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氏在“暑病表证”篇中，明确指出：暑病表证当汗解，但不能拘泥于辛温发汗，须在辛温剂中加入苦寒之品，方为对证。故他根据暑病在表的不同情况，特创制解表4方，分述如下。
暑病代桂枝并葛根证，方药：桂枝、芍药、知母、生姜、甘草、黄芩、葛根、大枣。
暑病代麻黄证，方药：桂枝、知母、麻黄、甘草、黄芩。
暑病代枣龙证，方药：麻黄、石膏、知母、桂枝、甘草、杏仁、生姜、大枣。
暑病代葛根麻黄证，方药：葛根、麻黄、桂枝、甘草、知母、黄芩、芍药、生姜、大枣。
从上述4方的药物组成上不难看出，均是在《伤寒论》麻桂二方的基础上加寒凉的知母、黄芩等品。由此可见，庞氏在当时的医疗水平下就已初步认识到暑病的治疗法则应该有别于伤寒，故加入寒凉药以制势，尽管在其制方上仍未摆脱伤寒的束缚，但在当时医界对温热病尚普遍缺乏正确认识，而一律用伤寒方治热病的情况下，已有很大进步，亦是难能可贵的。庞氏又曰：“暑病三日外至七日，不歇内热，令人更相染，大青消毒汤主之。”［4］本条系庞氏为传染性暑病所确立的治疗法则，所选方药，以苦寒的大青叶为君，清热解毒；以辛、苦、咸、寒的芒硝为臣，泻热导滞，使邪有出路；佐以栀子、石膏、豆豉以清除脏腑之热；以甘寒之生地黄滋阴扶正以为使。全方共六味，配伍精良，旨在清泻热毒，充分体现了庞氏认识到这种具有传染性的暑病与一般性暑病（伏气暑病）的区别。这种独创性的学术思想，对于当时“治不离伤寒法，药不离仲景方”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来说，无疑是一个勇敢而又飞跃性的突破。
防治并举重摄生，行之有效
预防数法并存 庞氏认识到，温病大都具有相当强的传染性和流行性。他在该著卷五中明确指出：“天行温病，大则流毒天下，次则一方，次则一乡，次则偏着一家。” ［4］ 接着阐述了温病的发生与流行的诱因：“悉由气运郁发，有胜有伏，迁正退位，或有先后，天地九室相形，故气升之不前，降之不下，则天地不交，万化不安。”认识到由于自然的气运反常，温毒势必侵犯人体而引起广泛流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庞氏非常重视预防温疫的传染和流行，他提出了多种措施和方法来加以预防，如“饮、涂、嚏、扑、熏、念”等，大都行之有效，颇具特色，为后世预防疫毒证的流行作出一定贡献。
准确判断预后 庞氏在判断热病死生候、温病死生候等方面尤有独到之经验，这些经验对于掌握温病的预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曰：“热病阴阳交者，热烦身躁，太阴寸口脉两冲尚躁盛，属阴阳交死，得脉静者生。”说明温病出现发热、心烦、身躁、寸口脉躁盛者则阴阳交证，病情多危。如汗出脉静者，知邪已随汗泄，则预后良好，这与当今某些急性热病的预后转归是完全一致的，对于指导后学者判断温病预后转归具有十分重要的临床价值。
病后康复调养 庞氏在一生的临床实践中,非常注重“天行温病瘥后”［6］的调养摄生。在温病后期,盛邪已去，正气大伤的特殊情况下，如何使病体康复，庞氏见解颇精，他在“天行瘥后禁忌”篇中，主要提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调养摄生之道。
1、 饮食方面：由于温病后期，元气大伤，脾胃虚弱，运化失常，饮食上应以清淡流质易消化的食物为主，忌食生冷、辛辣、肥甘厚味之品，故庞氏明确提出：忌食“生鱼、煮面、酒、韭、蕈、鳝、莼、豆粉、犬羊肉、肠、血、生果及油腻之类”。若不忌口而贪食之，轻则发热、发黄，重则“下痢不救”。
2、劳作方面：温病转归过程中，由于温毒甚盛，病程较长，病至后期邪虽退，但元气耗伤，五脏六腑俱虚，应当静养休息，尽早恢复元气及各脏腑的正常生理功能。若勉强带病劳作，而不注意调养休息，则病邪又乘虚而袭，故庞氏强调“诸劳作，皆致复”，病若复发，应立即停止劳作，静息调治，还有可治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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