman ACˇGaγan Ger），起源与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有关，并不是什么真正的陵墓。近来有学者经过实地调查，指出鄂尔多斯蒙古人常常称八白帐为ACˇGinggis Qaγan-u Ongγun ASˇGitügen，原义为“成吉思汗之翁衮祭拜物”。蒙古语名词ongγun，既有“神祗”、“圣灵”之义，也有“陵墓”之义。Asˇitügen一词，意为“神祗”、“偶像”、“崇拜物”。作为“神祗”、“偶像”，ongγun、 Asˇitügen二词词义有重合之处，合用表示翁衮祭拜物、奉祀之神。结合史实以及ACˇGinggis Qaγan-u Ongγun Asˇitügen的叫法，可知ACˇGinggis-ün Ongγun实为ACˇGinggis Qaγan-u Ongγun Asˇitügen的略称，这里的ongγun一词不当“陵墓”讲。就是说，现在使用的汉语名称“成吉思汗陵”是个误译。ACˇGinggis Qaγan-u Ongγun Asˇitügen这一称呼，更有助于说明那里原本就是供奉、祭奠成吉思汗神灵偶像的地方。
《史集》第二卷《铁穆耳合罕纪》记载成宗即位后派长兄甘麻剌出镇漠北，包括成吉思汗诸大斡耳朵和不儿罕·合勒敦山成吉思汗“大禁地”等都归他统领，甘麻剌“制成了他们［已故祖先们］的像；那里经常都在焚香［致祭］”。陈得芝先生认为：“说他绘制祖先画像焚香致祭事，当即《元史·祭祀志》所载供奉和祭祀‘祖宗御容’的‘影堂’（后改称‘神御殿’）制度。……晋王甘麻剌也奉祭‘祖宗御容’，可能是因为他驻守成吉思汗大斡耳朵以及‘大禁地’之故。”普兰诺·加宾尼曾提到蒙古人为他们的第一代皇帝成吉思汗做了一个偶像，将其放在一辆车子里，车子则停放在一座帐幕前面的敬礼偶像的地方，人们朝南向成吉思汗的偶像鞠躬致祭。另外，赛音吉日嘎拉根据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四十三年伊克昭盟呈理藩院的两份公文中分别出现的“迎请成吉思汗肖像裹银柜”、“今年要制作存放成吉思汗肖像的银柜”之语，认为八白帐中始终供奉和祭祀的是成吉思汗的肖像。 世代守护八白帐的达尔扈特人也说自己一直是为圣主（成吉思汗）“守灵司祭”的。
近些年来，人们对于所谓“成吉思汗陵”并非成吉思汗陵墓的认识已经有所普及，但是围绕成吉思汗埋葬地的问题却又出现了一种“新说”。这一说法的核心内容是：成吉思汗的埋葬地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境内。其主要根据是：成吉思汗最后一次征西夏时，曾在今鄂托克旗地区驻军一年之久，其间因在阿尔巴斯山围猎时坠马受伤，住进附近阿尔寨石窟的一间洞窟内养伤，并以那里为总指挥部，策划军事大计；去世后其尸体先被停放在阿尔寨石窟的一处地下石窟内，而他的安葬地起辇谷就是今鄂托克旗西北部位于黄河岸边的千里山中的“千里沟”。 这种说法已不是误解，而是一种严重的捕风捉影、有意编造。
关于成吉思汗最后一次征西夏时的行动路线，早期史书有一定的记载。综合《元朝秘史》、《圣武亲征录》、《史集》、《元史》等书的记载，可以大致勾勒出蒙古军此次出征西夏的过程。尽管诸书在细节上还存在一些差异，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成吉思汗所率蒙古军在整个战役过程中始终没有进入黄河河套套内陆区, 即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地区。
《元史》载：“二十一年［丙戌］春正月，帝以西夏纳仇人亦腊喝翔昆及不遣质子，自将伐之。二月，取黑水等城。夏，避暑于浑垂山。取甘、肃等州。秋，取西凉府搠罗、河罗等县，遂踰沙陀，至黄河九渡，取应里等县。……冬十一月庚申，帝攻灵州，夏遣嵬名令公来援。丙寅，帝渡河击夏师，败之。丁丑，五星聚见于西南。驻跸盐州川。二十二年丁亥春，帝留兵攻夏王城，自率师渡河攻积石州。”
《史集》说：“相当于伊斯兰教历622年的塔乞忽亦勒即鸡年［公元1225年］秋天，成吉思汗发兵征讨又名唐兀惕的合申地区。……成吉思汗来到唐兀惕地区，首先占领了甘州、肃州、河州和斡罗孩等城，又围攻了答儿沙孩［灵州］，放火烧城。当［该城］起火时，唐兀惕国王失都儿忽、唐兀惕语称作李王者，从他的京都所在的大城（此城唐兀惕语称作阿里孩、蒙古语称作额儿吉牙）里，带着五十万人出来，与蒙古军作战。成吉思汗迎上去作战。在哈剌-沐涟［黄河］地方有许多湖，湖面全部冰封住了。成吉思汗站在冰上，下令发箭射［敌人的］脚，不让他们从冰上过来，敌人应弦而倒。……失都儿忽逃回了城里。成吉思汗说，这次他遭受这样［大］的失败，往后再也没有什么力量了，于是就不再注意他了。成吉思汗从这座城市旁走过，占领了若干其他城市和地区，到乞台方面去了。”
《元朝秘史》载：“狗儿年秋。去征唐兀［。］以夫人也遂从行。冬间于阿儿不哈地面围猎。成吉思骑一疋红沙马为野马所惊。成吉思坠马跌伤。就于搠斡儿合惕地面下营。” 其间成吉思汗遣使西夏国主，谴责其在自己出征西域时背盟不肯出兵相助。西夏大将阿沙敢不对成吉思汗的使臣态度傲慢，口出大话，邀蒙古军来战。成吉思汗闻报大怒，决意继续进军西夏。后来兵至贺兰山外，击败阿沙敢不所率西夏守军，成吉思遂于“雪山住夏”，“成吉思自雪山起程。过兀剌孩城。却来攻打灵州城”。未记以下行程。
诸书中提到的时间、地点，可归结为成吉思汗此次出征西夏大致是在1225年秋季至1227年夏季之间，而经行的地区似乎包括西、东两线。西线，即《元史》和《史集》所记黑水城、甘州、肃州、西凉府、应里等地；东线，即《元朝秘史》所说贺兰山、雪山、兀剌孩等地。所记地点多与《元史》一致的《史集》，之外还提到了东线的兀剌孩，唯有此地与《元朝秘史》相合。西线基本在河套以西，东线基本在河套以北。三种史书最后都提到灵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一带），成吉思汗所率蒙古军在这里与西夏守军大战，消灭了西夏的主力。
诸书提到的时间、地点，不禁使人怀疑在两年的时间内成吉思汗一人率军东西大范围迂回作战的可能性有多少。或许像一些人的推测那样，蒙古军当时是兵分两路，东路军由成吉思汗亲自统率，西路军由大将速不台统率。具体情形有可能是：1225年秋，蒙古大军出动。成吉思汗自秃剌河黑林斡耳朵启程，冬季行至阿儿不合之地，在围猎当中因马惊而摔伤，遂于搠斡儿合惕之地驻下养伤。其间遣使西夏国主，谴责其在自己出征西域时背盟不肯出兵相助。西夏大将阿沙敢不对成吉思汗的使臣态度傲慢，口出大话，邀蒙古军来战。成吉思汗闻报大怒，决意继续进军西夏，兵至贺兰山，击败阿沙敢不所率西夏守军。1226年二月，速不台的西路军攻取了西夏西北重镇黑水城（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哈拉浩特遗址）。之后西路军一路向南经略，至1226年夏，已经尽取贺兰山以西整个河西走廊一带，并攻下周边撒里畏吾等部以及金朝西南一些地区。至秋季，西路军已拿下西夏西凉府（今甘肃武威），东进至黄河九渡，控制了应里（今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由此沿黄河北上，直趋西夏都城中兴府（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至此已经完全控制了黄河以西西夏国土。成吉思汗的东路军1226年夏季在察速秃山（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东北境查石太雪山）度夏。盛夏过后自那里出发，向西攻克了斡罗孩城。至此控制了黄河以北西夏国土。估计由此溯黄河南下，进军中兴府。分别扫平了西夏西部和北部大片领土的两路军，在黄河西岸西夏都城外会合。因攻城不利，冬季成吉思汗率东路军南下进攻灵州，西夏大将嵬名令公奉命率十万大军增援，成吉思汗东渡黄河，击败嵬名令公，攻克灵州，约十日后已率军东进至盐州川（今陕西定边县一带）休整。1227年春，成吉思汗留一部分军队围攻中兴府，自己率军西进，攻破金朝西南境积石州、临洮、德顺州等地。闰五月，成吉思汗来到六盘山（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西南）避暑。六月，南进至秦州清水县（今甘肃省清水县，属广义六盘山地区）。遣使至中兴府诏降。中兴府内已几乎断粮，西夏末帝李晛遂遣使乞降，请求宽限一个月献城，获得允准。七月，成吉思汗病逝于清水县西江驻地。
对照上引“新说”的说法，首先可以从史实考订方面明确指出：早期史书所载此次蒙古军征战经行的地点，没有一处位于黄河河套内。即便是位于黄河东岸的灵州，成吉思汗也是从黄河的西岸渡河而攻的，并非从河套套内进攻的，且一战而过，取城后旋即离开，转向东南进入了金朝境内。这说明成吉思汗在这次征西夏的战事中始终没有进入河套套内，也就根本谈不上所谓成吉思汗曾在河套内的今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一带久住，将那里作为征夏指挥部之事了。不仅如此，之前的成吉思汗四次亲征西夏，也从未进入河套套内陆区。成吉思汗八白室以及鄂尔多斯部定驻于河套地区，大致始于16世纪初。在此之前，“显然不存在成吉思汗之陵位于鄂尔多斯地区的问题。但是当那些鄂尔多斯人（成吉思汗的斡耳朵及其遗物的守护者）定居于现在所谓鄂尔多斯地方以后，他们就把自己的旧传统连同古老的遗物（虽则大概没有一件真正是成吉思汗时代的）一起带将过来。仔细检查一下那些现存的遗物，一定是很有趣的。它们肯定不能解决成吉思汗死于何地的问题，也不能解决成吉思汗之陵究竟在哪里的问题”。
其次，从审音勘同的角度来说，“新说”也存在明显讹误。（1）将鄂托克旗境内的阿尔寨石窟所在地阿尔巴斯与《元朝秘史》所记“阿儿不合”混为了一谈。阿儿不合（Arbuqa）与阿尔巴斯（Arbas）的读音明显不同。从成吉思汗此次行军路线和时间方面来说，阿儿不合之地当在今蒙古国南部一带。（2）对于《元朝秘史》所记地名“搠斡儿合惕（ACˇGo’orqad）”，不能以现代蒙古语Acˇo’oruqai（孔、洞孔）的复数形式简单解释为“多窟汇聚之处”，从而用作即阿尔寨石窟的证据。因为《元朝秘史》另见一个词语作“搠斡儿合台（Acˇo’orqatai） 帖儿格（terge）”，旁译“锁有的 车”（有锁之车）。搠斡儿合惕、搠斡儿合台，词根均为“搠斡儿合（Acˇo’orqa）”，当即名词“锁”。那么“搠斡儿合惕”若当“锁”之复数形式来讲的话，是否就与阿尔寨石窟无关了呢？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能撇开史实空谈对音。（3）以“起辇谷”之音比对 “千里沟”，太过随意，完全没有考虑到元代汉语音韵与现代汉语发音之间的变化。起，近代汉语读khi（溪母）；千，近代汉语读tshin（清母），二者不可比对。起辇谷，读音可还原为*kirelgü~kürelgü，即《元朝秘史》的“古舌连勒古”（罗桑丹津《黄金史》的Kürelgü），地点在蒙古国肯特省曾克尔满达勒一带。（4）以《蒙古源流》所说成吉思汗八白室所在地“大谔特克”比对鄂托克旗之名，只能说是太缺乏蒙古史语文学和蒙古史的常识。“谔特克”之蒙古语原词为teg，意为“地”，“大谔特克”即“大地”之义，而“鄂托克”的蒙古语原词为otoγ，为明代蒙古行政建制的一种名称，二者之间无论在读音或词义方面都毫无关系。
另外从常理分析，阿尔寨石窟也根本不可能是成吉思汗生前较长时间住过的地方。按照古代蒙古人的生活习俗，他们生前一辈子都住在蒙古包里。例如，《黑鞑事略》记载蒙古人“其居穹庐（即毡帐），无城壁栋宇，迁就水草无常。”直到现在，一些纯牧区的蒙古人仍然主要居住在蒙古包里。更何况生病之人又怎么会住进阴暗潮湿的洞窟内养病？再有，关于古代蒙古人的葬俗，从早期史书的记载来看，应该是有较为固定的家族墓地的。例如，《元朝秘史》记载了一次祭祀活动，祭祀由俺巴孩汗的两位遗孀主持，成吉思汗的母亲诃额伦（月伦）因迟到而未能分到余胙。说明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家族与泰赤乌部的俺巴孩汗家族是拥有共同墓地并共同举行祭祀活动的。一般，统治者和贵族们都会被埋葬在固定的墓地区域内。例如，普兰诺·加宾尼曾说：“在他们（指蒙古人）的国家里，有两个墓地。一个是埋葬皇帝们、首领们和一切贵族的地方，不管这些人死在什么地方，如果能合适地办到的话，都把他们运到那里去埋葬。”《马可波罗行记》也说：“君等并应知一切大汗及彼等第一君主之一切后裔，皆应葬于一名阿勒台（Altai）之山中。无论君主死于何地，皆须运葬于其中，虽地远在百日程外，亦须运其遗骸葬于此山。”南宋遗民郑思肖说：“虏主及虏主妇死，剖大木刳其中空，仅容马革裹尸纳于中，复合其木，僭用金束之于外，皆归于鞑靼旧地，深葬平土，人皆莫知其处。”元末明初人叶子奇说蒙古人的皇帝死后被“用梡木二片，凿空其中，类人形小大合为棺，置遗体其中。加髹漆毕，则以黄金为圈，三圈定，送至其直北园寝之地深埋之，则用万马蹴平，俟草青方解严，无复考志遗迹”。据《元史》、《史集》等书记载，蒙元时期诸汗和皇帝多数是北葬漠北故乡，就连悲惨去世于应昌城的惠宗妥欢帖睦尔也是被“奉梓宫北葬”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成吉思汗去世后遗体也肯定是被送回他的故乡下葬的。
完成于1662年的《蒙古源流》以及《黄史》、《黄金史纲》、罗桑丹津《黄金史》等17世纪蒙古文史书，比《元朝秘史》晚了四个多世纪，书中早期蒙古历史的内容已经发生了相当的变化，不少史实显得含混不清甚至相互矛盾，显示出岁月对人们记忆的磨蚀；很多史实被富有佛教色彩的神话故事所取代，反映出思想环境对人们历史观的影响。因此，关于蒙元时期蒙古的历史，其相关内容与《元朝秘史》等早期史书的史料价值无法相比，不能直接作为信史来对待，其中的一些内容只有在与早期史书结合起来进行科学的考证之后才可以慎重使用。
例如，关于成吉思汗的埋葬地，17世纪蒙古文史书中也保留有早期史书一些史实的信息。《蒙古源流》说：“［众臣］辇舆载着主上的遗体起程，全体属众挥泪随行”。“一直护送到称为罕·也客·哈札儿的地方”。“由于请不出主上的金体，绝望之中，只好修建了永久的陵墓，在那里建起了普天供奉的‘八白帐’。据说，主上的金体安葬在按台山山阴、肯特山山阳的‘也客·斡帖克’地方”。而《黄金史纲》和罗桑丹津《黄金史》说成吉思汗的灵车被“送至‘罕·也客·哈札儿’之地。在那里建造了永久的大陵，成为众臣们的支柱、全体百姓的奉祀之神（Asˇitügen），成就了永世坚固的‘八白帐’”。又说成吉思汗的真身“有人说是葬于不儿罕·合勒敦山，也有人说是葬于按台山之阴、肯特山之阳的‘也客·斡脱克’地方”。所谓埋葬成吉思汗的也客·斡帖克地方，实际上不是一个具体地名。也客（yeke），“大”之意；斡脱克、斡帖克（tg,teg）即“大地”tgen~tegen（etügen）的音变，yeke tg（teg）指广阔的大地。亦邻真先生指出：“这已是一个大而无当的千里空间，等于说葬在漠北高原。”即埋葬在漠北高原广阔的大地下。其定语“按台山之阴、肯特山之阳”，也暗示了这一点。这里，17世纪蒙古文史书与早期史书一致，也肯定成吉思汗的遗体是被送回外蒙古高原安葬的，更具体的地点在其故乡不儿罕·合勒敦山一带。只有这样经过辨析的内容，才可以用作早期史书记载的一种佐证。
关于成吉思汗去世的直接原因以及成吉思汗的埋葬地，早期史书的记载应当是可以信用的史料，相对更为接近于史实。后期蒙古文史书记述的相关内容，多因历史观等发生变化而使其远离了史实。历史研究，讲求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又离不开科学的研究方法。在对待成吉思汗去世的原因及其埋葬地的问题上，同样如此。
〔责任编辑 贾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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