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翚（1632－1717），字石谷，号耕烟散人、乌目山人、青晖老人等，江苏常熟人。与王时敏、王鉴、王原祁合称为“清初四王”，为“虞山画派”创始人。曾奉诏作《康熙南巡图》，圣祖赐书“山水清晖”。
《仿古山水册》是王翚北上京城主笔《康熙南巡图》时期的作品，十开，水墨纸本，各29厘米见方。在艺术史上，王翚以其极高的天赋、勤奋和长寿成为一名集古人大成并自出机杼的画家，实践并且光大了董其昌的画学主张。这样的画家并不多见，许多人认为这得自他20岁那年被王鉴发现的机缘，这固然不错，但是机缘人人都会遇到，而对机缘的敏感以及把握机缘的能力却因人而异。假如以出身论，王翚并不是一个幸运的人，他是因为家庭贫困无力读书仕进才走上职业绘画这条路的。当年大画家王鉴从太仓游至虞山，也不是专程来看王翚，王翚当年是无名小辈，没到那份上。但是王翚得知消息后立即持一帧自己的扇画前去请教，由此才得到王鉴的赏识并成为王鉴的弟子，进而转入王时敏的门下。当年如果他迟钝地没有作出反应，或者胆怯地不敢拿自己的画请王鉴指教，而仅仅以一种崇拜或者从众的心理在人群中遥望一代大家的话，那么再好的机缘也会从隙缝中流掉。这就是王翚，不仅聪敏，而且善于驾驭聪敏。然后他才获得了在两位老师的家里披览和临摹古画的机会，聆听老师的直接教诲并登高远望。他是踩在老师的肩膀上瞭望画史并且取得极高成就的一代大家。
《仿古山水册》是一件难得的王翚传世佳作。十开册页以多家面貌绘各式山水，虽为小幅，却用笔放逸，皴染随心，展示了王翚全面的艺术才华。但是这本册页不是一气呵成，而是逐幅积累起来的，这从十开册页中有三开署有不同纪年可以得到证明。这是有原因的。王翚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里，在四王中，他是唯一一位既没有家庭背景，又没有功名履历的职业画家，因此从年轻时候开始他就对机遇格外敏感，渴望出人头地。所以在京城主笔《康熙南巡图》期间，他喜欢交往，尤其喜欢与达官贵人和文化权贵们交往，他的许多精彩作品就是在交往中作为礼品送给权贵们的。王翚做事态度严谨，绝大多数作品不是一挥而就而是投入大量时间后才完成的，所以他的画案两端常常绢素盈几，一有空闲就作画。而小幅作品画起来相对便捷，满意的就积于一端，所以他画得特别多，需要时则从中挑选，这本册页就是其中之一。
那么册页是送给谁的呢？最后一开有赠款：“丁丑端阳前二日奉赠颛翁老先生并求教正，剑门樵客王翚雨窗识。”“颛翁老先生”就是时任康熙朝户部右侍郎的王时敏第八子王掞。说起来王翚与王掞可称世谊，一个是王时敏的学生，一个是王时敏的儿子，他们本不生分，送一本册页是平常事。但是王翚大王掞13岁，怎么称王掞“颛翁老先生”呢？当年王翚入拙修堂随王时敏学画的时候，王掞刚入韶年（男孩8岁古称韶年），可以说王翚是看着王掞长大的。当然，王翚既与王原祁（王掞的侄子，长王掞3岁）同课拙修堂，王掞年龄再小，辈份也是在的，他随王原祁一起执晚辈礼无可厚非，但是称“翁”并且后缀一个“老先生”总归让人觉得有些非同寻常。
翁字在汉语里有多个意项，与人相关的是两个意项（不包括姓氏的“翁”），即“父”和“老年男子”。比如《史记·项羽本纪》中“汉王曰……吾翁即若翁”、南宋大诗人陆游临终前的绝笔诗《示儿》中的名句“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中的“翁”指的是父亲；而白居易《卖炭翁》中“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柳宗元《渔翁》中“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 ”中的“翁”则是指老年男子。至于古人称老年男子为“翁”有否具体年龄杠子，不得而知，但是既然是“老年男子”，就应该有一个大致的杠子吧。在中国古代人过50称知命，但是知命并不等于人已经老了，而是“将老”的意思，只有步入“耳顺”之年后才算老，所以男人年过60称翁大致是合宜的。但是自从明朝嘉靖年间特别是明朝晚期以来这个称谓有了变化，逐渐成为人们对男人的敬称了。比如王铎四五十岁时经常在他的书法作品中称五六十岁的年长者为翁。清朝康熙年间也是这样，王原祁为朋友五十寿辰绘画，就是署“某某翁五袠寿”，这一年王原祁自己是58岁。所以王翚称五十三岁的王掞为“翁”是合适的，只是后面加上“老先生”有些夸张。但是这符合他的利益，也符合他的性格，因为王翚出身低微没有功名，他要出人头地和获取更多的名利。学会做小对他有利，也就是说，他称王掞“老先生”是在说客气话，这其实是延续了王翚早年对机遇敏感的性格，只是这时候的王翚已经将当时对机遇的敏感转换成了现在对社会关系的把握。所以，不是所有的受画人他都这样称呼，被他夸张地称作“某翁某老先生”的往往是达官贵人。
比如现藏台北故宫的《夏麓晴云图》，作于康熙辛未（1691）二月王翚刚到京城主笔《康熙南巡图》不久。这幅精工绘制的设色山水，原系王翚为索额图之子索芬而作，后来因为在朝中权力炙手可热的清太祖（努尔哈赤）曾孙、辅国公拔布海之子辅国将军博尔都获见而转赠给了博尔都。转赠时王翚另题赠款，称博尔都“问翁老先生”（博尔都字问亭），那一年“问翁老先生”年仅四十二岁。
还有一件作品，就是刊载在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王翚精品集》中的《仿宋元山水长卷》（参见人美版《王翚精品集》第39图）。这是一件气势恢宏的设色山水长卷，堪称王翚代表作之一，这件作品的上款也是王掞，并且王翚在落款时也称王掞为“颛翁老先生”。更为巧合的是，《仿宋元山水长卷》的署款时间与这本《山水仿古册》所署时间仅仅相差两天。这就不同寻常了，“丁丑端阳前二日”刚刚送过一本山水册页，“丁丑端阳日”又送一个手卷，三天之内王翚接连送给王掞两件至精的作品，并且上款一律尊署“颛翁老先生”，这显然超出他与王掞之间世谊之交的关系。那么当时是怎样一个情况、王翚要图的又是甚么呢？“丁丑端阳日”即康熙三十六年（1697）的端午节，这时距王翚入京主笔《康熙南巡图》已经六年。事实上《康熙南巡图》在康熙三十五年已经绘制完毕，照说王翚应该返回故里虞山，但是他没有，而是继续滞留京城。为甚么滞留京城史书没有具体记载，但不外乎等待机会找关系谋求发展。这也无可厚非，因为此时的王翚尽管名满京城，但是他以画画为生，所以他需要关系。而在王时敏的子孙中，王掞的仕途最通达，他康熙九年中进士后旋授编修，之后先任户部右侍郎，再任户部左侍郎，并从户部左侍郎任上升迁刑部尚书，其间还出任工部、兵部、礼部尚书，直至康熙五十一年擢升为文渊阁大学士。他是王翚在朝廷里关系最直接的人，同时他又是王时敏八个儿子中最擅画画的，在康熙朝里有画名，与王翚有共同语言。所以王翚连接向王掞送画，在艺术交流的同时更有求于他，理由十分自然。但是他没有等到这一天，因为第二年（1698）就在王掞由户部右侍郎改任户部左侍郎前后，王翚就离开京城返回虞山老家了。据美国学者武佩圣的研究，王翚离开京城是因为看破宫廷权贵倾轧，他与诸多权贵尤其是满族权贵有交往，若不及时抽身，恐会引来杀身之祸……
《仿古山水册》问世迄今300余年，王掞之后先后经乾隆三十一年进士查莹、嘉庆四年进士吴荣光以及道光同治以来的著名收藏家孔广陶（岳雪楼主人）、何荔甫（田溪书屋主人）等人收藏，并得到各位藏家的悉心呵护，整个过程流转有序，十帧山水完好如新。需要说明的是，当年王掞曾对此册做过装裱，其第一开就是现在列为第七开的“仿大痴道人层峦晓光”这帧，画的右下角王掞钤有“王掞私印”、“颛庵鉴定”两方印章。传归查莹之后，曾作重裱（抑或吴荣光做的装裱），册页顺序改为按绘画的纪年编次，也就是现在的这个面目。
王?翚（1632～1717）仿古山水册 水墨纸本 册页（十开）?29×29cm×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