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南下失败及斗争
1935年10月7日，张国焘以自封的“中革军委主席”名义，下达南下的《绥丹崇懋战役计划》。计划将红四方面军及红五、红三十二军等部，分两路南下：王树声率领第二十五师、第九十三师、第五军共八个团为右（西）路，沿大金川南下，夺取绥靖、丹巴；徐向前率第四军、第三十军、第三十二军及第九军二十七师大部为左（东）路，沿抚边河南下，夺取懋功、达维；罗南辉率第三十三军（两个团）及第二十七师第七十九团共三个团留守马塘、梦笔山地区，掩护南下大军的后方。这个《绥丹崇懋战役计划》是张国焘实施南下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便是继续南下夺取天全、芦山、邛崃、大邑等地，实现“打到天全庐山吃大米”的目标，然后再依托这一带的高山向东出击，实现攻占成都平原——攻占全四川的战略目的。对于张国焘的强行南下，近些年有人以“战略方向选择不同”，试图为他张目！但这显然有悖于历史的真相。且不说中央作出的决定张国焘有何权力拒不执行，即使他本人在其多年后撰写的回忆里，也未敢公开说他反对北上——尽管有他发出的电令为证。他给出的借口是：“我们旋又接到徐陈来电，谓毛泽东单独北进的行动已引起北面敌军的注意，如我军跟踪北进，不仅不能衔接上一、三军团，且可能遭受敌军顽强阻拦。”（注1）对于为何要南下，张国焘是这样解释的：“我们于是决定暂时南下，我们的计划是：乘敌不备，南下成都西面的天全庐山一带地区，在那里补充冬季服装，……。我们觉得就当时的情况来说，这是一个较好的做法；而且这是一个大规模的行动，既可以将敌人的注意力引到我们这一方面来，因而减轻对北上先遣队的压力，也可以造成明年春夏之交我军北向的机会。”（注2）毋庸置疑，此说法不过是张国焘之后写回忆录时，为掩盖其南下错误编造的托词——这可从是年9月15日，以总政治部名义下发的《绥丹崇懋战役与天芦名雅邛大战役》看得明白：“（四）因此我们目前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大举向南进攻，消灭川敌残部，在广大地区内建立巩固根据地，首先赤化全川，这是消灭蒋介石主力，赤化川陕甘的先决条件。……。必须坚决执行党的进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才能顺利完成我们南进的战略方针。”（注3）其实无论从文献资料的记载，还是当事人的回忆——如徐向前元帅等，在此之前张国焘并无明确的南下计划，只是有过类似的想法而已。如前所述，非但既没有作战计划或具体准备，而且连相关地图都未准备；大概率是临时起意，为了挟制中央罢了。准确地说，张国焘的南下计划（“念头”也许更为准确），是红军分左右两路北进期间形成的。所以企图用战略选择不同为张国焘张目的想法可以休矣！那么，中央和毛泽东是如何看待（判断）张国焘南下的？1935年9月12日，张闻天在甘肃南部迭部县俄界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主报告。从时间及报告内容推测，毛泽东的这个主题报告显然是无草稿的即席讲话，一上来就开门见山：今天议事日程是今后的行动方针，应考虑几个重要问题。向北行动问题，常委会已有决议，因那时不可能开政治局会。随即便简要谈到了与张国焘、陈昌浩的分歧与斗争过程。之所以点了陈昌浩，是因为他原本同意中央的北上方针，但张国焘坚决要求他回去，他便主张回去。毛泽东进一步解释说，北上甘肃才是对的，张国焘对抗中央的决议是不对的。……。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应该在陕、甘、川创造苏区，但现在不同了，现在只有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国际关系，得到国际的指示与帮助，整顿修养兵力，扩大队伍。这个方针是可能的，在地形上敌情上，加上正确领导，加上克服困难的精神，无疑是可能的。对于张国焘强行指挥红四方面军南下，毛泽东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向南是最后没有出路，一、二月间或者出路。……我们估计他是否全部在该处消灭，不一定全部消灭，但大部消灭，同时，这红军会变色……军阀习气的增长，所以有可能，走上军阀主义的道路。中央已估计及此，想了许多办法与他们的干部接近，纠正其军阀主义倾向，但没有结果。现在是否中央与一、三军南下，在政治上是没有出路的，中央不能把一、三军去走这条绝路。变更北进方针。”（注4）截取自《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 长征时期》（注5）
在谈到与四方面军的关系时，毛泽东指出：“目前与四方面军关系，是党内斗争，但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今天说来，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将来或者是拥护中央，或者是反对中央。最后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是否马上做组织结论，是否哀的美顿书，不应该的，我们现在还有两个军，还有很多干部在那里，我们还要尽可能工作，争取他们，将来不可避免重做组织结论。……。因为我估计，他还有来的可能，自然也有不来的可能。”（注6）根据笔者查证，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即席发言（主报告），仅见之于《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 长征时期》。十分有趣的是，当年某位哈张老四的所谓专家在与笔者辩论时，对毛泽东关于张国焘强令红四方面军南下的这段判断，气愤填膺地认为他是“疯了”！这位自以为是红四战史专家的之所以如此气愤，盖因毛泽东的这番“预言”（判断）准确无比！对这段历史稍微有研究的大都清楚，从“结局”到“军阀习气”几乎无一不相符。从张国焘决策南下的过程来看，他事先并未同陈昌浩与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商讨过，几乎可以说完全是他一人率性所为，或言是为了挟制中央的利令智昏！其时老蒋的中央军已尾随红一方面军进入川南，加上川军共约有五十余万！红四方面军虽有八万兵力，但武器装备及弹药等远逊于国民党军，如何能取胜并赤化全川呢？！四川之所以被称为“天府之国”，盖因富庶的成都平原——因成都位于平原内而得名。平原的面积约8000平方公里，平原的地形呈由西北向东南倾斜态势，整个平原的地势相对高差只有30米到50米。由于东有嘉陵江、西有岷江、南又有长江，再加上都江堰水利工程之利以及盛产井盐，使成都平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繁荣富裕的地区之一。故蜀相诸葛亮在其《隆中对》中，赞其为“沃野千里，天府之土”。成都平原（绿色）参考图（图片取自网上）
可叹的是，张国焘的认知还停留在过去，并未意识到成都平原是四川军阀们安身立命之地，此前你在通南巴还勉强能容忍，现在你要挖人家的命根焉有不同你拼命之理！？更何况，老蒋也已瞅上了这块富庶之地，正准备施展驱狼逐虎的毒计：驱使川军在前面拼命，中央军在后面虎视眈眈等待时机，将四川作为退守西南抗日的根本之地。由此可见，张国焘的贸然南下，恰好撞在国民党军的枪口上。10月8日，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等率领的右路纵队率先由观音铁桥出动，计划经卓斯甲，攻取绥靖、丹巴后，准备向懋功（今小金）的汗牛行动。徐向前与陈昌浩率左路纵队十日由党坝出动，一路攻取崇化与懋功。由于大小金川一带地形复杂，大都是绝壁、峡谷与急流，不利于大部队的运动，故两路大军隔江而行，相互配合呼应。经过一番艰苦奋战，击溃川军六个旅，歼灭约三千余人，于20日取得《绥丹崇懋战役计划》的胜利，随即乘胜发起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大概是因红五军团没有支持张国焘分裂中央的行为，故其所部在南下途中遭到其追随者有意的恶劣对待，甚至采取军阀手段——据欧阳毅回忆：红五军团一个排作战缴获一批梭镖及枪支，返回途中遇到红四某部一个连，“当这位连长得知他们是五军团的人，……，便把脸一沉，厉声说：把缴获的战利品都留下！”“连长自恃身后人多，一声令下，把这个排缴获的战利品全部抢了过去，并把这个排的人全部扣留，安上'叛逃’的罪名。”（注7）24日，红四方面军主力翻越夹金山，迅疾向宝兴、天全、芦山之敌发起进攻！经过二十天余的英勇作战，相继攻占了敌宝兴、天全、芦山、五家口、百丈关等城镇，歼敌约五千余众。此时，邛崃山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及懋功以南的川康边广大地区，均被红四方面军攻占，形成了南下川西直逼成都的态势！可就在此时，张国焘却心生怯意，认为部队以进西康休整为好，故于10月31日24时，给在前方的徐向前、陈昌浩发了“万万火急”电：“……。（丁）依各方情形看来，政局将为有利于我之变化，我们须准备更艰苦较长期的战争，不可图侥幸和孤注一掷。（戊）如有相当把握，宜由右翼打天全敌之左侧，或由太平、双河间打下去，不宜用重兵出大川，请兄按实况决定。（己）西康为我唯一后路，不可以西康落后说自误。即道孚亦比绥靖人口多出产多，康定、道孚若为我有，粮食解决，有宽广后方，且能向西昌方向发展。在敌能守住邛、大、名、天、芦一带碉堡线时，即宜不失时机取康定为好。”（注8）图片取自双石《一腔酸腐气，满纸荒唐言》一文
大概是由于此刻战斗正进行的如火如荼，加上部队正行进在大山之中，徐向前与陈昌浩没有立刻回电，而是指挥三路大军向宝兴、天全、芦山守敌展开迅猛攻击：中路纵队于11月1日攻占宝兴城后没有松懈，而是一路穷追猛打，乘胜追敌至灵关镇。继而马不停蹄，沿途连续打垮刘湘教导师一个旅和一个团的阻击，进抵芦山城下。心神不定的张国焘没有见到回音，又于11月6日致电徐向前和陈昌浩，再次明确提出要部队转道西进甘孜的康定：“（甲）敌现不能断定我主力在金汤抑宝兴，多数估计我将由磨西南出宁属。……（乙）我沿路病号掉队多，各团人员少，一时无多补充。敌力渐集，续攻难图大胜，占地亦难巩固。（丙）弟意现不应以赤峰、正定过灵关去攻袁旅，……（己）束鹿敌力弱，宜查明沿金川两岸转移兵力即取康泸办法。”（注9）可徐向前与陈昌浩都认为，还是按照原定的作战计划夺取天全、芦山、名山、雅安地区为好。这一带人员物资和粮房等较多，部队易于得到补充，且川军战斗力较弱，如能取胜便可乘胜夺取成都平原。若是掉头向西康一带发展，不但人员物资得不到保障，且会因气候寒冷过冬困难，不利于策应红二、六军团。此外，一旦被封锁在川康边，部队的处境将会更加困难！故在回电中提出：“此地决战得手，则截东或西进均易，西进只是万一之路。”（注10）张国焘未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于是徐、陈遂挥军继续向名山、邛崃进击。7日，左纵队攻占大顺场，其兵锋直抵邛崃县境；右纵队攻克金汤后，又于10日占领天全，随即向东迂回，协同中路纵队包围芦山。在大军压境之下，敌芦山守军于12日弃城逃跑，红军乘势进占该城。如此以来，经过十余日的系列战斗，红四方面军毙伤俘川军一万余人，攻占了邛崃山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以及懋功以南的川康两省边界大片地区。获悉《天芦名雅邛大战役》取得胜利之后，张国焘禁不住大喜过望，认为这足以向已经北上的中央证明，他采取的南下方针是正确的！并于12日，得意洋洋地发出另立中央后给党中央的第一封电报——宣告其南下取胜的消息。但正如老子所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攻占百丈一带之后，局势已悄然发生了变化——川军并没有像过去那样在红军的凶猛冲击下溃不成军，而且大批的援军已经源源赶到。如果此时红四方面军主力继续向川西平原挺进，难免有被敌截断后路并陷入重围之虞。于是，前敌指挥部决定红军主力向百丈收缩，调整部署并集中兵力坚守百丈关一带，然后以逸待劳寻机歼敌援军。随后红四方面军主力，在从黑竹关至百丈镇近二十华里地界，设立了一道弧形的防守阵地。同时以红九十三师围攻名山，红三十二军向名山至洪雅的大路突击，以期吸引邛峡方向的援敌出动。四川雅安市的百丈镇位于四川盆地西南边缘，是雅安、名山之间极具战略价值的重要隘口，也是平原丘陵与山区的过渡地带，被蒙顶山、总岗山和莲花山三山环抱，是通往成都的必经之地。早在10日，四川头号军阀刘湘就已抵达邛崃县城并设立了剿匪总部，调集川军王瓒绪、唐式遵、范绍增及李家钰部蜂拥而至，连同原来守在这一带的守敌，总兵力达八十几个团二十余万人。刘湘下达了死命令——夺回百丈援救名山，凡临阵不前者就地枪决！19日天刚亮，大批川军便在飞机与炮火的掩护下，向百丈一带，发起一波又一波整团整营的集团冲锋！徐向前意识到此战的重要性，战斗打响不久，便纵马赶往百丈前线。由于敌军占据地利调兵迅速，且不顾损失持续不断地发动攻势，兵力、弹药及体力均不足的红军部队，渐渐抵挡不住。战至21日，先是红军据守黑竹关的部队被迫后退，敌军紧追不舍，压向百丈。22日，百丈一带的阵地也被敌突入，双方展开激烈的巷战，红军不得不收缩到百丈镇死守。时至23日，张国焘眼见无法实现攻占成都平原的计划，便下达一道杀气腾腾的命令：临阵脱逃者杀，动摇军心者杀，消极避敌者杀，见死不救者杀！根据时任张国焘警卫排长的何福圣回忆，张国焘随即便下令枪毙了一名团长——“那是5军董振堂的一名部下。他的团已死伤了四分之三，子弹，手榴弹全部打光，在敌人再次发起冲锋时，他下令放弃了阵地。”（注11）这个团，应该就是与红二七三团整建制对调的红三十九团。战至25日，红四方面军虽杀伤敌军约一万五千人，但自身也伤亡近万人。此时，国民党军嫡系薛岳部十余万人又从南面逼了上来，红四方面军不得不退出百丈一线，回撤至天全、芦山一带的山里。百丈关一仗的失利，预示着张国焘南下战略的彻底失败！可即便如此，刘湘等依然放心不下，继续向红四方面军的战线发动进攻。面对优势敌军的持续进攻，红四方面军只好且战且退，一步步转移至西北部的大山里。时至12月20日前后，随着大雪及气温持续降低，双方暂时形成对峙——东面的川军推进至天台山、五家垭口一线，南面中央军的薛岳部占据荥经之新添站，李抱冰部则占据乌泥岗、昂州一带。至此，红四方面军东进不能，南出无望，北面是大雪山（夹金山），西边是人口及物资稀少川康边区——无情地证明了之前中央断言“南下是绝路”的正确。据徐向前多年后回忆：“那年冬季，天气异常寒冷。临近川中盆地的宝兴、天全、芦山，本属温热地区，冬日气候较暖，但却一反往常，下了十多年未遇的大雪。位于大小雪山——折多山和夹金山附近的丹巴、懋功地区，更是漫山皆白，地冻三尺。部队派出筹集粮食、牦牛的人员，大都得了雪盲症，有些同志冻死在雪地里。当地人口稀少，粮食、布匹、棉花无继，兵员扩充有限。敌军重兵压迫，战斗不止。我军处境日趋艰难，广大指战员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是错误的。”（注12）张国焘南下方针的失败，恰好印证了毛泽东在俄界会上即席讲话中的所作的预言：“……向南是最后没有出路的，一、二月间或者出路。……我们估计他是否全部在该处消灭，不一定全部消灭，但大部消灭，同时，这红军会变色……军阀习气增长，所以有可能，走上军阀主义的道路。”（注13）四川军阀：左起邓锡侯、刘湘、刘文辉。（图片取自网上）
面对如此困境，张国焘却硬着头皮，拒不承认失败。12月22日，由莫斯科回来的林育英致电张国焘，除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以及中共中央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新策略外，委婉提出“党内争论目前不应弄得太尖锐，因为目前的问题是一致反对敌人，党可有争论，对外则应一致。”（注14）但张国焘却指示陈昌浩于12月28日，发布了《天芦名雅战役之胜利与我们当前紧急任务》的训令。大概是急于摆脱窘境，张国焘又于1936年1月发动进攻，但却招致敌军的强烈反扑！1936年1月24日，“林育英致电张国焘、朱德：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兄处可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注15）迫于内外各方的压力，张国焘不得不于1月下旬，在芦山城北任家坝的红军总部召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发来的“十二月决议”要点。根据徐向前回忆：“党的策略路线的重要转变，打开了我们的眼界，使我们受到很大鼓舞。大家在发言中均表示，应在新的策略和路线基础上，团结起来，一致对敌。张国焘除表示同意中央的新策略外，还百般为自己的错误辩解。”（注16）但时不我待！国民党军急不可耐地向红四方面军，开始发动新的猛烈进攻——国民党中央军嫡系薛岳部，从南面的洪雅、荥经一线，向红军的天全、芦山、名山一带的防御阵地发起猛攻；东线的川军则集中了二十余个师约二十万兵力，向名山至邛崃、大邑一线的红军阵地大举进攻。经过近半个月的激战，红四方面军的伤亡很大，多处防线被敌突破，只好撤到邛崃山下的九顶山、大品山、莲花山一带进行防御。可刚刚布置好防御阵地，敌人就气势汹汹地发起了进攻，猝不及防的红军只好继续后退。如此一来，红四方面军的处境更加窘迫——南面和东面是敌军咄咄逼人的进攻，北面和西面是大片贫瘠的雪山区域。由于后方无可靠的根据地为依托，伤病员更是无法得到有效护理，武器弹药、粮食都是有耗损而无补充！除了继续后撤就只有再次进行北上，此外别无选择。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张国焘等不得易弦更张，宣布部队重新北上。1936年2月上旬，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发布了《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决定向西康的北端转移，踏上了第二次北上的征程。红四方面军此次需要翻越的大雪山，主要有两座：一是大渡河以东、邛崃山脉中的夹金山；二是大渡河以西的大雪山系中的折多山。其中还有一些小的雪山，但其环境的恶劣，与那两座大山不相上下。请参考下图：参考图（图片截自网上）：黄线（箭头）为红四方面军南下作战及撤离路线。1936年2月21日，红四方面军主力分为三路，陆续撤离芦山和宝兴地区，从懋功、金汤一带向丹巴集结。按照2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总部发布的《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先是由李先念、刘伯承、程世才率领的先头部队，经丹巴革什扎、大桑、边耳翻越党岭大雪山，于三月一日占领道孚。主力部队在丹巴稍事休整后，沿着先头部队开辟的道路，向道孚、炉霍、甘孜地区前进。当红四方面军主力开始撤离时，整个战场态势十分严峻：敌军的前卫部队正和红军的后卫掩护部队激烈交火，部队只有翻越夹金山进入康定、道孚、炉霍地区，才能摆脱强敌的追击。根据时任张国焘警卫排长的何福圣回忆，在部队翻越夹金山时，由于山高路难行，积雪过膝，即便是身体强壮的战士也难以承受。因此无法将1000多名重伤（病）员抬过大雪山，只好忍痛将他们遗留在夹金山的山脚下。这1000多名重伤（病）员主要是在之前历次作战中负伤的，其中还包括原红一方面军留在医院的200多名重伤员。而红四方面军中，接近百分之八十为四川籍战士，他们中很多人都是亲兄弟或叔伯兄弟以及老乡等，等待着这1000多名重伤（病）员是什么不言而喻——所以在这生死离别的时刻，“数万军人的哭声惊天动地，震撼着冰雪覆盖的夹金山，……那是我何福圣今生今世永远也忘不掉的场面！”（注17）实际丢下的不止是伤病员，还有不少之前跟随撤离南通巴根据地的一批老弱病残的红军家属。1936年3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主力翻过夹金山和党岭山两座大雪山之后，向西经丹巴陆续进入道孚、炉霍及甘孜一带。为防止敌军由南侧后的迂回攻击，红三十一军、红九军二十五师等部沿丹巴经道孚的南下，钳击驻守乾宁的国民党军。面对优势红军，乾宁守敌李抱冰五十三师一部，弃城逃往康定。乾宁风貌（图片取自网络）
乾宁是旧西康省的一个小县，位于现今四川省甘孜州的东北部，面积约4032平方公里，其时的人口只有一万余人，且主要为藏族。该县已于1978年7月被撤销撤，其辖地分别划入道孚、雅江两县。乾宁虽小却地处雅哈雪山与大雪山之间的要冲，正好卡住由泸沽、冕宁进入西康的唯一通道。红军总部穿过乾宁刚进抵道孚，张国焘旋即召开红四方面军干部会议。会上，张国焘在其《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前途的报告》中，一面大言不惭地吹嘘所谓的南下作战胜利，一面继续攻击党中央及毛泽东中央领导。可严酷的事实摆在面前，除何畏、李特等少数人外，就连陈昌浩等都不认为南下作战是胜利。在之前的南下、西进以及往返于雪山、草地和连续作战中，缺乏补充与休整的红四方面军所部疲惫不堪元气大伤，由南下时的四十五个团八万多人，锐减至二十八个团四万余人。部队只好缩编为：第四军（辖十一、十二及独立师，师辖营、不设团部）、第五军（辖十三、十五师，由原红三十三军与红五军合编而成）、第九军（辖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师，师辖营、不设团部）、第三十军（八十八、八十九师，每师三个团）、第三十一军（辖九十一、九十三师，每师三个团）及第三十二军（辖九十四、九十六师），以及红军大学、骑兵师和直属妇女独立团等，共计五个军十九个师四万余人。经过数天休整后，红四方面军原打算筹足粮秣物资后立即北上过草地，尽早实现与红一方面军再次会合。但此时形势又发生变化——接到红军总部3月30日电文的红二、红六军团，已开始兼程北上，准备前来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于是红军总部派遣红四军及红三十二军一部，由道孚南下以策应红二、六军团的北上。16日攻占了东俄洛，19日逼近雅江县城，迫使守敌两个团望风而逃！在追击中红三十二军歼敌一部，并占领了西俄洛，将康定之敌全部驱逐到雅江以东！随即总部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在甘孜地区进行休整和训练，等候红二、六军团的到来。根据徐向前回忆，对于红军总部下达的等待红二、六军团会合后共同北上的决定，起初党中央持反对态度——“不知怎么搞的，张浩来电，反对这个计划，说：'二、六军团在云贵之间创立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将二、六军团引入西康的计划，坚决不能同意。’并说：四方面军既已失去北出陕甘的机会，应争取先机南出，切勿失去南下机会。”（注18）依据史料记载推测，中央之所以反对红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会合，主要出自两方面考虑：一是自上年9月将联络密码交给新建的红军总部后，中央就失去了与红二、六军团的联络手段。二是红一、四方面军的分裂尚未弥合，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如果听信张国焘的片面之词，一旦沆瀣一气共同反对中央，其后果不堪设想——这正是中央所担心的！可由于红二、六军团已经开始北上，故朱德坚持要等红二、六军团到来后两军共同北上。由于远在陕北的中央鞭长莫及，只好静观事态的发展。朱德之所以要坚持等候红二、六军团到来，然后再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是想借助红二、六军团的力量，以达到促使张国焘尽快北上的目的——“二方面军过江最后还是由他决定，我们主观上总想你们早点儿来好。但他在没有决定北山前，是想叫二方面军在江南配合他，他好在甘孜待下保存实力，他的中央就搞成了。他想北上时，才希望二方面军渡江北上。我想二方面军过江对我们就气壮了，所以总想你们早点过来好。”（注19）朱德的这段回忆，说明他比中央更了解实际情况，后来的发展也证实了朱德坚持等候红二、六军团的正确性。而张国焘之所以最终同意，心中盘算的却是想通过诱导、拉拢等两面派手段，达到控制红二、六军团的目的，使之能成为挽回其失败、继续与中央相对抗的砝码。因此早在道孚召开的西北局干部会议上，张国焘就要求红四方面军干部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后，只准说一方面军坏、不准说四方面军的缺点。1936年6月3日，红二、六军团的先头部队——红十六师及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直属部队，在理化（今理塘县）城以南的甲洼镇，与前来迎接的红三十二军胜利会师！没想到此时的罗炳辉等依然固执己见，借着同老战友会面机会替张国焘展开第一轮“游说”——据时任红六军团军团长的萧克回忆：“当六军团六月三日在理化南之甲洼，与远道前来迎接我们的部队见面时，有的老战友对我说：张国焘与中央分裂了，责任在中央。我盲目地相信了。我本来对中央根据地的损失和一方面军在长征中的严重消耗与削弱有些不满，加上片面的听信了歪曲事实的说法，就把遵义会议前后中央的领导搞混淆了，曾在一些同志面前对中央表示过不满情绪，这是错误的。”（注20）据时任红六军团政委的王震回忆：“张派罗炳辉和刘兴来和我接触。……肖克被说动。肖有错误的。我拒绝了这个决议，我同关向应意见是一致的。”（注21）上述这两段回忆，真实地记叙了罗炳辉与何长工、刘型等一起，同萧克、王震及张子意（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等会面谈话时的情形。萧克的那句“有的老战友对我说：张国焘与中央分裂了，责任在中央。”指的是罗炳辉等，此时的何长工因幡然悔悟，不受重用了。获悉红三十二军已同萧克、王震等率领的红六军团会合后，张国焘随即便展开了各项补救和阴谋活动：先是于6日宣布取消其建立的第二“中央”，另一方面则加紧开始施展手段拉拢红二、六军团的领导人，以达到支持他的错误主张活动与企图——派人到红六军团散发有关诋毁中央的小册子等。王震对此采取了相应的抵制措施——通知政治部门收缴，并电告任弼时、贺龙等。左起：贺龙、关向应、任弼时（图片取自网络）
6月22日，朱德和张国焘在陈昌浩、刘伯承等人陪同下，来到蒲玉隆检阅红六军团所部，并出席红四方面军与红六军团的会师大会。6月25日张国焘、陈昌浩等离去后，朱德与刘伯承当晚便与红六军团的主要领导进行谈话——“几天后，在蒲玉隆见到了许多年不见的朱德总司令，我们谈起了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前后的情况，……朱总司令还说，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是大错误，这个人有野心，……”（注22）相较于萧克的一带而过，王震的回顾则要详细些：“朱老总对这个问题是明确的，刘元帅也是明确的。我们到甘孜，刘元帅就来通消息了，他说对张这个家伙不能冒火，冒火要分裂，中央在前面，不在这里。后来朱老总也来了，我和朱老总谈了，朱叫我把肖叫来，当面问问他同意不同意。肖来了，听朱老总一说，转过来了。在甘孜，开了一次会，我在会上说，我们这个部队，是井冈山的，是毛主席领导成长的，不能反毛。”（注23）张国焘为了达到分化、控制红二、六军团的目的，利用红二、六军团向甘孜前进时分为两个纵队的时机，首先将手伸向红六军团——他下令要将红六军团交给他指挥。此外还专门派了一个委员会，到红二、六军团所部做反中央的宣传。幸好接到王震发来的电报后，任弼时向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明确交代：对张国焘派来的干部只准讲团结，不许搞分裂，特别是不准讲党中央、毛主席和红一方面军的坏话，一句都不准讲；送来的材料一律不准下发，保留一份，其余全部销毁。可张国焘见一计不成又生二计，妄图通过调换红二、六军团领导人的手法，以达到分化瓦解红二方面军的目的——据任弼时回忆：“到甘孜第一天晚上，要我离开二方面军，另派政委，国焘还准备与我谈话，这是非常明显的。”（注24）但在此之前，朱德与刘伯承等，就早已想好了对策——7月1日，急不可耐的朱德骑行六十余华里，赶在张国焘之前与贺龙、任弼时及关向应等见了面，当晚便将张国焘搞分裂的情况详细告知，并一起商谈如何防止张国焘的干扰，尽快达成两军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合的目标。1936年7月2日，开完两军会师庆祝大会之后，根据在朱德、任弼时、刘伯承、贺龙等同志的提议，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紧接着在甘孜县城，召开了著名的“甘孜会议”。但此会议非彼会议——与张国焘所想的“求取'一致’”大不相同，朱德在会上宣布了党中央关于红二、六军团改编为红二方面军的决定，同时将红三十二军也划归红二方面军建制。会议重点讨论了，北上同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问题，批评纠正了张国焘的南下错误路线。1936年7月，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图片取自网上）在会议发言中，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任弼时在发言中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严肃指出张国焘擅自成立“第二中央”和南下是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行为，违背了党中央在毛儿盖会议的决定。接着，贺龙同志和关向应也发了言，主要讲两个方面军会师后，要加强团结，互相学习，互相谦让，共同北上。如果说，任弼时等人的发言尚未出其意料，但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张琴秋的发言，则给了张国焘十分沉重的打击！——她用切身体会，总结了南下天（全）芦（山）的教训，指出只有北上同中央红军会合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见此情况，张国焘被迫承认了自立“中央”和南下的错误，并不得不表态赞同北上。1936年7月初，红二、四方面军主力开始北上。红军总部根据各部其时所驻扎的位置，对行军序列和行军路线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决定将两个方面军的部队分为左、中、右三个纵队，由阿坝一带过草地，向若尔盖包座地区前进。首先出发的是中路纵队，由徐向前率红四方面军总部及其九军、四军十二师、三十一军九十三师、独立师等部，于7月2日从炉霍地区出发，经让倘、查理寺、毛儿盖过松潘大草地，向若尔盖的包座地区前进。由朱德和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师、十一师、三十军八十八师，以及红二方面军总部及二、六军（团）为左纵队，红四方面军所部从甘孜地区于7月3日率先出发。红二方面军总部及二、六军（团）于11日随后出发，经东谷、西倾寺、阿坝过草地，向若尔盖的包座地区。红五军军长董振堂率领的五军即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为右纵队，于7月5日从绥靖、崇化地区出发，经卓克基、马唐、毛儿盖过草地，向若尔盖包座地区前进。大军出发时，任弼时依照朱德的建议，随同红军总部一起行动。朱德之所以要任弼时随总部行进，当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任弼时不仅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曾两赴苏联且革命斗争经验十分丰富，堪称是张国焘的另一个“克星”。任弼时利用与总部一起过草地的机会，主动找四方面军的干部谈话，从广泛的接触和交谈中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
红四方面军中首先被说服的高级干部，是时任前敌政治部主任傅钟——由于两人都会说俄语，所以谈起话来可畅所欲言。做通了傅钟的工作后，两人又分头去做其他干部的工作：任弼时同李卓然等进行了谈话，傅钟则做通了王建安及袁克夫等四方面军高级干部的思想工作。抵达包座后，任弼时专门找徐向前进行了谈话，赢得了他的赞同。在此基础上，任弼时与朱德又多次同张国焘交谈，催促他加紧北上。尽管张国焘仍不死心，却也无可奈何，中间虽有波折，但最终还是半推半就、不情愿地被拖着继续北上。
1936年10月8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会宁以东的青江驿和界石铺地区，与前来接应的红一方面军所部会合。9日，朱德与刘伯承率领总部在陇东的会宁，与中央派来接应的一方面军部队见面。朱老总在与红一师师长陈赓谈话时，禁不住热泪盈眶。22日，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方面军，经过一路艰苦的行军和作战，在甘肃隆德西北的将台堡胜利同红一方面军的接应部队会合。至此，红军三个方面军历时两年的长征，宣告胜利结束，中国革命及武装斗争掀开了新的一页。注1：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第269页。注2：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第271页。注3、4、5、6：见《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150—152页。注7：见《欧阳毅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7月第一版，第174页。注8：见《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231页。注9：见《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236页。注10：见《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237页。注11：见港版《贴身侍卫的回忆-红黑黄白张国焘》，第155页。注12：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473页。注13：见《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45页。注14：见《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52页。注15：见《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56页。注16：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477页。注17：见港版《贴身侍卫的回忆-红黑黄白张国焘》，第157页。注18：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482、483页。注19：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四）》，1996年7月版，第231页。注20：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四）》，1996年7月版，第289页。注21、23：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四）》，1996年7月版，第241页。注22：见《萧克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第239页。注24：见田仲群著《特稿：清算张国焘错误的一次重要会议》一文，网址：中红网http://www.crt.com.cn/news2007/News/shmw/2007-1/23/01234834_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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