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九霞教授和李毓博士丨作者提供
20 世纪60 年代，西方旅游人类学兴起。西伦·努涅兹于1963年发表的《旅游、传统与涵化：墨西哥山村的周末郊游》一文被视为西方旅游人类学肇始的标志。事实上，早在20 世纪20 年代，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led）在田野调查中就关注到旅游背景下的文化变迁以及城乡文化的关系问题【1】，他以一种清晰而简单的方式提出旅游的人类学问题，如富裕的社会群体、休闲活动、产品适应新客户、新意义的产生、商业化等。此后，人类学研究表明，如果不了解旅游环境中发生的社会和文化进程，就无法理解旅游现象的复杂性。由此，特定旅游环境下的社会和文化进程，旅游社会领域行动者系统的复杂性以及当地居民与来访游客之间的邂逅过程与结果等成为西方学界关注的重点【2】。在中国，旅游人类学的研究则相对较晚。1999 年在昆明举办的“人类学：旅游与中国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被认为是中国学者的集体发声【3】。在1999-2019 年的20 年间，中国旅游人类学研究成果迅速增长，从关注旅游经济领域扩展到涉及不同学科领域的跨学科研究；从早期关注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变迁的单一旨趣，到对旅游现象本质、游客和旅游目的地的整体性研究【4】。在西方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学界对旅游现象的研究往往遵循“真知的获得需要通过不断地经验研究验证”【5】。在跨学科的研究中，问题意识与旅游场域中经验的特殊性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却鲜见内化的、累积性的概念和理论成果【4】。由此，本研究以核心话题与代表性观点为切入点，从反思的视角审视旅游人类学理论命题与研究方法，以期为把握中国旅游人类学未来研究趋势提供参考。理论的存在形式是范畴与命题，它系统的解释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关系和规律，在本体论上回应是什么、怎么样和为什么的问题【6】。随着旅游的发展，旅游人类学的理论命题和范畴也在不断丰富与拓展，以下主要对旅游人类学的核心研究命题和动向进行梳理总结。民族旅游是旅游人类学关注的重要内容，因为它最清晰地反映了旅游发展历程中地方社会所经历的文化变迁。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变迁是指文化内容与文化结构的变化【7】。文化变迁是一个渐行不息的过程，既有对传统的继承与扬弃，又有对外来文化的批判与吸收【8】。现代化、全球化、流动性等诸多因素带来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变迁，旅游发展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生产方式和外来文化也不可避免的引起目的地的文化变迁，是旅游人类学关注的核心命题。随着研究的不断开展，已有研究从现象描述转向理论探索。从理论发展上看，人类学对文化变迁研究的基本视角是涵化和发展。旅游开发给不发达地区的旅游目的地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颇深。从这一角度出发，人类学者认为旅游是一种涵化和发展形式【8】。其次，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为我们理解文化变迁提供了新的思路。“文化再生产”理论认为文化是动态发展的，它在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发生变迁。“文化再生产”理论中的“实践”“惯习”和“资本”等概念视角有助于我们更清楚的认识文化变迁过程【9】。这一理论的运用，促使研究者们从关注文化变迁的结果转向微观过程研究。此后，学者们多用这一理论阐释旅游地的文化变迁过程以及变迁背后的动因和作用机制等。再次，格尔凡德（Gelfand）等人受到早期人类学研究的启发，提出理解文化的维度：松（loose）—紧（tight）文化。强规范以及对越轨行为的低容忍是“紧文化”的基本特征，反之亦然【10】。这一理论贡献在于吸纳纵向的历史视角的同时，也考虑到社会、政治机构和生态环境，个体所处的日常生活情境和个体的心理适应。最后，在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和地理学的文化转向下，列斐伏尔的空间再生产理论为阐释旅游目的地的空间变迁提供了理论框架。此外，研究者们还引入“传统的发明”“实在”与“虚无”“文化重构”“空间实践”和“空间政治”等社会学、地理学的重要概念对文化变迁过程，以及空间生成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行动态分析，对地方性、地方认同、地方依恋和人地关系等热点话题展开讨论。可见，多维视角、过程性和地方性是文化变迁研究在理论建构上显现出的新动向。旅游情境下的文化变迁引起学界对地方文化传承与保护的重视，由此，衍生了对文化商品化与真实性等理论命题的聚焦讨论。1. 文化商品化。旅游地的文化商品化是指目的地社会在市场资本推动下，以经济回报为主要目的，将当地文化、风俗习惯、民俗节庆、民间工艺和艺术等传统文化实践转化成适宜出售的商品【11】。目前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将文化商品化作为研究视角，从强调文化商品化对民族旅游地文化的单向消极影响转向双向影响的利弊分析。近年来，研究的理论对话点主要围绕文化商品化与文化传承、文化真实性、文化认同的关系等；二是将文化商品化作为研究对象，探讨旅游商品化背景下如何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从“知识产权保护”“麦当劳-迪士尼化”“文化传承”“权力”等理论视角，对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利用展开探讨，研究内容涉及遗产地的权力主体、遗产地的商业化、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等。整体而言，理论对话的焦点从“地方”转向“人”。文化传承人、政府和社区居民等各种社会行动者对遗产资源的争夺和博弈过程成为研究焦点。2. 文化真实性。本真性或原真性（authenticity）的概念最初是针对博物馆是否应该展示真实性物品而提出【12】。该概念引入西方旅游研究领域，源于对现代社会失真性的认识【13】。Boorstin（1964）认为旅游者追求舞台化的吸引物、伪事件以及商业文化，使得原真性与旅游者日行渐远。此后，厄里（Urry）、麦肯奈尔（MacCannell）、科恩（Cohen）、布鲁纳（Bruner）等学者回应了他的观点。随着旅游原真性问题逐渐进入世界旅游研究者的视野【12】，原真性的学术内涵及解释范围也得以扩展，形成三大主要流派【14】：一是以麦肯奈尔（MacCannell）为代表的客观主义本真性（objective authenticity），从旅游客体的视角来追求真实；二是以科恩（Cohen）为代表的建构主义本真性（constructiveauthenticity）。从旅游主体角度提出“渐变真实（emergent authenticity）”，认为随着社会变迁和文化商品化的常态化发展，很多原本不真实的事物会逐渐得到认可；三是以王宁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本真性。从对旅游客体本真性的关注，转向旅游主体对旅游客体的体验或感受的本真性。可见，从旅游主体或客体视角强调原真性是旅游原真性含义界定的分歧所在。王宁（1999）最早将本真性的概念介绍到国内，并在分析旅游中的单向本真性及其局限性的基础上提出互动本真性的概念【15】。目前，国内学者研究从客观主义真实性逐渐转向对存在主义真实性、互动本真性以及建构主义真实性等的多维解读，着力探讨互动本真性与商业化、旅游动机、原真性氛围营造的关系；旅游者借助于旅游活动或旅游客体寻找本真的自我；主客关系与原真性、原真性的再建构等。族群性（ethnicity）是指那些自认为并且也被其他人认为具有文化独特性的群体之间的关系【16】。20 世纪60 - 70 年代民族旅游兴起，族群性成了旅游影响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当文化差异受到外力而发生改变，族群性也被重新建构，这是旅游影响研究族群性的主要原因。自1984年皮埃尔·范登伯格（PierreL. van den Berghe）与查利斯·凯斯（CharlesF. Keyes）提出“民族旅游促发族群性的再创造”的论断以来，“旅游族群性”的概念被相应提出和讨论【17】。学界对旅游族群性的研究大致分为4 种研究取向：一是以族群性为起点回溯民族旅游中的文化变迁，反思民族旅游中的文化差异及其文化商品化和真实性问题；二是将民族旅游理解为是一种特殊的族群关系类型，在“主-客”互动中，东道主与游客相互强化了对方的“自我”与“他者”，最突出的现象是双方刻板印象的形成与影响效应；三是基于族群关系的旅游族群性研究，具体而言，针对族群因旅游利益而分化或弥合以及族群之间的旅游竞争与合作的现象展开研究【18】；四是从文化认同的角度，认为旅游地文化变迁将导致不同的身份建构与认同倾向。 从这个角度的研究较多，也最为复杂。“认同”（identity）是族群得以存在的前提和基础【16】。在旅游研究中，族群认同的建构现象受到广泛关注，一方面，学者们从文化差异、遗产和旅游想象等不同层面，探讨旅游族群性的复兴、再创造与重构；另一方面，从族群边界的角度，探讨族群及其成员的身份重建与认同。其重要研究趋势是从将族群作为均质的主体，转向对族群内部主体间的文化认同“异质性”的关注。不同的利益主体在旅游中的社会角色、旅游参与程度等也不尽相同，往往会影响着他们对族群文化的认同和理解【19】。从社会学角度，滕尼斯（1887）首次在其著作《社区与社会》中提出“社区”的概念【20】。一般而言，社区是指“一定数量居民组成的，具有内在互动关系与文化维系力的地域性的生活共同体”。社区参与旅游是指“在旅游的决策、开发、规划、管理、监督等旅游发展过程中，充分考虑社区的意见和需要，并将其作为开发主体和参与主体，以保证旅游可持续发展和社区发展”【21】。20 世纪70-80年代，规划部门对于社区参与作为一种重要的规划方法的重视以及学术界对旅游影响、社区居民的旅游感知和态度的研究等，推动了社区参与旅游研究的兴起【22】。当下，社区参与旅游是旅游人类学研究的主要命题。研究者们对社区参与旅游的讨论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模式，以及旅游的积极效应研究逐渐转向旅游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探讨上。研究话题更加多元化，主要围绕社区旅游恢复力、社区治理与旅游扶贫、社区增权、旅游吸引物权等问题展开。研究视角上，从传统的利益相关者理论与赋权理论逐渐转向空间实践与政治方面的理论探索，反思社区参与研究走向空间权利与正义问题，从而实现真正的社区参与和旅游可持续发展【23】。旅游者从家到旅游目的地的空间流动，促成东道主和游客之间不同程度的交往与文化传播【24】。人类学传统对这一旅游流动的现象给予特别的关注。瓦伦·史密斯（1977）的《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一书是游客与东道主之间的主客关系研究的重要代表作【25】。早期研究主要从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Doxey（1975）、“旅游愤怒指数”、旅游作为“帝国主义”的形式（瓦伦·史密斯，1977）等理论视角出发，探讨东道主和游客之间不平等的交往关系【26】。随着研究的不断推进，目前从关注主客互动的结果转向微观的互动过程研究【27】；研究视角进一步拓展，主客互动中的文化因素、理性因素、权力关系等受到关注。近年来，新的流动性范式备受关注【28】。新的流动性范式打破了日常和旅游的二元边界，将旅游和旅行置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核心，旅游成为经济和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一部分，甚至被认为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29】。流动性范式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旅游中的流动问题，主要涵盖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全球性流动问题。除了旅游者个体的空间流动之外，各种经济资源、社会关系和权力等所构成的流动性系统，及其所引发的社会和文化、资本和经济关系的流动等【30】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二是旅游流动中的主体性问题。人口外流以及大量青壮年长期“缺场”的传统村落，具有“无主体熟人社会【31】”的特征，在社会结构变迁中体现出主体性的缺场。与其相反，一些传统村落虽然主体在场，但由于当地村民旅游发展意识淡薄导致经济主体性、文化主体性地位的削弱。由此，旅游流动加速了地方的现代性扩张，对于一些中国乡村社区而言，旅游业所带来的变化甚至超过工业化的影响。随着多元主体的介入，旅游地居民、少数民族社区群体的角色未得到充分重视，当地居民的主体性如何被消解、重构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三是旅游中交通工具和流动的关系。徒步、骑行、乘坐火车等交通工具的旅游流动受到关注。与交通行为相伴的流动成为嵌入旅游通道空间中的独特体验，而不仅仅只是旅游者到达目的地的方式【30】；交通工具作为一种“流动性技术”被赋予了丰富和特殊的意义，不只是克服距离的功能性工具而已【32】。四是流动性对身份认同的构建。流动性对于社会群体的身份认同有着显著的建构作用，还促使了多元身份、身份的差异性在流动的变化中得以延展或抑制，最终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29】。五是移动/停泊的辩证关系。Urry（2003）指出如果没有停泊点组成庞大系统，就不会出现流动性单方面增加的现象。“静止”作为“流动”的对立面，即“移动/停泊的辩证关系”对于理解流动性范式极其重要【33】，作为停泊点的基础设施，如机场、铁轨、车站、旅社等成为主要研究对象，是未来研究重点关注的主要方向之一。早期学者将旅游世界的特殊性依存纳入思考的范畴【34】，对旅游体验的定义强调旅游体验与日常生活的差异性，将旅游体验定义为“与惯常生活环境不同的情况下，游客所获得的愉悦、放松的个人经历”。基于这样的研究进路，国内学者对格雷本提出“旅游仪式论”展开热烈讨论。一方面，学者对旅游仪式论提出质疑【35】，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旅游是否是一种世俗仪式并不是非常重要，重要的是它作为一种理论或方法为我们探寻旅游体验的本质提供独特的研究视角【36】。20 世纪90年代以来，在后现代主义流动性范式和人文科学的日常生活转向影响下，旅游体验与日常生活差异性的观念受到了挑战【37】，例如，Lash & Urry（1994）认为人们一直处于成为游客的过程中，他们无论是在度假还是在日常活动中都可以获得旅游体验【38】。“旅游体验”研究不断吸收来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不同学科理论。研究者们从仪式理论、阈限理论、本真性理论、表演理论、凝视理论、符号互动理论、地方性理论、旅游循环凝视、共同体理论、体验等级理论、体验标准理论—“畅”、局内人—局外人理论、旅游场理论、旅游情感模型等理论视角出发，探讨旅游体验的本质，类型和方法、旅游体验的影响及其作用因素、旅游真实性体验、旅游循环凝视与乡村文化修复等方面。这些理论对旅游体验现象提供了直接的解释，从知识架构的类型学角度丰富并支撑了旅游体验的知识体系【39】。其中，被讨论最多的是人类学“阈限”理论，这一理论为个人或群体的旅游经历和体验提供了微观和过程性的视角。研究者们对游客离开日常生活环境，在旅游过程中情绪反差可能带来的旅游安全问题、游客参与泼水活动带来的暂时性的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阈限体验【40】以及旅游环境中旅游员工在与游客互动中所获得了类阈限体验等问题【41】展开探讨。其次，从戈夫曼（Goffman）的“拟剧理论”到麦肯奈尔（MacCannell）的“舞台化真实”和艾德勒（Adler）的“表演艺术”，基于对旅游体验的表演特质的关注，许多学者开始从表演的视角去审视、研究旅游活动【42】，由此将对旅游体验的关注引向表征领域。近年来，西方旅游学界从非表征理论、具身性理论的角度为旅游体验研究指出了新的方向。关注日常生活所具有的表演性的呈现、展览和表现，从单纯的视觉凝视转向多感官及身体本身的研究【43】。与西方研究进路不同，国内对旅游体验的研究更侧重主观的感知，以及审美和情感。谢彦君较早关注了游客体验的阈限或反结构心理和旅游体验的愉悦目的。王宁也指出，在中国情境中本真性体验研究的审美化倾向【44】。总体而言，国内的研究具有重视人的主观体验的传统，虽有少数学者关注旅游中人的某些感官体验，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感觉的身体仍是未来旅游体验研究的重点和新方向【43】。库恩（1962）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范式”的概念。他认为，范式是一个包括概念、符号、模型和范例的体系，是研究者基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承诺所共同接受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支持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综合，并在心理上形成某一学科领域科学家的共同信念。我们可以将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式分为以下4 种类型：实证主义、解释主义、批判理论和后结构主义【44】。传统人类学研究多数是基于解释主义范式下的定性研究。具体而言，在本体论上，解释主义的传统描绘的世界中的事实是被社会建构的、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在认识论上，从研究者和受访者的客观立场对社会现象进行理解和诠释，是在具体的社会情境、社会关系、制度结构和历史背景中展开的。从方法论上看，解释主义的研究假设，强调某种文化、语言的重要性，倾向于选择深度访谈、跨个案分析等方法。在诸多的研究方法中主要有五种主要类型：民族志、生活史、扎根理论、案例研究和行动研究【45】。人类学对旅行与旅游的研究促使学者们开始重新思考现代旅游现象与社会的流动性所带来的范式变革。即以往秉持传统的对封闭、小规模、静止、区域社会的研究和方法已经无法适应对现代旅游流动现象的调查和研究。各种带有“范式变革”的新主张应运而生，如“空间实践”“后民族志实践”“多点民族志”“网络民族志”等【46】。此外，在学科之间相互吸收研究方法的同时，社会科学的理论范式也在相互博弈和互补中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伴随着新的社会问题的层出不穷，范式之间的合理成分逐渐走向合流，理论范式的融合成为必然发展趋势【47】。旅游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基本方法包括民族志、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等。目前，民族志方法更加丰富多元，包括自我民族志、多点民族志、线索民族志、网络民族志、主体民族志和感官民族志等。这些方法的实操性为当下有趣的旅游研究主题创造可能性。除了对人类学自身传统民族志方法的创新和拓展外，还将跨学科的调查和分析方法运用于旅游人类学研究中，例如，语言学的话语分析方法、地理学的认知地图和GIS 空间分析法、历史学的口述史方法等。旅游研究将注意力转向创新性的质性研究方法，以期对旅游现象有更深刻的认识。例如，视频摄影作为一种“比表征性更强”的方法，提供了捕捉非语言学、感官和具体研究背景的方法；严肃博弈是一种跨学科的、协同创新的研究方法，它允许参与者积极参与角色扮演和协同创新策略。在博弈设置过程中，各种博弈机制会触发玩家的个体、社会和集体学习结果，最终导致个体对主体的信仰体系发生改变。严肃博弈以一种更具实验性和探索性的方法来理解旅游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对旅游目的地决策的短期和长期影响的评估【48】。此外，旅游研究的新方法更多是定量与定性方法的混合使用以及在理论层面上强调思辨逻辑推理。旅游人类学研究在吸取定量和定性研究的优点，在具体案例研究中实现方法的混合化，主要表现为同一项研究中的混合使用、定性数据的定量化、定性和定量研究结论的互证性等【47】。旅游人类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将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旅游学等不同学科的相关概念引入，运用于旅游特殊现象的阐释。本文通过对旅游人类学理论命题与研究方法的梳理，总结旅游人类学的研究趋势与动向，结论如下。1. 研究理论。旅游人类学的核心研究命题不断拓展，主要涉及文化变迁、文化商品化与真实性、旅游族群性、社区参与旅游、流动性、旅游体验等。在跨学科的研究趋势下，学者们引用相关学科概念在旅游情境中进行理解和诠释。具体体现为：从文化再生产、空间实践等不同视角对文化变迁的过程，以及空间生成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行动态分析；对文化商品化的研究从关注“地方”转向“人”，文化传承人、政府和社区居民等各种社会行动者对遗产资源的争夺和博弈过程成为研究焦点；社区参与旅游的研究从传统的利益相关者理论与赋权理论逐渐转向空间实践与政治方面的理论探索；从非表征理论、具身性理论的角度为旅游体验研究指出了新的方向；另一方面，学者们将重要概念当作话语的锚点进行拓展和延伸。例如，在分析旅游中的单向本真性及其局限性的基础上王宁提出“互动本真性”的概念等【15】；学界从文化变迁、遗产和旅游想象等不同层面，探讨旅游族群性的复兴、再创造与重构；从全球性、主体性、交通、认同和静止等角度学者们对旅游中流动性展开深入探讨。2. 研究方法。旅游人类学研究的理论范式在跨学科的相互博弈和互补中逐渐走向合流，理论范式的融合成为必然发展趋势。研究方法更加丰富多元，如多点民族志、线索民族志、网络民族志、主体民族志、自我民族志和感官民族志等。其次，旅游人类学研究也将注意力转向创新性的质性研究方法，以期对旅游现象有更深刻的认识，其中，强调思辨逻辑、互证性的混合研究方法是未来研究的新趋势。当我们回顾旅游人类学研究，尤其是将学术脉络放置在历史性的视角中时，不难发现，旅游人类学与其他人类学交叉学科研究的相似之处在于关注全球共同体命运，秉持的文化多样性，更多地与现代性- 本土性和民族性- 地方性相勾连。在当下时代和社会发展背景下，中国旅游人类学的未来发展势必呈现新的趋势。1. 田野案例地的海外拓展。从本土到海外的田野调查，通过中西案例的对比研究，凸显旅游人类学的当代价值。旅游人类学研究对中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旅游情境特殊性的剖析，为我们理论的本土化、文化交流与传播提供了新的思索点；2. 研究概念的创新和拓展。正如周大鸣所言，“概念”是对事物共同本质特征做出的抽象概括，它对学术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49】。与人类学学科相比，旅游人类学研究一方面侧重对田野调查的经验材料的客观描述，对旅游目的地的管理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另一方面注重对材料的理论分析，但是在对材料的抽象和概念化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如何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推动概念创新和理论本土化是当下旅游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任重道远。【文献引用格式】李毓,孙九霞.中国旅游人类学未来研究趋势[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20,12(05):144-150.
主编：徐杰舜、彭兆荣、徐新建
编辑：佛子
终审：孙九霞、李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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