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座城市来说，建设者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建设者是指所有为城市的发展、运行和维护作出贡献的人。也就是说，除了还不具备工作能力，已经退休，或少数社会救助的对象外，城市的居民和外来的劳动者（含管理者）都是建设者。
狭义的建设者则是指从事城市基本设施建设的人员，他们中间既有本地居民，也有外来劳动者。特别是在城市发展或扩大阶段，外来劳动者往往占很大的比例，甚至是以外来劳动者为主。这是由于当一座城市以超常规的速度发展时，原来的建设者远远不足，必须要靠大量外来劳动者补充。有的建设项目有特殊要求，或者具有阶段性，本地没有必要经常配备那么多建设者，或者专门培训一批特殊人才，引入外劳既经济又合理。还有一些本地人不愿干的重、苦、累、脏类的工作，也只能招募外劳。
对本地的建设者，尽管也存在不严格执行《劳动法》或社会保障不足等问题，但基本还是与所在城市本身的发展相适应的。而外来的建设者却大多被排除在城市生活之外，甚至连基本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都享受不到，更不用说分享当地改革开放的成果了。
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1958年开始实施的户籍管理条例。本来，外来的劳动者在进入城市以后，无论是自己来城市求职的，还是在外地被别人招募而来的，都会有一部分人就此在城市定居，转化为本地的建设者和居民。像1845年上海租界设立后，绝大多数建设者都是外来的，其中多数人陆续在租界或附近的华界定居，成为新上海人。就是1949-1958年间，外来劳动者进入上海后，只要有住的地方，无论是租房还是临时寄住，都可以将户口迁入。而一旦从临时工转为正式工，就能参加工会，成为上海工人阶级的一员。但在1958年后，不仅原来是农业户口的人迁不进上海，就是其他城市的人也不能随便迁入上海。而没有户口的人想做临时工也不容易。
改革开放以来，求职的自由度是增大了，但户口的限制至今没有完全取消，所以大批在上海工作了二三十的外地劳工，到现在还是“农民工”，连他们在上海出生的子女也属“农民工子女”。相当一部分外来白领也无法迁入户口，“新上海人”还只是他们的梦想。没有城市户籍，不仅给外来劳动者在社会保障、安全、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甚至在婚姻、家庭等方面造成困难，而且使他们在精神上受到歧视，对所在城市缺乏归属感。他们的子女也受到很大影响，例如在不少城市还进不了普通公办学校，只能回到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尽管他们有的人一直生活地城市，从未回过原籍。
当然，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废除现行户籍管理条例，用法律保证公民的迁徙自由，包括户籍迁移的自由。但在这以前政府并非完全无能为力，例如国民都应享受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完全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转移，本地增加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也应该根据劳动者的工作年限和纳税记录作相应在的增加。工会应该接纳他们加入，而不问户口在哪里，取消“农民工”这个带歧视性的称呼。其实上，年轻的外劳根本没有做过农民，有的就生长在城市。
另一类外地建设者是直接从外地招募来的，或者是由外地的公私企业派遣来的，并非以迁入城市或定居为目的。这是世界上的普遍现象，并非中国大陆特有，如当初香港建新机场时，就有不少大陆企业参与，派遣了大批劳务人员。海湾国家有大批外来劳工，新兴国家的城市都有外劳。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的高速发展使城市中的这类外劳数量特别多，但他们的处境往往远不如本地建设者，尤其是其中的“农民工”。
他们不仅流动性大，而且经常成为社会保障、福利、安全、劳动保护、文化娱乐、甚至法律的盲点。所在城市、企业所属中城市与他们户籍所在地都可以管，却都可以不管，实际上一切由企业主或包工头说了算，甚至依照合同取得报酬、因工伤亡获得治疗或赔偿等基本人权也得不到保证。
对这部分外地建设者应该严格实行属地管理，如对最低工资、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和福利等标准，必须按所在城市的标准执行，所在城市的政府应该像对待本地企业和劳工一样进行监管和保护，本地的公共服务要向他们开放。
无论对哪一类外来人员，城市的居民要像对待自己的邻里、亲友一样对待他们。我经常对上海人说：不要忘记，你们的祖先或父母当初就是像他们一样来上海的。要是当时的上海人不善待他们，或许就没有你们的今天了。政府、法律只能保证外来建设者的最低标准，欢迎并帮助他们定居并融入城市，还要靠城市的主人。在某些城市已经发生的罪犯和反社会的行为，就与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有关。即使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和城市的未来，也应该善待外来的建设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