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1953年生，吉林榆树人，1977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任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辽金元史、东北民族关系史教学与研究。
王观
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博士研究生，长春师范大学助教。
摘要：10—13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继南北朝以来又一个中原汉族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并立、对峙时期，辽、宋、西夏、金各个政权均自我认同为“中国”“正统”，它们虽然没有得到他者的完全认同，但却出现了部分他者逐渐认同的发展趋势，这说明中国古代的“中国”极具魅力和吸引力，不仅成为汉族及其政权引以为自豪的自称，也成为少数民族试图跻身“天下中心”和“文化中心”行列所向往的对象。正是因为“中国”认同，各个民族和政权逐步凝聚，才形成了今天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
关键词：民族政权对峙 “中国”观 正统观 “中国”认同 统一的多民族中国
10—13世纪是中国历史上中原汉族王朝两宋与周边少数民族政辽、西夏、金的并立时期，各个政权的“中国”观和“中国”认同不仅关系到各个政权的“中国性”问题，还关系到统一多民族的“中国”及其疆域的形成问题。近年来，有关辽、宋、西夏、金的“中国”观及“中国”认同问题，逐渐引起学界关注，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但这些研究多是仅就某一政权的“中国”观或“中国”认同问题进行探讨，少有综合性论述，且在各个政权的自我“中国”认同问题尤其是“他者”认同等方面，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同认识，等等。因此，有必要对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认同问题进行综合考察，从中总结出中原汉族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对峙时期“中国”认同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
一、中原汉族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中国”观
辽、宋、西夏、金时期虽然是民族政权并立且经常打得不可开交的对峙时期，但却出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各个政权都自我认同为“中国”。
(一)中原汉族政权的“中国”观
北宋和南宋自我认同为历史上汉族政权和中原政权的接续者，一直自称“中国”，并无疑义。北宋大臣苏洵说：“国家分十八路，河朔、陕右、广南、川峡实为要区。何朔、陕右，二虏之防，而中国之所恃以安”。苏洵所说的“国家分十八路”，是指北宋天圣(1023—1032)年间以后设置的18路，他将“中国”一词，与“二虏”对举，用以指称北宋“国家”的意思十分清楚。据记载，宋仁宗“尝服美玉带，侍臣皆注目。上还宫，谓内侍曰：‘侍臣目带不已，何耶?’对曰：‘未尝见此奇异者。’上曰：‘当以遗虏主。’左右皆曰：‘此天下至宝，赐外夷可惜。’上曰：‘中国以人安为宝，此何足惜!’臣下皆呼万岁”。宋仁宗所说的“中国”无疑是指北宋。另外，北宋末年方腊在起兵反宋时称：“岁赂西北二虏银绢以百万计，皆吾东南赤子膏血也。二虏得此益轻中国，岁岁侵扰不已”，“二虏”指的是契丹、西夏，而“中国”则是指北宋。
南宋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把自建炎三年(1129)十二月以来，张俊、陈思恭、吴玠、韩世忠、杨沂中、刘锜、李宝、邵宏渊、虞允文、张子盖等南宋将领率军打败金人的一些战役称作“此皆渡江以来中国胜捷之可称者也”，明确地将渡江而南偏安于临安的南宋称为“中国”。南宋中后期，权臣韩侂胄北伐金国，宋将吴曦叛附金国，李道传十分愤怒，遣其客间道持书遗安抚使杨辅曰：“彼素非雄才，犯顺首乱，人心离怨，因人心而用之，可坐而缚也。诚决此举，不惟内变可定，抑使金知中国有人，稍息窥觊”。再如南宋后期，大臣乔行简曾说：“金有必亡之形，中国宜静以观变”；真德秀也曾上疏说：“金有必亡之势，亦可为中国忧。盖金亡则上恬下嬉，忧不在敌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这几则史料都是将“中国”与“金”对举，用来指南宋。
可见，北宋和南宋自始至终都自我认同为“中国”。
(二)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中国”观
1.契丹族政权——辽
辽人自建国伊始就自我认同为“中国”，自称“炎黄子孙”。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由于慕汉高祖刘邦，故改契丹耶律氏为刘氏，又“以乙室、拔里比萧相国，遂为萧氏”，认同刘氏和萧氏为其先祖。辽太祖曾经问大臣：“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大臣们多主张先敬祀佛教，辽太祖不同意，说：“佛非中国教”。辽太祖长子耶律倍说：“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辽太祖听后，非常高兴，立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在这里，辽太祖明确表示佛非中国教，而我们是中国人，所以中国人不能首先尊崇佛教，而是应该尊崇中国的大圣人孔子创立的儒教，自我认同为“中国”的意思十分明显。辽道宗时期，大臣刘辉曾上书说：“西边诸番为患，士卒远戍，中国之民疲于飞挽，非长久之策。为今之务，莫若城于盐泺，实以汉户，使耕田聚粮，以为西北之费”。刘辉在此明确用“中国”一词指称契丹政权。辽末天祚帝时期刻写的《鲜演大师墓碑》中有“大辽中国”一语。可见，辽人自始至终一直自我认同为“中国”。
2.党项族政权——西夏
李元昊建立的西夏，虽然没有明确自称“中国”，但自我认同为“中国”的思想意识却时时隐现。如李元昊曾说：“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自称先祖为北魏拓跋氏，他仿照北魏孝文帝“改姓为元氏”的做法，也“改姓元氏”。建立北魏政权的拓跋族鲜卑人自称是黄帝子“昌意少子”之后，谓“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称自己为鲜卑拓跋氏。鲜卑拓跋氏一直自称“炎黄子孙”，李元昊自称拓跋鲜卑之后的目的就是自称“炎黄子孙”，欲效仿拓跋鲜卑建立北魏政权而称帝建国。西夏使者贺九言明确表达了这方面的意思：“元昊为众所推，盖循拓跋之远裔，为帝图皇，又何不可?”范仲淹曾致信李元昊称：“大王又以拓跋旧姓之后，且尧、舜、禹、汤固有后裔，复可皆立为帝。若大王之国，有强族称单于鲜卑之后，俱思自立，大王能久安乎？此大王未思之甚也。”范仲淹在此反对李元昊称帝，却从侧面证明了一个事实，即李元昊的确曾自称为鲜卑族拓跋氏之后，由此可见，西夏党项人自我认同为“炎黄子孙”，言下之意就是他们所建立的政权——西夏自然就是“中国”。
尽管学界对西夏拓跋氏族源是否为鲜卑拓跋氏问题存有不同看法，如有人认为西夏自我认同为拓跋鲜卑之后是“高攀”“冒认”。即便如此，也说明西夏对拓跋鲜卑具有同祖认同意识，具有自己也是“炎黄子孙”的认同意识。鲜卑族拓跋氏建立北魏政权，已经明确自称“中国”，李元昊自称拓跋鲜卑之后并效仿北魏建立政权，自然有“中国”认同意识。
西夏以“夏”为国号，虽然被人认为是“乃西夏纯窃中国禹称大夏，或因赫连勃勃昔称大夏之故地，遂袭用之”，但是西夏袭用历史上夏朝的国号的做法，寓有继承华夏、汉族政权之意，明确表达了“中国”认同的意思。
3.女真族政权——金
女真人建立的金在进入中原以后，依据“中原即中国”“懂礼即中国”的传统“中国”观，自我认同为“中国”。如《金史》记载，完颜亮嫡母徒单氏激烈反对完颜亮发兵攻宋，说：“国家世居上京，既徙中都，又自中都至汴，今又兴兵涉江、淮伐宋，疲弊中国”，意即完颜亮发兵攻宋会在物质和人力等方面给金带来沉重负担而致其疲惫不堪。其中的“中国”，不是指宋朝，应该是指金政权自身。金朝后期，文史大家元好问曾说：“公大夫士仕于中国全盛时，立功立事，易于取称，故大定、明昌间多名臣”。“大定”(1161—1189)是金世宗年号，“明昌”(1190—1196)是金章宗年号，认为这两个时期乃“中国全盛时”，即金朝的全盛时期。金哀宗即位，元好问撰《贺登宝位表》，称“中国之有至仁，无思不服，圣人之得，大宝咸与维新”。元好问称赞金哀宗为“中国”圣人，也就暗示金朝为“中国”。再比如金末名儒李俊民在《郡侯段正卿祭孤魂碑》中说：“春秋法，自中国雅废以来，天道在北，日寻干戈，无异于春秋之时”，意即蒙古兴兵攻金以后，犹如春秋战乱“中国雅废”之时，所说“中国”虽然有指称“中国文化”之涵义，但也有用来指称金朝的意思。可见，女真族金人政权自始至终也一直自我认同为“中国”。
以上可以看出，10—13世纪虽然是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但各族政权都不约而同地自称是“炎黄子孙”，自我认同为“中国”，无疑是“中国”具有无穷魅力并得到各族各政权青睐的表现。
二、中原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的“正统”观
正统与“僭窃”“偏安”相对，出自儒家圣经《春秋》一书，又称法统、道统、礼仪之统，意思是以宗周为正，尊先王法五帝，为天下一统。其中包括血统上的嫡长子继承制以及文化上的华/夷之辨，以获得政治上的统治合法性。本文所讨论的正统主要是指政权的合法性。
在民族政权对峙时期，宋、辽、西夏、金各个政权在自称“炎黄子孙”“中国”的同时，为了表明自己所建政权的合法性及其重要地位，又都自我认同为“正统”。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自我认同为“中国”与自我认同为“正统”是一回事，也就是说，自我认同为“正统”就是自我认同为“中国”。应该说，二者确实有一定的关联性，但并非完全是一回事，“中国”和“正统”作为二个词汇，细分起来，仍然是两个概念。如宋、辽、西夏、金各个政权在自我认同为“中国”与自我认同为“正统”方面，就存在着同步与不同步的差异。
(一)中原汉族政权的“正统”观
北宋王朝自中原起家，继承中原政权为“中国正统”的传统思想观念，建国以后一直以“中国正统”自居，自我认同为“中国”并自我认同为“正统”，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太祖即位不久，有司即按照中国古代有关正统学说的最重要的理论根据“五德终始”学说上奏朝廷曰：“‘言国家受周禅，周木德，木生火，当以火德王，色尚赤，腊用戌。’从之”，宋太祖采纳了有司建议，正式确立了北宋继承后周木德而为火德的正统思想和国策。后来虽然有人在“五运”学说即是否继承后周木德的问题上存有不同认识，但以北宋为正统王朝的思想观念却根深蒂固，从来没有出现异议。
金灭北宋，宋高宗重建宋朝，命幕府官属聚议讨论南宋改元所用年号问题。耿南仲等人认为，宋高宗“再造王室”，应该继承北宋，重兴宋朝，谓：“宋以炎德王”，南宋所使用的年号应该有“炎”字，于是黄潜善即主张“定为炎兴”。耿南仲认为“炎兴”是蜀国用过的年号，不能用，谓：“艺祖开基，改元建隆，累圣相授，逮至靖康，乃遭中微，殿下绍隆，益光前烈，南仲等请改元为建炎”，也就是取宋太祖“建隆”年号之“建”字，取北宋以火德为正统的“炎”字，遂定年号为“建炎”，以突出南宋是北宋“中国正统”继承者的内涵。宋高宗采纳了耿南仲的建议，下诏改元曰：“朕惟火德中微，天命未改。考光武纪元之制，绍建隆开国之基，用赫丕图，益光前烈，可以靖康二年五月一日改为建炎元年”。在这里，宋高宗之所以改元“建炎”，主要是因为北宋“火德中微”，要中兴北宋正统，于是就用了有两个“火”字的“炎”字，具有重新兴复北宋“正统”王朝的强烈愿望。宋高宗所确立的兴复北宋“正统”王朝的国策，一直为后人所沿袭。不管南宋如何偏安一隅，甚至一度向金称臣，但南宋自我认同为“中国正统”的理念却一直没有放弃，相反却日加强烈。
(二)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正统”观
1.辽政权的“正统观”
辽人虽然自建国初就自称“炎黄子孙”和“中国”，但并没有一开始就自称“正统”。据《册府元龟》记载，辽太宗灭亡后晋之时，从后晋手中得到了冒称“秦始皇作”的假的传国玺。大约是因为当时的辽人还不清楚历史上有关“以得玺者为正统”的传统，或者他们当时还没有自称“正统”的想法，所以他们对这枚传国玺并未重视。直至辽圣宗太平元年(1021)，辽圣宗萌生了称“正统”的想法，才“遣骨里取石晋所上玉玺于中京”，并作《传国玺诗》云：“一时制美宝，千载助兴王。中原既失守，此宝归北方。子孙宜慎守，世业当永昌”，正式自我认同为“正统”。辽兴宗重熙七年(1038)，辽兴宗又“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赋试进士”，将辽人承后晋为“正统”的思想观念发展到高潮。此后，辽人一直以“正统”自居，并在各个方面表现出试图凌驾于北宋之上的态势。
2.西夏政权的“正统”观
西夏没有进入中原，历来被视为局促一隅的区域性政权，没有被列入“正统”王朝系列，但是西夏为了争取其政权的合法地位，也自我认同为“正统”。据史书及考古文献记载，西夏还有一个用西夏文称呼的国名。这个西夏文国名译作汉文为何，学者们存在不同看法。多数学者将出土的西夏文碑铭以及各种西夏文文献中所出现的西夏自称的国名译作“白上国”或“大白上国”。近年又根据西夏汉文佛经《佛说圣大乘二三归依经》题记等文献中有汉译国名“白高”字样，认为西夏国名应该正确译作“白高国”或“大白高国”。西夏自称“白上国”或“白高国”的涵义是什么呢？学者们认识也不一致。吴天墀认为，西夏自命“西朝”，在中国五行相配学说中，西方属金，主白色，因喜好白色，故以色尚称国。西夏称自己的政权为“白上国”，是为了适应其政治需要，包含了深刻的意思。王炯、彭向前进一步发挥了吴天墀的观点，认为西夏以色尚定国名为“白高国”或“大白高国”，“意在标榜继大唐王朝的土德之后取金德为正统，显示与其他并立政权的对等性”，即认为西夏定国名为“白高国”是他们具有自我认同为“正统”的意思。
另据史金波等先生介绍，西夏还有“南瞻部洲大白高国”的称呼。南瞻部洲是佛教有关世界地理体系构想的“四大部洲”之一，不仅包括中国，还包括天竺等国在内。因其处于天下之中，有人也称其为“中国”，但也有人依据“中国为南潬部洲”之意，用“南赡部洲”指称华夏之邦。郑樵则主张“释氏谓华夏为南赡部洲”。西夏自称“南赡部洲”，不管是指包括天竺等国在内的“中国”，还是仅指华夏之邦的“中国”，都有西夏属于“南赡部洲”即属于“中国”的意思，也就是说西夏所称的“正统”，也具有“中国正统”的意思。如是，则可以看出，西夏政权面对各民族政权的并立对峙，也自我认同为“正统”，以标榜所建政权的合法性，目的是要自己争得一席之地。
3.金政权的“正统”观
与辽先自称“中国”而后自称“正统”不同，金则是先自称“正统”而后自称“中国”。据《大金吊伐录》记载，金人反辽建立政权之后，即派遣使者赴辽请求册封，试图让世人承认女真政权的合法性，也就是承认辽朝具有“正统”地位。到了金灭辽以后，金太宗开始以继承辽朝“正统”而自居，并向宋人宣示：“今皇帝正统天下，高视诸邦”，表明金太宗时期已经明确自称“正统”了，不过，那时金所自称的“正统”，还不是整个“中国”的“正统”，只是继承了仅有半壁江山且被视为“夷狄”的辽政权的“正统”。
金熙宗迫使南宋向金称臣纳贡后，不再满足于继承辽朝半壁江山的正统，开始依据金政权在“封贡体系”中的优势地位，明确地自称“中国”，并将金政权重新塑造成为整个中国的正统王朝。海陵王完颜亮不满足于南宋等政权对其俯首称臣的现状，又依据“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为正统”，“天下一家，然后可以为正统”等理论思想，发动了灭亡南宋的战争，试图让整个“天下”都承认金政权的“中国正统”地位。由于灭亡南宋的战争没有成功，所以继任的金世宗不再强调“混一天下”方能称“正统”的观点，认为“我国家绌辽、宋主，据天下之正”，故仍然可以称“正统”。金世宗除了像金熙宗一样根据金朝在“封贡体系”中的优势地位自称“正统”以外，还强调“有功有德”者应该为“正统”，并向天下宣示：金朝皇帝是“有功有德”的皇帝，应该称“正统”。
金章宗又因袭历史上影响最大且意义深远的“五德终始”的“正统”理论学说，为金人自称“正统”寻找新的理论支撑，遂开展了大规模的“德运”问题大讨论，并以“继宋火德为土德”的金朝是北宋“正统”王朝的继承者的身份诏告天下，“更定德运为土”。金宣宗时期，金人由于不满意有关“继宋火德为土德”的“正统”定位，在蒙古已开始攻金的形势下，又对金代“德运”问题重新进行大讨论，后来因为全力应付蒙古攻金战争而不了了之，但是这反映了金人自我认同为“中国正统”的强烈愿望。可见，金政权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对“正统”地位的追求。
三、他者视野中的“中国”认同
由上可知，这个时期各个政权都自我认同为“中国”，自我认同为“正统”，但能否得到他者的认同则是另外一回事。也就是说，当时各个政权之间对其他政权自我认同为“中国”、自我认同为“正统”持什么态度?或者说各个政权之间是否也认同对方的自我认同，这是一个十分复杂且十分棘手的问题。笔者查阅史料发现，中原汉族政权宋既不认同辽、西夏、金为“中国”，也不认同他们为“正统”；而辽、西夏、金在自我认同为“中国”的同时，并不反对宋称“中国”，但在是否认同宋为“正统”的问题上却存在着不同认识。
(一)宋人既不认同辽、西夏、金为“中国”，也不认同他们为“正统”
北宋是汉人建立的政权，控制了包括中原在内的广大地区，多抱着只有汉人及其政权、中原及中原政权才是“中国”“正统”的传统观念，不承认辽、西夏、金是“中国”，是“正统”。南宋政权尽管偏安于淮水以南一隅，但他们依旧认为只有汉人及其政权才是“中国”，才是“正统”，仍然强调自己是汉人建立的政权，强调自己是北宋“中国正统”的继承者，并自诩为“中国”道统的传承人，以老大自居，独据“中国”及“正统”地位。他们尽管一度向金朝称臣，但仍然不承认金朝是“中国”及其“正统”地位。
从宋人留下的浩如烟海的史籍之中，我们随处可见宋人坚持“内中国，外夷狄”及强调“华夷之辨”“用夏变夷”等传统认识的记录，随处可见称辽、西夏、金为“夷”“狄”“戎”“夷狄”“戎夷”等记载，随时可见宋人自称“中国”的记录，却唯独不见宋人认同辽、西夏、金为“中国”、为“正统”的记载。这些充分说明宋人不承认辽、西夏、金为“中国”，更不承认他们的“正统”地位。
(二)辽、西夏、金在自我认同为“中国”的同时，也认同宋朝为“中国”
中国历史上，主要以中原/中原政权、华夏汉族/华夏汉族政权为“中国”，两宋是汉族建立的中原政权，符合“中原及其中原政权是中国”“汉族及其所建政权是中国”的传统认识，自称为“中国”，没有疑义。而少数民族及其所建政权自我认同为“中国”，则属于违反传统“中国”观念的另类认识，常常被视为“攀附”“冒充”等等。既然是“攀附”“冒充”，就无法否定他们所“攀附”“冒充”的对象，即他们在自我认同为“中国”的同时，无法否认握有传统“中国”观念优势的两宋政权的“中国性”，故常常在自我认同为“中国”的同时，也承认宋朝是“中国”。如辽、西夏在自称“炎黄子孙”的同时，从未否定宋人也是“炎黄子孙”；西夏在自称“西朝”的同时，称宋朝为“东朝”“东国”，就隐含有“西朝”“东朝”是一家，同为“中国”的意思；辽人在自称“北朝”的同时，称北宋为“南朝”；金人在自称“北朝”的同时，称南宋为“南朝”，也具有“南朝”“北朝”是一家，同为“中国”的意思。可见，这些少数民族政权都没有否定宋朝“中国性”的意思。因此，辽夏金认同宋朝为“中国”的史料也频繁见于史书。
辽朝自建国初就以“中国”自居，但他们仍然称宋朝为“中国”，这方面的史料屡见不鲜。有人不赞成辽人自建国初就以“中国”自居的观点，认为辽人直至辽兴宗以后“中国”意识觉醒，才开始自称“中国”。即便按照这种观点，也能看出辽人在自称“中国”的同时，也承认宋朝是“中国”，因为辽兴宗自称“中国”以后，称宋朝为“中国”的史料仍然频繁见于史书。比如辽兴宗重熙十七年(1048)，宋人韩综出使契丹，称其父韩亿曾经出使过契丹，辽兴宗非常高兴地说：“与中国通好久，父子继奉使，宜酌我”。辽兴宗在这里所说的“中国”，无疑是指宋朝。辽兴宗的继任者辽道宗是一个明确称辽为“中国”的皇帝，这种认识已经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但他在自称“中国”的同时，也称宋朝为“中国”。如辽道宗曾向宋朝表示想看宋仁宗“御容”，宋朝遂按照辽道宗的要求，派人将宋仁宗画像送到辽朝，辽道宗“盛仪卫亲出迎，一见惊肃，再拜，语其下曰：‘真圣主也，我若生中国，不过与之执鞭捧盖，为一都虞候耳’”。辽道宗在这里所说的“中国”，无疑是指宋朝。再如辽道宗大康八年(1082)，宋朝派遣韩忠彦出使辽朝，彼时宋夏之间重燃战火，辽朝参知政事王言敷在陪同韩忠彦宴会时曾问：“夏国何大罪，而中国兵不解也”，指责宋朝对夏用兵，这里所说的“中国”，毫无疑问是指宋朝。辽道宗大安二年(1086)，辽人听说宋人起用司马光为相，“敕其边吏曰：‘中国相司马矣，切无生事开边隙’”，此处的“中国”，也应该是指宋朝。辽道宗大安八年(1092)，辽道宗因西夏屡次遣使求援，“拟遣枢密使牛温仁泛使中国，诘问兵端”，一些大臣对辽道宗说：“其非中国敌，岂可因之弃吾旧盟”，意思是西夏不是宋朝的对手，不能因为西夏的请求而影响辽宋之间的友好关系。辽道宗听了大臣们的议论，觉得很有道理，遂“罢温仁不遣”。辽人在这里所说的“中国”也是指宋朝。可见，在学界普遍认同辽兴宗已经自我认同为“中国”以后，辽人仍然称宋朝为“中国”，说明辽人在自我认同为“中国”的同时，并没有把宋朝排除到“中国”之外。
西夏有自我认同为“中国”的思想意识，但西夏自始至终都称宋朝为“中国”。如宋人从西夏李继捧手中得到绥州、银州、夏州等州以后，宋太宗“诏绥、银、夏等州官吏，招引没界外民归业”。李继捧族弟李继迁害怕部下人心涣散，对亲信张浦说：“我宗社久墟，蕃众饥敝。今中国以财粟招抚流民，亲离众散，殆不可支”，张浦说：“宋兵遍驻银、夏，势难与争”。从张浦所说“宋兵”来看，李继迁所说的“中国”就是指宋朝。李元昊时期，数次与宋朝发生边境冲突，李元昊从父李山遇劝谏李元昊说：“中国地大兵多，关中富饶，环庆、鄜延据诸边险要，若此数路城池尽修攻守之备，我弓马之技无所施，牛羊之货无所售，一二年间必且坐困，不如安守藩臣，岁享赐遗之厚，国之福也”，希望李元昊与宋朝保持和好关系。李元昊不听李山遇劝谏，后来准备进攻镇戎等地，与张元等商议。张元说：“中国精骑并聚诸边，关中少备。若重兵围胁边城，使不得出战，可乘间深入，东阻潼关，隔绝两川贡赋，则长安在掌中矣。”李元昊临终遗言：“异日势衰力微，宜附中国，誓不可胁从契丹。中国仁爱而契丹负心，若附中国，则子孙安宁，又得官爵；若为契丹所胁，则吾族被戮无孑遗矣。”西夏李山遇、张元、李元昊所说的“中国”，都是指宋朝。再比如西夏惠宗大安八年(1082)，夏国南都统嵬名济遣所得俘囚赍书于宋，称：“夫中国者，礼义之所存，出入动止，猷为不失其正。苟听诬受间，肆诈穷兵，侵人之土疆，残人之黎庶，事乖中国之体，岂不为外夷之羞哉”。西夏崇宗天仪治平二年(1087)，西夏权臣梁乙逋听说宋朝将在兰州城西关堡筑龛谷寨，移牒宋朝言：“界内朱梁川系本国地土，中国不得擅有兴筑”。梁乙逋独断专权，曾夸耀于众曰：“嵬名家人有如此功否，中国曾如此畏否”。西夏崇宗贞观三年(1103)，崇宗庶弟李察哥曾向西夏朝廷建议：“羌部弓弱矢短，技射不精。今宜选蕃、汉壮勇，教以强弩，兼以摽牌，平居则带弓而锄，临戎则分番而进。以我国之短，易中国之长，如此则无敌于天下矣”。嵬名济、梁乙逋、李察哥所说的“中国”，都是指宋朝。以上均可看出，西夏无论是在萌生“中国”认同意识之前，还是萌生“中国”认同意识之后，始终都认同宋朝是“中国”。
金人在自称“中国”之前，也一直称北宋为“中国”。到了金熙宗时期，金人开始自我认同为“中国”后，金人虽然主要称金朝为“中国”，但有时也承认南宋是“中国”。如金熙宗皇统四年(1144)，宋人宋之才赴金祝贺金熙宗生日，在其所撰《使金贺生辰还复命表》中记载，金熙宗曾问他：“宋国，大国，小国?”宋之才回答说：“非大国，非小国，乃中国耳”。文中没有记载金熙宗对宋朝自称“中国”表示反感，说明金熙宗在他们自称“中国”的同时，并没有反对宋人称“中国”。海陵王完颜亮时期，金人自称“中国”的史料频繁见于史书，但完颜亮仍然称宋朝为“中国”。比如金天德三年(1151，即宋绍兴二十一年)，宋朝派遣巫伋等赴金祈请山陵及宋钦宗等，完颜亮在巫伋回答完请归“皇帝”宋钦宗后，说：“此是汝中国事，当自理会”。这里的“中国”无疑是指宋朝，表明完颜亮在自称“中国”的同时，也称宋朝为“中国”。金世宗大定八年(1168)，金世宗在册命皇太子《册命仪》中称：“绍中国之建储，稽礼经而立嫡”，说明金人学习“中国”的立太子制度，按照礼经的思想立嫡子为太子。此处的“中国”不会指女真，应该是指汉人，汉人只有建立政权才会有立太子制度，因此，这里的“中国”应该指汉人政权，两宋是汉人建立的政权，按此理解，金世宗在这里所说的“中国”似乎没有将南宋排除在“中国”之外的意思。金朝末年，刘祁说，金显宗完颜允恭“高明绝人，读书喜文，欲变夷狄风俗，行中国礼乐如魏孝文”，其中的“中国”，有文化的涵义，但不会指女真文化，而是指“汉文化”，汉文化就是汉人及其所建政权的文化，南宋是汉人建立的政权，其文化也应该属于汉文化范围，如是，刘祁所说的“中国”似乎也没有将南宋文化排除到中国文化之外的意思。说明金人在自我认同为“中国”的同时，也认同宋朝为“中国”，而且也没有将南宋排除到“中国”之外的意思。
(三)少数民族政权均自我认同为“正统”，而在是否认同宋朝为“正统”上观点不一
辽圣宗称“正统”后，辽人由于对中国古代按照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关系确定“正统”的“五德终始”学说已有所了解，便开始将宋朝打入闰位，不再承认宋朝的“正统”，这一点在史书的记载中得到反映，而且多处记载辽人试图凌驾于宋朝之上的企图。比如庆历二年(1042)，宋辽讨论每年宋朝给辽增加岁币问题，宋人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辽兴宗提出“须于誓书中加一‘献’字乃可”，后来又“改为‘纳’字”，宋人富弼不同意用“献”字也不同意用“纳”字，但宋仁宗则“许称‘纳’字”；而辽人留下来的史料却记载，当时双方争论的是“贡”字，而非“献”字或“纳”字。无论当时争论的是“贡”字，还是“献”“纳”字，都说明辽人已经产生了自己称“正统”但不承认宋朝是“正统”的思想意识。
西夏则不同，他们虽然也产生了自我认同为“中国”、自我认同为“正统”的思想意识，但一直承认宋朝是“中国”、是“正统”，从未将宋朝打入闰位。据《西夏事略》记载，西夏也想独立以取得与宋朝对等的地位，但一直没有获得完全独立，一直接受宋朝册封，向宋朝“称臣，禀正朔”，与宋朝国书往来不能书写西夏年号，否则就会受到宋朝的谴责，等等。
金人最初承认辽朝的“正统”地位，后来以取代辽朝“正统”而自为“正统”。金熙宗重塑“正统”，但并未按照“五德终始”学说确立金朝“正统”的承继关系，似乎仍然承认宋朝为“正统”。金章宗开始发起大规模的德运问题大讨论，最后以“继宋火德为土德”诏告天下，明确了承继北宋“正统”为“正统”的关系，即承认北宋的“正统”地位，但却将南宋降至非正统地位。金宣宗时，由于人们对“继宋火德为土德”即承继北宋“正统”为“正统”存有不同认识，又重新展开德运问题大讨论，后来，虽然因为蒙古进攻而没有更改金朝“土德”的德运，但仍然反映出金人对是否应该承继北宋“正统”为“正统”的问题并没有形成一致意见。金章宗和金宣宗时期“德运”问题讨论，确有将南宋排除到“正统”之外的意图，但从后来朝野议论的情况来看，仍然有人承认南宋的“正统”地位。
四、“中国”认同的发展趋势及其影响
10—13世纪，尽管各自在“正统”问题上持有不同看法，但是在“中国”认同问题上却持有同样的观点，均自认为“中国”，甚至承认他者的“中国”性，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
(一)复数“中国”的发展及他者的逐渐认同
罗志田先生曾依据春秋战国时期周、卫、齐、鲁、晋、宋等国都称“中国”的现象指出：“居天下之中的‘中国’概念”“有一个由复数到单数的过程”，到了秦统一以后，复数的“中国”变成了单数的“中国”，“中国”主要是指“华夏人居住”的“政教所及之区”，不包括少数民族的“夷狄”。宋、辽、西夏、金时期，各个政权都自我认同为“中国”，其居住范围超越了华夏地区，不但说明这个时期仍然存在着复数“中国”的现象，还打破了“中国”仅指华夏人居住的“政教所及之区”而不包括“夷狄”的认识。辽、西夏、金在自我认同为“中国”的同时，也认同宋人为“中国”，出现了辽、宋、西夏、金同为“中国”的思想认识。
当时，宋人虽然不认同少数民族是“中国”，但到后来也出现了一些细微变化，出现了个别宋人在自我认同为“中国”的同时，又自觉不自觉地偶尔称金朝为“中国”的现象。如宋人陈亮就曾在上宋孝宗皇帝书中，劝宋孝宗不要“忘君父之大仇，而置中国于度外”，建议宋朝经略荆襄，“以争衡于中国”。这里所说的“中国”，既有依据传统的“中原即中国”的理念称中原地区为“中国”的意思，也有称占据中原地区的金朝为“中国”的意思，无疑是对金朝也是“中国”的一种承认。台湾学者王明荪也认为，个别宋人所说的“中国”，也有用中原指称“中国”并进而用占据中原地区的金朝指称“中国”的意思。如宋人杨存中在完颜亮南侵，金世宗在东京(今辽宁辽阳)自立时说：“葛王(金世宗)既立于尔邦，西兵已兴于中国”；洪迈在接伴金使期间对金朝使者说：“唯界首一事，旧以淮为境，至中国取接”；倪思在宋光宗不肯向太上皇宋孝宗问安期间出使金朝，行前请示宋光宗说：“陛下屡愆问安之期，中国犹知有疾也，脱虏酋以为问，臣将何辞”等。
这种辽、宋、西夏、金都是“中国”的思想，极大地冲击了只有汉族及其政权才是“中国”的传统认识，并出现了辽、宋、西夏、金互相认同以及后来也有人承认一些少数民族政权也可以称“中国”的发展趋势。比如由宋入元的家铉翁即对金人元好问的“生于中原而视九州四海之人物犹吾同国之人”等赋予“中州”“中国”以“九州四海”及“天下”之义表示赞赏，无疑也有认同金朝为“中国”的思想倾向。同为由宋入元的郑思肖更是提出了少数民族政权也可以称“中国”的新的认识。他在《心史》中认为，“普六茹坚，乃夷狄”的杨坚所建立的隋朝，“实夷狄之裔”的李渊建立的李唐王朝，“五代八姓乃夷狄盗贼之徒”所建立的五代政权，都可以“列之于中国”，但“不可以正统言”。郑思肖虽然不承认这些“夷狄之裔”所建立的政权为“正统”，但承认他们是“中国”，出现了承认一些少数民族所建政权也可以称“中国”的发展趋势。朱元璋原本华/夷之辨思想比较严重，逮明朝建立后，在给高丽国王的书信中，将辽、金、元帝王与汉、魏、晋、隋、唐的帝王并列而共同称为“中国帝王”，并没有将辽、金排除到“中国”之外，也就是说，辽、宋、西夏、金自我认同为“中国”获得了朱元璋的认同，说明不仅这个时期出现了辽、西夏、金认同宋朝为“中国”以及个别宋人认同金朝为“中国”的发展趋势，后世也出现了一部分人认同辽、宋、西夏、金都是“中国”的发展趋势。
(二)多“正统”并存及逐步认同
秦汉以来形成的以“五德终始”为理论基础的“正统”学说，讲求上承下传，是一种上承只能承一个政权，下传也只能传一个政权的单线终始循环的“正统”发展模式。10—13世纪，开始出现打破这种单线发展模式的趋势，产生了“正统”可以是多个的思想观念：不仅各个政权都自我认同为“正统”，也出现了个别政权认同其他政权为“正统”的思想倾向。
我们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西夏有自称“正统”的愿望，但西夏同时向宋朝和辽朝称臣纳贡，既承认宋朝的“正统”，也承认辽朝的“正统”，无疑是一种多“正统”模式。宋人司马光在论述魏晋南北朝多政权并立的历史时，曾说：“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虽华夷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僭伪哉?”在司马光看来，在多政权并立时期，不能仅仅确定一个国家为“正统”，而视其他国家为“非正统”，应该像对待“古之列国”一样，同等对待。要称“正统”的话就应该都承认他们是“正统”，如果不称“正统”的话就都不是“正统”。这种思想认识，无疑是一种无“正统”或多“正统”的思想认识。金人王若虚在“正统”问题上宣称：“正闰之说，吾从司马公”，认为“天下非一人之所独有也，此疆彼界，容得分据而并立……岂有必皆扫荡使归于一统者哉”，也是一种多“正统”的思想认识。
确实，金人对“正统”的认识，一直存在多“正统”的观念。金人最初承认辽朝为“正统”，建国之初即派遣使者请求辽朝册封。灭辽以后又标榜取代辽朝“正统”的地位而自为“正统”，实际上还是承认辽朝为“正统”。金熙宗重塑“正统”以后，似乎也没有否定辽朝的“正统”地位。“按照中国史学的传统观念，某个王朝纂修前朝的历史，就无异于承认本朝是前朝法统的继承者”，金熙宗皇统(1141—1149)年间曾诏令耶律固、萧永祺等人撰修《辽史》。金章宗即位之初又命移剌履等重修《辽史》，泰和六年(1206)又敕翰林直学士陈大任“专修《辽史》”，等等，都说明金熙宗至金章宗时期一直承认辽朝是“正统”，但同时也没有将宋朝排除到“正统”之外的意思。他们灭亡辽朝和北宋，强调“辽宋郡邑，归我版图”，官制改革“大率皆循辽宋之旧”，称皇统年间撰成的《皇统制》“参辽宋之法”，等等，均强调金朝的各项制度及其文化在承袭辽朝的同时，也承袭宋朝，表明金人在以辽朝“正统”继承者自居的同时，也以宋朝“正统”继承者自居。金章宗通过德运问题大讨论确立金朝以承宋火德为土德，明确了金朝继承北宋“正统”的关系，并试图将辽朝和南宋排除到“正统”之外，但在朝野之中仍然有人不愿意将辽朝和南宋排除到“正统”之外。到了金朝灭亡的1234年，几位金朝遗民讨论将来如何修国史的问题时，有人主张采用《晋书》体例，以两宋为“正统”，将辽、金列入载记。修端等人强烈反对，认为宋和辽是南朝和北朝的关系，南宋向金“称臣侄”，不能仅以两宋为“正统”，如果“以居中土者为正”“以有道者为正”，都不能将辽金排除到“正统”之外。因此，他主张，将来修史时应仿照李延寿《南史》和《北史》的体例，以辽、金历史为《北史》，以两宋历史为《宋史》和《南宋史》，既承认辽金为“正统”，也承认北宋和南宋是“正统”，打破了传统的“正统”单线发展模式，正式提出了“正统”也可以是多个的多线发展的思想和主张。
(三)“正统”观对后世的影响
元朝灭亡南宋以后，元朝皇帝屡次下令纂修辽宋金三史，都因为对辽、宋、金的“正统性”认识不一，编修体例确定不下来，而无法展开真正的修史工作。直至元代至正三年(1343)，右丞相脱脱再次请修三史，最后拍板确定“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的修史方案，承认了辽、宋、金“各与正统”的地位，使辽、宋、夏、金时期出现的“正统”不一定是单线发展，也可以是多线发展的思想和主张得以实施。这不仅打破了少数民族不是“中国”的传统认识，也打破了少数民族政权不可以为“正统”的传统看法。后世对这种多“正统”发展模式虽然存在不同认识，但都将元朝按照多“正统”模式修撰的《辽史》和《金史》列入“中国正史”系列，无疑是对辽、宋、金都是“中国”都是“正统”这种多线发展模式的认可。
五、结语
10—13世纪，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民族政权并立对峙时期，各个政权均自我认同为“中国”、自我认同为“正统”，虽然没有得到他者的完全认同，但却出现了部分他者逐渐认同的发展趋势。
辽、西夏、金在自我认同为“中国”的同时，也认同宋朝为“中国”，但在是否认同宋朝为“正统”问题上存在不同认识：辽人不承认宋朝为“正统”，西夏则承认宋朝为“正统”，金人承认北宋为“正统”，但在是否承认南宋为“正统”的问题上存在不同认识。宋人既不认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为“中国”，也不认同它们为“正统”。宋金后期，金人中出现一部分人承认辽、宋、金都是“正统”的现象，宋人中也出现一些个别人承认金朝为“中国”的现象。元修辽、宋、金三史，在辽、宋、夏、金出现复数“中国”和“多统”思想的基础上，承认了辽、宋、金都是“中国”都是“正统”的历史地位，打破了少数民族不能称“中国”不能称“正统”的单线发展模式，创立了“中国”和“正统”的多线发展模式。
中国古代的“中国”一词，不仅具有“一国之中心”“天下之中心”的涵义，具有聪明、睿智、文化水平高即“文化中心”的涵义，而且还是一个“以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陈玉屏认为“‘中国’之‘中’，并非源自地域位置，而是源自‘以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胡阿祥则认为“中国”是一个美称。作为“天下中心”“文化中心”的“中国”，极具吸纳性和包容性，再加上中国古代没有一个政权用“中国”作为自己政权的正式国号，“中国”一词并没有成为哪一个民族或政权的专有名词，因此，中国古代的各个民族和政权都可以称“中国”，都可以享用这一“美称”。
10—13世纪，中原汉族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均自我认同为“中国”并得到部分他者认同的发展趋势，说明中国古代的“中国”这一美称极具魅力、极具吸引力，不仅成为汉族及其政权引以为自豪的自称，也成为少数民族及其政权试图跻身“天下中心”“文化中心”和“以我为中心”的行列所向往的对象。正是这一魅力，才使各个民族和政权逐步凝聚到“中国”这一旗帜之下，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
【注】文章原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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