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三）

编者按：宿白先生去世，将先生《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这篇文章发出，以示纪念。在知网上搜，这篇文章是宿白先生被引最多的一篇。荣新江先生提倡的长安学方兴未艾，气贺泽保规先生又提出了洛阳学。倒着看历史，更可看到先生的“预流”。这篇文章是78年发表的，其中还有一些过去的套话，但完全不影响文章扎实的研究。

宿白

隋唐长安与洛阳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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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隋唐东都洛阳城

（一） 隋东都洛阳城的创建和布局

隋统一后，全国经济迅速恢复，隋炀帝为了进一步控制关东和江南，即位的第二年（大业元年三月，公元605 年）即诏杨素、宇文恺等人营建东都。“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实.....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大业二年（606 ）春正月辛西，东京成”。不到一年完成的隋东都:

“前直伊阙，后据邙山，左瀍右涧，洛水贯其中”（《新唐书.地理志》二）；

“宫城在皇城北”（《新唐书·地理志》二），“在 都 城之 西 北隅”（《元河南志》卷三），“宫城有隔城四重”（《旧唐书·地理志》一） ；

宫城北对“曜仪门，号曜仪城。其北日圆璧门，号圆璧城”（《元河南志》卷三）；

“皇城在都城之西北隅（《唐六典》卷七）；

“东城在皇城之东”（《唐六典》卷七），“（东城）北即含嘉仓，仓有城，号含嘉城”（《元河南志》卷三）；

“郛郭（即郭城），南广北狭，凡一百三坊，三市居其中焉”（《唐六典》卷七），“都

内纵横各十街，分一百三坊”（《旧唐书·地理志》一），“每坊东西南北各广三百步，开十字街，四出趋门”（《元河南志》卷一引《韦述记》），“东都丰都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四面各开三门，邸凡三百一十二区，资货一百行”（《太平御览》卷一九一引《两京记》）；

“定鼎门街广百步，上东、建春二横街七十五步，长夏、厚载、永通、徽安、安喜门及当左掖门等街各广六十二步，余小街各广三十一步”（《元河 南 志》 卷一引《韦述记》）；

“（大业元年）五月筑西苑，周二百里'《通鉴·隋纪》四）。

上述文献记录，被近年考古工作逐步证实。

宫城东西壁各长约1270米，北壁长约1400米，南壁正中有南向凸出部分，长约1710米。城壁内外砌砖，其中夯筑部分的宽度一般在15 至16 米之间，西南隅厚达20 米。耀仪、圆壁两城紧接宫城之北，为宫城北面隔城。

皇城围绕在宫城的东、西、南三面，夯筑城壁，内外砖砌。西壁保存较好，长约1670米。

东城直接皇城之东，东西长约330 米，南北长约1000米。东城之北的含嘉仓城，东西长约600余米，南北长700 余米，城内粮窖分布密集，东西成行，南北成列。

郛郭即郭城，夯筑。东壁长7312、南壁长7290、北壁长6138 米，西壁纡曲，长6776米。南壁三门各开三个门道。正中的定鼎门门址宽28米，东西两门道各宽7 米，当中门

道宽约8 米。定鼎门内大街是洛阳城的主干大路，据保存较好的路段，测得其最宽处为121米。南壁的西门厚载门内大街最宽处为45米。东壁三门，正中的建春门也是三个门道。

郭城南面五列坊和东北隅三列坊，保存遗迹较多，知东都洛阳城坊里都大致呈方形。据探定的街道和沿用下来的归路残迹，复原出来的坊市的数字，恰与前引《唐六典》所记:“凡一百三坊三市居其中”相符（三市共占四坊地，加一百O三七坊计一百O七坊地。此数字与由街路连接，划出的复原坊数相同）。各坊内的十字街据定鼎门东第一坊（明教坊）的普探情况，得知宽约14 米。有不少十字衔的残迹也被沿用下来，其中保存较完整的，有长夏门西第一坊（归德坊）和建春门南第三坊（永通坊）的十字街的残迹。

根据以上考古工作的成果、现存残迹和文献记录，大致可复原隋东都洛阳城布局如图六。

从隋唐洛阳城的复原图，可以看到和隋洛阳隋大兴设计显著的不同处，有以下四点:

1.东都洛阳城的宫城、皇城位于都城的西北隅。这是有意区别于京城大兴的布局，准隋江都宫、榆林宫两例，可知这样的规划是下京城一等的。洛阳西北隅适占洛阳城地势最高的位置，在这处负隅高地上建宫城、皇城，显然比京城大兴的宫城、皇城更有利于防御。

2.宫城除南置皇城外，北建重城，东隔东城，西面连苑。宫城、皇城本身又都内外砌砖。皇城之南并界以洛河。洛阳戒备的坚固严密，又远在京城大兴之上。

3.缩小里坊面积，划一方三百步（一里）的里坊规格，这是洛阳故都（北魏洛阳城） 旧制的恢复，对里坊居民的控制，显然比京城大兴更加强化。

4.洛阳小于大兴（《元河南志》卷一（洛阳）罗郭城....“周回五十二里”。《长安志》卷七: “唐京城外郭城....六十七里”）但比大兴却多设了一个市——三个市，并且都傍可以行船的河渠: 通远市南沿洛河，北傍漕梁；丰都市通运渠；大同市通通济、通津两渠。根据洛阳市、渠的安排，可以推知洛阳的设计，比大兴更多地考虑了繁荣工商业的问题。当时都城的工商业主要针对统治阶级的中上层，洛阳更多地考虑了工商业，正表明了隋炀帝时期统治集团生活日益奢侈腐化。

东都洛阳与京城大兴显著的不同点，反映了隋炀帝时期阶级斗争不断激化的严峻形势，尽管东都城池修建比京城大兴更牢固，坊里居民比京城大兴控制得更严密，但以隋炀帝为首的隋晚期的统治集团恣意地追求享受，横征暴敛，不能不激起广大人民的强烈反抗，所以在洛阳城建成的第四年——大业六年（610）春正月癸亥朔旦，就有数十名洛阳壮士越过洛河攻入了皇城。“入自建春门（即东都皇城正南门——端门）...夺卫士仗，将为乱”。这次起

义虽然没有成功，却发出了隋末农民大起义最初的信号。“你们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官殿还不坚固么，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坚固严密的东都各阳城，毫不例外地不能扭转历史发展的规律，不管统治者怎样处心积虑地经营布置，也无法挽回隋王朝的必然覆灭。

（二） 、唐代洛阳的变革和工商业的繁荣

隋设计兴建的东都，唐武德四年（621）废。贞观六年（630） 号洛阳宫，显庆二年（659）恢复东都。武则天天授二年（691） 又“徙关外雍同秦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唐恢复东都，宫城、皇城如故。缩小了苑（周一二六里）。重建了郭城。里坊大部仍旧。三市有了变化: 丰都市缩小了半坊，唐名南市；迁通远市于临德坊，唐名北市； 迁大同市于固本坊，唐名西市。洛阳的总布局，没有大的变动。较为重要的改革和长安相似，在官廷建筑方面。

乾封二年（667 ）在东都苑东部，修建了上阳宫，其“东面即皇城右掖门之南”，“南临洛水，西拒谷水”。“大帝（高宗） 末年，常居此官（上阳宫）听政”，“武太后遂定都于此，日已营构而宫府备矣”。从此，上阳官就成为东都的主要宫殿。它和长安的大明宫一样，避开了洛阳的原来宫城的布局； 更值得注意的是上阳宫的“正门正殿皆东向，正门日提象，正殿日观风”。上阳宫选地傍皇城，开门的方向又以东为上，很清楚，这是为了继续使用洛阳皇城的设备，有意的和皇城组成一体的缘故。

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都表明了洛阳含嘉仓存储租粮最多的时期，是在武则天和玄宗时期。据仓内所出窖砖上的刻铭知窖粮多从江淮运来四。唐王朝经济来源逐渐依赖江淮，这是唐前期即已重视路阳，武则天掌权之后，更长期在洛阳听政的主要原因。

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东都洛阳的工商业迅速地繁荣起来。隋丰都市（南市）位置未变，“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它的西南邻修善坊“韦述云坊内多车坊、酒肆”，还有“波斯胡寺”。南市东南的会节坊“有袄祠”。“南市西....有胡袄神庙”，准长安西市之例，可知洛阳南市也多胡商。南市之盛，大约继续到中唐以后，所以贞元十四年（798） 这里还有卖书肆，开成初（836） 还有卖麸家，大中初（847） 还可在南市雇傭作。隋通运市（北市）和大同市（西市）都迁

移到邻近城门的更方便的地方。长安中（公元701至704 年）在北市的西北，引漕渠，开新潭，以通诸州租船。这一带的漕渠上，“天下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商贩贸

易车马填塞”，当时北市及其附近，成为洛阳最繁盛的所在，所以文献所记洛阳的旅馆、酒家大部集中在这里。北市的繁盛，在当时洛阳佛教胜地伊阙的石窟群中，也反映出来。龙门西山南部有一处具前后室的中型石窟，窟前室后壁门上方刻有“北市綵帛行净土堂”八个大字（图七），说明这座石窟是北市綵帛行修凿的；八个大字的旁边，还刻有“北市香行”等小字两行，说明北市香行的商人也参加了这座石窟的修凿工程。另外，奉先寺南一处小石窟（王祥洞）门上刻“北市丝行琢龛”（图八），说明它是北市的丝行出资修凿的。古阳洞北一小龛，龛内刻有“北市香行社，社官安僧道，录事口口口、史立策、口口口、康惠澄..右件社人等一心供奉。永昌元年（689）三月八日起手”。这几条铭记: 第一、说明唐北市有多种行业，綵帛行开凿的石窟工程较大，反映了这一行财力雄厚，是当时的一种重要的工商业。香行也不弱，既独自开龛，又参加綵帛行的工程，綵帛是唐代重要的输出品，各种香是唐代重要的输入品，龙门石窟只出现这两行的铭记，大约不是事出偶然，有可能代表着当时最大的工商行业，这两个最大的工商行业集中在北市，有力地表明了北市工商业的盛况。第二、北市香行社铭记说明至迟至武则天时，洛阳北市即有以工商业的行为单位组成佛教组织——社，社中并设有社官、录事等职务。这种社即使是临时性的组织，也表明了它已具有不小的规模，因而也可反映唐前期城市工商业发展的迅速。第三、经营进口的各种香的北市香行，其社官安僧道、录事史立策、康惠澄三人，根据当时中亚的政治形势（公元657年唐灭西突厥，661年唐在中亚设置州府） 和寄居长安、洛阳胡人多以国名为姓的情况估计，他们应是来自昭武九姓的安国（今苏联中亚乌兹别克的布哈拉）、康国（今苏联乌兹别克的撒马尔罕） 和史国（在撒马尔罕之南）的粟特人。所以北市西南的立德坊也建有“胡袄祠”。因此，可以推测洛阳北市也有为数不少的经营工商业的中亚人。较多的中亚工商业者出现在长安、洛阳和其他内陆各城镇中反映了唐代内陆和西方的贸易往还，有了急剧的发展。

三、隋唐长安、洛阳布局的影响

隋唐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其政治、经济、文化都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大兴——长安是当时的京城，洛阳是仅次于京城的东都，这两座城市集中地反映了隋店盛世的诸方面、在都市布局上也不例外。由于隋唐中央集权的逐步强化和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昌盛，所以这两座都市的设计规划，既影响了当时国内新建和改建的地方城市，也影响了一些地方政权甚至邻近国家的都城兴建。

这两座都市虽然在内城（宫城和皇城）的布置上，有显著的差别，但在居民区一坊的设计上，却有一项极为明显的统一作法，即大部分坊内都设置了十字街。就现在了解的资料，唐州城大多是根据长安、洛阳坊内十字街的设计和洛阳方正的坊里制度而布署的，如南方的益州城和北方的幽州城、云州城。较小的州县城，似乎也是如此。这种具有十字街道的小城镇，随着唐代国势的西展，大约也影响了葱岭以西的中亚地区，如现在苏联中亚托克马克西的阿克彼兴（A K-Beshim）古城即唐碎叶镇城和阿克彼兴古城东的塔拉斯城即唐怛逻斯城等。  

唐代我国东北地区建立的地方政权渤海，曾仿唐制设五京，其上京龙泉府城遗址即今黑龙江省宁安县的东京城。经考古发掘，知该城设计大体摹自长安等。中京显德府城遗址即今吉林省和龙县的西古城子，东京龙原府城遗址即今吉林省珲春县的半拉城，经调查，两城的宫城都在城北部正中的布局同长安，后者方整的坊里则仿洛阳。

隋唐时代正当日本巩固奴隶制的时期，日本统治集团极力吸取隋唐文化。摹拟中国制度，开始兴建都城。他们从七世纪后半到八世纪后半，陆续兴建了许多处宫和京，其中藤原、难波、平城、长冈、平安五座京城。经过近年的考古工作和古文献的研究工作，都已得到了程度不同的复原，复原的成果告诉我们，仿效隋唐时代长安和洛阳的制度，是它们的共同点。还值得往意的是，它们的仿效和渤海情况极为相似，都兼取了长安、洛阳两城的设计，其具体情况如下表:

日本都城的布局在日本古文献中，有“东京”、“西京”之称。这个东京、西京，系指都城之东半部和西半部而言。日僧永祐于十四世纪初所撰的《帝王编年记》卷十三记:“（延历）十二年癸酉（唐贞元九年、公元793 年）正月十五日始造平安城。东京又谓左京，唐名洛阳。西京又谓右京，唐名长安”。可知日本各都城的设计，确实是参考了长安、洛阳两城的布署，一般认为单纯摹仿长安城，看来是不妥当的。

日本各京城的设计，大约在八世纪以后也影响到日本的地方城市。日本统治集团设在九州北部筑前的太宰府城和本州西端的周防国府城。都是当时日本京城的小型化。但主要为接待唐代使臣而设的太宰府城。东西宽于南北，一反日本各京城南北长于东西即仿自洛阳的惯例，而这个东西长、南北窄的形制，正是隋唐京城长安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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