郤月城、夏口城、鲁山城的相继诞生，间隔都不长，倚靠龟山、蛇山而筑城自然而然，但从汉阳城、鄂州城隔江对望的城市格局，到汉口水运商贸后来居上，形成“三镇鼎立”的城市格局则用了千百年，这一过程中，长江上淤消的沙洲起着基础性作用。
武昌（特指今武昌）、汉阳的江岸有长江沙洲的阻挡，城南外形成了港区，鄂州南市、汉阳南市先后兴起，武昌、汉阳夹江对望、相互依存的格局持续了千百年；明中后期，没有沙洲防护的武昌、汉阳，水运商贸职能转移，促使汉口兴起，最终形成三镇鼎立格局，所以说沙洲的淤消深刻影响了武汉城市格局。
长江中的沙洲
长江冲出三峡后，低平的地势使得水流速度减缓，江水在平原上来回摆动冲刷，形成了“九曲回肠”的荆江河段，于此同时，江面宽阔、水量增加，江水携沙裹浪，在河床地质、地转偏向力等因素下，泥沙于河道弯曲处、窄宽变化处淤积，中下游的长江经常有沙洲在江中露出。
在水沙条件变化后，有的沙洲会因侵蚀加剧而沉没，有的则会因淤积加强而留下来，沙洲淤消是中下游长江的一部变迁史。
湖北境内的长江，流程达1041公里，宜都以下的江段散布着许多江中沙洲，洲上以沙地、砂石地为主，没开发利用的沙洲，野生植物密布，开发利用的沙洲，田野生机盎然，它们就像江中绿宝石。
长江上沙洲的诞生，不只是简单的增加土地，对于沿江发展的地区，沙洲就像一道江堤，加以使用可以防护江岸，由于江汉平原上没有高山屏障，长江江面风大浪大，沙洲能起到防波堤作用，武汉三镇鼎立格局的形成，深受沙洲淤消的影响。
鹦鹉洲与鄂州南市
东汉末年时，鹦鹉洲就在今武昌江边了，可谓历史悠久，那么具体位置在哪里呢？依据相关记载以及文人作品，可推测古鹦鹉洲的位置，洲头大致位于今鹦鹉洲长江大桥以南，洲尾大致位于今武汉长江大桥武昌桥头附近。
正是鹦鹉洲的遮挡，洲与今武昌江岸之间的夹江就出现了良港，洲尾的夹江沿线曾被称为“黄军浦”，传说黄盖曾在此屯水军；后来又被称为“船官浦”，可见与官府的水运有关；南朝宋时夏口城改称郢城，隋时郢城开始被称为鄂州城，鄂州南市正是因为在鄂州城外南面而得名。
到了宋朝时，鄂州南市已经相当繁华，陆游经过鄂州城，在《入蜀记》中就描写了鄂州南市，他说“泊税务亭，贾船客舫，不可胜计，衔尾不绝者数里……市邑雄富，列肆繁错，城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塘、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
范成大也路过鄂州城，在《吴船录》中写道“泊鹦鹉洲前南市堤下，南市在城外，沿江数万家，廛閈甚盛，列肆如栉，酒垆楼栏尤壮丽，外郡未见其比……货物之至者无不售……其盛壮如此”，这样的繁荣景象持续了数百年。
鹦鹉洲消沉后，在今武昌造船厂、鲇鱼套附近的江面淤积出金沙洲，鄂州南市的兴旺得以延续；金沙洲沉没后又涌出白沙洲，但老鹦鹉洲、金沙洲不同的是，白沙洲与武昌府城这边的江岸合并，成为陆地了，明代中后期今武昌南江岸不断往长江中推进，与泥沙在江岸淤积有关，尚未露出江面的沙洲有并岸趋势，待淤积加强使江岸往江中延伸，没有足够的时间形成夹江。
白沙洲并岸后，鄂州南市失去码头优势，但在今武昌江滩北部及塘角外的江中淤积了小沙洲，近岸形成江湾，鄂州南市的官船、商船都移到武胜门外北边的塘角一带停靠，鄂州南市衰落，商贸职能转移到塘角码头，只是好景不长，道光年间一场大火把成百上千艘盐船烧成灰烬，加上泥沙迅速淤积，塘角码头也衰落了。
刘公洲与汉阳南市
唐武德四年（621年），汉阳县在龟山以南的凤栖山修筑汉阳城，为其县治，汉阳城南临长江，今拦江路以外即为长江水域，北宋元祐年间，这片水域中形成一个沙洲，因当时汉阳军知军刘谊“种荻其上”而得名刘公洲，后来因“李家请佃”而改称李家洲，洲与汉阳城之间的夹江水道形成港口，汉阳南市由此兴起。
在汉阳南市兴起之前，汉阳城外临江地带就出现了酒肆区域，晚唐诗人罗隐就在《忆夏口》中写道“汉阳渡口兰为舟，汉阳城下多酒楼”；到了北宋，汉阳南市更加繁荣，两宋之际的胡寅对汉阳南市有所描述：“平时十万户，鸳瓦百贾区。夜半车击毂，差鳞衔舳舻。”
汉阳南市衰落的具体时间已不可考，可能在宋末，也可能在元朝时，这与今拦江路外的沙洲消失有关，即使以后又淤积了的新的沙洲，汉阳南市的盛况也没有恢复，汉阳一边的船只转移到汉江沿线停靠。
被“迁移”的鹦鹉洲
最早的鹦鹉洲位于武昌江边，《清一统志》记载：“湖北武昌府，鹦鹉洲在江夏县西南二里……今沦于江”；明初，因长江主流南移，侵蚀加剧，鹦鹉洲已有沉没之势，明末鹦鹉洲沉入江底，正是史籍所言的“崇祯巳卯，鹦鹉洲崩”。
长江主流南移，使北岸附近又淤积了沙洲，位置即为今汉阳拦江路外、原刘公洲淤消的地方，由于很多人到洲上垦荒，以补其他地方的课税，所以得名补课洲，后来汉阳知县裘行恕为表示以存古迹，把补课洲改为鹦鹉洲，鹦鹉洲之名由靠近武昌，被“迁移”到靠近汉阳，这是新鹦鹉洲，只是它并没有使汉阳南市复活。
清末，新鹦鹉洲与汉阳之间的夹江淤积，新鹦鹉洲并岸了，但时间距现在不久，借助遗存的地名可以推测，老汉阳城外的拦江路、夹河路是标志，今国博大道至长江范围内有鹦鹉大道、鹦鹉村、洲头等地名也是标志，今汉阳老城南边沿江的大片的地方都是新鹦鹉洲，后来才连成陆地成为汉阳的一部分。
沙洲淤消与城市格局
失去了沙洲的阻挡防护，汉阳南市衰落，鄂州南市转移到塘角码头，同时汉口发育市镇，汉江入江沿线有良港，汉阳的商船就转移到这里停靠，待到塘角码头衰落，武昌的商船也就集中到汉口，这样一来，汉口逐渐兴起。
长期以来，汉口并不是适合农耕的地方，每年雨季时大部分地方会被江水淹没，在地理上是相对孤立的，属于河流、湖泊、沼泽、洼地这样的综合地貌；明朝后，汉江、府河中上游地区开发强度加大，汉江、府河的含沙量增加，来水受到长江顶托，流速减缓，泥沙在汉口地区淤积，形成大片陆地。
汉江拐弯处即今集家嘴，水域够宽，长江顶托使波小浪平，形成了优良的港区，在没有机械工具、技术变革时期，汉口取代汉阳、武昌，成为可供大量船只停靠商贸码头，汉口市镇迅速发展，人口也快速增加，因此嘉靖年间，汉阳县设汉口巡检司进行管理。
但受汉江、府河、后湖、长江夹击，汉口易遭水灾，因此在崇祯八年（1635年），汉阳府通判袁焻主持修筑防护堤以阻挡后湖水系来犯，同时也扩大了汉口市镇面积，这就是袁公堤，玉带河则是挖土筑堤而形成（今已不存）。
雍正年间，汉口已成为天下四聚之一，《广阳杂记》有生动记述，不筑城墙的汉口凭借繁荣的水运商贸，开始与汉阳城、武昌府城构成鼎立格局，当时的汉口市镇区域分居仁、由义、循礼、大智等四坊，由汉阳县设仁义、礼智两巡检司分管，
为了防范捻军，汉阳知府钟谦均、汉阳知县孙福海于1864年主持修筑汉口城墙，开玉带、便民、居仁、由义、循礼、大智、通济七门（也有两便门说），城墙既有军事价值，也能防水患，使汉口城区面积扩大；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在汉口筑堤（后来的张公堤）以保护京汉铁路，张公堤与京汉铁路之间的低洼地成为可用的商居之地，市区面积扩大7倍，汉口已经迎来高光时刻。
1861年起汉口开埠，随后今江汉路以北至今长江二桥的地段相继成为外国人的租界，外国人在建筑、规划、管理等方面搞得有模有样，看到这些，汉口人不服气，认为自己也可以，因此规划建设了“新华界”，受此影响，汉正街、黄陂街等“老华界”也焕然一新，这对汉口城市现代化是很大的促进，大汉口与大上海遥相呼应，这一边，武汉“三镇鼎立”的城市格局正式形成。
有沙洲的阻挡作用，武昌、汉阳兴起了鄂州南市和汉阳南市，当失去了沙洲，它们也就失去了码头优势，随着商船转移停靠点，水运商贸职能转移到汉口，在形势变化中，汉口凭借繁荣的水运商贸，与历史悠久的武昌、汉阳并肩而立，舟楫水运之便、商贾汇聚之兴使汉口后来居上，再有京汉铁路加持，让汉口“驾乎津门，直逼沪上”。
在新的时期，武汉谋划了长江新城，位置在武汉最大的沙洲——天兴洲北对岸，府河、滠水入江口，现在的技术水平和基建能力，很大程度上可以抵消水力，不用强调沙洲的防护，那长江新城会不会成为武汉的“第四镇”？耐心点，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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