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筠
一、前言
目前所知中原地区最早的铜镜集中发现于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它们非安阳地区出产、带有强烈草原文化特征等已是学界共识，但其来源为何，迄今仍争议不休。如下文所示，目前最广为接受的观点或认为发现于甘肃、青海及内蒙古的齐家文化晚期铜镜是中国最早的铜镜，或认为新疆天山北路发现的铜镜才是商周铜镜的源头。另一方面，在大量的研究论著及图录中，过去关于中国铜镜的论述，经常将铜镜自齐家文化及商代晚期出现开始，历经两周秦汉，乃至于清代，视为一个延续不断的传统。[1]但若将安阳发现的几何纹镜（附录一：1 ～ 6）与西周时期尺寸偏小的素面镜（附录一：7 ～ 9、19、21、24）相比，如下文所提出的，两者之间可能没有承继发展关系。
今日考古发现已累积丰富的材料，亚洲内陆的考古发掘资料及研究也大幅公布、流通。因此，本文由西元前两千至一千纪考古学文化脉络出发，回顾过去相关研究、梳理现有考古资料，试图厘清铜镜在中原地区的出现、使用及理解，以及本地特色的创制。
二、发现与研究
（一）早期铜镜资料的累积与中原铜镜起源的认识
因铜镜具有反射、光亮等特性，故而在古代文献中，经常被认为堪比日月，并赋予神话性格。如此神物的起源，便被比附为远古黄帝合日月之精华所创造，并为古代皇帝所相信。[2]这种认识直到二十世纪初期才有所改变。
二十世纪初，随着考古学引进中国以及市场对古董需求而来的大量私掘，大量古代青铜镜出土，其中不乏一些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例子。例如瑞典安特生（Johan G. Andersson）便曾于一九三二年报导一面采集自内蒙古的重圈纹铜镜（附录二：51）。[3]后续于一九七○年代青海贵南尕马台铜镜[4]及甘肃广河齐家坪[5]出土的齐家文化铜镜，更被确认为中国最早的铜镜，起源问题便引起许多学者的兴趣。
中国铜镜起源问题的主要解释模式可分为中原本土起源与外来说两种。本土起源的说法多由古文献及中国青铜器的使用脉络出发，认为镜是由盛水的铜鉴衍生出来，[6]由阳燧发展而来，[7]或认为是源自多种具有反射效果的金属器。[8]李亨求依据风格分析及当时所知的考古学文化定年，认为是商人发明铜镜后北传至西伯利亚及朝鲜半岛。[9]但因近年新的考古资料不断出土，中国境内及欧亚草原青铜及铁器时代遗址的科学定年分析有长足的发展，今日已鲜有学者强调中原本土起源说。早期外来说的主张主要由日本学者提出。自一九三○年代起，梅原末治、江上波夫等学者便已讨论中原所用铜镜与欧亚草原文化之间的关系。梅原末治认为是受到斯基泰文化的影响。[10]江上波夫提出绥远式青铜器的概念，并将之与西伯利亚卡拉苏克文化相连接。[11]
一九七六年殷墟妇好墓出土了四件几何纹镜（附录一：1 ～ 4），其中一面与安特生发现的铜镜几乎一致（附录一：2），更为草原说提供坚实的证据。[12]林沄在论述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时指出妇好墓铜镜与北方系青铜器之间的关系，极具启发性。[13]但学者通过妇好墓与中国西北及北方地带出土铜镜的比较研究，得出了中原地区所见铜镜来自新疆天山北路[14]及来自齐家文化[15]等两种主要观点。近年随着河北滦县后迁义遗址两面殷墟时期铜镜出土，北方地带做为铜镜自西北向中原传递的路径，也受到学者注意。[16]
随着欧亚草原考古资料的公布及翻译，一些学者也尝试跨越当代国界，将中原地区纳入更大的地理空间中的评估。在这些研究中，铜镜与刀、斧等工具一起成为探讨欧亚草原与中原地区互动的标志性器物。俄国考古学者Elena E. Kuzmina自一九八○年代起便开始与美国学者合作，将俄国学者百年来对欧亚草原青铜时代的发现及研究进行英文编译，成为研究俄国考古材料的重要参考。[17]在这些著述中，她反复提及商代晚期安阳地区的铜镜可追溯至欧亚草原分布广泛的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o），更接近的来源则是经由新疆再传到商都所在的安阳。[18]胡博（Louisa G. Fitzgerald-Huber）就二里头遗址所见圆形铜片上的十字纹及青海贵南尕马台出土铜镜上的星芒纹，认为齐家文化与巴克特里亚及南土库曼地区所见陶器及铜饰件纹饰的相似性，并提出巴克特里亚‧马尔吉阿纳文明体（Bactria-Margiana Archaeological Complex (BMAC), c. 2000-1800 BCE）与齐家及二里头文化之间的可能关系。[19]近年张莉延续胡博的观点，强调应跨越现代国界的研究素材限制，并论述铜镜在甘青地区齐家文化的出现是受到中亚草原地区西元前第二千年纪早期的BMAC 的影响，之后再经由北方草原地带以舶来品的形式进入中原。[20]
对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的学者中，以Diane M. O’Donoghue 最为重要。他由商代晚期及西周时期铜镜的稀少性认为晚商、西周铜镜基本均为舶来品，并似对此类器物是否可称为镜子感到怀疑，因而在行文多处见到以「reflector（反射物）」及「mirror（镜）」称之。[21]白云翔由铸造技术出发，从新的角度论证商周时期中原地区所见铜镜均非本地铸造，直到西元前九世纪才开始自行生产。[22]近年日本学者甲元真之从尕马台铜镜出发，提出星芒纹在中亚铜器及凌家滩玉器上的共通性，对过去铜镜起源的相关讨论提出质疑，并就殷墟出土铜镜之形制，认为与中亚所见不同，具有启发性。但认为殷墟为凸面镜、西周以后出现小型镜及凹面镜的线性发展说法则有待商榷。[23]
（二）早期铜镜的类别、功能及定义问题
如O’Donoghue 的怀疑，伴随铜镜起源讨论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如何界定铜镜及其功能。学界在讨论被认为时代最早的尕马台铜镜时，便对其功能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多就出土位置认为是胸前配饰。[24]对中原地区最早的铜镜的认定，则有胡博在讨论齐家与二里头文化的关连性时，径将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嵌绿松石圆形铜片残件称之为铜镜，使之成为中原地区最早的铜镜。[25]这些论述均反映了过去学界对早期铜镜的模糊认定。
这种模糊性所带来的问题，在出土大量圆形片状器物的青铜时代遗址中特别显著。A. A. 提什金（A. A. Тишкин）及H. H. 谢列金（H. H. Серегин）在讨论阿尔泰铜镜时，便指出考古学者在面对大量此类器物时，对于何者为泡何者为镜，有许多不同的意见。[26]阿尔泰南边的新疆天山北路墓地及时代稍晚的甘青地区卡约文化墓葬也出土大量圆形铜牌饰，器类同样难以鉴别。[27]更显著的例子来自于西元前六到五世纪辽宁沈阳郑家洼子墓地M6512。墓主人随葬三种型态的镜或镜形饰（图1）。[28]在综合相关出土资料，刘学堂以今日大兴安岭鄂伦春萨满巫师服装缀镜满身的形象为参照，提出凡于边缘有穿孔的圆牌，功能上应是悬挂于萨满巫师服装上的装饰或法器，而非实际用于照容。[29]这种说法得到许多学者支持，认为不论是天山北路或郑家洼子墓葬中所见的铜镜多与萨满信仰有关。[30]
图1 辽宁沈阳郑家洼子墓地M6512及出土镜类相关器物
1.M6512 2.双钮镜 3.镜形饰 4.马头上的圆形器
（沈阳故宫博物院、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郑家洼子的两座青铜时代墓葬〉，《考古学报》，1975年1期，图版1、5、6）
中原地区晚商及西周时期所见铜镜数量稀少，但界定问题同样困扰学者。依据镜面的弧度，过去研究论述中被称为铜镜的晚商及西周时期器物主要有平面、凸面及凹面等三种。对凹面镜是否可作为照容镜的怀疑，表现在不少研究论述中。如宋新潮认为阳燧与早期铜镜「仅仅是同一物体的不同形式而已，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31]高西省对西周遗址出土的「凹面镜」有详细的论述，并罗列众多学者对个别「凹面镜」的称法及定义。综合分析后，提出与宋新潮完全不同的结论，认为镜与燧「是使用性质根本不相同的两类器，是并存的，一照面饰容，一聚光取火。」因此提出「凹面镜」应正名为阳燧。[32] 总体来说，学界虽关注早期铜镜，但在器物的认定上缺乏一定的标准，功能上也多由萨满的诠释为主。
（三）欧亚草原青铜时代及铁器时代铜镜
欧亚草原地带的考古工作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即已取得丰富成果，许多著名的发掘，如巴泽雷克遗址，均始于这一时期。但更多的发掘资料以俄文发表，很少为俄国以外的学者引述。近年随着欧亚草原俄文考古资料的英译及中译，俄国考古资料受到欧美考古学界极大的重视。近十年更有许多欧洲、美国、加拿大、日本的研究机构直接进入俄国、蒙古、哈萨克斯坦等地进行合作发掘。这些均为今日研究欧亚草原与中原地区的互动关系提供了研究基础。但仍须注意的是，因欧亚草原地域广阔，今日虽已累积丰硕成果，但考古发掘上仍有大量的区域缺环，青铜时代遗址的定年及文化谱系，也仍有许多待解决的问题。
目前所知欧亚草原最早的圆形铜镜发现于土库曼南部及BMAC的农业区中，时代约为西元前三千纪。[33]青铜时代所见镜子数量不多，到了青铜时代晚期及铁器时代，才成为一种较具普遍性的器类。为数众多的镜子出土于欧亚草原及中亚，百年来主要的田野发掘资料汇整于俄文期刊Aрхеология CCCP。[34]也已有不少俄国学者投入铜镜的定年、类型学谱系研究及文化属性的研究。[35]
欧亚草原，特别是欧亚草原东部的资料多以线描图的形式发表，在确认质地、铸造技术及品质上有相当难度。过去主要可依凭的照片资料除展览图录上的少数名品，主要是一八九三年出版的L’Age du Bronze au Musée de Minoussinsk，以黑白照片发表米努新斯克博物馆的馆藏。[36]近年的重要参考资料为依据阿尔泰国立大学阿尔泰考古学与民族学博物馆资料整理出版的《金属镜：阿尔泰古代和中世纪的资料》，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译成中文。[37]书中所载的早期铜镜主要为圆形钮镜及环柄镜，其中也包括了许多阿尔泰地区重要的铁器时代样本，如阿尔赞（Arzan）及巴泽雷克（Pazyryk）文化的出土品。
在Kuzmina 发表的综合性专著中，将欧亚草原铜镜分为六类：圆形微凹镜、圆形带小柄镜、圆形钮镜、方形平镜、方形钮镜、圆形折沿钮镜。其中，时代约为西元前十三至九纪的第三类圆形素面钮镜分布最广。除见于BMAC 外，也发现于乌拉尔山、哈萨克斯坦中部及东部，更远达于西伯利亚地区。新疆到安阳出土的早期铜镜也归于此类。[38]
文献资料表明，铜镜多发现于女性墓主人头部或腰部。在功能上，除一般认为的梳妆用具，也有学者提出斯基泰晚期流行的折沿镜是投掷武器。主流的阐释方式由人类学或民族志的角度出发，与前述中国北方地带铜镜的解释模式十分相近，认为铜镜除可照容外，也可以做为萨满服饰的标志，或护身铠甲。[39]T. M. Kuznetsova 更针对凸缘铜镜集中发现于女性墓的现象，认为镜背可做为女性仪式中的盛水容器。[40]
（四）小结
综观过去的研究，铜镜起源问题十分热门。主流研究认为中原地区的铜镜是源自于草原文化。但因欧亚草原在地理空间上分布广阔，文化纷呈，中原铜镜究竟是来自何处，囿于有限的材料，虽说法繁多，迄今未能形成有完全说服力的共识。
今日已累积丰富的考古资料，在中国境内发现时代上可对应于商至春秋时期的镜类文物数量颇丰，除见于中原王朝核心区域，如河南、陕西（附录一），更广见于新疆、青海、甘肃、内蒙、辽宁等草原文化的范围内（附录三），欧亚草原的相关资料也较过去更易于取得、内容也丰富许多。因此，藉由再次整理考古材料，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试图厘清目前被称为「铜镜」的晚商、西周时期铜器的功能，以及晚商、西周以及东周的铜镜之间是否有传承关系，或是否有不同的文化渊源。
三、草原文化脉络下的殷墟铜镜
目前见于报导的殷墟青铜镜共有六面，除妇好墓（M5）出土四面，[41]另有侯家庄一○○五号墓一面[42]及大司空村南地M25 一面。[43]在过去中国铜镜起源相关的著述中已有详细介绍（附录一：1 ～ 6）。这些铜镜具有相当的共通性，包括圆形、镜面平直或微凸、镜背中心为桥形钮。它们都带有以镜钮为中心的几何纹饰，与晚商青铜礼器上的纹饰大异其趣。这些型制及纹饰上的特征使许多学者认为铜镜非中原地区铸造，而是舶来品。[44]但如前文所述，这些「舶来品」的来源说法颇多，或为齐家、西域，或为内蒙，甚至是更远的BMAC。若由前文所述Kuzmina对欧亚草原铜镜的分类看，新疆、甘青地区，甚或殷墟出土的早期铜镜都可以划归为第三种流行于安德罗诺沃文化晚期（约西元前十三至九世纪）的圆形钮镜（图2）。[45]
图2 安德罗诺沃文化铜镜
（Kuzmina, Elena E.. The Origin of the Indo-Iranians, Leiden, the Netherlands. Boston: Brill, 2007, fig.33；A. A. 提什金、H. H. 谢列金，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译，《金属镜：阿尔泰古代和中世纪的资料》，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页77。）
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器物广泛发现于乌拉山至南西伯利亚叶尼塞河流域之间的区域。[46]带钮铜镜作为这一文化晚期的一种标志性器物，可见于今日吉尔吉斯坦、哈萨克斯坦、阿尔泰及南西伯利亚等地区。[47]Kuzmina 提出安德罗诺沃铜镜经新疆、甘青到达殷墟。[48]梅建军也认为「如果考虑到中亚西部和西亚更早的铜镜，将新疆早期铜镜当成铜镜因素东传的『驿站』」。[49]若圆形钮镜在欧亚草原东部地区的传布首先是藉由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动能向东推动，我们可以将其文化分布范围（如新疆西部）及其周边（包括甘青地区、中国北方地带及殷墟）所见的同类型铜镜视为安德罗诺沃文化的产物，或是由之派生出来的器物。在这样的概念下，才有可能更有序地追索这种源于安德罗诺沃文化中西部的圆形钮镜形式，如何渐次于周边地区发展，直至殷墟。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在广大的欧亚草原东部范围内，安德罗诺沃文化晚期也发展出许多区域文化特征，形成可辨识的区域性考古学文化。铜镜由安德罗诺沃文化区传至中原地区的过程，似也不仅是「中亚（安德罗诺沃）─新疆（天山北路）或甘青（齐家／卡约）─安阳（晚商）」这样简单的单一发展。
为探究安德罗诺沃文化圆形钮镜出现于中原地区的复杂性，以下先探讨新疆、甘肃、青海及北方地区的圆形钮镜，再进一步分析殷墟铜镜的草原因素。
（一）新疆、甘肃、青海及北方地区圆形钮镜的发展
目前所知新疆地区最早的铜镜集中出土于新疆西北部的哈密天山北路墓地。该遗址分为四期，吕恩国、常喜恩、王炳华原将该墓地的年代定在西元前十五至十三世纪，[50]近年李水城则将之定于西元前二○○○到一五○○年。[51]该墓地所见铜镜以素面圆形钮镜为主，据刘学堂统计，已出土一百面以上。[52]如许多学者，包括Kuzmina、梅建军、水涛及邵会秋等等，已深入讨论的，新疆地区青铜时代文化与安德罗诺沃文化不但在地理位置上相连，大量同类铜器及陶器的发现，可将这一区域视为安德罗诺沃文化的范围。[53]
除了安德罗诺沃文化常见的素面镜，天山北路墓地还发现了人面太阳纹镜及重圈纹镜两种纹饰镜。人面太阳纹镜的出土资料未见报导，据已发表照片观察，这件圆形钮镜镜背中央有一宽大硬直的桥形钮，凸弦纹钮座内构成人面图案，不甚规整的短线环绕着钮座的外围。镜缘似有微微凸起的外缘（图3-1、附录三：4）。[54]目前考古未见其他相似的铜镜，但太阳形象的人面却多见于南西伯利亚米努辛斯克盆地附近的青铜时代奥库涅夫（Okunev）文化柱石上（图3-2）。因其有太阳光辉般的发型，俄国考古学者将柱石上的人面泛称为太阳神，年代定在约西元前二五○○至一八○○年，较天山北路墓地略早或相当。[55]与奥库涅夫文化石人像相近的石人也发现于新疆北疆的切木尔切克文化，郭物已就两者之间的关连性进行论述。[56]切木尔切克文化石人未见太阳光芒状的发型，但铜镜上出现人面太阳纹，显示这种形象也进入了新疆地区。[57]
图3 人面太阳纹镜及奥库涅夫文化柱石太阳神
1.人面太阳纹镜 2. 奥库涅夫文化柱石太阳神
（图版3-1取自刘学堂，《彩陶与青铜器的对话》，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页168；图版3-2取自Юрий Есин Тайна богов древней степи. --Абакан: Хакасский научно-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языка,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тории, 2009, 107-108, 182 c.）
另一类重圈纹镜共有两面。一面为四重圈镜，镜背中心为硬直的桥形钮，纹饰以镜钮为中心，成四层规则的同心圆状排列，每层内以许多细小的平行线纹构成辐射格状纹饰（附录三：2）。[58]另一面为三重圈纹镜，线格粗略，纹饰涣漫（附录三：3）。[59]此类重圈纹镜也广见于中国北方地带。青海湟中出土两面，纹饰细节较为粗疏（附录三：38、39）。[60]一九七四年河北青龙曾出土一件直径约6 公分的重圈纹镜。[61] 另有一件两层重圈纹镜出土于甘肃平凉，两层方格间有一留白间隔，纹饰上较前述多重圈纹镜简化。[62]瑞典东亚博物馆另收藏三件相关的铜镜。一面是安特生于一九三二年曾报导过的四层重圈纹镜。该镜直径6.9 公分，收集于今河北张家口张北一带（附录三：51）。[63]另一面据传出于戈壁的重圈纹镜，直径6.5 公分，纹饰也相当接近，但因外圈纹饰已涣漫不清，无法辨识重圈圈数（附录三：52）。第三件为安特生于一九三六至一九三八年间购于北京的古董店。直径7.4 公分，纹饰差异较大，为七层条带式重圈纹，凸起的条带上有以平行短线构成的小方格纹，桥形镜钮上有三道弦纹，可能时代较其他重圈纹镜晚（附录三：50）。[64]这些重圈纹镜分布范围广，很难判断源于何处。若以细格纹为特征看，青海湟中出土的一件铜刀刀柄上有相似的纹饰，或许与重圈纹镜有关（图4）。[65]
图4 青海湟中下西河潘家梁遗址出土铜刀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湟中下西河潘家梁卡约文化墓地〉，《考古学集刊》，第8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页59。）
天山北路墓地出土的纹饰镜虽少，但人面太阳纹镜与北边奥库涅夫文化在宗教上的关连性，以及重圈纹镜所反映的大范围中国北方地区的物件流动，均显示新疆地区的铜镜不是单纯承自其西边安德罗诺沃素面钮镜，而是有更复杂的区域互动关系。这样复杂多元、非单线式发展，更清楚地反映在青海贵南尕马台星纹镜（附录三：36）及传出于甘肃临夏的三角纹镜上（附录三：45）。
青海贵南尕马台星纹镜因带有纹饰，且有清楚的图像资料，成为齐家铜镜的主要代表（图5-1、附录三：36）。该镜出土于尕马台墓地M25，发现于俯身墓主的胸口，墓主周身伴随海贝、骨贝、绿松石及骨珠，墓内并有陶盆及彩陶双耳罐。[66]该镜直径约9公分，镜面锈结，镜背外缘以两道弦纹为框，中间为七角星纹，外框与星纹间顺着星角方向填以平行的斜线纹。星纹中间以一道弦纹为钮座，中央似为一残断的小圆钮。[67]镜缘有两个并排的小孔，学者多认为这是因为镜钮残断后为系挂而设置，并视之为胸前配饰。[68]近年任晓燕观察此镜指出，两圆孔处仍留有与木柄相接的捆绑痕，说明这件铜镜是以柄镜的方式使用。[69]或许也可能是在镜钮损坏后，将使用方式由持钮改为持柄。类似的作法也见于时代更晚的铜镜，如冬宫博物馆一件约西元前八到七世纪的铜镜，中间镜钮缺损，边缘有一圆孔，可能用于安柄（图5-4）。[70]
图5 尕马台星纹镜及相关器物及图形
1.尕马台星纹镜 2. BMAC星纹封印 3.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星纹图像 4.动物纹折沿镜
（图版5-1取自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16・铜镜》，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图版1；图版5-2 取自夏含夷编，《远方的时习─《古代中国》精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页40；图版5-3取自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页373；图版5-4取自Aruz, Joan et al.. The Golden Deer of Eurasia: the State Hermitage, Saint Petersburg, and the Archaeological Museum, Ufa.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00, p. 248。）
胡博以尕马台星纹镜上的星芒纹与西元前两千纪前期BMAC 流行的青铜印图案接近，提出BMAC 文化因素经过了安德罗诺沃文化器物，传递到齐家文化（图5-2）。[71]值得商榷的是，如甲元真之所提出的，安德罗诺沃文化中并未见到相对应的星纹，而类似的带圆框星纹图案却广泛发现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图5-3）。[72]似乎说明了这种图案未必是经由BMAC 传播而来，在多种文化中均可能发生。尕马台星纹与BMAC 星纹的相似性，很难做为传播的证据。
另一件传出于甘肃临夏的三角纹镜，直径14.6 公分，镜面微凸，镜背以小钮为中心，饰两层三角纹，三角形内填以规整的平行线纹（图6-1、附录三：45）。[73]几何纹饰虽具有北方纹饰镜的特征，但若仔细检视此镜的细节，则表现出不同的质感。首先在形制上，此镜尺寸偏大，镜钮比例小，不似其他区域铜镜的宽厚桥钮，反而更接近圆钮的形式。纹饰上，与尕马台星纹镜上的斜线纹对照，三角纹镜上的斜线三角纹更加疏朗并富有几何纹的节奏及规律性。这种三角纹与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Seima-turbino phenomena）青铜刀、斧上的同类斜线三角纹、斜线方格纹及界线纹在线条的宽度比例、疏密及结构安排上，具极高的同质性（图6-2）。[74]因此，虽然尚未发现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的铜镜，但这件铜镜极有可能由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相关区域输入，或在其影响下出现的制品。[75]
图6 三角纹镜及赛依玛-图尔宾诺相关器物
1.三角纹镜 2.赛依玛-图尔宾诺相关器物
（图版6-1取自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16・铜镜》，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图版2；图版6-2取自Serikov, Y.B., Korochkova, O.N., Kuzminykh, S.V., and Stefanov, V.I.. “Shaitanskoye Ozero II: New Aspects of the Uralian Bronze Age.” Archaeology Ethnology &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37/2 (2009): 73。）
综上，新疆、甘青地区素面镜出土数量虽多，但在文化判定及功能辨识上有其困难。但通过有限的几件纹饰镜，可反映出当时不同地区人群间密切且复杂的物质文化交流网络。不论是新疆或甘青地区，这些铜镜虽仅以极零星的数量出现，且除重圈纹镜外均无相同的铜镜发现，说明铜镜的使用非单纯的复制模仿，更可能是对域外图像及观念的借用。
（二）殷墟铜镜中的输入品
依据Kuzmina 的分类，殷墟出土的六面铜镜均可归属于欧亚草原安德罗诺沃文化影响下的产物。但每面都带有几何纹饰的作法，则与西北地区的纹饰镜相关。
已有许多学者论述妇好墓四面铜镜的草原特征（图7）。[76]据纹饰可分为两类：重圈形图案（图7-1、4）及四分型图案。（图7-2、3）重圈形图案中的六重圈纹镜（M5：45），与新疆天山北路及中国北方地带铜镜有明显的共性，最有可能由甘青地区发展起来，传布至中国北方地带。另一件重圈纹镜以凸弦纹分为三层，每层内填一周叶脉纹。（M5：41）。相近的叶脉纹可见于北方地区的一些铜刀刀柄上，如河北灵寿西木佛村出土的一件环首铜刀（图8-6）。[77]
图7 妇好墓铜镜
圖版7-1、7-2取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16・銅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圖版3、4；圖版7-3、4取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婦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圖版68。
图8 北方地带出土工具、兵器
1. 锛，陕西延川马家河乡用斗村出土
2. 斧，陕西出土
3. 三銎刀，陕西子长县涧峪岔乡出土
4. 环首刀，陕西绥德河底乡沟口村出土
5. 环首刀，陕西延川马家河乡用斗村出土
6. 环首刀，河北灵寿西木佛村出土的一件环首铜刀
(图版8-1～5取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陕北出土青铜器3》，成都：巴蜀书社，2009，页428、394、465、468、520；图版8-6取自正定县文物保管所，〈河北灵寿县西木佛村出土一批商代文物〉，《文物资料丛刊》，第5卷，1981，页118。)
两件四分型图案铜镜构图基本一致（图7-2、3）。以桥形镜钮为中心，四分的方式布列四组发散式的叶脉纹，最外为一周乳丁纹。其中一件（M5：75）镜缘乳丁排列及大小参差不齐，且部分乳丁未铸出，线条也不十分规整，显示在铸造上较另一件简便（图7-3）。相较于其他铜镜纹饰，这两件铜镜的叶脉纹特别纤细，外缘的乳丁纹不见于其他地区的铜镜，格外具有特色。若将乳丁及纤细线条做为这两面铜镜的纹饰特征，则可以在北方地区，特别是晋陕地区的本地青铜器上找到共通点。成排的乳丁，以较大的比例及形式，见于直刃的穿銎刀上（图8-3）。[78]在一些小件工具，如图8-1 铜锛所示，可见到小乳丁及细线纹构成的纹饰。陕西延川县马家河乡用斗村出土的一件具有本地特色的环首刀柄部至刀面间带有纤细的直线纹及三角纹（图8-5）。[79]更接近的例子见于陕西出土的一件叶脉纹铜斧，可与妇好墓铜镜上的叶脉纹对应（图8-2）。[80]
（三）殷墟铜镜中的仿制品
侯家庄一○○五号墓出土的铜镜直径约6.7 公分，镜体小，镜面凸。[81] 镜背中心为一比例宽大的桥形钮，纹饰以镜钮为中心，分为内外两区。内区等分成四份，各填以不同方向的平行线纹。外区则为连续的3 纹。如高去寻所提出的，外区的连续三十四条3 纹「构成殷代其他器物上可见的龙或蛇身形纹饰」。[82]与殷墟出土青铜器上的纹饰对比，这种不见于北方地带的连续3 纹多见于晚商动物纹的兽角或身上，是典型的殷墟纹饰（图9）。[83]
图9 安阳出土麟纹铜镜及相关纹饰青铜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地》，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页125、166）
在商王朝中心制作带有域外特征的器物，特别是带有北方青铜器特征的器物，已有相当多的认识。[84]其中又以兽首刀及铃球器（如弓型器等）最具代表性，主要的作法即是在草原形式的器物上，加上商文化特征的纹饰。[85]将一○○五号墓铜镜放在同一脉络下检视，器形及平行线纹带有北方地区的特征，以3 纹表现动物身上麟片则是商人的传统，说明这件铜镜也是安阳工匠模仿草原系器物的一环。
（四）商人的铜镜观
O’Donoghue 提出商人虽拥有镜子，却没有将其作为镜子使用。[86]如前所述，殷墟所见铜镜有外地引进及本地模仿两类，说明晚商贵族既拥有这种域外器物，也乐于模仿制作，对其型制及特征应不陌生。在铸造上，铜镜的制作仅需两块合范，对于能铸造出大量繁复青铜礼器的商人来说，应是再简单不过的器物。另一方面，在一些安阳出土的器物上仍可见到光亮银白的表面，例如侯家庄一○○五号墓铜镜镜面局部仍保有「白铜」的质感、[87]西北岗1022 号墓出土之中爵绿锈下露出银白的质地，[88]表示商人也能轻易完成铜镜所需的合金配比。因此，若商人能理解并接受铜镜的映照功能，应能迅速取代当时较为不便的盛水照容习惯。[89]
相对于草原地区大量出土素面镜，殷墟出土的铜镜数量虽不多，但每面铜镜的镜背均施以接近满装的几何纹饰。这些纹饰表现了草原文化，与殷墟富宗教性的繁复礼仪铜器纹饰不同。张莉曾提出殷墟铜镜是身份标志物，[90]但检视出土铜镜的墓葬规模，除妇好为高级贵族外，大司空村M25 墓葬规模不大，西北冈一○○五号墓铜镜出土于多人殉人墓，显示铜镜持有者的社会身分落差大，铜镜在商王朝不具有礼仪及宗教性质，商人可能也完全未将铜镜作为照容工具，而更乐于接受这是一种反映域外文化的器物。
再次检视妇好墓随葬品的构成方式，更可说明铜镜在商人眼中的异域特征。该墓随葬品以多元化著称，林嘉琳（Katheryn M. Linduff）认为墓中出土的铜镜及其他北方系铜器代表了妇好的草原背景，并反映了商王国与外部联盟联姻的历史。[91]林嘉琳虽据其中所见的多样化草原器物认为妇好是来自草原的新娘，[92]但出自广袤地域的新石器时代红山、良渚、石家河及龙山文化的古玉、来自南方的有领玉璧及环、北方的铜镜，在认定妇好是一位广博杰出的收藏家上，更具有说服力。[93]在商文化中，铜镜非属宗教，非属身份，也非属生活，而更多地反映了他们对域外文化或周边异族人群的猎奇心理。
四、西周铜镜的来源
相对于殷墟发现的六面，西周时期铜镜数量略为增加。据现有资料统计，约有二十余面，多集中于西周早期（附录一：7 ～ 25）。这些铜镜均为圆形钮镜，但与殷墟的几何纹镜不同，全为素面镜。如前文所述，许多早期铜镜起源及发展的论述，将商和西周铜镜放在连续发展的脉络下讨论，但将两者放在一起比较，却反映了不同的文化特征。
（一）西周铜镜的草原因素
将西周早期铜镜与前述殷墟、甘青及新疆出土的铜镜对比，可看出明显的区别。首先，西周铜镜均为素面镜。若与新疆天山北路墓地及甘青地区的素面镜比较，虽有部分型制相似，但西周时期，特别是西周早期铜镜，镜钮多具细窄、两端尖瘦的橄榄形特征。如宝鸡市郊出土的一面素面镜，镜钮细长，中间高起、两端尖平，侧面形似三角，中间的钮孔很小（图10-1，附录一：8）。[94]这种橄榄形钮素面镜除多集中于陕西宝鸡及周原等西周早期的核心区域，也见于如河南浚县辛村西周早期卫国墓葬（M42）（图10-2）。[95]可见其出现与周人的兴起有关。
图10 西周铜镜与卡拉苏克文化铜镜
1. 西周銅鏡，陝西寶雞市郊區出土(高西省，〈中國早期銅鏡的發現與研究〉，收入王綱懷編，《中國早期銅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頁6) 2. 西周銅鏡，河南浚縣辛村M42出土(梅原末治，〈周代の古鏡〉，《東方學》，第35輯，1968，頁6) 3. 卡拉蘇克文化銅鏡（攝於冬宮博物館) 4.卡拉蘇克文化銅鏡 (Э. А. Новгородова Ножи карасукского времени из Монголии и Южной Сибири. // Монгольски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Н СССР., 1962, рис. 44.)
西周时期的铜镜型制具有欧亚草原系铜镜的特征，虽可将之归属于大范围欧亚草原铜镜脉络，但与前述西北或北方地区铜镜缺乏共性，也与中亚地区的安德罗诺沃文化铜镜不同。依据素面、小尺寸及橄榄形钮等几项特征检视欧亚草原地区铜镜，相似者集中发现于南西伯利亚卡拉苏克文化，也见于蒙古戈壁的东边（图10-3、4）。[96]西周铜镜与南西伯利亚铜镜的相似性说明了西周铜镜与殷墟无承继关系，周人与商人接触使用铜镜的人群不同，且可能与南西伯利亚地区更为相关。
目前已知的西周同时期周文化区以外的铜镜数量非常稀少，仅有少量线索可探讨来源。陕西淳化官庄出土一件型制较简的格纹镜，仅有一圈格纹，中间夹有圆点纹，颇有重圈纹镜的意味，或许是重圈纹镜的地方简化形式（附录三：63）。[97]与铜镜同出的还有商式青铜鼎及北方式刀等，张长寿、梁星彭指出属于黑豆嘴类型文化，[98]年代一般认为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之间。[99]与其他重圈纹镜的粗厚桥钮对照，这面铜镜带有细窄的橄榄形钮，与陕西扶风北吕墓地M3 出土的一件先周时期素面镜镜钮十分接近（附录一：7）。[100]
甘肃崇信于家湾墓地的发现表现了铜镜在人群间可能的流动。目前已发现的两面素面钮镜集中于一座墓葬（M38）中，镜面微鼓，一面直径8.5 公分，为橄榄式钮（附录一：21）；另一面直径8 公分，带有少见的两端宽、中间窄的覆斗式钮（附录一：22）。[101]于家湾橄榄式钮镜的发现或许表现了该地与周人之间物品传递上的联系。覆斗式钮镜则与时代相当的新疆特克斯县阔课苏西[102]以及甘肃民勤沙井[103]等遗址所见相似，表现了于家湾墓地的西向连结，反映出该区域在西周时期区域间复杂且多元的交往活动（附录三：22、48）。
（二）西周铜镜的功能
如前所述，过去西周铜镜研究的主要争议点在镜与阳燧的区别。由于平、凸、凹三种镜面均能够达到反射的效果，因此在众多考古报告及研究论著中常被归于一类（附录二）。
由映照的角度看，凸面镜可以略微放大反射对象，凹面镜则是将对象缩小，并使成像颠倒。殷墟所见铜镜基本均为凸面镜，尺寸偏小的侯家庄西北冈一○○五号墓及大司空村M25 铜镜的凸面更为明显（附录一：5、6）。在西周时期的发现中，接近平面的镜子数量最多。镜面明显凸出者，如陕西武功黄家河出土的一面直径8.8 公分的铜镜，[104]以及陕西宝鸡凤翔一面直径7.22 公分的铜镜，[105]尺寸在中、小型之间。若检视汉代以后铜镜镜面尺寸与弧度之间的关系，便可明显发现，在能铸造大型铜镜的时代（如汉、唐、金、元等），镜面以平直为主，而在以小型镜为主的东汉末至魏晋时期，直径10 公分以内的铜镜镜面多铸成明显的凸面。
总体来说，西周时期尺寸相当的平、凸面与凹面镜同时存在，平面及凸面镜作为镜子，凹面者则如学者推测，可能做为阳燧，也可能做为器盖使用。这种凹面器在西周早期仅有二件，分别出土于北京昌平白浮及陕西扶风黄堆（附录二）。黄堆出土的西周早期凹面器反光面凹弧最甚，最有可能达到阳燧聚光的效果。该器带有橄榄式钮，与前述西周早期流行的铜镜镜钮一致，表示其与橄榄式钮镜有共同来源。
五、东周﹕铜镜的中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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