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胡十六国，是我国历史上游牧民族第一次入主中原并建立政权的时期。
公元304年，益州内乱，氐族人李雄起兵攻占成都，称成都王，两年后李雄称帝，国号“汉”。
几乎与此同时，匈奴人刘渊趁八王之乱在并州起兵，自称“汉王”，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同时建造两汉皇帝的神位进行祭祀，308年刘渊正式称帝。
李雄建立成汉
这是五胡十六国的开端，而两个政权的国号都是“汉”，均自称继承了汉朝正统。
匈奴人刘渊和氐族人李雄的起兵都在晋朝版图之内，一个并州，一个益州，这绝非异族入侵可以解释。
1、汉~晋的崩溃之源
汉王朝走向灭亡，其原因主要有二：
世家大族的形成对两晋南北朝的影响甚大，但对于秦汉崩溃和隋唐形成而言，内附游牧民族的崛起显然更为重要。
就内附游牧民族而言，魏晋只是东汉的延续，其实就统治阶层而言，也只是皇帝改了一个姓而已。
东汉时期，由于汉军的持续打击，南匈奴内附，北匈奴西遁。由于对游牧民族有了绝对的优势，于是东汉开始将降服的匈奴、氐族、羌族等内迁长城以内。
三国时期，魏国和蜀汉竞相拉拢这些游牧民族，为己所用，魏国甚至将氐、羌等族迁至关中。
西晋时期江统在《徙戎论》中曾言，关中百万人口一半为戎狄，这绝非虚言。
对于关中的氐、羌和并州的匈奴，江统认为他们“居分域之内，无障碍之隔“，假如一旦起兵，必然“为祸滋蔓，暴害不测”。
所以江统力主将他们迁回塞外，不可“惮暂举之小劳，而忘永逸之宏策”。
江统写《徙戎论》的时间是公元299年，而刘渊和李雄的起兵不过在5年之后。
2、五胡的起兵与汉晋豪族的压迫关系很大
东汉在民族关系上的矛盾，被魏晋两朝完全继承，虽然不断有有识之士对这一状况感到忧虑，但西晋本身的混乱却加速了五胡起兵的进程。
胡族内迁，但这并不意味着胡汉杂居之后便是夷夏平等，对于华夏民族而言，我们记住的更多的是华夏族的苦难，可是胡人内迁后被压迫而导致叛乱其实并非直到晋末才发生。
东汉初期，史学家班彪就曾指出，那些利用语言、风俗不同而对胡人进行欺压和剥削的“小吏”“黠人”才是羌族叛乱的真正原因。
胡族内迁自然是想过安定的日子，不安定才会起兵，而这种不和谐的民族关系一直持续到了魏晋时期，至晋朝八王之乱终于爆发了。
3、刘渊和李雄的起兵并不是单纯的民族之争。
刘渊和李雄起兵后建立的政权国号都是“汉”，说明他们对汉朝有认同感，也说明他们已然有了不同程度的汉化，已经习惯了与汉民族杂居的生活。
所以，他们没有立国于塞外，而是建国在了中原地区，他们建立的政权依然要跟汉族共存。
一方面他们的政权确实是异族所建，另一方面又必须使自己成为中原的正统，很矛盾，所以很混乱。
刘渊和李雄称帝，与西方查理曼称帝其实是一样的，查理曼原本是罗马人鄙夷的蛮族——日耳曼人，但最终接过西罗马皇位的却是这最终灭了西罗马的日耳曼蛮族。
想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可以理解后来魏孝文帝为何要汉化了。
4、民族融合——隋唐帝国的起点
假如以189年群雄共讨董卓开始算起，至589年杨坚灭南陈一统天下，整整四百年的混乱，这在我国古代绝无仅有。
所以，晋朝是我国古代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虽然它名声极差。
是晋朝的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导致了五胡十六国的出现，而五胡十六国最终在公元439年被北魏统一，从此我国北方历史的车轮进入北朝时期。
如果说隋唐两朝源于北魏，大约没有什么疑问。
简单地说，北魏一分为二——西魏和东魏，西魏被北周取代，东魏被北齐取代，北周灭北齐，隋朝取代北周，之后灭南陈重新一统华夏。
那么北魏演变为隋唐的关键在哪？
一是魏孝文帝汉化改革
二是六镇起义
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很重要，但它并没有完全成功，六镇起义便是北魏北族的反汉化运动。
六镇起义，最终演变为整个北魏的内乱。
在动乱过程中，尔朱荣、宇文泰、高欢纷纷崛起，这其中包括汉人中的贵族乡党军队。
也就是说，动乱使汉族势力从魏孝文帝时期在名义上居高位的状况开始向实权人物转变，最终，宇文泰和高欢分别在关西和关东建立了西魏、东魏。
西魏和东魏，以及后来的北周和北齐，都是鲜卑人与汉人真正的合流的政权，北周统治阶层是鲜卑人，但汉化更明显，北齐统治阶层是汉人，但高欢更希望自己是鲜卑人。
因此，魏孝文帝的改革使鲜卑族与汉族形式上得到统一，但六镇起义的混乱才是鲜卑与汉族真正的合流的开始。
所以，到了隋唐时期，鲜卑与汉族的民族区别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或者说，“新华夏族”形成了。
李世民甚至还把胡汉一体的原则推向塞外，并赢得了“天可汗”的称号。
“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安史之乱前的大唐确实有这个底气。
总结，五胡十六国的出现，是东汉~魏晋在民族关系上矛盾的总爆发，而五胡之一的鲜卑最终一统北方，其经历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和六镇起义的混乱，最终与汉民族融合为“新华夏族”，而这便是隋唐帝国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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