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尹志勇(长江文艺出版社总编辑)
长江文艺出版社（简称“长江社”）六十多年的出版历程，书写过诸多辉煌。在这片绚烂的出版星空上，作家及其打造的精品力作无疑是最灿烂的星辰。这些作品，既闪烁着作者智慧的光芒，也是编辑心力的莹莹结晶。正是有了名家名作，长江社才得以源远流长，才有了安身立命之所。而站在作家身后的编辑们也就有了存在的价值。
自有出版始，作家、编辑便如影随形。出版社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由作家、编辑共同创造的。长江社亦如此。
1987年，老社长周百义刚大学毕业，是一名普通的助理编辑，而当时的二月河则蛰居南阳，籍籍无名。周总经人引荐和二月河见面，在读了他的《夺宫》后，不禁为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所折服，拍案叫绝。随后就签约了二月河的新作《雍正皇帝》。《雍正皇帝》出版后，好评如潮，被众多评论家誉为《红楼梦》以来最为优秀的长篇小说。此作使二月河步入当代中国最为优秀的作家之列，周总也因此奠定了在出版界的地位，成为名编辑，后来周总荣获“韬奋奖”，当有此书之功。值得一提的是，《雍正皇帝》的出版，也开启了两人数十载友情之旅。“君子拙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古往皆有。以书成友，于此“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时代尤为可贵。正如二月河发给周总的短信中所说：“君子相知，贵在温不增华，寒不改弃。”
相知当是编辑和作者相处的第一要务。而这种相知是建立在深厚的学养、高超的鉴赏能力、开阔的视野之上的。二月河及其作品的出版便是明证，随后熊召政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的问世再次诠释了相知的可贵。
当《张居正》初稿交到周总手上时，熊召政已是名满天下的诗人。周总读完《张居正》后，以自己敏锐的眼光指出了此作品的不足：故事性不强，拘泥于史实，表现技巧不够纯熟。精辟的见解使熊召政深以为然，从此视周总为诤友。随后，熊召政推翻了先前的原稿重写，这才有了传世精品《张居正》的面世及此后的问鼎“茅盾文学奖”。高山流水，知音难觅，以此形容周总和熊召政的关系最为恰当。
相知能走进对方的心，而信任则使编辑与作者的关系变得纯粹、长久。我和周国平老师相识已有十多年。编辑他的第一本书《周国平作品精选》是在2005年，随后策划出版了他的十几本书。用周老师的话说，他的代表性著作无论新旧，我社都有出版。做周老师的书极为轻松，原因有三：首先，他写作极为严谨，交来的稿子错别字极少。甚至所有的书名也用不着我想，他都取好了且极为贴切。其次，他的书本本都有上佳的销量，省却了策划营销方案的麻烦。即使做宣传，如接受采访，他也亲历亲为，每个问题都亲自作答，绝不许他人代劳。实则劳动模范。最后，合作轻松的最关键之处是和周老师相处极其简单。没有繁文缛节，没有潜台词，更没有算计和斤斤计较。找周老师约稿，只要他同意就不需再催，也不必担心他会将稿子转交给别的出版社，在规定时间内，他的稿子必定如约而至。这其中有他的一诺千金，也包含着他对我的信任。十几年来，他从未过问或催讨过稿费。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更多的是认人，而不是出版社。因为信任，所以不敢辜负。每次图书开印多少、加印多少、稿费多少我都会如实相告。及时开具稿费、寄送样书也是我最乐此不疲的事。正是因为信任，所以和周老师的合作得以长久。
编辑和作者的合作有时需要缘分，这有如传说中的“一见钟情”。但在出版界流传最广泛的却是“马拉松似的爱情”。因为创作不是工业化时代流水线式的批量生产，一个作者一生能有几部或一部传之久远的精品已实属不易。众多出版人盯着这些作者，竞争程度之激烈可想而知。某位名家的作品花落某社，其中有种种机缘，但耐心绝不能缺。
耐心或者说坚持是一个编辑必备的素质。这在另一个角度印证了出版是“慢活”，不可能一蹴而就。
当《圈子圈套1》交到我手上时，由于判断失误放弃了，作者王强随即将稿子交给了清华大学出版社。此书当年火遍全国，畅销数十万册，开启了职场小说的先河。清华大学社编辑自豪地宣称：此书比教材还火。当时我的心境用“后悔莫及”形容一点也不为过。但出版从不相信眼泪和后悔，认同的是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在随后的日子里，我和身处加拿大的作者进行了长达一年的沟通。内容涉及选题思路、营销方法；图书价值链的延伸；出版界的现状乃至职场、人生等诸多话题。当王强从加拿大回京探亲时，我又多次赶往北京与其见面沟通，主要针对他的疑问谈我社出版其《圈子圈套2》的构想。这种坚持和诚意终于打动了作者，其后他将《圈子圈套2》和《圈子圈套3》交由我社出版。这两本书目前的销量已近35万套。至今我对王强仍充满感激之情，不仅因为他成全了我，更重要的是这位清华高材生、在多家著名外企做到销售高管的传奇人物，他的理念、处事方式、为人之道给了我许多启示。称其为我的老师毫不为过。这也许是坚持的益处，它使你坚韧，并带给你意料不到的惊喜、别样的充盈人生。编辑的快乐就在这里。
大学毕业刚进出版社，听出版前辈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编辑工作就是为人作嫁的工作。当初不理解，甚至觉得轻看了编辑。如今，我深以为然。在某种程度上编辑的本质就是服务。
服务读者但前提是服务好作者。优秀的编辑何以成为出版社的第一生产力，关键是他坚持的位置，所拥有的优质作者资源。编辑的服务力主要体现在如下两方面:
首先是细节。编辑服务作者体现在日常的工作细节中，诸如合同拟定、样书寄送、开具稿费、寄稿费单等；逢年过节给作者寄一张卡片或打个电话送去祝福；作者生日时送上一束鲜花或一个蛋糕以表心意。凡此种种，小却温馨，长久以往有如缓缓流水，积淀下来的是深厚的友情。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合作会更长久。先哲云：“勿以善小而不为,”编辑也当牢记“勿以事小而不屑为”。每次给作者寄样书或者开具稿费，于优秀的编辑而言实则是幸福的事，因为这无疑是加强与作者联系的好机会。因为样书寄送不及时、稿费拖欠而导致作者解除合同，甚至对簿公堂的事在出版界并不少见。正所谓细节决定成败，这些细节蕴藏的是编辑的用心、眼界和胸襟。
其次是创意。编辑工作因为与文化传承相关，具有高度创意性，编辑的价值及主体性由此凸现。编辑对作者的服务不仅仅是来料加工，更多是主动的创意性服务。
2013年1月，我社编辑刘碧芳从网上看到一条消息：央视领导在向媒体介绍中央电视台2013年度重大选题时，提到将派水均益重返伊拉克，回访伊战十年。这个信息一下子引起了她的关注。她联想起十年前，水均益那桩举国关注的“伊战逃兵”事件。当年的真相是什么？十年后重返故地，水均益又会是什么样的心情？于是便有了为水均益策划一本书的冲动。
刘碧芳开始在网上查找各种有关水均益的资料，越琢磨越觉得这个选题有价值：第一，2013年是伊拉克战争的十年节点，回访战后国家充满了人文关怀，选题有社会效益。第二，水均益著作不多，仅在1998年出版过一本《前沿故事》，沉寂15年后首度发声，回应十年前的争议。内容独家、稀缺，能吸引渠道、媒体和读者的广泛关注。
|《益往直前》作者见面会现场
刘碧芳立即请央视的朋友帮忙牵线，去游说水均益出书。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有了和水均益面谈的机会。由于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与水均益面谈时，一切显得很顺畅。从萌生为水均益出书的想法，到一路追踪，最终签下出版合同，用了整整6个月时间。随后刘碧芳又深度介入水均益新作的创作中，自体例、章节名及内容加工取舍、广告语提炼、封面设计、新书发布会、营销活动的开展，她都亲历亲为。由此才有了畅销书《益往直前》的诞生。
水均益在全国巡回签售新书《益往直前》时，多次向工作人员夸奖刘碧芳为“保姆编辑”。这无疑是对其创意性服务的肯定。
创意不仅仅成就了编辑，也能激发作者的灵感从而创造出优秀的作品，为编辑获得作者的稿子增加法码。
当我社年轻编辑李潇想策划出版于丹的新书时，很多人觉得是天方夜谭。一个是普通编辑，一个是学术明星，完全不是一个等量级。但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开始了约稿于丹的征程。
李潇带领她的团队首先开始市场调研，精密分析于丹的铁杆受众群，提出了短而美的美文策划理念，多次通过短信、微博和于丹沟通交流，最终得到了于丹的垂青。
面见于丹前，李潇和她的团队花了一个月时间做了一本假书。当这本假书交到于丹手上时，她被深深震撼了，为李潇的良苦用心，更为其专业精神及假书中所包蕴的智慧和灵性。应该说，假书是这次策划最后致胜的砝码，赢得了作者的芳心。因为喜欢，即使前途未卜，依然全力以赴，最终便有了畅销书《有梦不觉人生寒》的面世。因为智慧，所以成功。创意无疑是助推剂。
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说过：所谓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出版社亦如此，不是以赚了多少钱，出了多少应景之作为衡量标准，而是以出版了多少流传后世的精品，培养了多少优秀作家、多少出版家为追求之终极目标。正是有了名作家、名作品、名编辑，出版社才成其为出版社。
从选择出版这份职业开始，编辑当认定这是一份有价值的工作，当立志做一个合格的编辑，一个有追求、有文化情怀的编辑。如此，编辑才能为社会所尊重，才有安身立命之所在。
与作者同行，其乐无穷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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