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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维中国通史」第二十八讲: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原因是什么?

大家好,今天要讲的是汉武帝的“独尊儒术”背后的根源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汉武帝的诸多政策对后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完全可以说汉武帝奠定了后世的政治基本框架,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独尊儒术”,建立以儒家的经学作为考核与选拔官员的标准。

这套标准建立之后,可以将众多读书人纳入到了体系当中,培养成有丰富理论和政治经验的官吏,从而维护王朝的统治。

但是汉武帝之所采取这样的方式,是有一定的历史与时代的背景,这跟当时的政治与社会环境是密不可分的。

而知识的传播是第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知识向普通民众传播,那么就不可能会有那么多儒生,更不会有“独尊儒术”。

在古代因为受到技术的限制,知识的传播是一个非常低效的工作。

刻有金文的铜鼎

在夏商周的时候,人们把知识都写在器物之上,例如动物骨盖或者铜鼎上,这也是甲骨文和金文的由来。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接触到知识。不同的等级阶层看到的内容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孔子问老子三代帝王的事迹,就是因为老子做过史官,他能够看到,孔子是看不到的。

古代的史官最早是需要观察天象,然后记录时事,因为在古代认为天文和人文是一致的,人类秩序也应该顺从自然之道,所以《周易》里面才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所以,史官是个技术性很强的工作,需要家庭来传承,从小就培养,从而懂得天文、地理、经济、礼乐典章制度等等。

从司马迁的《史记》里面就可以看出来,里面是包罗万象的。

而人类所有的知识都需要经验积累,如果没有经验的积累就形成不了知识体系,如何传承这些知识呢:其一,需要记录;其二,需要传授。

所以,周朝贵族世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通过世袭能够积累知识,让贵族们懂得如何治理国家,如何祭祀先祖,如何领军征战。

周平王东迁到洛阳后,权威下降,逐渐名存实亡

但是到了东周之后,因为周平王东迁之后,经籍的逐渐散落,并且中央权威下降,社会中出现了违背礼制的僭越的现象,导致士人阶层能够接触到更高层的知识,使得知识能够广泛传播开来。

东周因为社会大乱,不同的流派讨论社会问题的根源,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不同地域的知识传播,形成不同的流派,从而导致了“百家争鸣”的现象。

但是诸子百家的知识形成基础都是对史学的解读:

如道家会根据史料解读出来,认为应该回到三皇时代的无为而治;

儒家认为三皇遥不可知,不太可能了,五帝最好,其次应该用“王道”礼仪来约束人心;

墨家认为夏朝最好,周朝的礼仪制度过于繁杂,导致社会追求奢华,放大了人心的欲望。

所以,史学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占据非常核心的地位。

但是唯有一家是反对史学,那就是法家。

法家认为先王制度都是过时了,礼仪教化不可行,唯有严酷律令才能约束人的行为,统一思想才有利于王朝的稳定。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记述先秦的历史文献都应该被销毁,而以史学为基础的知识都应该被焚毁,除了一些实用性的内容,包括医学、农牧等。

秦始皇影视形象,崇尚法家的秦朝是对以往知识的清洗

所以,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实际上是对上古以来积累的知识进行一次清算。

秦始皇的政策显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导致了秦朝的快速灭亡。

到了西汉时期,一改秦朝政策,允许民间藏有私书,可以传播知识,而秦朝焚烧的书籍也被不断挖掘出来。

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汉朝建立者出身平民,并且秦朝灭掉山东六国贵族,废除礼仪制度,使得汉朝建立后不太重视等级制度,也找不到懂得西周礼乐制度的人,导致了它并未建立严格的礼仪制度,使得原先只有贵族或者士人才能够看到或者学习的儒学知识,到了汉朝平民可以学到。

这就是汉朝一个非常巨大的转向,治理国家的知识由西周的上层贵族到春秋的士人,再到西汉的平民,知识的传播,也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原先的贵族,使得贵族无法垄断知识。

普通的平民能够学习到治理国家的知识,那么平民就可以参与到国家的治理当中。

这样就打破了阶层的壁垒,平民出身读书人可以进入到王朝的统治阶层,知识背后暗藏着的是权力、地位与财富。

在这种情况下,更多的民众愿意学习知识,会加速知识的传播。原先世袭贵族不再垄断这些核心的资源,就会加速消亡。

但是知识的传播往往会产生新的社会现象,那就是掌握知识的老师在社会中就成为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力量,以他为中心,往往就会产生大量的学生,这些学生后来就成为了政府的官员。

而同时这些新兴的知识阶层,如果想做官,就需要原先的官员来推荐,也会形成一种联谊关系,所以也会视推荐的人为师长。

所以,儒家的知识在平民阶层传播之后,并且能够以此获得官职,就自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那就是“师长”与“门生”、“故吏”的关系。

同时,也因为家族内部父子代代相传的知识,从而形成了庞大的家族,他们就长期担任官员。

这些家族又有众多的门生与故吏,这样就形成了强大的豪族,他们因为知识的积累,从而长期占有权力、地位与财富。

到了东汉时期,愈演愈烈,不论是淮南的袁术家族还是司马懿家族,都是这一类人,他们的“门生、故吏遍及天下”,从而决定了王朝的兴衰。

这些问题的根源,都是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以经学作为考核官员的标准。

汉高祖刘邦即位初对儒家并不太感兴趣,但是接受到了叔孙通的礼仪之后,认识到儒家可以约束臣下,建立君主的威仪,对此颇为满意。

从汉景帝开始就比较重视儒生,任命辕固生为官,惹来崇尚“黄老之学”的窦太后不满。窦太后把辕固生扔到猪圈里面跟野猪搏斗,幸亏汉景帝扔了一把利剑给他,他才刺死野猪躲过一劫。

汉武帝即位之后,丞相长期由外戚或者勋贵担任,这些人要么权势熏天,要么昏聩无能,尤其是汉武帝的舅舅田妢极度飞扬跋扈,惹得汉武帝极度不满。

汉武帝时期的窦婴和田妢影视形象,他们都是儒家信徒

汉武帝有次非常生气地训斥田妢:你任命的官员好了没有,我还想任命一些官员呢!

汉武帝逐渐开始任命一些儒生,董仲舒、公孙弘等逐渐获得了汉武帝的信任。

他们出身平民,在朝廷中没有权势,也无法形成朋党,易受控制,并且懂得儒家经典,明了君臣本分和礼仪,不会僭越,所以深得汉武帝的赏识。

公元前124年,公孙弘成为第一个“布衣丞相”,也暗示着从此以后丞相不再是皇帝的副手,而是下属,汉武帝实现了一人决断的能力。

汉武帝正是基于这种原因,开始广征儒家,并且以五经作为官员考核的标准,这五经是《诗》、《书》、《礼》、《易》、《春秋》。

同时设立太学,作为全国最高学府,培养人才。汉武帝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人才,凡是有学问的人,派车接到京城来,就形成了“公车征辟制”。

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政策,很快使得大量民间人才进入了王朝的权力核心,打破了原先贵族垄断官职的局势。而这些平民出身的儒生,会受赐予皇帝而实现了地位的升迁,会更加效忠于皇帝。

汉武帝使用儒家更多的是为了让这些大臣们懂得约束自己,同时他们更有经验如何教化百姓,从思想和文化教育上,更有利于他的集权与王朝的稳定。

儒家的礼仪制度和法家的严格的律令都是汉武帝使用的手段,像左右手一样,也正如后来汉宣帝所说,是“王道”与“霸道”并用。

“王霸并用”背后体现的是儒家和法家两种不同方式,但是其实都是为了集权的需要而已,只是一手是软的方式,一手是强硬的方式。

软性的是道德的制高点和伦理的合法性,而硬的是冰冷的律令,严格而又残酷地打击不同政见者。

“王霸并用”为几乎所有的后世统治者所采用,也是后世帝王心中秘而不宣的统治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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