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注：[明]祝允明/草书《前后赤壁赋》（局部）/纸本/上海博物馆藏
祝允明的代表书风表现有两种：一是极醇古端严的小楷，魏晋风韵跃然纸上，尤其是钟繇《宣示表》一路的古朴风格，信手拈来，如同己出。一是其狂放不羁之狂草，濡染大笔，酣畅淋漓，落笔如疾风扫残叶，天然去雕琢，被后人尊为明代草书第一人。究其代表书体，启功先生云：“其各体中，应推草书为最。”
祝氏狂草是真“狂”，是完全的个人写照、完全的直抒情怀，没有任何的矫揉做作，纯粹自然的天人合一。究其成因主要有以下六点。
一、追古之书学取向
祝允明狂草能达到极高之境界，与其书法追古取向有关，可谓追古是其狂草进入化境的基础。
祝允明转益多师，书体全面，然皆取法高古。对于这一点，晚年的祝允明曾体会深刻，“学书苦无积累功，所幸独蒙先人之教。自髫兆以来，绝其令学近人书，目所接皆晋唐帖也……”。上追魏、晋、唐、宋、元，绝去时人书不学，集众家之长，遂成个人面貌。
王世贞《艺苑卮言·附录三》曾说：
京兆少年楷法自元常（繇）、二王、永师（智永）、秘监（虞世南）、率更（欧阳询）、河南（褚遂良）、吴兴（赵孟頫）；行草则大令（王献之）、永师、河南、狂素、颠旭、北海（李邕）、眉山（苏轼）、豫章（黄庭坚）、襄阳（米芾），靡不临写工绝。晚节变化出入，不可端倪，风骨烂漫，天真纵逸，直足上配吴兴，它所不论也。
文彭也曾感叹到：“我朝善书者不可胜数，而人各一家，家各一意。惟祝京兆为集众长。盖其少时于书无所不学，学亦无所不精。”对于祝允明的小楷师承，翁方刚有跋云：“祝京兆以小楷为上乘。有明一代能具晋法者，自南宫生（宋克）开其先，惟枝指山得其正脉也。”摹古功力，祝允明又占一绝。对于其临《黄庭经》，张凤翼云：“京兆晚年所书小楷《黄庭经》，不必点画惟肖，而结构疏密，转运遒逸，神韵具足。要非得书家三昧者不能。第令右军复起，且当颌之矣。”王穉登也说：“古今临《黄庭经》者，不下数十家。然皆泥于点画形似勾环戈磔之间而已。昔贤所以有晚堑之讥也。枝指公独能于榘镬绳度中而具豪纵奔逸意气，如丰肌妃子，著霓裳羽衣，在翠盘中舞，而惊鸿游龙，徊翔自若，信是书家绝技也。”
行书取向力追“二王”。陆时化赞其行书《古诗十九首册》云：“祝希哲书力追“二王”，趋向既高，兼之天姿超卓，学力深沉，遂为有明书家第一。”又跋《朱益轩像赞并序》云：“京兆此卷全摹苏长公。有明三百年书，惟吴文定得长公神髓，然毕生心力殚萃于斯，以成一家君。京兆则无体不备，无不绝妙。偶效东坡书，较之匏庵又有过无不及。是以论书者以京兆为朦国书家第一。”
众所周知，章草是今草之基础，更是狂草之必须。祝允明对于学习章草有这样的论述：“章草须有古意乃佳，下笔重要，亦如真书，点画明净。学者当以索靖、张芝、皇象、韦诞、《月仪帖》、《八月帖》、《急就章》为模范也。”由此可见，祝氏章草博取众家，用笔凝重，点画明净，深得高古之趣，为其狂草笔法打下了基础。对于祝氏章草《书述》，王宠有跋曰：“此卷尤为精绝，浸浸与锺、索抗衡。”
二、明代前期草书之影响
中国书法诸书体到魏晋已臻完备，其艺术审美已基本确立，以后的发展只是时代崇尚与个体在时代崇尚范围内的差异而已。如“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人尚态，明人尚趣，清人尚势”等均为时代审美取向。
崇尚既定，差异亦然。差异亦是在崇尚之内之差异。“东晋士人，互相陶染。至于王、谢之族，郗、庾之伦，纵不尽其神奇，咸亦挹其风味。”唐人欧、虞、褚、薛、颜、柳虽肥瘦有别，长扁有异，但皆法度谨严，既至赵宋，有“我书意造本无法”出，苏、黄、米又何不相互翰染？
有明以来，善狂草者似乎多于前朝。狂草自张旭创立、怀素继承、黄庭坚发展以来，至明代又起波澜。明初之狂草成就斐然，并有章草、今草糅合之象。明初善狂草者有宋克、宋广、宋璲、陈壁、沈度、沈粲、解缙、张弼等。处于明代中期的祝允明还是受到很大的影响。这里重点谈一谈宋克与张弼。
关于宋克之书法渊源，吴宽于《跋宋仲温墨迹》云：“书出魏晋，深得锺、王之法，故笔墨精妙，而风度翩翩可爱。”从师承上则为元人余绪，即康里子康得于赵孟頫，危素、饶介又得于康里子山，而宋克再得于饶介。宋克善小楷、章草及狂草与章草之糅合体。宋克的章草在历史上地位显赫。吴宽这样评价：“右索靖《草书势》，宋仲温书。善得其妙，而无愧于靖者也。”
章草糅入狂草之书风来自元人，至宋克已臻化境。这一书风是一伟大创举，给狂草带来了斩新的时代，注入了新鲜空气，直至明代中后期及今日，善狂草者亦多有此象。宋克狂草代表作为《杜甫壮游诗卷》。纵观此卷，气势恢宏，飞蛇走虺，山雨欲来，狂草之豪放、章草之生辣、使转之迅疾、波磔之高古，皆跃其纸，可谓明初书法创新之路最重要之页。明中叶书家商辂曾跋其后：“其书鞭驾锺、王，驱挺颜、柳，莹净若洗，劲力若削，春蚓萦前，秋蛇绾后。远视之，势欲飞动；即其近，忽不知运笔之有神，而妙不可侧也。我朝英宗御极时，宦翰之暇，偶见其书，叹曰：‘仲温得人，而书法若此，真当代之羲之也。’”
宋克之后，草书有影响者首推张弼。张弼狂草大开大合，纵放狂肆，可为明中后期狂草之先声。关于其狂草，祝允明这样评价：“张公始者尚近前规，继而幡然飘肆。虽声光海宇，而知音叹骇。”由此可见其草书之发展趋势。所谓“尚近前规”者，即指与元末明初的书风相近，与宋克、俞和相接。但此类作品流传极少。至若大部作品则是“幡然飘动”，完全抛弃了章草笔意。此既有延续又有变革的草书，在明中期之前，是一种潮流走向，对明代草书发展意义重大。故陆深评云：“东海先生以草圣盖一世，喜作擘窠大轴，素狂旭醉，震荡人心。”
张弼草书时誉甚隆，王鏊评曰：“其草书尤多自得，酒酣兴发，顷刻数十纸，疾如风雨，矫如龙蛇，欹如堕石，瘦如枯藤，狂书醉墨，流落人间，虽海外之国，皆购求其迹，世以为颠张复出也。”
董其昌亦曾评张弼《庆雲堂帖》曰：“世多推崇其狂草，至祝希哲评书，独推其盛年之笔，当由未者见翁之大全耳。今观此刻，众体毕备，若有意无意，或矜庄如礼法之士，或潇洒如餐霞之人，虽与希哲同学醉素，而狂怪怒张则希哲不免，翁无是也。”董其昌的评价似有乡情倾向。然据时人记录，张弼作品确有精粗之别。陈献章评其草书云：“好到极处，俗到极处。”有明以来的狂草，似乎都有此象，祝允明亦然，故后世或批评者甚众，有的甚至苛烈，如项穆于《书法雅言》中评曰：“后世庸陋无稽之徒，妄作大小不齐之势，或以一字而包络数字，或以一傍而攒簇数行，强合勾连，相排相纽，点画混沌，突缩突伸。如张汝弼、马一龙之流，且自美其名曰梅花体。正如瞽目丐人，烂手折足，绳穿老幼，恶状丑态，齐唱倡词，游行村市也。”批评何等之尖苛。
明代前期狂草之兴盛，特别是宋克的以章入草、张弼的纵放狂肆对祝允明狂草不无影响。
三、 同代之相互陶染
祝允明时代的苏州经济繁荣，商业发达，诗书画印名家辈出，吴门书派、画派、印派相继出现，“吴中三子”（祝允明、文徵明、王宠）、“吴中四名家”（祝允明、文徵明、陈淳、王宠）、“吴中四才子”（祝允明、文徵明、唐寅、徐祯卿）、“吴门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名播寰宇。这批吴中才子间的长期交游、相互陶染无疑影响了祝允明审美情趣和书风的形成。
青年时期的祝允明除自己亲眷中多文人学士外，先人世交中亦多儒雅之辈，如沈周、刘珏、杜琼、吴宽、周臣、朱存理、陆缔、韩贯通、朱尧民等，允明从中多有受益。其间，他又拜大他十岁的王鏊为师，主动寻访小其十岁的唐寅交友，后又与文徵明友善，收张灵为徒。总之，这批年轻的吴门才子亦师亦友，交游频繁，或谈笑杂遝，或互为倡酬，或作书写画，或击节歌咏，或共赏所藏，或评论题跋，有时还同邀拜访长者，学艺问道。
注：[明]祝允明/手札/27×45cm/纸本/故宫博物院藏
才华横溢的吴门才子们常以古人自期，又以吴门先贤为范。陈去病先生在《五石脂》中称这批人：“咸多技能，好古竺学，知考藏金石、搜弃古今图书无倦意。又娴于吟咏，工文章，擅书画，故当时莫不有郑虔三绝之誉。”与祝允明交友多者有都穆、文徵明、蔡羽、唐寅、黄云、朱凯、张灵、徐祯卿等。当时，苏州人称祝允明、文徵明、唐伯虎、徐祯卿为“吴门四才子”。王世贞云：“吴中人于诗述徐祯卿，书述祝允明，画则唐伯虎，彼自以专技精诸哉，则皆文先生友也。……文先生盖兼之也。”
在这里要重点谈一谈唐寅。祝允明众多好友中交游最多、最善，志趣最相投，性情最相通，感情最深厚，处世态度最相仿者当数唐伯虎。
文徵明《题希哲手稿》曾说：“同时有都郡元敬者，与君并以故名吴中，其年相若，声名亦略上下，而祝君尤古邃奇奥，为时所重。又后数年，某与唐君伯虎，亦追逐其间，文酒唱和，不问时日，于时年少气锐，俨然以古人自期。”祝允明和唐寅的交游有如“竹林七贤”，狂傲不逊，放荡不羁，佯狂之极，是完全的出世文人生活。
关于祝允明与唐伯虎之间的秩事，文字记载较多。《尧山堂外记》这样写道：“伯虎与张梦晋、祝允明皆任达放诞，尝雨中作乞儿鼓节，唱莲花落，得钱沽酒野寺中痛饮，曰此乐惜不令太白知之。”诚然，李太白虽“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
唐寅可谓明代放浪生活之代表，其和祝允明之交往无疑使祝允明生活亦更纵放。这种放任清狂、浪漫无羁、无拘无束的生活简直就是祝允明狂草的直接写照。
四、功性神采之辨证理解
祝允明狂草是颠狂之极，狂胜前贤，而前面又说他是“追古”学书，似乎矛盾，非也。
问题很简单，实际就是继承与创新的问题，即在继承古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在《论书帖卷》中祝允明这样写到：“有功无性，神采不生；有性无功，神采不实。”这一点和黄庭坚的书学主张有相似之处。黄庭坚在书法创作上提出“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就是在继承古人方面要“始逼真”，而在创新方面要“自成一家”。
祝允明形成的这种书学思想和其家学渊源有关。文徵明在《题祝枝山草书月赋卷》中说：“吾乡前辈书家称武功伯徐公，次为太仆少卿李公。李楷法师欧、颜，而徐公草书出于颠、素。枝山先生，武功外孙，太仆之婿也，早岁楷笔精谨，实师妇翁，而草法奔放出于外大父。盖兼二父之美，而自成一家者也。”
由此可见，徐有贞尚古法，李应祯重创新，而祝允明在其二人基础上又有所发展，有些甚至是略带批判的继承。
祝允明书论与其书法创作完全契合，主张不失古人绳墨又能有创新，令书有逸趣。他不满否定前人、师心自用的论书主张，曾作《奴书订》一篇以述已意。
觚管士有“书奴”之论，亦自昔兴，吾独不解此。艺家一道，庸讵缪执至是，人间事理，至处有二乎哉？为圆不从规，拟方不按矩，得乎？自粗归精，既据妙地，少自翔异，可也。必也革其故而新是图，将不故之并亡，而第新也与。故尝谓自卯金当涂，底于典于，音容少殊，神骨一也。沿晋游唐，守而勿失。今人但见永兴匀圆，率更劲瘠，琅琊雄沉，诚悬强毅，与会稽分镳，而不察其为祖宗本貌自粲如也（帖间固存）。迩后皆然，未暇遑计。赵室四子，莆田恒守惟肖，襄阳不违典刑；眉、豫二豪，啮羁蹋靮，顾盼自得。观者昧其所宗：子瞻骨干平原，股肱北海，被服大令，以成完躯。鲁直自云得长沙三昧。诸师无常而俱在，安得谓果非陪臣门舍耶？而后人泥习耳聆，未尝神访，无怪执其言而失其旨也。遂使今士举为秘谈，走也狂简，良不合契，且即肤近。为君谋之，绘日月者，心规圆而烜丽，方而黔之，可乎？啖必谷，舍谷而草，曰谷者“奴餐”，可乎？学为贤人必法渊赐；唏圣者必师孔。违洙泗之邪曲，而曰为孔、颜者“奴贤”、“奴圣”者也，可乎？
祝允明在此批评了当时流行的讥学古为“奴书”的主张，甚至包括其岳父李应祯。据其《书述》中云：“太仆资力故高，乃特违众，既远群从，并去根源，或从孙枝翻出已性，离立筋骨，别安眉目，盖其所发‘奴书’之论，乃其胸怀自熹者也。”“群从”者，谓子侄辈也；“孙枝者”，乃以晋唐为祖、宋人为孙，“孙枝”更为宋人分枝。即枝山认为“孙枝翻出已性”形成这自家面貌，并未能“察其祖宗本貌”。异常重视追本溯源。
李应祯确有“奴书”之论，他曾说过：“破却工夫，何至随人脚踵，就令学成王羲之，只是他人书耳。”极称张融“不恨已无二王法，但恨二王无已法”，并记祝允明“祝婿书笔严整而少姿态”。“奴书”之说古已有之。正像祝氏所言“亦自昔兴”。诚然，唐代亚栖《论书》云：“若法不变，纵能入木三分，亦被号为奴书，终非自主也。”《宣和书谱》评陈伯智书云：“雅意翰墨，无狗马之玩，作字劲举，而行草尤工，师其成心而自为家学，故名重一时。盖传习之陋，论者以谓屋下架屋，不免有奴书之诮。此伯智独能摆脱。”然而，李应祯所提“奴书”论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明初书法，竟摹赵书，继而台阁体又充斥书坛，针对当时书坛之墨守成规、庸伪不堪的局面，李应祯提出“奴书论”，主张书法要有自己面目，这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但其矫枉过正、过分强调自我亦是偏激和极端的。祝允明则把学古与创新二者辩证地统一起来，这一书学思想对吴门书派及晚明书法都影响深远。
在尚古方面，祝允明主张以晋、唐为归。在《书述》中他这样写到：
书理极乎张、王、锺、索，后人则而象之，水异肤泽，无复改变，知其至也；遹逮唐氏，遵执家彝，初焉微区尔我，已乃浸阔步趋；宋初能者尚秉昔榘，爰至中叶，大换面目，虽神骨少合晋度，九往一居，在其躬尚可尔，来徒靡从，澜倒风下，违宗戾祖，乃以大变千载典模，崇朝败之，何暇晒之，亦应太自流涕耳。暨夫海滨残赵，颠缪百出，一二守文之外，怪形盈世，吾于是不能已于痛哭矣。蒙古数子未足甲乙，然亦不免奴书之眩，自列门阀，亦为尽善小累，固尽美矣。
在创新方面，祝允明主张尚古而不泥古，在尚古之基础上有所创新，以“闲窗散笔”，抒情写性为上。他不满馆阁体代表沈度的为法所囿，认为“学士功力深笃，其所发越，十九在朝，乃薄有绳削之拘，非其神之全也，或有闲窗散笔，辄入妙品。”故学古不能斤斤于法，要遗貌取神，神采为止。他曾跋《米芾兰亭》云：“老米此本全不缚律，虽结体大小变不合契，盖彼以胸中气韵稍步骤乃祖而法之耳。上下精神相为流通，吾笔试窥其同异之际，必有可言之者，此正轮垩妙处之，今欲拈出。噫！欲识柳下季，只看鲁男子。”又跋《山谷书李诗》云：“双井之学大抵以韵胜，文章诗书画皆然，姑论其书积功固深，所得固别，要之得晋人之韵，故形貌若悬而神爽冥会欤！此卷驰骤藏真，殆有夺胎之妙，非有若据孔子比也，其故乃是与素同得晋韵然耳。”对于祝允明的摹古，明代吴门书家王穉登曾云：“祝先生于书法无所不诣，故每好临摹古迹，虽不敢似于形象点画之间，而师心意匠，高视千古，政犹优孟效叔傲，宛得其神。”
图注：[明]/祝允明/草书卷（局部）
可见，祝允明主张学古贵在神韵，不必归于点画形似。书贵神采，这点古人屡屡道及，然要令神采焕发，须有学古之深厚功力与个性之充分发挥相结合。祝允明力图矫正步趋古人与师心自用两种极端。两者之辩证统一即一切有成就书家的必由之路。
五、 仕途失意之放浪形骸
中国古代文人皆初者尚儒，“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然当仕途失意，“货”难卖出时即转入释、道，遂隐居出世，放浪形骸，游戏人生。祝允明如此，唐寅、李白、陶渊明亦即如此。以“江南第一风流才子”著称的唐伯虎受科举贿赂案牵连后即绝意仕途，从此“平园采短薪”“芦花水清浅”，隐居桃花庵，过着“半醉半醒”的桃花仙人生活。
三次从政都以失败告终的李太白更是酣歌纵酒，空望孤云。“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陶渊明也是终日“采菊东蓠下，悠然见南山”。“七试礼部”均不见录的祝允明心灰意冷，已有退隐之心。他曾自述：“五应乡荐，裁添一名，七试礼部，竟不见录，曾未有毫发怨尤忿怼之气。”实有无可奈何之意。又有诗序云：“僕本拙讷，缪干时有，两年之间三谒京国，游趣既倦，风埃黯然，舟中有二苏和陶诗，夜独酌，读其《饮酒》二十篇，不胜怅慨，聊复倚和。”已向往渊明，“聊复倚和”，出世之意已于言表。
对于是否退隐，允明心情复杂。五十一岁所作《困居秋日》的尾联“浮生只说潜居易，隐比求名事更难”，道出其矛盾心理—若隐民间，才智不得施，比求名更难接受。
僻海水邑，官小业微，官场积弊，实难容入，归隐之意，与日俱增。在兴宁县做官时，其表弟曾两次看望他。第二次饯别时，他曾作《广州别表弟赵二》两诗相赠，诗里流露出深深的思乡之情，隐含强烈归里之意。
南京京兆应天府通判的挂冠归田、托病辞职是祝允明的彻底归隐，老庄哲学占据了他的全部思想，以幽默、诙谐和游戏对待人生。晚年曾作《口号》三首以述其当时之心境。诗曰：
一
枝山老子鬓苍浪，万事遗来剩得狂。
从此日和先友对，十年汉晋十年唐。
二
不裳不袂不梳头，百遍四廊独生游。
生到中庭仰天卧，便如鱼子转瀛州。
三
蓬头赤脚勘书忙，顶不笼中腿不裳。
日日饮醇聊弄妇，登床步入大槐乡。
从这三首诗中可见祝允明晚年挂冠归田后的放荡不羁已到极致，诗之语言不求高古典雅，而直率无摭，不避鄙俗，直抒情怀，其晚年狂草亦是这样，只顾抒情，不计工拙，我行我素。这就是晚年的祝允明放浪形骸的生活、放浪形骸的诗文、放浪形骸的书法的统一。其狂草进至极致之境也主要在此。
关于祝允明晚年放浪山水、任情自使之生活，时人多有记载。《明史》本传云：枝山“恶礼法士，亦不问生产。有所入，辄召客豪饮，费尽乃已。或分与持去，不留一钱。晚益困，每出，追呼索逋者相随于后，允明益自喜。”整日被人追着索债，还“益自喜”，常人实难理解。
六、个性思想解放思潮之直接影响
祝允明之所以有“不修形检”、放任清狂的生活性情及其“万事遗来剩得狂”的狂草书风，其成因是多方面的，前面已分类述及。但其直接原因，或可说是决定因素则是明代中期的个性思想解放思潮。
明代中期的个性思想解放思潮或者说是浪漫主义思潮，是随着资本主义萌芽所产生的思想大变革，是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等腐巧思想观念的反判。万历前后，“从经济领域说，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及市民阶层的崛起；从思想文化领域说，是泰州学派的兴起及禅宗的流行，这两个方面是互为影响、互为促进的，其结果是出现了一个轰动一时的、以个性解放为中心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是一个被王夫之称之为‘天崩地解’的时代。从经济领域到意识形态，都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剧烈的变化。一时传统的道德、理想、观念，都在遭受着巨大的冲击。美学思想领域也不例外。个性解放的思潮，就是明代美学的时代精神和特点”。
在这次强大的思想大变革的洪流中，首推陈献章的“心本论”，中有王守仁的“良知说”，再有王艮的“泛道论”，再有李贽的“童心说”，后有“三袁”的“灵性说”。由此个性思想解放思潮冲击下的书法亦发生了重大变革。“这次变革的最初现象，可以从明代中叶吴门书派的中坚祝允明的书风上窥到端倪。”
祝允明在思潮中受影响的主要是比其早的陈献章以及与他同时的王守仁、王艮。
陈献章继承了南宋陆九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思想观点，创立了道本论与心本论，开明代心学之先河。
首先，陈献章将天地之本“道”等同于主体精神之“心”。“道乌在？曰：道生于心。既曰人者天地之心，故上下四方之宇，古今往来之宙，同一天地同一气也，同一心也。……夫心也者天地之心，道也者天地之理也。天地之理非也，既吾心中正而纯粹精焉者也。”其次，他认为，“心”比道更重要，它除了具“道”而外，还可具“理”。“君子一心，万理具备。事物虽多，莫非在我。此身一到，精神具随。得吾得而得之矣，失吾失而失之耳。”由此，万理皆具于吾心，故心比理更根本。
王守仁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他远承孟子，近绪白沙，继陈献章等人之后，高度突出主体“心”的地位与作用，进一步确立了心的本体和主体地位，至晚年又将“心”提炼为“良知”，建立了以“良知”说为核心的庞大的心学体系，把明代心学思潮推向了高峰。著有《王文成公全书》。
对于“良知”说，王守仁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肯定“我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并解释说“夫良知者，即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知，不待学而有，不待虑而得者也”，体悟到自心良知，使能“得失荣辱，皆能超脱”，生死存亡，亦不留滞。对于“乡愿”（指那种以所谓的忠信廉洁见取于君子，以同流合污无忤于小人的人）与“狂者”（指一切份嚣俗染皆不足以累其心，凡事依良知而为，言不掩行，我行我素的人），王守仁曾与弟子谈到：“我在南都以前，尚有些乡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著些覆藏。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罢！”王守仁晚年向往那种自由独立、超逸旷达的人生境界，以至有“归隐之图”，欲与弟子们“就云霞，依泉石，追濂洛之遗风，求孔颜之真趣，洒然而乐，超然而游”。
王艮出身商贾之家，未受到过正统教育，后师从王守仁，学有所成。王守仁去世后，王艮自开学堂，聚徒讲学，弟子中有公卿大夫，亦有普通百姓，如陶匠、樵夫、农人、商贾等。
王门后学中，王艮开创的泰州学派是影响较大的一个学派。其最大特点即把王守仁的心学思想进一步引导到平民意识上，从而使得原始儒学中的民本思想和道禅平等观念再一次得到弘扬。
王艮的主要学术思想即“百姓日用皆道”的平等思想与反权威精神。王艮对百姓的一印思想观念、情感欲望和所作所为都持肯定态度。他虽未提出“人欲就是天理”的口号，但却喊出一个类似口号：“圣人之道，无异于百性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王艮企图在一切方面填平百姓与圣人之间的鸿沟，包含着反对权威、要求平等的心愿。他将高高在上的“道”彻底泛化到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剔除了它的超验性、玄妙性，赋予了它生活性、实践性。其“百性日用皆道”的思想更接近于庄子的“道无所不在”的观念，具有泛道论之倾向。
勿庸置疑，陈献章的“心本论”、王守仁的“良知说”、王艮的“泛道论”等，对祝允明产生了直接影响，其思想意识与王守仁“洒然而乐，超然而游”如出一辙，其生活方式狂放不羁，进而狂草亦狂放不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载：“（祝允明）谓：‘汤、武非圣人，伊尹为不臣，孟子非贤人……论佛、老为不可灭。’”实受“心”学影响之结果。（作者单位：西安美术学院）
来源：《中国书画》201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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