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朋友学中医的时候照着书本上的症状条文给自己开方，经常不得其效，就开始怀疑中医。其实中医本身没问题，问题是很多人忽略了五运六气这个重要因素。今天偶然看到的一篇涉及到五运六气的文章，希望能对朋友们有所帮助。
傅山（1607年-1684年），原字青竹，后改青主，太原府曲县西村（今属于太原市尖草坪区向阳镇）人。他博学多才，精通经史百家，是明末清初我国杰出的思想家、诗人、书画家、医学家、戏曲家、武术家、社会活动家。世人多知傅山先生的《傅青主女科》医理精妙，疗效斐然。少有人知傅山先生其实内外妇儿各科均有精辟论述，是一个全科医师，时称“医圣’。笔者近年时有应用先生《傅氏男科》中的一些方剂治疗中医内科的一些疾病，疗效都很好。笔者应用里面的“伤风方”治疗感冒，效如桴鼓，并由此方的方义思考引发出了对五运六气大司天理论的思考。
傅山伤风方治验
伤风虽是小病，但及时治疗，截断病程，方才符合中医“未病先防，已病防变”的治疗思想，初读《伤寒论》，思考伤风感冒初起周身颈项酸痛，鼻流清涕，打喷嚏，或有发热，或无发热，或咳，或不咳，或有汗，或无汗”诸症，当属太阳病，用桂枝汤，麻黄汤之类，当获效。而实际应用中，效果却不理想，服药汗出表解之后，常常遗留鼻塞流涕之症，或转为咽痛、口干之风热证。及至读傅山先生《傅氏男科·伤寒门》中“伤风”—节，方明其中奥妙。
傅山先生《傅氏男科·伤寒门》中“伤风”一节言：“凡人初伤风，必然头痛、身痛、咳嗽、痰多，鼻流清水。引其脉必浮，方用荆芥，防风、柴胡、黄芩、半夏、甘草各等分，水煎服，一剂即止，不必再剂也””。读完此文，笔者每遇感冒初起，出现上述症候者，即拟下方荆芥30g，防风30g，柴胡30g，黄芩30g，半夏30g，生甘草30g，水煎服，日1剂。若有发热，减防风，变为傅山先生“外感发热方”，基本不作其它加减。数年来共计40余例患者，多数2到3剂痊愈，少数5剂痊愈。多数患者均言效如桴鼓，服用1到2次即诸症明显减轻。
方义探析及与大司天理论的关系
上方之义，傅氏言“柴胡、荆芥先散皮毛之邪，邪即先散，安得入内；又有半夏“祛痰，使邪不得挟痰以作祟，黄芩以清火，使邪不得挟火以作祟，甘草调药以和中，是“散邪而无伤于正气也”。基本阐明了用药组方之意。
然而细观上方，荆芥、防风散太阳之邪，柴胡，黄芩，半夏，甘草是半个小柴胡汤，和解少阳之枢机。整个方子实为太少两解之方。只是上述症候‘头痛、身痛、咳嗽、痰多，鼻流清水，其脉必浮”，未见有少阳症候，为何加入半个小柴胡汤？初时甚是不解，及至后来学习了五运六气大司天理论之后，方才明白。
《素问●天元纪大论》云：“帝日：上下周纪，其有数乎？鬼臾区曰：天以六为节，地以五为制......谨奉天道，请言真要’。该段经文阐述，六年天气循环—周，谓之一备。五岁，谓之一周；三十年七百二十气为一小纪；一千四百四十气为六十年，又是一周。“六十年为一大气，三百六十年为一大运，五运六气迭乘运转，满三千六百年为一大周。六十年为一中运，三百年为一大运，圆满十二运为一周，亦以二千六百年为一大周。而明朝薛方山先生作《¨甲子会纪》，追溯自黄帝八年，黄帝命大挠作甲子，贞下起元，从下元厥阴风木运开始，是第一甲子，前30年为厥阴风木司天，后30年为少阳相火在泉，司天依厥阴，少阴，太阴，少阳，阳明，太阳客气循环的顺序，每六十年推行一步，三百六十年循环一周，以此类摊，至令为第七十九甲子( 1984年-2043年)。
由此推演，张仲景著《伤寒论》之时在建安年间(196年-220年)而其述“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之大疫，当发生在建宁年间（168年-179年），方与史书记载疫情相符，而公元183年以前60年为太阳寒水司天、太阴湿土在泉。而傅山先生于1607年，卒于1684年，大部分时间生活在笫七十三甲子( 1624年-1683年)，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对比两个医家所处年代的大司天运气，可知张仲景所治太阳病为纯粹太阳寒水之证，药用桂枝汤、麻黄汤效如桴鼓；傅山所治太阳病初起证，除考虑太阳本经之病外，不得不考虑厥阴司天少阳在泉的大司天运气，所以加了和解少阳枢机的半个小柴胡汤。傅山先生所处年代的大司天运气，与目前笫七十九甲子( 1984年-2043年)相同，都是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中间正好360年一个大运的间隔。故傅山先生很多方剂于目前应用仍能取得很好疗效，很多医家称其虽药属时方，却效比经方，是时方诸家的巅峰。
大司无理论与历代医家用药规律的关系
1.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
葛洪生于281年，卒于341年，而304年至363年为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总观葛洪《肘后方》用药，多不出利湿清热、发表，如‘一二日，初觉头痛内热，脉洪起，用葱豉汤顿服取汗”。葱白，专发散解肌通上下阳气，主面目浮肿，风湿身痛麻瘁，利大小便。豆豉，味淡无盐，人药方验，专治伤寒。可知此方乃利湿祛寒，治湿土之伤寒。故《肘后方》所论伤寒与时气湿病，当为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的大时空环境下的疾病。
2.阳明燥金司天，少阴君火在泉。
刘完素约生于1120年，卒于1200年。而1144年至1203年为阳明燥金司天、少阴君火在泉。刘完素在其著《伤寒直格·序》云：“六经传受，自浅而深，皆是热证非有阴寒之证”，提出六气皆从火化的理论。其《黄帝素问宣明论方》中随：‘或大下后，再三下后，热势尚不甚，不能退，寒凉之药不能退热势之甚者”；可见当时燥气之甚所。刘完素的《黄帝素问宣明论方》中的代表方防风通圣散，全方以调胃承气汤为基础，光大黄、黄芩、牵牛、黄连、滑石已重12两，其所用打金花丸，双解散，三一承气汤，三花神裕丸均是润燥泻下与滋阴泻热之药，完全呼应其火燥之令。所以刘完素医学理论与经验均成熟于阳明燥金司天、少阴君火在泉的大司天时空环境。
3.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
朱丹溪生于1281年，卒于1358年，而1324年至1383年为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朱丹溪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理论。而阴常不足之相火，来源有二：一为情欲所感，阴精乃亏；二是六气之火。其治火，又分虚实：
实火可泻，用黄连解毒之类；
阴虚之火难治，宜滋阴降火，方如大补阴丸，虎潜丸，二妙散或用四物汤加炒黄柏、龟板。
朱丹溪在《格致余论》中云：“《局方》流行，自宋迄今，人之一身，阴不足而阳有余，虽谆谆然见于《素问》，而诸老犹未表章”。大肆批语时医不读五运六气之书致不知当时火燥司天，阳常有余而阴不足的普遍病机。告戒阴素本虚，不可再妄动欲火，自焚—点之阴。故朱丹溪的医学理论与用药经验，产生于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的大时空环境。
4.厥刚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
姚法卫，一名姚僧垣，生于499年，卒于583年，所著《集验方》与仲景方、《小品方》齐名。观《集验方》用药，所治伤寒疫病多为厥阴风木之气所生之病，所用方剂基本上是《厥阴篇》的乌梅丸、桂枝剂柴胡剂等。如：“伤寒，时气、温疫、头痛、壮热、脉盛，始得之—二日，用真丹砂水煮顿服覆取汗”。《本草正》载：“丹砂，其体属土，其气属木，入肝可以行血，滞而走筋膜可镇心、逐痰、祛邪、降火，治惊痛”。由于其气属木，故可祛风邪，治厥阴之惊痛，544年至603年为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故其方药符合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的大时空环境。
5.少阳相火司天，厥阴风木在泉。
日本丹波康赖《医心方》中云：“天平九年六月廿六日，下诸国官符云，凡是疫病，名赤斑疮，初发之时，既似疟疾。疮出之间，经三四日，支肿府藏大热如烧当是之时，欲饮冷水，故忌莫饮以绵能勒腹腰，必令温和，勿使冷寒”日本天平九年，即公元737年，而724年-783年为少阳相火司天，厥阴风木在泉“，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若气血虚弱，少阳相火之邪即入于胁肋，即形成《伤寒论》笫97条所讲：”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入，于正气相搏，结于胁下，正邪分争”的病机，出现“往来寒热，休作有时，嘿嘿不欲饮食”的病征，故《医心方》形容天平九年之疫病“即似疟疾’。少阳相火大司天大时空下，少阳经承担天人合一共振的联系，负担繁重，往往容易发生疾病。
6.太阳寒水，太阴湿土在泉。
上文探讨过，张仲景的伤寒论产生于太阳寒水司天，太阴湿土在泉的大司天时空。《伤寒论》中太阳病论述很详细，太阳病篇的条文占三分之二，可见太阳寒水司天，太阴湿土在泉的大时空环境下，太阳病发生比较频繁，且变化多端。
讨论
《素问●六节藏象论》：“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矣”。可见内经之中，是很重视五运六气的更选变化，即宇宙与人密密切联系的天人合一整体观的。这里的五运六气，我们不应该只是理解为地球内的气候变化，而是应该理解为宇宙整体星空天体的综合影响。这里的运和气，也不是气候，而应该是宇宙间种种不同的波动或气场，它们以共振的方式不断的影响着人体，它们是太极、阴阳、五行的一种运动方式和规律。例如“丹天之气经于牛女戊分，黅天之气经于心尾己分，苍天之气经于危室柳鬼，素天之气经于亢氐昴毕，玄天之气经于张翼娄胃。这里的气，经由星空二十八宿定位，是宇宙坐标下的气场变化而不是地球上的气候变化。
中医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有明确文字记载的资判就有2000多年历史。通过总结2 000多年来诸多医家的医理变化、用药变化及其与大司天时空的关系，我们能归纳出一些具有指导意义的规律，甚至预测近年将要发生的疾病，尤其是传染病，以提前预防、思考用药。对于联系日渐紧密的现代社会，这往往具有深远的意义，使我们面对突发疾病、传染病的时候，不至于束手无策。
举例来说，近几十年来，我国逐渐成为一个肝病大国，这与目前第七十九甲子（1984年2043年）厥阴风木司无、少阳相火在泉（在人体应肝胆两经）的大时时空环境是密切相关的；临床接触的患者中，肝气不舒的患者很多，虽然与现代生活节奏快、压力大有关，但也离不开大司天运气的影响；从文献检索角度，我们也可以发现近年很多医家都喜欢用柴胡剂，也说明了大司天运气的影响；如果我们临床中考虑到这些运气因素，指导用药，当可以有的放矢，提高疗效。
综上所述，结合五运六气大气候对人体的影响，灵活辨证组方，对临床治疗疾病有深远的意义。我们继承和发展古代医家的临床经验，也应该思考当时时空运气环境与当令的异同，灵活运用。
本文摘自：《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1(9):2157-2159, 作者：许继宗，石玉君，乔宪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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