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一个人的好坏

欧阳君山

最近，有朋友问到如何判断一个人的好坏问题，答：“人，其实无所谓好坏，都是现实的人。你别想错了！”对方很惊讶。再答：“如果非要论一个好坏，那就是：一个个都是好人，世界上根本没有坏人！”对方更惊讶，认为我就是惯于唱高调。这确是我一向的看法，但绝非个人的什么高调，阳明先生早就高调说过，满街都是圣人；孔夫子更是高调表示：“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意思是说，人的好本性是天生的，任何人奈何不得。

但现实上讲，人的确有好坏之别，虽然本性好，但现实表现上会有差距。我过去多篇文章涉及这一点，2007年就撰写过专门文章，题目就叫《如何判断一个人超越自私——兼论中国思想界左右之争》，旗帜鲜明提出：判断一个是不是超越自私，不应一味去琢磨这个人的动机“是什么”，而在于看这个人的表现“怎么样”，并具体提出五条检验标准：

1.看一方对另一方是不是讲谦虚；

2.看一方对另一方是不是察优长；

3.看一方对另一方是不是有和气；

4.看一方对另一方是不是善启发；

5.看一方对另一方是不是能耐烦。

如果此一方对彼一方能做到讲谦虚、察优长、有和气、善启发、能耐烦，基本可以肯定，此一方对彼一方超越了自私，甚至可以说，此一方对彼一方已至于爱，臻于仁！2009年在题为《何谓城府？何谓城府高深》的文章，我也顺便论及人之高低的问题，并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举凡多数时候和多数场合，尤其置身冲突时，有和颜愉色，能气定神闲，是真正的高人。孔夫子之所以倡言“巧言令色鲜矣仁”，原因也就在于巧言令色多是因为心无定而中有诡。

2010年，针对对季羡林先生两种大异其趣的评价，我为一家报纸撰写专门评论文章，论及判断一个人的重要方法：

在不涉及家国与民族大义的情况下，真正的仁义是由近及远的，首先是对自己的仁义，然后是对家人的仁义，再后是对外人的仁义。一个人口口声声要求仁而得仁，却连最亲近的人一点也感觉不到，是不是欺世盗名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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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对季羡林的两种评价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但生活之树常青，诗句也显得灰色，有一种情况明显超乎臧克家的设想，那就是：有的人死了，也还活着，但不久又死了。

最新的证据便是季羡林。2009年7月11日，在因病住进301医院6年后，季羡林突发心脏病逝世。尽管之前已卷入“藏品被盗”及相关人事纠纷，甚至媒体也有老先生家庭关系失和的报道，但总体上，季羡林仍被视为一代国学大师，不仅学识魅力高超，而且人格魅力非凡，不只是崇高的家国情怀，一个有关他为刚入学的新生看包的故事也广为流传，钱文忠更是不吝赞词，称先生为“一个对他人、对社会满怀着爱和责任的老人”。

但棺盖论未定，说被鞭尸也不过分，而且执鞭者并非别人，正是季羡林唯一的儿子季承。在最新出版的《我和父亲季羡林》中，季承不为父隐，为世人勾勒了家庭中作为丈夫和父亲的季羡林，孤独、寂寞、封闭、压抑、吝啬、意气、无情，甚至残酷，完全一幅小文人和小男人的做派，大师“死”了，死得那么难看。

一边是大师风范，一边是小人做派，哪一种才是真实的季羡林呢？没有假的，都是真的，作为学生，钱文忠所感知的魅力非凡的恩师是真实的；作为儿子，季承所感知的孤独无情的父亲更不可能有假。一者“家丑不可外扬”，季承完全可以不说父亲那点事，但不至于要编造父亲那点事；二者“真话不全讲，假话全不讲”，这是季羡林生前多次强调的，季承可以真话不全讲，但没必要讲父亲的假话；三者季承也已年逾古稀，难道要用讲父亲的假话来为后代树一个榜样？

如果两个季羡林都是真的，岂不“双面人”一个？举目四顾，双面人一点也不稀罕，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双面的成份在内，包括你我。拿最近闹得沸扬的知名歌手臧天朔来说，一方面被警方和法院认定为有罪之身，聚众斗殴；另一方面被娱乐圈不少人评价为“仗义疏财”，“人面最广”，不明显也是双面吗？

按鲁迅先生的说法，中国人双面的情况比较普遍：“看看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持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西方人似乎也高尚不到哪里去，一句俗语就叫“Heroes at home，scoundrels abroad”，翻译过来就是：国内做绅士，国外做流氓。西方人的殖民不正是国内国外两个样的典型吗？

但或许大师就是大师，季羡林真正独特的地方是在于他的双面也非同寻常。像臧天朔一样，一般人的双面都是对自己人使好，对旁边人使坏，甚至大搞小圈子，党同伐异。季羡林呢？季承在接受专访时曾谈到：“我和姐姐私下议论，人都是一样，对里对外总是有差别的。一般人是对里亲近，对外疏远；对家人大方，对外人小气。父亲却恰恰相反。”

非同寻常必有其因，季羡林亲外远内的独特双面是怎么来的呢？根据季羡林自己的文章和表白，之所以亲外远内甚至冷淡和排斥家庭，有小时候寄居叔父家的原因，有爱情和婚姻不中意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季羡林要“成仁”——这也是季承的看法和说法。因为要成就一番仁义道德，季羡林压抑了自己，也压抑了整个家庭，一个说来令人吃惊的事实是，他三十多岁从德国回来后，对自己的妻子一直形同陌路，从来没有同过床。

遗憾的是，这并非真正的仁义道德。夫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就是说，想仁就仁，不想仁就别仁，不想仁而装仁，非仁也。夫子并明确指出：“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孟夫子也强调：“由仁义行，非行仁义。”意思就是说，仁义道德首先是主观的，是发自衷心的，绝非表演给人看的。一个人如果压抑着仁义道德，那是伪君子，某种意义上比真小人更不道德，因为这首先就是对自己不仁不义。这可能也就是所谓的仁义道德“吃人”，不只是吃了季羡林相当一部分生命意义，也把他整个一家子吃得够呛。

对季羡林的看法，钱文忠的恩师说及社会公众的主流看法是不假的，但季承的家父说可能要更加真实，能够像他所自许的那样“盖棺论定”。不只是因为季承比钱文忠要更亲近和更了解季羡林，用经济学的术语讲，信息更对称一些；也因为“注目礼”理论的演绎清楚表明，在不涉及家国与民族大义的情况下，真正的仁义是由近及远的，首先是对自己的仁义，然后是对家人的仁义，再后是对外人的仁义。一个人口口声声要求仁而得仁，却连最亲近的人一点也感觉不到，是不是有欺世盗名之嫌呢？

有朋友提出一说法，叫“长寿才是硬道理”，颇发人深省。季羡林真正的挑战是在于他98岁的高龄，从三十几岁就没有与女性有过比较亲密的接触，是什么因素是他长活近一个世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