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即黑死病，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烈性传染病之一。在中国提到鼠疫，就不得不提到一位国士——伍连德；伍公连德以孤身对抗东北鼠疫一战成名，之后的作为却充满谜团：他首次提出了废止中医案，但又和王吉民一起耗费16年时间用英文撰写了《中国医史》一书，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传统医学的光辉历史与伟大成就，从而维护中国传统医学的地位和尊严，使中国医学跻身于世界医学之林[1]。伍公连德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对中医的态度会发生这样天悬地隔的变化？笔者在此提出一个推论：这种变化与中医治疗鼠疫的经验有关。
在各种记载1910年及以后的东北鼠疫的文献中，几乎众口一词地“指责”中医除了猫胆之外就再也拿不出任何应对措施，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根据现有的文字资料显示，鼠疫在近代中国的大面积流行是首先从越南传入两广进而肆虐于华南[2]，时间早在东北鼠疫之前；如果中医始终束手无策，那么猫胆应该在当年就已经得到应用，不至于留到1910年才发掘出来；由此可证中医治疗鼠疫是有成功经验的。事实上，目前已知的成于1910年东北鼠疫之前的中医专著至少有四部：
《鼠疫治法》 作者吴宣崇（存甫），《鼠疫汇编》序言中提到在光绪十七年（1891年！）已有其书；
《鼠疫汇编》 作者罗汝兰（芝园）（广东石城人），自序成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蒲月（农历五月）；
《鼠疫约编》 作者郑奋扬（肖岩）（1848-1920年，晚清医家，福州市城门镇黄山村）；
《鼠疫抉微》 作者余伯陶（德壎）（号素盦，江苏嘉定县人；盦同庵），出版于宣统二年（1910年）；
那么，相比较于现代鼠疫防治，这些前辈的经验总结又如何呢？
现代医学观察鼠疫的主要症型症状，有以下分类：
（1）轻型有不规则低热，全身症状轻微，局部淋巴结肿痛，偶可化脓，无出血现象；
（2）腺型最多见，急起寒战、高热、头痛、乏力、全身酸痛偶有恶心、呕吐、烦躁不安、皮肤淤斑、出血。发病时淋巴结肿痛，发展迅速，第2～4天达高峰。腹股沟淋巴结最常受累，其次为腋下、颈部及颌下。由于淋巴结及周围组织炎症剧烈，使呈强迫体位。如不及时治疗，肿大的淋巴结迅速化脓、破溃、于3～5天内因严重毒血症、继发肺炎或败血症死亡；
（3）肺型发展迅猛，急起高热，全身中毒症状明显，发病数小时后出现胸痛、咳嗽、咳痰，且迅速转为大量鲜红色血痰。呼吸困难与发绀迅速加重，体征与症状常不相称。未经及时抢救者多于2～3天内死于心力衰竭、休克。临终前高度发绀，皮肤常呈黑紫色，故有黑死病之称。
（5）其他类型①皮肤型疫蚤叮咬处迅速形成疱疹和脓疱，颇似皮肤炭疽。偶见全身性疱疹，类似天花或水痘。②眼型病菌侵入眼部，引起结膜充血、肿痛甚至形成化脓性结膜炎。③咽喉型病菌由口腔侵入，引起急性咽炎及扁桃体炎，可伴有颈淋巴结肿大。④肠炎型除全身症状外，有呕吐、腹痛、腹泻、里急后重及黏液便、粪便中可检出病菌。⑤脑膜炎型可为原发或继发，有明显的脑膜刺激症状。
中医则着重于记载恶核、恶寒、以及热、渴、痛、痹四证，同时也提到了皮肤发黑（鼻、舌等）、腹痛腹泻（热结旁流）、咯血吐血，以及昏迷、谵语等标志性症状[3]，这些都说明了中医在面对如此恶疾时，仍然坚持奋战在第一线，才能获得如此充分详实的第一手资料。
现代医学总结了四种传播途径：I-鼠蚤叮咬、II-呼吸道飞沫传播、III-皮肤感染（剥食患病啮齿动物的皮、肉或直接接触患者的脓血或痰，经皮肤伤口而感染）、IV-消化道感染（吃了未彻底煮熟的染菌肉）。而在中医眼中，I被称为发于“地气”[4]，II被称为发于疫气[5]，III、IV两项也都有相关事实记录[6]，这就足以证明，中医治疗鼠疫有基于充分观察之后得到的合理推断，而这正是成功进行临床治疗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没有先进的仪器，没有微观的意识，但是我们的中医前辈仍然敏锐的间接证实了跳蚤在鼠疫传播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并且找到了简朴又高效的躲避方法[7]
在检查和诊断环节上，中医因为并不依赖外物，所以更强调细致的观察与审慎的思辨，因此确认染疫死鼠[8]与疫症恶核就成为了最关键的诊断依据，也是排除他病的主要依据[9]。
在大治疗原则方面，无论是病鼠清除[10]、病人隔离[11]、甚至包括病尸处理[12]，我们的中医都发现了其重要意义，并且录诸笔墨，传于后世——当然后学看没看到，是否采信，就不是前人所能掌控的了——他们能做的，就是如实的记录各人心得。
在具体治疗手段方面，各书中无论医案还是方剂都很详尽，虑及篇幅，不便赘述，其中有两个细节，大家应该了解：
前辈在具体治疗过程中，已经发现部分病人存在难以口服给药的问题，并给出了应对方案[13]，此其一；
“非典”时期，钟南山大夫切合实际提出的使用激素“三合适”原则（合适的病人、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剂量）至今为人称道，但是又有人会知道，中医在治疗鼠疫时已经实践了一个极为“神似”的方法，连追：根据病人体质不同，病势缓急不同，以及是否误治等具体情况，进行不同剂量的连追治疗[14]，拳拳之心，古今何异；此其二。
当然，学之枯讲无稽，医之验效立见。这些理论分析再周祥，也不如拿出疗效的明证更有说服力；但是二百年前的医案哪里还有见证人呢？有的，我们可以从《鼠疫汇编》的多次出版以及其他医家运用本方的记载中，得到证明；如果一个药方不能救活人命，不能解除痛苦，谁还会将它广为流传呢[15] ？
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既然中医有如此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治疗方剂，为什么在东北的几次鼠疫流行时，都未能报捷呢？笔者的看法是，以上这些治疗经验，完全没有传到东北；原因也很简单，这些都是岭南中医的经验心得。实际上《鼠疫抉微》的序言中，就已经显露出这种倾向[16]；这其实是中医强调地域差异必然造成治疗差异的特色[17]，在岭南 用参、用艾都属于误，但是在东北往往是正常的思路。此其一。
而第二个原因，就更加简单了，这一派的鼠疫治法，应用的是 王清任的方子，这对于“正统”的中医来说，颇有五胡乱华之感，因此岭南中医的成果被“屏蔽”也就合情合理了。
中医作为中华传统文明的一支，得以历经千年而生命力依然旺盛的原因，恰恰就是“与时俱进”，无论是临床手段和药物的不断丰富，还是基础理论的不断完善，都是在历代中医将济世救人作为毕生目标的前提下，自觉吸纳当时先进的文化成果，并积极而充分的将其融汇，才使得中医在一次次与疾病的斗争中，始终积极乐观。虽然她在一些时刻表现的保守固执，但是只要有了足够的实践，中医都是乐于吐故纳新的。只要对中医有信心，愿意了解她，那么你就会发现，她一直都在，默默的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这是引用材料的分割线********
[1]伍连德在序言中写道：“本书的目的是双重的。对那些以值得赞美的努力来宣传与保留古代体系在各方面公认的优点的老式学者们来说，应当以激动的心情来阅读。应当使他们知道，现代预防与治疗概念是如何在这块保守的土地上生根立足的；应当提醒他们，世界自从华佗时代以来并不是停滞不前的。另一方面，对那些以现代科学研究精神向广大群众谆谆教诲的实验医学的首领们来说，是要劝告他们，不要以冷眼看待过去的课题，不要把古代的传统看作是被摒弃的，而要把它看作是一种给予现代的奇异成就以生动的帮助的背景。”
[2]《中国医学大成·<</span>鼠疫抉微>·鼠疫推原（素盦）》：“鼠疫初名核瘟，同治间安南已有是病；光绪己丑（愚按：光绪15年）、辛卯间由安南传之广西；壬辰、癸己岁渐转之广东之高州，患疫而死者数万；甲午间传之广州，死者五六万；乙未年高州又起，钦、廉亦相继而作；丙申岁传之雷、琼一带；丁酉岁广州复作；己亥岁传之惠州；庚子岁由惠州而传之汕头、潮州；辛丑岁传之福州，兼及泉州……”
[2]《中国医学大成·<</span>鼠疫抉微>·罗汝兰<</span>鼠疫汇编>自序》：“光绪十五六年延及邑之安铺，十七年春延及县城……十七年冬，遇吴川友人吴子存甫于郡，出所辑《鼠疫治法》一编……十九年春，城乡疫复作，屡用此方（愚按：即《医林改错》之活血解毒汤）以起危证……二十年，予族陀村感此证者数百，用之全效……二十一年，陀村疫复作，按治未效，加药方效……”
[3] 《中国医学大成·<</span>鼠疫抉微>·各证重轻辨（汇编）》：“核小色白不发热，为轻症，……切不可忽，亦宜急治；核小而红，头微痛、身微热、体微痠痹，为稍重症；若头目红赤，旋必大热渴、痛痹，照重证治；单核红肿，大热大渴，头痛身痛，四肢痠痹，为重；或陡见热、渴、痛、痹四证，或初恶寒旋见四证，未见结核，及舌黑起刺，循衣摸床，手足摆舞，脉厥体厥，于疫证猛时忽手足抽搐，不省人事……感毒最深，坏人至速，皆至危证……”
[3] 《中国医学大成·<</span>鼠疫抉微>·论证（汇编）》：“其初起也，有先恶寒者，有不恶寒者，既热之后即不恶寒；有先核而后热者，有先热而后核者，有热核同见者，有见核不见热者，有见热不见核者，有汗有不汗者，有渴有不渴者；皆无不头痛身痛，四肢痠（同酸）痹；其兼见者，疔疮、斑疹、衂、嗽、咯、吐，甚而烦躁、懊憹（同恼）、昏、谵、颠狂、痞满、腹痛、热结旁流、舌焦起刺、鼻黑如煤、目瞑、耳聋、骨痿、足肿、舌裂唇裂、脉厥体厥，种种恶症，几难悉数；无非热毒迫血成瘀所致……唯王勋臣（愚按：即王清任）活血解毒汤……实为得宜……
故热毒熏蒸，由毛孔、气管入，达于血管……结核如瘰疬，多见于颈、胁、腌、膀、大腿间，亦见于手足、头面、腹背……若热毒愈深，瘀血愈甚，泛见于外则疔疮，逆而妄行则衂、咯，疫毒深入则谵语等证，皆危证也。若疫气由口鼻、气管入，热毒直达脏腑，初病暴作热渴、痛痹、昏懵等证，或疫证猛时，猝不省人事……病四五日，即见目瞑、耳聋、唇焦、舌黑等证，其病更深，其证更危……”
[4] 《中国医学大成·<</span>鼠疫抉微>· 鼠疫探源说（汇编）》：“此地气非天气也；何者？同一邑也，城市者死，山林者免焉；同一宅也，泥地黑湿者死，铺甎（通砖）筑灰者免焉；暗室蔽风者死，居厅、居楼者免焉；况一宅内，婢女小儿多死——坐卧贴地且赤足踏地也，妇人次之——常在室也，男子静坐又次之——寡出不舒散也……”
[5] 《中国医学大成·<</span>鼠疫抉微>·鼠疫探源说（汇编）》：“言疫气所从入，吴又可、吴鞠通、杨玉甫（愚按：即杨栗山）皆谓独从口鼻入；玉甫又据天气为清邪，独从鼻入，地气为浊邪，独从口入；修园（愚按：即陈修园）谓天地之气暗中摩荡，从毛孔入，病人之气，当面喷薄，从口鼻入……”
[6] 《中国医学大成·<</span>鼠疫抉微>·鼠疫探源说（汇编）》：“有见死鼠甚巨，舞摩、玩弄而后瘗（愚按：异音，埋义）之，归坐即死；有鼠将死而猫噬之而猫死，人食其猫而人死；高州人外瘗鼠处，牛龁（愚按：何音，咬义）其草牛死，犬亦如是……”
[7] 《中国医学大成·<</span>鼠疫抉微>· 避疫说（治法）》中，“泛舟水上尤妙，否则居近水当风处亦佳，雷、廉十余年，凡船户及蜑（愚按：淡音）家——即鱼户棚——从无犯此证者……”
[8] 《中国医学大成·<</span>鼠疫抉微>·验鼠法》：“染疫之鼠：质坚、毛松、眼赤、睛突，每于夜间觅水恣饮，阳光照射，毒发即死；多见于水渠之上，水瓮之旁。西人曾将疫鼠剖检，躯质不变，唯肠间满积淤血，与不染疫鼠迥异。故人触其气立病，猫食其肉立死，闽、粤、香港之医，检验所说佥同”
[9] 《中国医学大成·<</span>鼠疫抉微>·辨症浅说》：“无鼠之疫，疫不及鼠；有鼠之疫，鼠先受之……鼠疫又名核瘟，言是症之必见结核也……然亦有鼠疫而核未即发现者，核瘟而未即见死鼠者；二者苟得其一，便是鼠疫之据。倘使医家不问病家之有无死鼠，不问病人之有无结核，辨证不得其要，必致非鼠疫而误指其为鼠疫，是鼠疫而不知其为鼠疫，贻误良非浅显。总之有鼠无鼠，有核无核，界限分明，乌可混视……”
[10] 《中国医学大成·<</span>鼠疫抉微>·鼠疫推原（素盦）》：“乙未年……据云当时病家于地板下得死鼠无算，始知疫从地气涌来，鼠先染疫而死，死鼠秽气熏人，感之即病……”
《中国医学大成·<</span>鼠疫抉微>·李序》：“戊戌……始知其病由死鼠之气蒸传于人，于是家家捕鼠，几致搜掘无遗……
[11] 《中国医学大成·<</span>鼠疫抉微>·自（愚按：即余伯陶）序》：“疫行而死亡枕籍，并其屋舍器皿郁有秽氛，着与物而中与人……”
《伤寒瘟疫条辨 ·杂气有盛衰辩》：“一人病气，足充一室，况与连床并榻，沿门阁境；共酿之气，益以出户尸虫，载道腐墐（愚按：尽音，沟之路也）；燔（愚按：凡音，烧义）柴掩席，委壑投崖种种恶秽，上溷（愚按：混音去声）空明清净之气，下败水土污浊之气，人受之者，亲上亲下，病从其累……”
[12] 《伤寒瘟疫条辨·行邪伏邪辩》：“甚有死尸连床，魄汗之淋漓自充，遂使一切不正之气升降流行于上下之间，人在气交中无可逃避……”
[13] 《中国医学大成·<</span>鼠疫抉微>·论证二（汇编）》：“甚而服药即吐，牙关紧闭亦可救，救法载各证治法条下……”
《中国医学大成·<</span>鼠疫抉微>·条例》：“牙关紧者，撬开灌药，皆要扶起，牵仰其首，用锡壶入药，灌之自易……若服药即吐……先以鲜竹茹三钱，（愚按：后四为小字）盐水轻搓，煎服之……”
[14] 《中国医学大成·<</span>鼠疫抉微>·提纲》：“重证危证，照方加药，老弱用单剂连追……强壮用双剂连追……有十余服热渐退者……甚有三四十服然后痊愈者……强壮病重，乘其元气尚盛，三四日即服十一二剂；虽至危重，约十余二十剂必愈……若初起误灸误参……救法急用双剂……十可救七八……”
《中国医学大成·<</span>鼠疫抉微>·条例》：“小便不利……宜日夜连三服……胃热内蒸，必神昏谵语……日夜连服，以退为度……血从上逆，见衄咯等证……半日夜连三服，未愈照再服……”此项甚多，有意者自检其详。
[15]据广州中医药大学医古文教研室收集，时人翻刻罗芝园文章甚夥，例如
“(解毒活血汤)救人不知凡几矣。省垣西关众善士，将第二次存高郡联经堂刻本刊发，钦州李直刺，将第三次存省垣圣经堂增本刊发，海口众善士，将第四次存高郡联经堂增本刊发，印送已多，流传亦远”
“高州石城罗君芝园，光绪十七年，始从《医林改错》得解毒活血汤一方，移治此症，救活多人，著为《鼠疫汇编》，远近传送。二十五年书传至肇，板经五刊矣”
“(黎佩兰)曾将《汇编》悉心研究，笃信无疑。凡亲好患是症者．踵门求商，悉本原方，如法调治，应手而效”。
[16] 《中国医学大成·<</span>鼠疫抉微>·自序》：“窃谓三江人士之体质，及天时地候，与闽粤悬殊，而治疗之方，亦不得不斟酌、损益而变通之”
[17]《伤寒总病论·卷一》“桂枝汤自西北二方居人，四时行之，无不应验，自江淮间地偏暖处，惟冬及春可行之，自春末及夏至以前，桂枝、麻黄、青龙内宜黄芩也。自夏至以后桂枝内故须随证增知母、大青、石膏、升麻辈取汗也。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