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安史之乱，略懂唐史的人脑海中肯定会出现安禄山、唐玄宗、杨国忠这几位主要历史人物，关于事件的起因，大致会说是唐玄宗的一味宠信导致安禄山拥兵自重、包藏祸心，而杨国忠争宠迫使安禄山提前造反，唐王朝从此由盛转衰。不过，像安史之乱这么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爆发，绝不是仅凭几个历史人物的意志就能导致的。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被当时的时局、制度、人事、利益、情感等各种因素所驱使，做出各种抉择，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的发生。笔者试图从历史大背景角度对安史之乱做简单论述，与历史同好者共析一二。
公元611年开始，隋末大乱，群雄逐鹿。公元617年，唐高祖李渊自晋阳起兵，于次年夺取长安，开国建唐，此后凭借关陇军事集团的支持，采取先固关中，东攻中原，再平江南的战略，历时七年，先后平定陇右薛举、河西李轨、河东刘武周、河北窦建德、洛阳王世充、两湖萧铣、岭南冯盎、虔州林士弘、江淮辅公祏、河北刘黑闼、鲁南徐园朗、冀北高开道等割据政权，至公元624年，除依附突厥的朔方梁师都政权外，基本统一全国。与历史上的中原王朝一样，唐朝在完成统一后，很快直面周边各族政权的挑战。
自东汉末年持续至西晋的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小冰河期导致北方气温剧降、持续干旱，周边各族纷纷涌入中原求生存，史称“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在曹魏政权的军事高压下，北方时局尚能维系。西晋皇室八王之乱，自废武功。以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五胡为代表的内迁各族纷纷举兵割据，形成史称“五胡乱华”的分裂混战局面，“人皆相食”、“白骨遍野”、“千里无烟爨之气，华夏无冠带之人”。北方汉人为逃避战乱，纷纷南渡长江，“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史称“衣冠南渡”。在经历一百多年的混战后，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北魏最终于公元439年统一北方，与南方汉族政权对峙，史称“南北朝时期”。
北魏入主中原时，柔然汗国在北方草原兴起，与北魏长期攻伐，引得巾帼英雄花木兰代父从军，传为千古佳话。6世纪中叶，本为柔然锻奴的突厥部崛起，击灭柔然，雄霸草原，西与拜占庭联盟，屡败波斯，东逼长城沿线，窥伺中原。隋文帝杨坚采纳长孙晟的谋略，通过一系列挑拨分化和军事打击，使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稳定了北境，最终于公元589年攻灭南陈，统一华夏。隋末大乱后，汉人纷纷北逃，突厥再次兴起，强盛至极，“契丹、室韦、吐谷浑、高昌皆役属，窦建德、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王世充等倔起虎视，悉臣尊之。控弦且百万，戎狄炽强，古未有也”。东突厥颉利可汗企图仿效北魏，入主中原，于公元626年乘唐朝玄武门之变，率十万铁骑直逼长安城。幸得唐朝此时主政的是不世出的雄主唐太宗李世民，通过“渭水之盟”，方才计退突厥。
自始，东突厥成为唐朝开国初期的头号大敌。唐朝凭借长期内战中淬炼出的尚武国风和名臣良将，依靠府兵制良好运作下的强大军力，在渭水之盟三年后便借东突厥内部分裂之际，六路出击，经定襄、阴山两战，生擒颉利，灭亡东突厥，一举解除北境之患。太宗、高宗时期，大唐府兵驰骋在东起朝鲜、西至中亚的万里疆域，先后击灭薛延陀、吐谷浑、高昌、龟兹、西突厥、百济、高句丽等各族政权，大唐天子被尊为天可汗，此为大唐国威最盛之时。
高宗后期，青藏高原上崛起的吐蕃政权经过与唐朝20多年的和平后，开始对外扩张，于公元670年的大非川之战击败唐军、吞并唐朝附庸吐谷浑，攻占唐西域安西四镇大部，威逼河陇。西北吐蕃在此后百余年成为唐朝的头号大敌，迫使高宗不得不从朝鲜撤军，对北方和东北采取消极退守政策以维持现状。公元682年北方突厥余部起兵反唐，建立后突厥汗国，再次复兴，为患唐朝北境60余年。东北地区的契丹、奚、室韦等部族自公元660年举兵反唐，屡次击败唐军，先后依附于北方突厥、回鹘政权，在此后二百余年一直成为唐朝东北边患。与此同时，公元632年在阿拉伯半岛兴起的阿拉伯帝国迅速向东扩张，吞并波斯、亚美尼亚、阿塞拜疆、阿富汗，与吐蕃、唐朝接壤，开始染指西域。
高宗、武后时期，中央朝局变动频繁，地方土地兼并遍起，均田制日益败坏，作为府兵兵源的均田农户失地后逃亡渐增，与此同时，随着外部疆域扩大，府兵戍边兵役日益繁苦，逃役者渐增，再加上这一时期大规模战争相对减少，中央和地方战备懈怠，下级武官晋升缓慢，府兵待遇降低，不少沦为豪强家奴，导致社会上以府兵为耻。府兵制逐渐瓦解下的唐军难以应对周边各族挑战，迫使唐朝变太宗时期的进攻战略转为防御战略，在从西北到东北的边疆地区部署重兵，并不断进行军事改革，组建驻有常备大军团的边防重镇，设节度使“掌总军旅，颛诛杀”，以招募来长期服役的健儿逐渐取代定期轮换的府兵。
公元713年，通过先天政变掌握实权的唐玄宗改年号为开元，力图重振大唐。唐玄宗任用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贤相，拨乱反正，整顿吏治，检田括户，励精图治，在军事上以募兵制取代日益没落的府兵制，提高唐军战斗力，在东北收复营州失地、多次臣服契丹、奚等部族，在北方击灭后突厥、突骑施，臣服塞外回纥各族、恢复安北都护府，在西北多次大破吐蕃，收复碎叶镇，恢复丝绸之路，开创了“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开元盛世。
开创盛世后，唐玄宗日益自满，耽于享乐，先后任命两代奸相李林甫与杨国忠，听任二人独掌掌权，排斥贤才，蔽塞言路，导致朝政混乱，内部权斗激烈。李林甫在位时为稳固相位，杜绝边帅出将入相的惯例，重用胡人为边帅，安禄山、哥舒翰、高仙芝、安思顺等胡将特别受重用。唐玄宗好大喜功，自东北至西北和南方设立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伊西北庭、剑南等九个节度使区和岭南五府经略使等“沿边十节度”，置五十余万大军，听任安禄山、高仙芝等边将贪图军功，擅开边衅，边疆战乱不断，国力大伤。而为应对长期的对外征战，各节度使逐渐被授予辖区内的财政权、行政权，且辖区日益扩大，在西北和东北地区出现了统领两到三镇，乃至四镇的节度使，如王忠嗣、安禄山、哥舒翰等。当中央分配的募兵不足时，节度使往往自行就地募兵，这些募兵长于边境，终身从军，世代军旅，被节度使着生杀予夺，因而“唯知其将之恩威，而不知有天子。”
天宝年间，东北的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掌握着庞大辖区内的军事、财政、人事大权，具备了对抗唐朝中央的能力。安禄山所辖河北地区自太宗开边以来，突厥、契丹、奚等各族纷纷内迁，与汉族杂居，形成历史学家陈寅恪所说的“河北胡化”局面，与唐朝中央关系疏离，而东北边疆又有契丹、奚政权的不断侵扰，因而玄宗倚重精通六族语言、了解各族民情且能威震东北的安禄山，再加上安禄山工于心计，交好宰相李林甫等朝廷重臣以及杨贵妃等后宫妃嫔，通过各种表忠心的方式取得玄宗的信任。在此情况下，晚年的唐玄宗既无魄力改革节度使制度，从根本上消除边镇权力过重的长远威胁，亦无心志对安禄山行“削藩”之策，化解眼前的祸患，而是试图以帝王权术来驾驭安禄山，使其效忠唐室。公元748年，唐玄宗将曾任西北四镇节度使，并多次上奏称安禄山将作乱的中唐第一名将王忠嗣下狱论死，后经其下属哥舒翰极力求情，方才贬官内陆，王忠嗣一年后郁郁而终，年仅45岁。此一事件虽有李林甫诬告在先，但亦有王忠嗣功高震主，唐玄宗借此震慑各节度使、笼络安禄山的因素，但此事不仅使朝廷失去足以制衡安禄山的重要力量，也使安禄山有了伴君如伴虎的朝不保夕之感。唐玄宗一方面用各种恩宠极力笼络安禄山，进封为其东平郡王，让杨贵妃收其为养子，又将太子之女嫁给其长子，试图使其效忠朝廷，而在“天恩浩荡”下，安禄山亦并无在玄宗在位时叛乱的念头；另一方面玄宗亦试图利用其他利益集团对安禄山予以制衡，在明知哥舒翰、杨国忠与安禄山互有嫌隙的情况下，仍不断重用二人，封哥舒翰为西平郡王，任杨国忠为宰相，利用西北边镇和文官集团制衡安禄山的东北边镇。
可叹的是，奸相杨国忠执政期间，祸乱朝政，专权误国，为了个人政绩两征南诏而惨败，唐军损失二十余万，导致关中兵力空虚，且杨国忠又因一己之私与安禄山之间矛盾愈演愈烈，不断向唐玄宗上奏安禄山谋反，企图借玄宗之手除掉安禄山。在杨国忠的步步紧逼下，本有反叛实力的安禄山最终于公元755年与史思明一起，以奉密诏讨伐杨国忠的名义，率十五万各族大军在范阳起兵反唐。“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大唐盛世繁华从此一去不复返，空留给后人无数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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