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Mirror Stage 音乐： Gardener - Until The Storm Broke 十三年前我曾在我们的前一届大会上引入的镜子阶段（stade du mirroir）的概念[1]，尽管自此之后或多或少地经由了法国群体的使用，然而在我看来它却并非不值得重新唤起你们的注意：特别是在今天对于它在精神分析就此给予我们的经验中所澄明的“我”（Je）的功能而言。对此必须说明的是，此种经验使我们从根本上反对一切源出于“我思”（Cogito）的哲学[2]。
或许你们当中还有一些人记得我们从其出发的那一行为面向，它是由一个比较心理学的事实而阐明的：小孩子在某个年龄上有一段短暂的时间，不过还是有那么一段时间，他在工具智力（intelligence instrumentale）上尚且还赶不上黑猩猩，但却已然能在镜子中如此再认出自己的形象[3]。此种再认（reconnaissance）是由“顿悟”（Aha-Erlebnis）的启蒙性模仿（mimique illuminative）而表明的，这在柯勒而言即表达出了情境统觉（aperception situationnelle）这一智力行动的关键性时刻[4]。
实际上，此一行动，非但没有像在猴子身上那样消耗殆尽于从这一形象的无用或虚幻（inanité）[5]中一次性获得的控制[6]，而且还立刻在孩子身上重新掀起了一连串的动作，他从中顽皮地体验着这一形象所承担（assumés）[7]的那些运动与其所映照的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一复合化的虚像（complexe virtuel）[8]与它所双倍化（redouble）的现实之间的关系，亦即与他自己的身体、与围绕在他身边的那些人们乃至对象或物体（objets）[9]之间的关系。
自鲍德温[10]以来，我们就知道，这一事件从六个月大起即可能发生[11]，而且它的重复也往往会使我们的的沉思驻留在一个镜子前的乳儿这一扣人心弦的场面或景观（spectacle）[12]之上，这个乳儿尚未掌握走步甚至站立，他被整个地环抱于某种人为性或人工性的支撑——我们在法国将这称作“宝宝走椅”（trotte-bébé）——但却在一阵狂喜性的扑腾之中克服了此种倚靠的羁绊，为的是把他的姿态悬搁在一种或多或少是倾斜性的姿势（position）之上，并且再现出这一形象的某个瞬间的模样，以便对其进行固着（fixer）[13]。
此种活动在我们看来一直到十八个月大时都保持着我们给它赋予的那种意义——它不但揭示出了一种迄今仍有争议的力比多动力（dynamisme libidinal），而且还揭示出了一种人类世界的本体论结构（structure ontologique），这一结构即嵌入在我们有关偏执狂认识（connaissance paranoïaque）的那些思考之中[14]。
我们在此只需将镜子阶段理解作一种“认同”（identification）即可，这是在〔精神〕分析给这一术语所赋予的充分意义上而言的：亦即当主体承担或假定（assume）一个形象时在他身上所产生的转化——“意象”（imago）这一古老的术语在理论中的使用便足以表明这一形象注定要经历此种时期效应（effet de phase）[15]。
处在这一“幼儿”阶段（stade infans）[16]的小孩子尚且还浸入在运动性的无能与喂养性的依赖之中，这个小家伙对于其镜像（image spéculaire）的狂喜性接纳（assomption）因而在我们看来便是在一种典型的情境中表现出了“我”在其中突进于（se précipite）[17]一种原始形式的象征性矩阵（matrice symbolique），在此之后，他才在与（小）他者（autre）[18]之间的认同的辩证（dialectique de l'identification）中得以对象化其自身，而语言也才在普遍性之中为他恢复了其（作为）主体的功能。
此外，如果我们想要将此种形式归入一个已知的辖域（registre），那么它便可以被指派作“理想我”（je-idéal）①，在此一意义上它也将是那些次级认同（identifications secondaires）的根源，就这些次级认同而言，我们便在这一术语下认出了力比多正常化的诸多功能[19]。但是重点则在于这一形式将“自我”的动因（instance du moi）[20]先于其社会性决定（détermination sociale）而安置在了对于单一个体而言是永远不可化约的一条虚构性路线（ligne de fiction）之上[21]——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只会渐进性地（asymptotiquement）重新接合于主体的生成（devenir du sujet），而不管他必须作为“我”来解决他与其自身现实之间的不一致的那些辩证性综合（synthèses dialectiques）成功与否[22]。
这是因为主体借以在一幕幻景（mirage）中先占其能力成熟的那一身体的完整形式，只是作为“格式塔”（Gestalt）而提供给他的，也即是在一种外在性（extériorité）之中，当然此种形式在这里更多是构成性（constituante）的而非是被构成（constituée）的，况且它也尤其是在将其凝固的一种身材高低（relief de stature）[23]之中并在将其颠倒的一种左右对称之下而显示给他的，这与主体所体验到的那些将其激活的运动紊乱恰恰相反。如此，这一“格式塔”——其完整倾向（prégnance）[24]必须被看作是与物种相联系的，尽管其运动样式（style moteur）仍然是难以辨认的——便会经由其显现的这两种特征而象征着“我”的精神永久性，同时它也预示着“我”的异化性终点（destination aliénante）；它还孕育着把这个“我”与人类将其自身投射于其上的那种雕像（statue），与支配着他的那些幽灵（fantômes），最后则是与他制造的世界趋向在一种模棱两可的关系里来加以完成的机器人（automate）结合起来的种种对应[25]。
实际上，对于这些“意象”而言，我们的特权便是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经验与象征效力②的微光半影（pénombre）[26]中看到它们的那些蒙上面纱的面庞（visages voilés）将其轮廓显示了出来——如果我们相信“自己身体的意象”（imago du corps propre）在幻觉中和在梦境中呈现出来的镜化布局（disposition en miroir）[27]，无论这一布局涉及的是它的那些个体特征（traits individuels），甚至是它的那些残缺不全（infirmités）还是它的那些对象投射（projections objectales），又或者如果我注意到镜子装置在那些“分身”（double）[28]的显现中的角色，那些另外也是异质性（hétérogènes）的精神性现实（réalités psychiques）都在这里显示了出来，那么镜像便似乎是可见世界的门槛（seuil du monde visible）[29]。
一个“格式塔”可以在有机体上产生出一些构形性效果（effets formatifs）[30]，这个事实是由一项生物学实验而得到证明的，其本身与精神因果性（causalité psychique）的观念是如此的相异，以至于它无法导致将这一观念像这样表述出来。它只不过由此认识到了雌鸽的性腺成熟是以看见一个同类作为必要条件的，至于其性别则不那么的重要——而这一条件是如此的充分，以至于仅仅使个体置身在一面镜子的反射场域的范围内也会得到这样的效果。同样，迁徙的蝗虫在世系中从独居形式到群居形式的过渡也是通过在某个阶段上使个体暴露于一个相似形象的视觉性排外作用而获得的，只要它受到一种与其种属的那些特征充分接近的风格的种种运动所激活[31]。这些事实皆登记在作为构形性且作为爱欲性（érogène）的美感（sens de la beauté）问题所包裹的一种同形认同（identification homéomorphique）的秩序之中[32]。
但是那些被看作是异形认同（identification hétéromorphique）的拟态（mimétisme）的事实，就它们提出了空间对于生命有机体的意义问题而言，在这里也同样引起了我们的兴趣——相比于为了将它们化约至所谓“适应”（adaptation）的首要法则而尝试的那些可笑的努力，那些心理学的概念未必更加不适合于阐明这个问题。我们只需要回想起罗杰·凯鲁瓦[33]的思想（他当时还比较年轻，而且刚刚与曾将他培养起来的社会学派发生决裂）在此一问题上曾发出的那些昙花一现的闪光即可，他当时曾在“传奇性精神衰弱”（psychasthénie légendaire）这一术语之下将形态的模拟归入了在其解现实化效果（effet déréalisant）上的一种对于空间的强迫[34]。
我们自己也曾在将人类的认识像偏执狂认识那样结构起来的社会性辩证（dialectique sociale）③中指出过相对于欲望的力量场域而言把人类的认识变得比动物的认识更具自主性的原因所在，但是这一欲望的力量场域也同样将人类的认识限定在了超现实主义的不满在其中显露出来的那一“少许现实”（peu de réalité）[35]之中。这些反思皆促使我们在镜子阶段所表现出来的空间性捕获（captation spatiale）中认出了其自然性现实的器质性不足——甚至先于此种社会性辩证——在人类身上的效果，假设我们能够给“自然”（nature）这一术语赋予某种意义的话。
镜子阶段的功能因而在我们看来便是作为“意象”功能的一个特例而表现出来的，这一功能即在于建立有机体及其现实的关系——或者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即在于建立“内部世界”（Innenwelt）与“外部世界”（Umwelt）的关系[36]。
但是此种与自然的关系却在人类这里由于有机体在其内部的某种开裂（déhiscence）[37]，由于新生儿在头几个月里的那些不适的征象和运动的失调所透露出来的一种原始不和谐（Discord primordiale）[38]而遭到了改变。椎体系统在解剖学上发育不完全的客观性概念就像母性机体的那些体液残留一样，便证实了我们将其作为在人类这里给定的一种名副其实的“出生的特异性早熟”（prématuration spécifique de la naissance）而提出的这一见解[39]。
让我们顺便注意到，胚胎学家们为了确定中枢神经系统的那些所谓高级器官且尤其是精神外科手术引导我们将其设想作机体内镜（mirror intra-organique）[40]的大脑皮层的优越性而在“胎儿化”或“幼态持续”（fœtalisation）[41]这一术语之下确认了此种给定。
此种发展是作为将个体的构形断然投射于历史中的一种时间性辩证（dialectique temporelle）来经历的：“镜子阶段”是一出戏剧，其内在推力（poussée interne）[42]从不足（insuffisance）突进至预期（anticipation）——而对于被捕获在此种空间性认同（identification spatiale）之圈套（leurre）中的主体而言，它则谋划了从一种身体的碎裂形象（image morcelée du corps）[43]到我们所谓的其整体性的矫形（orthopédique）[44]的那种形式相继而来的种种幻想（fantasmes）——最后则化作由一种异化性身份（identité aliénante）所披挂的盔甲（armure assumée）[45]，这一盔甲将以其坚固的结构而标记出他的整个心理发展。如此，从“内部世界”到“外部世界”的循环的断裂（rupture du cercle）便生成了针对“自我”的那些清点核查（récolements）[46]的无穷积分（quadrature inépuisable）[47]。
当分析的运动触及到个体在某种层面上的侵凌性解体（désintégration agressive）之时，这一碎裂的身体（corps morcelé）——我同样将这一术语纳入了我们的理论性参照体系——便会时不时地在那些梦境中呈现出来。它因而便会在那些断离的肢体和那些在外视镜（exoscopie）下显形的器官的形式下出现，它们长出翅膀并拿起武器来对抗那些体内的迫害（persécutions intestines），这些体内的迫害在十五世纪时登上了现代人的想象性巅峰，并且经由幻想家杰罗姆·波希[48]的绘画而永远固定了下来。但是此一形式也确实显露在有机体自身的层面之上，亦即在界定了幻想性解剖（anatomie fantasmatique）的那些脆化性路线（lignes de fragilisation）之中，此种幻想性解剖是在分裂（schize）或痉挛（spasme）与癔症（hystérie）的那些症状中表现出来的。
相应地，“我”的构形是通过一个设有壁垒保护的营房（camp retranché）甚至是一个竞技场（stade）[49]而在梦境中得以象征化的——从内场到其围墙，到其四周的那些瓦砾和泥沼，分布着两个相互敌对的阵营，主体在那里陷入了其对那一高耸且遥远的内部城堡（château intérieur）[50]的寻找，其形式（有时并置在同一剧本之中）以惊人的形式象征着“它我”（ça）。同样，在精神层面上，我们在此也发现了那些筑有防御工事的结构——对此的隐喻（métaphore）是自发性地突然出现的，就好像源出于主体的那些症状本身似的——其实现也恰好指派了强迫型神经症（névrose obsessionnelle）中的“反转”（inversion）、“隔离”（isolation）、“复制”（réduplication）、“撤销”（annulation）与“移置”（déplacement）等机制[51]。
但是倘若仅仅筑基于这些主观性的给定——尽管我们很少会把这些主观性给定从致使我们将它们视作一种语言技术（technique de langage）[52]的经验性条件中释放出来——那么我们的这些理论性尝试便可能始终会因将其自身投射于一种不可设想的绝对主体（sujet absolu）而遭受到指责：这便是为什么我们会在基于那些客观性给定的协助而在此建立起来的这一假设中来寻找一种“象征性还原方法”（méthode de réduction symbolique）的指导性框架。
这一方法在那些“自我防御”（défenses du moi）中建立了与安娜·弗洛伊德小姐在其大作的第一部分[53]中所表达的愿望相符合的一种发生学次序（ordre génétique）[54]——并且（与通常所表达的一种偏见相反）将癔症性压抑（refoulement hystérique）及其返回定位在了比强迫性反转（inversion obsessionnelle）及其隔离过程更加古老的一个阶段之上，而这些过程本身即是从镜像“我”（je spéculaire）开始转化成社会“我”（je social）的偏执狂异化（aliénation paranoïaque）的先决条件。
镜子阶段在其中得以完成的这个时刻，经由对于相似者意象（imago du semblable ）的认同和原始性嫉妒（jalousie primordiale）的戏剧〔这是由夏洛特·布勒[55]学派在儿童“互易感觉”（transitivisme）[56]的那些事实中极好地突显出来的〕，便开创了一种辩证，从而将“我”与那些既定的社会情境联系了起来[57]。
正是这一时刻致使一切人类的知识（savoir）[58]皆断然翻倒在经由他者欲望（désir de l’autre）的中介之中，它经由他人的竞争（concurrence d’autrui）而将他者欲望的那些对象建构在了一种抽象的等价之中，并且把“我”变成了这样的一种装置，任何本能的推力（poussée des instincts）[59]对它来说都将是一种危险，即便这一推力符合于一种自然性的成熟——此种成熟的正常化本身因而在人类这里便取决于一种文化性的介入：正如性欲对象（objet sexuel）的选择依赖于俄狄浦斯情结（complexe d’Œdipe）那样。
精神分析学说用“原初自恋”（narcissisme primaire）[60]来指称这一时刻所特有的力比多投注，根据我们的观念来看，这一术语在其创造者们那里便显示出了那些语义性潜伏（latences de la sémantique）的最深刻感觉。但是它却也同样阐明了此种力比多与性欲力比多（libido sexuelle）之间的动力学对立，当他们援引那些破坏本能（instincts de destruction）甚至死亡本能（instincts de mort）的时候，他们便是在试图界定这样的对立，以便来说明自恋力比多（libido narcissique）与“我”的异化性功能乃至与侵凌性（agressivité）之间的明显关系，此种侵凌性便由此而在与（小）他者的一切关系甚至是那种最撒玛利亚式的帮助关系中发散了出来。
这是因为他们皆触及到了那一存在的否定性（négativité existentielle），其现实性如此强烈地受到了有关存在与虚无（de l'être et du néant）的当代哲学所推动[61]。
但不幸的是，此种哲学却仅仅在一种意识的自足（self-suffisance de la conscience）的那些界限之内来把握此种存在的否定性，由于被铭刻在它的那些前提之中，此种意识的自足便将它所依仗的自主性幻象（llusion d’autonomie）与“自我”的那些构成性误认（méconnaissances constitutives）链接了起来[62]。此种智力游戏，虽然特别沉浸于那些对于分析经验的借用或效仿（emprunts）[63]，但是却在声称要确保一种存在主义精神分析（psychanalyse existentielle）的自命不凡中达到了顶峰[64]。在一个社会为了不再承认除了实用性之外的其他功能而作出的历史性举措之后，并且在个体面对其出现看似补偿了此种努力的那一集中营式（concentrationnaire）[65]的社会联结的焦虑之中——存在主义基于它所给出的那些实际上是由此而产生的主体性僵局（impasses subjectives）的辩白而对其自身作出了评价：一种永远只有在监狱的高墙下才显得如此真实的自由，一种让纯粹意识（pure conscience）在那里表现出无法凌驾于任何情境的无能的介入性要求，一种对于性关系（rapport sexuel）的偷窥狂—施虐狂式的理想化，一种只有在自杀中才得以实现的人格，一种只有通过黑格尔式的谋杀才能获得满足的他者的意识（conscience de l’autre）。我们的整个经验都是与这些言论相对立的，因为它使我们离开了将“自我”构想作是以“知觉—意识系统”（système perception-conscience）为中心或是由“现实原则”（principe de réalité）而组织的[66]——与认识的辩证截然相反的那种科学主义的偏见便在这项原则之中表达了出来——以便向我们指明要从“”误认的功能（fonction de méconnaissance）出发，正是这一功能在安娜·弗洛伊德小姐所极力肯定的那些防御性结构中刻画了自我的特征[67]：因为如果说“否定”（Verneinung）表现出了其显在的形式[68]，但是只要其效果没有在“它我”表现于其中的命定性水平（plan de fatalité）[69]上由某种反光所照亮，那么这些效果便绝大部分都仍然是潜在的。
“我”的诸多构形所特有的这一惰性便由此而得到了理解，我们可以从这些构形中看到神经症的最宽泛性定义：情境对于主体的捕获给出了疯狂（folie）的最普遍性表述，亦即那种存在于疯人院的围墙之内的疯狂，乃至那种以其噪音和其狂怒来震慑大地的疯狂。
神经症与精神病的这些痛苦对我们而言皆是那些灵魂的激情（passions de l’âme）[70]的操练，就好像精神分析天平的秤杆——当我们计算其威胁在整个共同体上的倾斜时——为我们给出了那些城市的激情的减缓指数一样。
在我们时代的人类学固执地勘探的这一自然与文化的结点之上，唯有精神分析独自认出了爱情势必永远会将其拆解或将其斩断的这一想象性束缚（servitude imaginaire）[71]的扭结。
对于这样的一项工作，利他主义的情操对于看穿了慈善家、空想家、教育家甚至改革家的行为背后的侵凌性的我们来说是皆是没有前途的。
在我们所保持的主体对主体的救助中，精神分析能够陪伴病人直抵“你即如此”（tu es cela）的狂喜的限度，在那里给他揭示出其终有一死的命数，但是将他带至真正的旅程开始的那个时刻却不在我们作为实践者仅有的能力之中[72]。
① 我们将该词的独特性保留给我们在这篇文章中所采用的对于弗洛伊德的“理想自我”（Ideal Ich）的翻译，而不再就此给出理由，再说我们自此之后也没有坚持这个翻译。
② 参见：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的《象征效力》（L'efficacité symbolique）一文，载于《宗教史杂志》（Revue d'histoire des religions）1949年1月—3月号。
③ 在这一点上，请读者参阅后续的两则文本：《精神分析中的侵凌性》，参见：法文版《著作集》第111页；《论精神因果性》，参见：法文版《著作集》第180页。
一、重新引入“镜子阶段”的概念：
A、“镜子阶段”概念即旨在阐明“我”的构形：
1、它是在分析经验中揭示出来的。
2、它是与笛卡尔哲学截然对立的。
二、这一概念根植在人类行为的一个面向之中，
——它是由一项比较心理学的发现而阐明的：
A、黑猩猩会发现其镜像的无用或虚幻；
1、从而很快便会对其镜像失去兴趣。
B、人类婴儿会狂喜地承担起其镜像；
1、这一点对其发展而言具有着深远的影响：
a、镜子阶段是主体在其中遭受转化的一种认同。
b、镜像认同以一种原始形式预期了“我”的形成。
c、这一形式即“理想自我”，是“次级认同的根源”。
——它先于社会性决定与社会性辩证；
——以虚构的路线来定向自我的动因；
——始终将不一致于主体自身的现实。
2、在“格式塔”中对于身体成熟的预期：
a、格式塔的完型是一种外在性；
b、它是构成性的而非被构成的；
c、其向主体呈现的方式会导致：
——自我的僵化结构；
——其异化性的特征；
——其与雕像的相似。
3、格式塔的构形性效果的证据有：
a、雌性鸽子的性腺成熟；
b、迁徙蝗虫的社会成熟；
c、拟态中空间的重要性。
4、这一空间性捕获的先决条件有：
a、人类的器质性不足；
——其与自然的关系需经由镜像的中介。
b、人类的特异性早产；
——基于“胎儿化”和大脑皮层的机体内镜。
三、镜子阶段的精神内蕴含：
A、碎裂的身体形象：
——在梦境、绘画与癔症中呈现。
B、自我的防御壁垒：
——在梦境与强迫症症状中显现。
C、象征性还原方法：
——基于语言技术而非纯粹的主观给定。
D、自我防御的发生学次序，其顺序是：
1、癔症性压抑；
2、强迫性反转；
3、偏执狂异化：
——镜子阶段在其中让位于原始性嫉妒；
——镜子阶段在其中让位于社会性辩证。
四、镜子阶段的哲学性蕴含：
A、人类的知识必须经由他者欲望的中介；
B、“我”在自然性成熟上变得具有防御性；
——以至正常化本身需要文化性的介入。
C、在与小他者的自恋性和异化性关系中
——“我”会变得具有侵凌性；
D、存在的否定性不可能基于意识的自足；
E、自我并非以“知觉意识系统”为中心，
——自我也非由“现实原则”而组织起来：
1、其特征在于误认的功能；
2、其标志在于否定的惰性。
[1] “镜子阶段”是拉康正式贡献给精神分析理论的首个概念，也是他在精神分析领域中的首度创新，此一概念构成了贯穿于拉康全部著作中的一个持续性的参照点。拉康在此提醒我们注意，早在1936年举办于马里昂巴的第14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上，他就提出了这一概念。然而，拉康当时的发言却遭到了大会主席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的打断，这对拉康而言可以说是构成了一幕创伤性的“原初场景”，以至于1936年的文本从未正式发表，当时的发言稿也为拉康自己所遗失，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篇《镜子阶段》是拉康重写于1949年的版本。
[2] “我思”（cogito）哲学即自笛卡尔以来的西方现代哲学传统。由于这一哲学传统强调意识和自我意识的优先性而泯灭了无意识的维度，故而拉康说精神分析的经验与此种“我思”哲学是截然对立的。另外，关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je pense donc je suis）乃至“思”与“在”的关系，拉康曾作过很多颠覆性的论述，其中最经典的表述可见于其《无意识中字符的动因》一文，拉康在其中写道：“我思在我不在之处，故我在我不思之处”；“在我是我思想的玩物之处，我不在；在我不思着思想之处，我思着我之所在”，见：法文版《著作集》第517页。
[3] 拉康在此影射的是法国著名儿童心理学学家亨利·瓦隆（Henri Wallon，1879~1962）的镜子实验，该实验对照了婴儿与黑猩猩在照镜子时的不同行为反应，其研究成果发表于1931至1934年间（参见：瓦隆《关于自己身体的观念在儿童身上的发展》，载于《心理学期刊》1931年11-12月号；以及《自身及其外受性形象》，载于《儿童性格的起源》，巴黎：博文出版社，1934）。拉康在此没有提及瓦隆实验在“镜子阶段”概念上的贡献，而是在后文中将这一实验的发现归于了美国哲学心理学家鲍德温，这绝非是他一时大意忘了学术规矩，而是更多要表明他与瓦隆所见相去甚远。瓦隆的镜子实验关注的是儿童和动物的生理性与意识性过程，而拉康的镜子阶段则表现的是人类主体性结构的想象维度。在1951年的《关于“自我”的一些反思》一文中，拉康更是指出了镜子阶段具有历史性和结构性的双重价值：首先，它标志着儿童精神发展中的一个关键性转折期；其次，它也代表着主体与其身体形象之间的一种本质性力比多关系。由此，拉康便从这个比较心理学的实验中翻转出了一套关于“想象秩序”的结构理论。
[4] 沃尔夫冈·柯勒（Wolfgang Köhler，1887-1967），德裔美国心理学家，格式塔心理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这里的“顿悟”（Aha-Erlebnis）也可在字面上译作“啊哈体验”，而“情境统觉”则被柯勒描述作一种基于直观形象思维的知觉重组，但不涉及基于语言逻辑思维的推理过程。柯勒提出的“顿悟说”可见于其代表作《猿猴的心智》（The Mentality of Apes），伦敦：劳特里奇出版社，1925。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柯勒在这部著作中也描述了黑猩猩看到自己镜像时的一系列反应（1925, pp. 317-319）。
[5] 拉康在这里使用的“inanité”一词同时具有“无用”和“虚幻”的意思。这即意味着黑猩猩很快便会对其镜像丧失兴趣，而不会像人类婴儿那样将这一外部形象狂喜地承担作其自身的形象。[6] 我们在这里也不得不提到美国比较心理学家高尔顿·盖勒普（Gordon Gallup）在1970年提出的“镜像自我认知”（mirror self-recognition）测试，亦即著名的MSR测试。借由这项测试，盖勒普指出：除人类之外，一些灵长目动物（如黑猩猩）也能再认出自身的镜像。在此之后，动物行为学家们又陆续指出：大象、海豚等“高智商”动物都能够通过盖勒普的镜像测试。然而，正如法国拉康派精神分析家达尼埃尔·布里约（Danièle Brillaud）女士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动物行为学家皆由于科学的“客观化”诱惑而误入了歧途，他们的研究并未区分开想象界与象征界的维度：由于缺乏能指的命名和语言的标记，动物不可能认同于其自身的镜像，即便它们能够基于想象性的回想（réminiscence）而再认出其镜像的印刻，也无法基于象征性的回忆（remémoration）而识别出其镜像的身份，它们在镜子前的行为只不过是基于“镜像神经元”和“自动化机制”的互易性模仿而已，这些动物行为学的研究成果更多是研究者将我们自身的镜像认同运作投射到了这些动物的身上。[7] 这里的法语动词“assumer”同时具有“承担”、“接受”、“采纳”、“披挂”与“假定”等多重含义，而其相应的名词“assomption”则包含了伦理学上的“承担”、哲学上的“假定”与神学上的“圣母升天”等意涵，故而在翻译上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在本文中，通常我都会根据语境将动词“assumer”译作“承担”、“假定”或“披挂”，例如下文中的“承担或假定一个形象”和“披挂的盔甲”，而将名词“assomption”译作“接纳”，例如下文中的“狂喜性接纳”，并在括号内附上法语原文。[8] 这里“复合化的虚像”（complexe virtuel）也可在字面上译作“虚拟的情结”。拉康在此将“complexe”一词作为名词来使用，更多是为了突显“情结”概念在精神分析理论中与“形象”或“意象”概念之间的关联性，例如在拉康1938年的《家庭情结》一文中，“断奶情结”便联系着“母亲乳房的意象”，“闯入情结”则联系着“兄弟姐妹的意象”，而“俄狄浦斯情结”则联系着“父亲的意象”。[9] 这里的“objets”一词同时具有“对象”或“物体”的意思。除了在“主客二元论”的特定哲学语境下，我通常都会将精神分析语境中的“objet”一词译作“对象”而非“客体”，诸如“丢失的对象”（objet perdu）、“爱恋的对象”（objet d'amour）、“欲望的对象”（objet du désir）、“冲动的对象”（objet de la pulsion）与“享乐的对象”（objet de la jouissance）等等，倘若将这里的“对象”替换作“客体”，则会因为丧失了该词的“指向性”意义而显得相当突兀，就好像精神分析意义上的对象变成了某种客观的给定似的，这一译法上的选择也符合于拉康在其《对象关系》（La relation d'objet）研讨班的开篇中针对“对象性”（objectalité）与“客观性”（objectivité）所作出的区分。[10] 詹姆斯·马克·鲍德温（James Mark Baldwin，1861-1934），与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齐名的美国著名哲学家与心理学家，社会建构主义心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代表性著作有《哲学与科学的片段》（1902）与《思维与事物》（1906）等。鲍德温早年曾师从科学心理学之父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1832-1920），另外也是国际上首部科学心理学杂志《心理学期刊》（Psychological Review）的创始人，其关于“逻辑思维起源”的发生学理论对发展心理学的两位大师皮亚杰（Jean Piaget）和维果茨基（Lev Vygotsky）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拉康在此将镜子阶的发现归于鲍德温而非瓦隆，也是因为鲍德温强调“我的自体感是对于你的模仿性创造”，他的“发生认识论”（genetic epistemology）、“照镜子自体”（looking-glass self）与“普遍化他者”（generalized other）等概念也更加符合于拉康在“偏执狂认识”、“镜子阶段”与“大他者”等概念上的思考。另外值得一提是，弗洛伊德也曾在其《写给弗利斯的第74封信》（1887-1902, p. 228）与《性欲三论》（1905c, p. 174n）里提及过鲍德温的心理学工作。[11] 关于镜子阶段的起始时间，存在着不同的说法。这里根据的是鲍德温在其《哲学与科学的片段》中的观点，即：婴儿在六个月大之后才会在照镜子时首度出现此种创造性模仿行为；而瓦隆则在其《儿童性格的起源》中指出，婴儿对其镜像的反应首先出现在八个月至九个月大的时候；至于拉康则在其两年后的《关于“自我”的一些反思》中将婴儿镜像体验的开端最终定位在八个月大的时候。[12] 这里的“spectacle”一词同时具有“场面”或“景观”的意思。[13] 鉴于法语动词“fixer”同时具有“固着”、“固定”、“凝视”与“定影”等多重含义，因而这里的“对其进行固着”（le fixer）也可作不同的理解，包括“将其固定下来”、“对其进行凝视”与“对其进行定影”等，我在此更多选择用力比多的“固着”（fixation）来对其进行理解和翻译。[14] 拉康在此以“偏执狂认识”指涉的是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他早年曾阅读达利的《烂驴》，随即要求会见达利。在这篇文章中，达利描述自己在偏执狂发作的状态下工作，以期在画作中创造出某种能同时再现两种事物的“双重视境”，这两种事物既不因扭曲而变形，也不是不正常的东西。此一创作过程之所以如偏执狂一般，是因为其再现得无微不至的现象界可借此双象升至某种执著，从而深度掌控观者与艺术家的知觉。拉康1932年的博士论文《论偏执狂及其与人格的关系》，达利阅读后大加赞赏，虽然他未曾引用过达利的著作，但是其博士论文仍可能或多或少受到了达利的影响。瓦隆的镜子实验，拉康在阅读时也是透过达利的“偏执狂认识”来处理的。孩子眼中的镜像不仅是其快乐的来源，而且对孩子而言也是一个超现实的形象，正是在此一异化性形象的捕获之中，“我”才得以构成。因此，拉康说镜子阶段揭示出的本体论结构符合于他对偏执狂认识的思考。[15] “意象”（imago）一词在拉丁语中指的是对于某种事物的模仿亦或对于某种形象的复制，诸如：图像、雕像、面具、幽灵、幻影，等等。荣格在1912年率先将这一术语引入了精神分析的理论来指涉那些无意识的“原型”（archetype），弗洛伊德随后也采纳了这一概念，例如他在《转移的动力学》一文中就谈到了“父亲意象”（father-imago），只不过在弗洛伊德那里，“意象”更多指涉的是联系于那些原始对象的力比多固着，正是在此种意义上，拉康将“意象”与“情结”联系了起来，意象是情结的构成性要素。关于拉康在“意象”功能上的进一步讨论，请读者参阅《论精神因果性》一文中的第三部分《想象性样式的精神性效果》，拉康在那里将“意象”界定作“心理学特有的对象”：“意象是在想象界的时空复杂性中得以界定的那种形式，而其功能则在于实现一个精神阶段上的决定性认同，换句话说也即个体与其相似者之间关系的变形”，详见：法文版《著作集》第188~193页。[16] 这里的“幼儿”（infans）一词在拉丁语中特指“还不会说话的孩子”。当婴儿将自己的镜像“假定”作其自身的理想化身份而承担下来的时候，对于“它”尚且无法说出的“我”而言，这一形象便建立一种根本性的参照。只不过这个“我”（Ich）的参照在镜子阶段时还没有作为一个“对象”被给予尚且处在开端的主体（Es，亦即：拉康在L图式中尚未对其划杠的主体S），因为孩子的“自我意识”尚且还没有经由欲望的辩证与他者的承认而出现，这也是为什么拉康在下文中谈到镜子阶段中的“异化性认同”甚至要先于“社会性辩证”的原因所在，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弗洛伊德的那句著名格言：“它曾在之处，我必将抵达”（Wo Es war, soll Ich werden）。[17] 法语动词“précipiter”同时具有“猛冲”、“陷入”、“加速”、“急促”与“沉淀”等多重含义，我在这里遵循褚孝泉先生将其译作“突进”。[18] 直到1955年，拉康才将“小他者”（autre）与“大他者”（Autre）进行了区分，故而我将这里的“autre”仅译作“他者”，其在含义上等同于下文中的“他人”（autrui）。[19] 在拉康看来，镜子阶段即构成了“原初认同”（identification primaire）的想象性异化，此种想象性认同的产物便是弗洛伊德所谓的“理想自我”（moi idéal），而象征性异化的“次级认同”（identification secondaire）则是在俄狄浦斯情结的第三时间上对于父亲的认同，此种象征性认同则构成了弗洛伊德所谓的“自我理想”（idéal du moi）。只有通过这些次级认同，主体才能超越原初认同中固有的侵凌性，因而拉康在这里说它们代表着“力比多正常化”（normalisation libidinale）的诸多效果。[20] 这里的“动因”（instance）一词也可译作“机构”或“审级”，特指弗洛伊德第二心理地形学中的人格结构理论。[21] 拉康在这里的观点似乎是说“我”存在着两个不可化约的先验性面向，其一是虚构性与经验性的先验，其二是社会性与结构性的先验。对此，拉普朗什与彭塔力斯曾在其合著的《精神分析词汇》中总结道：“就涉及到主体的结构而言，镜子阶段便可以说是代表着一个根本性的发生学时刻：即自我的第一个雏形的构成。实际上，婴儿会在其相似者的形象或是其自身的镜像中知觉到一种'格式塔’，在此种'完型’中他会预期到自己在客观上尚且缺乏的身体统一性（这便是其'狂喜’的原因）：换句话说，他会认同于这一形象。这一原始经验是自我的想象性本质的基础，自我是从一开始便是作为'理想自我’而构成的，亦即是作为'那些次级认同的根源’而构成的……显然，从这一视角来看，主体便不可能等同于自我，因为自我只是主体在其中遭到异化的一个想象性的动因而已”（1967, p. 251）。
[22] 此处的“辩证性综合”（synthèses dialectiques）指涉的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即“正题”、“反题”与“合题”的三段式。在这里，我们已经能够看出，拉康对于黑格尔辩证法中的“最终综合”持有批判性的态度。[23] 这里的“身材高低”（relief de stature）也可译作“身材起伏”。[24] 这里的“完整倾向”（prégnance）便是格式塔理论中的“完型”（Prägnanz），它指的是那些强加在我们的知觉之上的强大形式，即：整体倾向于尽可能的完整化、对称化与简单化。[25] 正是镜像的这些形式特征而非具体的行为反应将“自我”固定在了一种外部性的僵化结构之中，从而使其类似于雕像、幽灵与机器人。[26] 此处的“pénombre”一词同时具有“微光”和“半影”的意思。[27] 这里的“镜化布局”（disposition en miroir）指的是镜像的左右颠倒的特征。[28] “分身”（double）由弗洛伊德的弟子奥托·兰克（Otto Rank，1884-1939）率先引入精神分析理论中的一个概念，兰克尤其在其《分身：精神分析研究》中讨论了分身与镜像之间的关系，弗洛伊德随后在其1919年的《怪怖者》中接纳了兰克的“分身”概念，并将其与“原初自恋”和“自我保存”联系起来进行讨论，这一概念后来则联系于濒死体验时的“灵魂出窍”现象而变成了死亡的先兆。拉康在其1951年的《关于“自我”的一些反思》中也提到了兰克的“分身”概念，此种现象尤其可见于“卡普格拉氏替身幻象综合症”与“弗雷戈里氏人身变换综合症”的精神病临床。[29] “镜像是可见世界的门槛”，即意味着我们在周围环境与外部世界中呢能够再认并识别出来的所有对象都是我们自己的镜像——只有在作为镜像的意义上，这些对象才是可见的，我们都是按照对于镜像的再认模式来识别这些对象的。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引用拉康在《研讨班II：弗洛伊德理论与精神分析技术中的自我》中的一段经典描述，拉康在其中说道：“我要做些什么来试图让你们理解镜子阶段呢？凡是在人类身上遭到拆解和碎裂的那些混乱无序的东西，都会把他与其各种知觉的关系建立在一种非常原始的张力的层面之上。正是他的身体形象构成了他在这些对象中所知觉到的一切统一性的根源。然而，他却只能从外部而且是以一种预期性的方式来知觉这一身体形象本身的统一性。由于他与其自身之间这一'分身关系’（relation double），其世界中的所有对象便总是会围绕着其自身的自我的飘荡的阴影来加以结构化。这些对象全都会带有一种'拟人形化’（anthropomorphique）的根本性特征，让我们说，这些对象甚至也都会同样带有一种'自我形化’（egomorphique）的根本性特征”。[30] 鉴于法语中的名词“formation”本身兼具“构成”与“形成”的意思，而其在字面上也有“赋予形式”（form-ation）的意思，为了强调该词与“形象”（image）或“形式”（forme）的关联性，故而我在本文中将其译作“构形”，而将其相应的形容词“formatif”译作“构形性”。[31] 关于雌鸽的性腺成熟，参见哈里森·马修斯（L. Harrison Mattews）的《视觉刺激与雌鸽的排卵》一文，载于《皇家学会学报》系列B（生物科学）第126卷（1939）：第557~560页；关于迁徙蝗虫的发展，参见舒万（R. Chauvin）的文章，载于《法国昆虫学会年鉴》（1941年第3季）：第133页，第272页。拉康在其1951年的《关于“自我”的一些反思》中提供了这些参照，对此的更进一步讨论也可见于《论精神因果性》一文，参见：法文版《著作集》第188~193页。[32] “美感”（sens de la beauté）即在于镜像构成了身体形象或理想自我的“完型格式塔”，而“丑感”则在于镜像未经整合之前或遭到瓦解之后的“碎裂的身体意象”。拉康在这里明显有借由“美”的爱欲性生成而指涉到柏拉图的思想。[33] 罗杰·凯鲁瓦（Roger Caillois，1913-1978），毕业于巴黎高师的法国知识分子，活跃于文学批评、社会学与哲学等领域，他在1930年代曾与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一起研究昆虫，并发表了两篇随笔：《螳螂：从生物学到精神分析》（1934）与《拟态与传奇性精神衰弱》（1935）。另外，拉康在其1964年《研讨班XI：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中也曾提到了凯鲁瓦早年对于动物拟态的研究。[34] 参见：罗杰·凯鲁瓦的《拟态与传奇性精神衰弱》一文，法文版载于超现实主义杂志《米诺陶》第VII期（1935）；英文版载于《十月》杂志第31期（1984）：第17~32页。[35] 这里的“少许现实”（peu de réalité）一词出自法国超现实主义运动的领军人物安德雷·布勒东（André Breton，1896-1966），参见其1924年的《关于少许现实的演讲引论》（Introduction au discours sur le peu de réalité）一文。[36] 拉康在这里援引了德国生物学家雅各布·冯·于克斯屈尔（Jakob von Uexküll，1864-1944）在“内部世界”（Innenwelt）和“外部世界”（Umwelt）之间作出的区分，参见于克斯屈尔的《动物的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Umwelt und Innenwelt der Tiere），柏林：施普林格出版社，1909。对拉康而言，“内部世界”指的是在镜子阶段中伴随“我”的构形的“内在性”（intériorité）的精神体验，这一世界会经由防御性的“内部城堡”或是一些保护性的“封闭空间”而在梦境中体现出来，这一概念也联系着“意象”和“碎裂的身体”，前者给“我”提供了想象性的边界，而后者则持续威胁要破坏“我”所占据的身体内部空间；“外部世界”则指的是人类主体在时空间知觉上特有的“周围环境”和“现象世界”的主观性参照框架。在拉康看来，正是镜像认同建立了“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辩证性关系。另外值得一提的，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语义学家托马斯·西比奥克（Thomas Sebeok）也都曾使用过这对概念。[37] 在拉康使用的众多生物学隐喻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植物荚角的“开裂”（déhiscence）。当植物成熟时，其结构自然会生长出裂缝，诸如豆荚和袍子突然开裂的情况。同样，人类主体的诞生也注定要经历某种开裂。[38] 此处的“原始不和谐”似乎影射的是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和谐说”。[39]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弗洛伊德早在其《症状、抑制与焦虑》一文中便论及了人类出生的特异性早熟（1926a，pp. 154-155）。另外在人类早产的证据上，美国古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1941-2002）曾提出过这样一种推论，即：人类胎儿在出生时的大脑容量只有其最终发育形态的四分之一，这是因为直立行走在进化上缩小了人类女性的骨盆，所以人类必须是早产儿，以免大脑发育过大而无法分娩，参见其《作为胚胎的人类婴儿》（Human Babies as Embryos）一文，载于《自然历史》（Natural History）杂志第84期：第22~26页。[40] 拉康在其后来的“光学模型”（modèle optique）中就曾以“凹面镜”来类比大脑皮层作为“机体内镜”的总体功能。[41] “胎儿化”或“幼态持续”（fœtalisation）是由荷兰生物学家路易斯·博尔科（Louis Bolk，1866-1930）所引入的概念，指新生儿身上某些胎象的残留。这一概念即意味着孩子在出生之后会持续在母亲子宫内的胎儿化状态。[42] 这里的“poussée”一词往往是在法语中用来翻译弗洛伊德的“推力”（Drang）的术语，它与“来源”（Quelle）、“对象”（Objekt）和“目标”（Ziel）同为“冲动”（Trieb）的四要素，参见《标准版》第XIV卷第122页；以及拉康在《研讨班XI：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中对于“冲动蒙太奇”（montage de la pulsion）的讨论。[43] 这里的“身体的碎裂形象”（image morcelée du corps）也可译作“碎裂的身体形象”，它是在精神病发作（尤其是精神分裂解体）和癔症性转换症状中经常出现的一种意象。[44] 在词源学上，“矫形”（orthopédique）一词中的“ortho”是“正直”的意思，而“pédique”则源自希腊语的“pais”，即“孩童”之意，两者合在一起便是“刚直的孩童”。拉康以此文字游戏来寓意儿童看似坚固结识其实脆弱不堪的自我结构。[45] 拉康在此借由“异化性身份所披挂的盔甲”这一措辞明显是在影射奥匈裔精神分析家威廉·赖希（William Reich，1897-1957）提出的“性格盔甲”（character armor）概念。[46] 此处的“récolement”一词在经济学上专指对于商品库存的“清点”和对于账目审计的“清查”，而在法律上则特指向证人“核查”证词，故而我在这里将其译作“清点核查”。[47] 这里的“积分”（quadrature）与前面的“循环”（cercle）合在一起便是“quadrature du cercle”，即数学上的“化圆为方问题”，转义为“无法解决的问题”。鉴于“quadrature”一词的多重意义，我们也可以对这句话进行不同的解读：或许，自我作为有机体及其环境之间的中介，其虚构性的角色便在于要将事物固定在某一位置上的无限性强迫，就像一个“化圆为方”（quadrature du cercle）的无解问题一样；或许，这一不可能任务的无法穷尽就像是这些“清点核查”的“四次乘方”（quadrature）一样；或许，在该词的天文学意义上，对于自我而言，“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就像是从地球上看与太阳呈90°直角“正交”的上弦月和下弦月的“方照”（quadrature）一样。[48] 杰洛姆·波希（Jérôme Bosch，1450-1516），尼德兰画家，其画作以诡异怪诞著称。[49] 法语中的“stade”一词除了具有“阶段”或“时期”的时间性意义之外，还具有“竞技场”或“运动场”的空间性意义。[50] “内部城堡”（château intérieur）乃文艺复兴时期常见的文学性主题，拉康概况一探，目的在于借题抒发自己的寓言性论述。[51] 拉康在这里明显是想要将强迫型神经症的症状机制与上文中癔症的幻想性解刨平衡起来。关于癔症与强迫症同其自我的关系，即癔症当演员而强迫症当导演的问题，拉康曾在其《言语与语言在精神分析中的功能和领域》中写道：“癔症患者会将欲望的对象捕获在一种精巧的诡计之中，而她的'自我’则处在第三方的位置，经由这个第三方位置的中介，主体才能享乐于这一对象，而她的问题便在这一对象中体现了出来；强迫症患者则会将这些对象拖拽进其自恋的牢笼，他的问题在这些对象上反复回荡在那些致命形象的多重借口之下，而在制服这些致命形象的高空杂技之时，他便会将其模棱两可的敬意致以他自己在其中有其位置的那个窝棚，这是一个无法看见自己的主人的位置。人皆受制于其燕乐（Trahit sua quemque voluplas）；一者认同于演出，另一者则编排了一场戏剧”，参见：法文版《著作集》第302~303页。[52] 拉康在这里用“语言技术”（technique de langage）似乎指的是“隐喻”（癔症性的凝缩）与“换喻”（强迫性的移置），他在《无意识中字符的动因》一文中详细讨论了这些语言的机制，参见：法文版《著作集》第505~511页。[53] 拉康在此指涉的是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的《自我与防御机制》（Ego and the Mechanisms of Defense），中文版请参见吴江老师的译本，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54] 拉康在此提出的“发生学次序”（ordre génétique）似乎是基于镜子阶段的运动：首先是落入“癔症性压抑”之下的运动性不协调和碎裂的身体形象；其次是“镜像我”在“强迫性反转”之下构筑了防御工事的壁垒；最后则是在“互易感觉”中受到他者形象的捕获而导致的“偏执狂异化”。[55] 夏洛特·布勒（Charlotte Bühler，1889-1974），德裔美国心理学家，早年曾师从桑代克，从事儿童发展心理学研究，晚年加入心理学“第三势力”，与马斯洛、罗杰斯、弗兰克尔一起创立了人本主义心理学会。拉康在此指涉的是其早年著作《从出生到成熟：儿童发展心理学大纲》（From Birth to Maturity: An Outline of the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ld）。拉康在《论精神因果性》一文中提供了这一参照，见：法文版《著作集》第180页。[56] 拉康在其1951年的《关于“自我”的一些反思》中指出：“互易感觉”（transitivisme）是法国精神病学家们用来讨论偏执狂的一个术语：“此种互易感觉将攻击与反击结合在了一种绝对的等价性之中，就自我在他人中完全异化于其自身而言，主体在这里便处在一种先于真理的模糊性状态之中”（1951, p. 16）。[57] 这里即是指镜子阶段在“偏执狂异化”中让位于“原始性嫉妒”与“社会性辩证”。[58] 在本文中，我皆以“知识”来翻译象征性的“savoir”，而以“认识”来翻译想象性的“connaissance”。[59] 拉康此时还并未采用“冲动”（pulsion）一词来翻译弗洛伊德的“Trieb”，故而我们在这里也暂时保留了“本能”（instinct）的翻译。
[60]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原初自恋”（narcissisme primaire）即是指一种“自闭症式”的自体情欲性的力比多投注，而“次级自恋”（narcissisme secondaire）则是指从“对象”撤回到“自我”的力比多投注，详见弗洛伊德在其1914年的《论自恋：导论》中借由“自我力比多”与“对象力比多”的区分对此进行的讨论，在该文中，弗洛伊德将其“自我陛下”称作是自恋性的爱恋对象，这一观点与他后来在其1923年的《自我与它我》中将“自我”看作是适应外部现实的意识性机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61] 这里的“存在与虚无”显然指涉的是萨特在1943年发表的存在主义哲学著作，中文版《存在与虚无》见陈宣良等人翻译和杜小真校对的译本，上海：三联出版社，2014。[62] 此处的“误认”（méconnaissance）一词与“自我认识”（me-connaissance）构成了一则文字游戏，而这即意味着我们的“自我认识”皆是像“误认”那样结构起来的。[63] 此处的“emprunts”一词同时具有“借用”和“效仿”的意思。[64] 这里明显是拉康针对萨特提出的“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的批判。关于“存在主义精神分析”，请读者详见萨特的《存在主义精神分析》（Existential Psychoanalysis）一书（伦敦：门路出版社，1996），亦或《存在与虚无》一书中的第四卷第二章第一节。[65] “集中营式”（concentrationnaire）是在二战后创造出来的一个形容词，用来描述集中营里的生活。在一些作者的笔下，该词也可延伸性地适用于很多生活的面向。例如，萨特就曾写道：“相比在德国的占领之下，我们（法国人）从未变得更加的自由”。[66] 拉康的自我观直接对立于美国自我心理学派将自我看作是经由理性来适应现实的机构的观点。拉康派认为自我心理学派的此种自我观是对弗洛伊德的美国化，亦即让弗洛伊德的思想去适应美国式的生活方式，就像那些犹太裔的自我心理学家从欧洲移民到美国时需要适应新的环境一样。例如，拉康的弟子奥古塔夫·马诺尼（Octave Mannoni）就曾在其关于弗洛伊德的著作中指出美国人忽视了自我的虚构性、异化性和歪曲性功能（1968, p. 181-186）。[67] 拉康尤其批判自我心理学旨在“强化自我”的实践立场，在他看来，此种立场无异于是增强了主体的异化。他曾在其《研讨班I：弗洛伊德的技术性著作》中指出：“自我恰恰是像一种症状那样而结构的。它只是内在于主体的一种特权化的症状。它是人类症状的典范，是人类的精神疾病本身”（1953-1954, p. 22）。[68] 关于自我在“否定”中的角色，详见拉康的《引入让·伊波利特关于弗洛伊德的“否定”的评论》与《回应让·伊波利特关于弗洛伊德的“否定”的评论》，参见：法文版《著作集》第369~399页。另外，在1951年的《关于“自我”的一些反思》中，拉康也曾指出过弗洛伊德的“否定”机制与“自我”的关系：“当某人说'不是这样’的时候，正是因为那就是这样；当他说'我的意思不是这个’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我们知道如何在那些最为'利他主义’的所述中辨认出潜在的敌意；我们也知道如何在嫉妒中辨认出同性恋情感的暗流，在明言的乱伦恐惧中辨认出隐藏的欲望张力；我们已经注意到了一种外显的漠不关心可能掩盖了内隐的强烈兴趣。尽管在治疗中我们并不会迎头遇到这类解释所激起的强烈敌意，不过我们还是确信我们的研究证明了哲学家的那一警句，他说语言被赠予人类是为了隐藏他们的思想。我们的观点是：自我的基本功能几乎就是法国分析家们在讨论精神病时所提到的'对于现实的系统性误认’（méconnaissance systématique de la réalité）”（1951, p.11-12）。
[69] “命定性水平”（plan de fatalité）在这里似乎指涉的是超越快乐原则的“强制性重复”和“死亡冲动”，乃至语言和无意识的结构。[70] 拉康在此影射的是笛卡尔的哲学著作《论灵魂的激情》，中文版请参见贾江鸿老师的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71] 鉴于“servitude”同时具有“束缚”和“奴役”的意思，故而此处的“想象性束缚”（servitude imaginaire）也可译作“想象性奴役”。[72] 拉康在这里似乎明显反对的是将精神分析看作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观点，例如美国人际关系学派的精神分析家吉拉德·赫扎诺夫斯基（Gerard Chrzanowski）便是此种观点的代表，他曾在其《今日的欧陆精神分析潮流》中指出：“精神分析并不仅仅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心理治疗，而且它也始终都是一种生活哲学”。与此种见解相反，拉康在这里则指出精神分析的目的是带领主体穿越其镜像认同的想象性异化，让主体能够在象征层面上承担起自己“终有一死的命数”，亦即海德格尔所谓的“向死而在”的本真性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用分析来替代生活甚至把“分析做到死”的实践方式（无论是分析家的死亡还是分析者的死亡），便注定是失败的精神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