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跟一位在职的资深法官聊起法院裁判文书公开的现状：从2019年开始，全国法院上网的裁判文书就成了断崖式地减少，2019年上网的裁判文书有2014万份，但2022年上网的裁判文书仅有878万份。
对于这种转变，这位法官表示，从最高法院下发要求公开裁判文书之日起，他就知道早晚会是这样一种结果，因为没有一个法官内心是愿意公开裁判文书的。他表示，2019年之前之所以有较高的公开数量，都是迫于最高法官的考核要求，所以只要最高法院对于裁判文书公开的考核力度有所下降，必然就会导致裁判文书公开的数量急剧下降。
他说，从法官的角度来说，之所以不愿意公开裁判文书，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增加工作量。裁判文书的公开都是由每个案件的承办法官负责，在公开文书前要先进行隐名处理（隐去文书中的当事人个人、住所等隐私信息），给法官增加了额外的工作量。而且上网平台的网络效果经常不佳，导致法官或其法官助理、书记员在公开文书时需要耗费大量时间。
（二）公开的裁判文书可能存在错误。现在一个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的民事法官，每年至少审结300件左右的案件，法官在制作文书时，不能保证每一份裁判文书都没有任何错漏，例如错别字、数字错误等。错误文书一旦上网，即使后续重新制作补正裁定，也不能替换原来的错误文书，而任何一个小错误，在互联网时代都有可能被无限放大，无疑会给承办法官带来巨大心理压力。
（三）影响法官权威。由于对法律条文的不同理解，不同法官对于同一个案件往往会存在不同理解，所以裁判文书公开后，当事人和律师可以查到对同类案件很多不同处理结果的判决，甚至同一个法院对同类案件先后作出矛盾判决也屡见不鲜。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法官如何判决，对于败诉一方当事人而言，都会认为这个判决是错误的，因为有其他法院或其他法官存在不同认识，从而影响司法权威，也往往无法案结事了。
（四）法官的类案检索能力较差。最高法院在下发公开裁判文书的要求后，还要求法官在作出几类案件的裁判文书前（如新类型案件、需要上报审委会讨论的案件等），必须通过文书公开平台检索类似案件，但很多法官往往不具备基本的类案检索能力。也就是说，类案检索其实是建立在裁判文书公开制度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只要裁判文书公开制度不再实施，也就无法进行类案检索，对于那些类案检索能力较差的法官而言，绝对是一种解脱。
我认为，虽然公开裁判文书在短期内确实会增加法官的工作量，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司法公信力，但从我国司法现代化的长远目标来看，法院绝不能“因噎废食”，因为切实落实全方位的司法公开，让司法审判在阳光下运行，这才是提高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的正确道路。只是最高法院在出台好的制度之前，同样要考虑到司法人员的操作便利性，应当尽可能地增加制度的可行性，而不是简单地“一考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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