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蕲州（今湖北蕲春）人李时珍，写了《本草纲目》，成为中医药的经典著作。李时珍稍后的明末清初，潜江人刘若金写了一部32卷近80万字的《本草述》，成为我国中医药宝库中的又一颗璀璨的明珠。
出身官宦世家
刘若金字用汝，号云密，晚年辞官归隐，自号蠡园逸叟，时人称为云密先生。精医学。他出身官宦世家又身为官宦，这是与李时珍的不同点。
李时珍生于1518年，逝于1593年，先后经历了明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享年75岁。刘若金约生于1584年，逝于1665年，一生经历了明朝的万历、天启、崇祯三朝和清朝的顺治、康熙两朝，享年81岁。李时珍一生继承家学，远离科举，在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后，用27年时间写成了《本草纲目》。
刘若金的情况就不同了。他出身于书香世家，是官宦之后，且自己亦为进士出身，又在官场混迹10年，直到当上了南明王朝刑部尚书的高官后才辞官归里，在玛昌湖畔的别墅蠡园，杜门谢客三十载，完成了《本草述》，书尽人逝。
他的家庭出身是这样的：祖父刘勋，嘉靖戊子科（1528年）举人，从工部员外郎迁河东运司（县志大都作“运同”），有“三历财贿之地而不染”的美誉：在工部任上，各地封疆大吏伸手要钱要物，刘勋“司节慎库”，不为伸手者的贿赂行为所动，此其一；督修涿州北的琉璃河桥，“出纳巨万无所染”，此其二；在河东运司任上主持盐政，狡猾之盐商每以重贿进，总遭刘勋“峻却之”，此其三。由于他在朝野“以清端闻”，所以他平时的生活状态是“拂衣萧然，饭粝衣垢”，过着节衣缩食的日子，甚至衣服脏得近于邋遢了！
刘勋享年七十，嘉靖中，祀河东名宦；万历二年（1574 年），祀乡贤。
刘勋有两个儿子，长名垓，是刘若金的伯父，明隆庆辛未（1571年）进士。在刘垓担任礼部员外郎期间，因为朝廷首辅、江陵人张居正“夺情”一事，被万历皇帝“廷杖”（打屁股）之后，下放到边陲云南当了提学佥事。“夺情”事件，是明朝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按封建王朝的规定，凡在职官员的父母死后，职官本人都必须丁艰（丁忧）回籍，服丧三年。而张居正的父亲死后，年幼（14岁）的万历皇帝下令“夺情”，即张居正可不离职居丧，着便服上班即可。诏令刚下，文武百官一片哗然，一些维护正统的官员借机发难，指责张居正贪恋利禄，“夺情”违背伦理纲常，向皇帝上疏，要求罢张居正的官。想一想，如果皇帝真的罢张居正的官，那不是自打耳光，说自己的诏令颁错了吗？这些人不识时务，刘垓也是其中的一个，统统被万历皇帝下令狠狠廷杖了一顿！
所幸的是刘垓受了皮肉之苦，由内官至外官，到云南当提学佥事，于仕途却无关大碍。《康熙县志》记载，他在督学云南期间，“精鉴拔，滇士被其风教，文运为之一变”。说明他为改变我国历史上边远地区的文化落后面貌，是作出了贡献的。
尤为人称道的是刘垓归里后，“睦乡党，善风俗，以明道为己任”，并“捐俸辟馆”，在潜江城西建了同仁书院。有名邹元标者，是当年与他一同被廷杖的刑部观政进士，在得知他在故乡建同仁书院后，特为之写了《同仁书院记》，现存。大约是因为张居正死后被籍没家产、褫夺封谥的坎坷遭际，皇朝再没有追究过刘垓的“前科”，他死后，反倒也被祀名宦和乡贤，和父亲刘勋一样享受到了后人最高的尊崇。
刘若金的父亲刘埏，也是读书人，但比之兄刘垓就有了差距，他只是个“太学生”。
《康熙县志·举人题名》的天启辛酉（1621年）科之后释刘若金是“赠都御史埏子”。我进而
查阅《康熙县志选举志下·封赠》，知道朝廷对刘埏的赠号的全称是：“诰赠资政大夫，闽广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刑部尚书”。这个赠号除“资政大夫”外，后面那些官名其实就是他的儿
子刘若金曾经任过的职务。明朝往往就是这样，在对某些官员的直系亲属进行封赠时，把职官
的官名作为一种虚名加到他们的亲属头上去。
官场生涯
明天启辛酉（1621年），刘若金36岁中举。又苦读四年，天启乙丑（1625年）考中进士。此时的他，已是四十不惑，入仕做官。刘若金的最早官职是被派去福建古田做知县。三四百年前的东南沿海，可不像现在这样繁荣昌盛，旧志描写道：“海堧瘠邑，群盗聚丛，篁灌莽中，梗驿劫旅”。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地势低洼，海滩穷县，竹木丛中，藏匪匿盗，拦路抢劫，官驿不通。刘若金上任后，艰苦卓绝，“苏邮弭盗”，终使士民安居乐业。偏是省里的道员向朝廷将他推荐调补浦城。这一下可就热闹了，甘鹏云在《潜江旧闻·刘云密尚书轶事》一段话感人至深：“古田如失慈父母，卧辙遮留者数万人，道为之塞，竟十数日不得行。”“后又群哭诉于建宁太守曰：‘夺我好官去，古田人民独非朝廷赤子乎？’”而浦城人也早已派了人在建宁争诉。面对着两县人民争知县的官司，太守无可奈何地对古田人摇摇头：“朝命也，应与浦城。”一听到这样的判决，古田人在公堂上大哭起来……
浦田主要是苦于旱灾，再加上豪强称霸，欺侮善良，天灾人祸。刘若金到浦田“甫视事”，“榜杀”地方恶棍，即“应时澍雨”，治绩亦如古田。一时舆论称刘为“八闽循吏第一”，继擢南京吏部主事转郎中，再迁淮海兵备佥事。潜江《康熙县志》载：“淮右为豪泗门户，流寇方炽，饷缺卒骄，脱巾兆变。”意思是说，淮右这个地方是淮河的一支全长千数百里的泗水门户，“流寇”十分嚣张，而军兵又因粮饷缺乏，顽而且骄，毫无士气，朝夕有兵变之虞。从文官到武官的刘若金上任后，“核军伍，剔积弊，汰老弱，清冒领，简精壮，勤训练，振风纪，筹饷械……”结果建起了一支“士饱马腾”的地方队伍。同时“筑堡设逻，坚壁清野”，多方物色将才，将那些勇而知兵者都吸收到这支队伍中来，给他们以兵权，授他们以方略，打跑了一批批“流贼”，保了一方的平安。
刘若金做的是兵备佥事，对地方有利于民生的建设事业也很关心。淮海地区多水患，而“河工因循成习”，水患始终未得到治理。刘若金却认真搜求水道，悉心疏筑，浚淤河，筑长堤，最终河水畅流，无阻无溢，水患平息。老百姓感恩戴德，将其所开河名“刘公河”，所筑堤为“刘兵宪堤”。
一如他以往在古田、浦城做知县，在淮海兵备佥事任上，也是政绩卓著，朝廷给他晋升官品一级，又赏赐白金文绮若干。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刘若金效忠皇朝，做了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结果却遭到了“当事者忌之”。听到了一些恶意中伤的话，刘若金愤然说：“吾岂恋栈者哉！”毫不犹豫地写了一份引咎自责书，辞官归里。
刘若金告归后，本来打算再不与世相闻，在城西门别墅蠡园的书室“喟然轩”，撰写他构思多年的《本草述》。他的复出，是在京城已沦为清兵之手，崇祯皇帝在景山的一棵槐树上自缢后。1645年6月，朱元璋的九世孙朱聿键在福州被拥立为唐王，他被起用为通政司右参议，不数月，擢刑部侍郎，旋晋尚书。这是一个分崩离析、短命而又成天争吵不休的流亡朝廷，阁臣三十余人，国是不定，意见纷争。刘若金当然也有所建白，但有谁还愿听他的呢？刘若金知道大势已去，再次请辞归里，结束了他的官场生涯。
写作《本草述》
明清的潜江有许多儒医兼通的人，比如大家已熟知的曹禺高祖父万时叙。刘若金也是这一类人中出类拔萃的一个。
他的本草知识来源于自己的学习积累，更来源于自己的勤奋实践。他1625 年出仕，1635年第一次致仕，在福建为官十年，走遍了八闽的山山水水。他利用工作之便，一面寻求着《本草纲目》中所列举的各种草木花卉，一面关心民瘼，访贫问苦，给人治病，也给自己治病。他利用公余，读了他当时能够读到的所有本草典籍。
潜江城西门是个好地方。这里有潜江人为纪念潜江宋代状元毕渐而筑的毕家山；有明朝万历进士右通政刘道隆的别墅野秀园；更有千亩荷园玛昌湖；潜江八景之一的“僧寺晓钟”近在咫尺间。刘若金也在这里构筑了一座别墅，名曰蠡园，且自号蠡园逸叟。第二次辞官归里后，刘若金在蠡园里继续写作他已写了十年的《本草述》。我们读到过关于蠡园的几首诗，现举两首为例：
其一：宜城邱瑜（天启进士，崇祯东阁大学士）
寄题蠡园
水国人家冰镜里，兰堂深向镜中开。
归云似爱庭柯色，闲鹤偏依花径台。
岂谓明时堪大隐，暂将幽事试清才。
逃喧知尔能疏放，日上莲舟去几回。
其二：景陵（今天门）曾其传（贡生）
寄蠡园主人
每向松边想劲风，嵯峨独砥众流中。
千秋照史天为永，一日从王地有终。
闽海披缁霜皎皎，沱江垂钓月懵懵。
故人犹有梁鸿在，若问行藏应与同。
诗是含蓄的，几句话把它释透是不容易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比如上两诗中的“日上莲舟”“沱江垂钓”，如果说它反映了刘若金在蠡园的真实生活，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真有过泛舟、垂钓这样的事，那一定是像诗作者这样尊贵的客人到了，蠡园主人不得不用这些形式陪他们玩一玩，那兴许有之，但绝不会经常这样！因为刘若金不是为了欣赏湖光山影和贪享垂纶之乐而住蠡园的。他住蠡园，是为了在这样一个远离尘嚣的“荒江寂寞之滨”（甘鹏云父甘树椿语）的幽静环境里，完成他的著作《本草述》。
蠡园的刘若金真正做到了杜门谢客。清廷定鼎后，礼优前朝遗老，府县官员接二连三地造访他或邀请他参加一些活动，总是遭到他的拒绝。甚至于这些人想见他一面，也不可得。这也是甘鹏云《潜江旧闻·刘云密尚书轶事》所介绍的情况。甘氏还说，他“终岁楼居，足不下楼者，垂三十年”。甘氏在同一篇文章中又引用了曹禺高祖七叔万时乂（号穉云）的话说，刘若金“平生故交鲜通书问，惟湘阴郭些庵、衡阳王船山、嘉鱼熊蘖庵、宁乡陶密庵、竟陵吴既闲三五遗老，时通尺素而已”。
这些都是刘若金专心致志写作《本草述》的最好例证。
《本草述》的写作，始于刘若金第一次辞官归里，时间约为1635年，刘时年五十。十年后，1645年刘若金复出南明唐王朝，时间不过数月即再次辞官回家，继续写作二十年。 康熙三年（1664年），完成了《本草述》32卷，80万字，此时刘若金已是八十岁的老人了。就是这一年的十月，被刘若金呼为“小友”的景陵（今天门）人吴骥来到蠡园拜访他。吴骥，字如琴，一字希斋，崇祯庚午（1630年）举人。年轻的吴骥和年高八十的刘若金举杯畅饮，剧谈弥夕。最后，刘若金向吴示《本草述》，嘱吴为之作序。次年，刘若金逝，享年八十一。
刘若金有子二，长名洸，顺治庚子（1600年）举人，沅陵教谕；次名刘湜，太学生，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任江苏涟水知县，为尽先父遗愿，将《本草述》刊行。据甘鹏云的《潜江书徵》（笔者本人有藏）记载，刘湜校订的刻本《本草述》有序５篇，跋１篇，目录识语１篇，除篇首吴骥序为刘若金亲托写于康熙五年（1666年）外，其余各篇分别写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和三十九年（1700年），全是应刘湜所请而作。
甘鹏云《潜江书徵》说，除刘湜校订的《本草述》原刻本外，还有武进薛恮秉之校订的复刻本，萧黄延平的重校刻本。此三种刻本，甘鹏云的北京家中均有收藏。
翻开新版《本草述》，但见署名是潜江刘若金先生著，武进薛恮秉之氏校订。原刻本所说多篇序言、目录识语和跋等，一件不漏。这对潜江人来说，它的意义就等于从地下挖出了一件遗失并寻找了数百年的宝贝！
《本草述》的主要内容
1989年版《辞海·本草述》条释义：
书名。清刘若金撰。刊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按《本草纲目》的分类收载药物六百九十一种，根据药物气味理论，联系临床实际，并引证各家学说，参以己见，加以论述，颇多阐发。后人张奇辑《本草述录》，杨时泰辑《本草述钩元》均节录本书而成。
潜江末科进士甘鹏云《潜江旧闻·〈本草述〉为云密尚书晚年精诣之作》用乃父甘树椿之语表达了三层意思：
第一，刘若金作为一个进士，是一个很会写文章的人，“为文以清真深健为矩彀，好苦思，名其制义曰《渴日草》”。但他生前嘱咐他的两个儿子说：诗文杂著虽表达了我日常的思想和情怀，但恐触忌世事，不可刊布人间，我的著作可以存世的只有《本草述》。
第二，明代写作有关本草著作的“乡先生”有两位，一为蕲州李时珍，一即刘若金。“李氏《本草纲目》取材至博，论者或议其未能精深，公之《本草述》则竭三十年心力为之，又生李氏之后，殚精探索，从其善而纠其违，遂以成一家言，则精之至矣”。
第三，由乾隆年间纪晓岚总纂的《四库全书》为何在著录医家书时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而无刘若金的《本草述》？“岂公书稍后出，传世较稀，馆臣未之见耶？”
紧接前文，甘鹏云又有《明史无刘若金传》一篇。该篇文章引用了曹禺高祖七叔万时乂与他的父亲甘树椿的一段对话，为《明史》没有为刘若金立传，《四库全书》未及著录《本草述》表示不公，照录如下：
万穉云先生尝语先通议公曰：“云密尚书以风节著闻，《明史》应有传而无之，宁非阙典欤？”先公曰：“渊明，晋人也，《宋书》有传而《晋书》无传，不足异也。以渊明入《宋书·隐逸传》之例例之，则公当入《清史·逸民传》。如《清史》不为公立传，真不免阙典之讥矣。”万先生曰：“此说良允。然予以臆测之，《清史》恐无公传也。《清史》立传，大都负盛名者。公致仕以后，闭户隐居，不与世人通缟纻，公子孙式微，又无有气力者为之表章，清史馆纂修诸君且不知公姓字焉，肯为公立传乎？公所著《本草述》一书，致为精粹，《四库》且未及著录，况史馆立传乎？且《清史》应有传而未立传者甚多，不独公也。总之，公之大节无论《明史》《清史》均应有传，此时虽未可遽议，然无妨存此一说，以待异日重修明清两史者采而用之。”
上述万甘二老先生的对话，是甘鹏云若干年后追记并收入《潜江旧闻》的。前面各引文不论是《辞海》关于《本草述》的释义，还是甘万等先辈对《本草述》的评价，都说明了《本草述》超越了一般的本草类著作。
新版《本草述校注》的校注者有郑怀林、焦振廉、任娟莉、张琳叶、胡玲、谢晓莉共七人，他们不熟悉刘若金，只能凭几篇原刻版序揣度刘若金的生平，但他们无疑个个都是本草专家。这些专家在新版的《前言》中说：
《本草述》是一部理论性和实用性都很强的本草学专著，其特点大约有如下五个方面：
第一是简约性。《本草述》全书收药仅四百八十种左右，与现代使用的中药品种大致吻合，而且现代《中药学》教材中的药物几乎全部收录在内，常见于其他本草书中的生僻或荒诞不经的内容则较少，这与当时一些卷帙浩繁的本草书明显不同。
第二是实用性。《本草述》每药之下列气味、主治、附方、修治等项，均是对临床有直接指导作用的内容，方便实用。
第三是规整性。《本草述》对当时本草的药物分类及编辑次序进行了一定的调整，有助于药物分类的规整化和条理化。
第四是科学性。《本草述》关于药物攻效主治的选择以临床实用为原则，不仅具有传统医学意义上的科学性，而且可以为现代药物的开发研究提供思路。
第五是探索性。《本草述》以“愚按”为标目进行药物理论探讨，基本是作者本人的见解，其中许多心得有独到之处，这与一些简单罗列诸家之说的本草书有很大区别。刘若金本人撰写的按语在书中占有一定篇幅，也是颇具特色和富有参考价值的部分。
这样的评价应该是最权威、最客观的吧。这些专家们“校注”完了《本草述》，对作为进士出身的刘若金在《本草述》中表现的深厚的文化功底、系统的医药学理论和在明清时期同类著作中少见的学术特色赞扬之至！他们说，《本草述》补充了《本草纲目》的一些不足，纠正了《本草纲目》的某些错误。他们特别强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刘若金一反中医界传统的尊崇权威的风气，对包括朱丹溪在内的许多前代名医的观点都能直言不讳地予以评说，表现出一种客观求是的治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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