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中医古籍文字古奥，言简意赅，加之年代久远，历经天灾人祸，竹简编绝，文字改革，故散逸毁伤，在所难免，给整理、研究工作带来很大困难。而考古资料与这些古籍产生、流传的时代相距不远，语言文字相仿，书籍制度类似，又较少后人的妄加增削，基本保持了原貌。因此可以用来确定古籍的成书年代，梳理解读古籍的内容，辑复业已散逸的古籍，为整理研究工作提供了切实可信的原始资料。古人早就充分地认识到考古资料的价值，并早在汉代即开始运用考古资料进行古籍整理研究工作。但近年来中医古籍研究整理工作却往往忽视考古资料的作用。因此有鼓与呼的必要。
考古资料在传世古医籍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所谓考古资料，泛指古代遗留下来的甲骨、金文、简牍、帛书、册卷等类文字资料以及各种器物和遗址，并不一定非要通过科学的考古发掘而获得的资料。传世中医古籍泛指近代以前的古代医籍，主要是指唐宋以前尤其是两晋以前的古代医籍。由于这些古籍文字古奥，言简意赅，加之年代久远，历经战乱毁伤，竹简编绝，文字改革，颇有错简衍脱者，给整理和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多困难。而考古资料与这些医籍产生、流传的时代相距不远，因此对古医籍的研究整理工作显得特别重要。
古医籍整理研究利用考古资料的历史概况
古代学者很早就认识到考古资料对于古医籍整理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并在古籍的研究整理过程中有意识地使用了考古资料。这当然首先是从经学、史学等“显学”、“大道”开始的。如两汉时期的有些学者曾用景帝时在孔子故宅墙壁里发现的战国时代经书抄本，即所谓的古文经，来校正流行的今文经。西晋时代的有些学者在汲郊(今河南汲县)战国古冢的竹书发现后不久，就用其中的一种编年史，即所谓的《竹书编年》来纠正《史记》的错误。在利用考古资料进行经学、史学著作的整理研究中，也涉及到“医学小道”的一些内容。如汉代著名古文学家郑玄认为《神农本草经》乃确为上古神农氏所作；晋代皇甫谧《帝王世纪》中说黄帝：“龙颜有圣德，可谓天授自然之体。犹不能坐而论道，故以地黄元年正月甲子，游名山以求神仙，著体诊则问对雷公、岐伯、伯高、少俞之论，备论经脉，傍通问难，以为经教，制九针，著内外术经十八卷。”虽不足训，然也可对研究《黄帝内经》成书年代有一定启示。
至于运用考古资料专门用于进行医籍整理研究，则要晚得多了。现知比较明确地利用考古资料的，最早的当推唐代王冰整理《内经·素问》。《黄帝内经》是《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医经七家中硕果仅存的一家，分为《素问》、《灵枢》两部分，各9卷，各为81篇。《素问》到唐时仅存8卷，其中第七卷的9篇已佚，王冰注解此经时，从他老师处得一种秘本，补充了“天元纪大论”等七篇大论，仍缺2卷(至于到宋时补充附于该书之后的《素问遗篇》2卷，显系后人的伪托之作)。《灵枢》一书，原来只剩残卷，北宋元佑八年(1093年)，高丽献来《黄帝针经》，哲宗随即下诏颁发天下。直到南宋时的史崧，才把“家藏旧本《灵枢》九卷”加以校正出版。至此才有《黄帝内经》流行本之完帙。
清末以降，随着金石学的发达以及考古学的兴起，古代文物大量出现，其中并包括很多的文字资料，如殷墟甲骨文、汉简和敦煌卷子等。同时，照相、印刷等技术的进步，日藏中医散佚古籍的复归，为学者们利用各种考古资料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因此，清末以来的学者在利用考古资料整理研究古医籍方面，取得了很多超越前人的成就。
自上世纪的50年代后，考古事业发展迅速，对整理研究古籍有用的考古资料不断出现。如1954年济南大观园商场地下挖掘出的汉墓石雕、1956年山东微山县出现的汉代画像石刻、1963年在内蒙多伦旗道洼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石针、1968年在河北满城西汉刘胜墓出土的金属针具和医工盆等，为整理研究古医籍提供了实物资料。尤其是70年代以来，先后在一些汉墓中出土了大量竹书、帛书、木牍等，如1972年在甘肃武威汉墓出土的汉简《治百病方》，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11种帛医书、4种竹木简医书和帛画导引图等，1983年至1984年在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中发掘的竹简医书《脉书》、《引书》等，这些竹木简牍、帛书中，有的是长期失传的重要医书，有的是尚有传本的古书的现存最古抄本，价值比过去在敦煌出现的六朝和唐代的古书抄本要高得多。因此，考古资料对古医籍整理研究的重要性就愈来愈突出了。
考古资料有助于确定古籍的成书年代和源流
在医学史和文献研究中，由于缺乏可信的原始资料，学者们在某些古典文献的年代和源流上，长期争论不休。由于考古资料有比较确定的下限年代，有些文字资料没有经后人的窜改，因此可以用作检验某些古医籍的时代和源流的标准。
1、确定成书年代成书年代的确定，对于古籍研究至关重要。但由于缺乏有关资料，对有些著作特别是经典著作的成书年代难以确定。考古资料的日渐丰富，无疑给这项工作注入了新鲜活力。我们现在可以断定《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不是黄帝、神农所作而是后人伪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通过考古未发现原始社会有任何文字，连夏商时代都没有什么医书，殷墟出土的十六万甲骨中，没有《神农本草经》的原文，更没有《黄帝内经》。至西周时还没有什么医药书籍，只有片断的药方。至战国时始有原始的医稿，《内经》的一部分就是这个时代的作品。(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割裂黄帝、神农与两书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两书至少有部分内容是历代“述而不作”但以口述方式流传下来的黄帝、神农关于医药方面的认识。正如《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评介《黄帝内经》时所说：“其书云出上古，固未必然，然亦周、秦间人传述旧闻，著之竹帛。”)《难经》也不是秦越人亲手所著，亦非这个时代的作品，而是公元25年左右后人托名之作。
自疑古的学风在宋代兴起以来，有不少传世的医学著作被怀疑为后人的伪作，考古资料为好几部这一类的古籍恢复了名誉。例如《雷公炮炙论》之撰年，主要有以下四种说法：第一，刘宋雷斅撰(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第二，唐末成书(丘晨波《雷斅及其炮炙论》)；第三，宋代成书(李涛《中国医学史大纲》)；第四，五代成书(朱晟《汤药剂型的历史》)。敦煌医卷《张仲景五脏论》载有“雷公妙典，咸述炮炙之宜”，该抄本年代为唐末，故第三、四两种假说可以完全排除。再根据考证《张仲景五脏论》撰年大约在南北朝这一点，唐末假说也不能成立，则刘宋时期雷斅撰写实为可信。再如传世本《伤寒论·伤寒例》也有四种说法，据敦煌医卷《伤寒论·伤寒例》残卷，虽然“张仲景原撰”和“王叔和编著”两说还不能最后确定，但“唐末俗医改定”和“五代高继冲掺入”两种假说可以完全排除。可见疑古可以“大胆假设”，但必须有“小心求证”的艰苦工作基础。
非文字的考古资料对研究古籍也有很大的价值。如关于秦越人的里籍问题，历代中医学者聚讼不已，莫衷一是。但从微山两城、济南大观园、嘉祥宋山等处出土的“扁鹊针灸图”多集中在鲁西地区来看，再结合《山海经·东山经》、《素问·异法方宜论》、《史记·扁鹊传》等传世文献及历代史学家的观点，扁鹊的里籍乃齐之卢国即今山东省长清县一说比较可信。再如关于张仲景是否“官至长沙太守”一事，史书中找不到任何资料或线索，但1981年南阳医圣祠发现了张仲景的墓碑和碑座，碑的正面有“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等字，碑座有“咸和五年”四字(即东晋司马衍咸和五年，公元330年)。虽然尚不能就此断定张仲景任过长沙太守，但至少更多了一条更有力的证据。
2、厘定古籍流传源流在研究传世古籍的源流方面，地下出现的时代较早的抄本是极为重要的资料。如以江陵张家山竹简《脉书》与马王堆帛书相对照，便可发现帛书《五十二病方》卷前逸书实际上是《足臂十一脉灸法》和《脉书》两种，证明马王堆出土的《足臂十一脉灸法》与《阴阳十一脉灸法》确是不同的两种书。将上述三书与《灵枢·经脉》相对照，又可发现三书均为《灵枢·经脉》的祖本，其中“足臂”最为古朴，“阴阳”、《脉书》稍晚于“足臂”，而《灵枢·经脉》则出现得更晚，由此可以考察经络学说的起源和《灵枢·经脉》篇的源流。
地下发现的有些佚书，有些可能是现在传世古籍的祖本，有些可能就是古代经籍志著录而已经散失的佚书，有些虽然与传世古籍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对了解传世古籍的有关情况也有很大的价值。如《汉书·艺文志》中载录当时存世的医学文献“凡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分为医经、医方两大类，现除《黄帝内经》一书尚存(也有许多散失)外，其余均全部亡佚。但有不少当时存世的医书，由于刘向、刘歆和班固等人均未见到，所以未著录，马王堆出土的医书十四种，就是《汉书·艺文志》所没有著录的。当然，也有可能在艺文志中的某些医书中，有几种恰恰与马王堆出土的某几种医书异名同书。这就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也可以说是中医文献学的又一个重要课题。
3、了解古代医籍制度通过对西汉墓葬出土的大量简牍、帛书的全面考察，我们对当时的书籍制度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并为前人已经提出的早期古书没有专门的书名、不署作者姓名、多以部分篇卷或单篇别行等特征，找到了很多的实证。如《灵枢·经脉》篇，很可能是后人在整理“足臂”、“阴阳”、《脉书》等古代著作后，编入《内经》一书的。而《内经》中的“七篇大论”，也有可能是在《内经》成书以后，而单卷别行的。这也就是使我们对诸如《内经》的作者是谁、内容前后不一致乃至自相矛盾等问题产生迷惑的重要原因。通过对古书的流传之本、类书引文和敦煌写本等与简牍、帛书对照，可以看出比起宋以后的刻印本来，唐代类书用的本子以及敦煌唐写本跟简牍、帛书本要接近得多。
考古资料在校勘古医籍中的重要价值
考古发现的古书，有些就是传世古医籍的古抄本，有些虽是逸书，但是跟传世古医籍有某些共同或相似的内容，它们都是用来校勘传世古医籍的极好资料。如人们所知的利用敦煌卷子来校勘古医籍的著名例子：
敦煌医学之残卷之内容，散见于《素问·三部九候论》中。依据残卷避讳武周新字，可知抄本为唐高宗时期。现通行本《素问》是唐宝应元年(762年)由王冰编次的。该残卷在王冰编撰之前，故可校勘该书，以纠缺误。如敦煌本言“经间之病”，而通行本曰“经月之病”，“间”、“月”一字之误，差之千里；敦煌本载“以左手去足内踝上五寸，指微按之，以右手指当踝上微而弹之”，通行本曰：“以左手足上去踝五寸按之，庶右手足当踝而弹之。”“弹踝诊法”现存本脱文简义，语义不通，千百年来不能正确地应用于临床。
敦煌医学可用以校勘《伤寒杂病论》。卷可校《伤寒论·伤寒例》。如敦煌本作“夫阳盛者府也，阴虚者脉也，此是两感脉也……两感俱病。”而通行本只有“阳盛阴虚”四字，脱缺简甚，已失原意；敦煌本作“若证不存证疑”，现行本仅作“不在证治”，令人费解。可校《伤寒论·辨脉法》，通过对比，提示该残卷可能是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原件。
有些出土医书在存世时曾为其他医书转引，有的经多次转引已失原貌。通过考古资料可以校正后来的许多书籍。如我们可以用敦煌出土的《食疗本草》来校正《本草纲目》、《证类本草》的许多内容。《纲目》、《证类》所转引的《食疗本草》残卷26味药物，多有脱误削删，方剂及附注亦不全载。如“甜瓜”条，《纲目》、《证类》较敦煌本少“案经”、“方剂”4个、“附注”3个；“越瓜”条少“主治”、“案经”、“附注”2个，将“不可和酪食”之“酪”误为“醋”字等。考古资料是解读古籍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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