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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年3月1日，瑞士将开始正式禁止“用沸水煮龙虾”，理由是龙虾和其他甲壳类动物一样，拥有丰富的神经系统，直接水煮会让它们承受巨大的痛苦。因此，煮之前，必须用电击或者拍晕龙虾“安乐死”。
这一系列举措让号称吃货大国的中国人目瞪口呆。有人说，这压根就是“圣母”情怀作祟，有这力气心疼龙虾，还不如帮帮全世界几十亿吃不饱的贫困人口。有人则把动物福利当成了人类道德的晴雨表，认为一个国家的动物福利意味着这个国家的道德水平，例如吃狗肉就是不可原谅、触犯底线。
那么动物福利究竟是如何发展出来的？它本质上究竟是在为人服务，还是在为动物服务呢？巨大的动物福利差距，真的代表国家道德水平的差距吗？
“活水煮龙虾”的禁令并不是瑞士首创，追溯起来其实是纳粹德国玩剩下的。
为了贬低犹太人，德国纳粹把全世界的生物都分了等级，最高贵的人种即雅利安人，仅次于雅利安人的动物一样也是“神所创造的作品”，而犹太人等则被打成更低一等亚人类。
高等的雅利安人能感受到动物的痛苦，保护动物也是他们的神圣任务。在这样的扭曲思想下，纳粹野牛诞生了，一种用普通家牛“逆向育种”，培育出的已经灭绝的日耳曼地区家牛祖先——高大健硕的原牛，供纳粹军官狩猎，“优等”日耳曼血统间实现了生命的大和谐。1933年8月，德国甚至开始禁止活体解剖动物。
纳粹对动物有多怜悯，对犹太人就有多残忍，纳粹官员甚至将一个用青蛙切碎做鱼饵的渔夫投进了集中营。
如果说纳粹只是出于政治的诉求抬高动物福利，后来的动保主义者风向标则完全变了，支持纳粹“动物福利”立场的基本上都变成了“生态恐怖主义”。比如臭名昭著的动物解放战线（ALF），常常扛着动保的旗，干着恐怖分子的活。
1974年，还未创立动物解放战线的罗尼·李，直接用燃烧弹拉开了“生态恐怖主义”的大戏，把英国的两个研究中心变成了火海，随后公然宣布从实验室或养殖场带出来的动物是“被解放的”，而非“被偷走的”。
两年后，刚刚蹲完监狱的罗尼·李，创立了动物解放战线，到处宣传演讲“动物福利”，其实就是暴力手段损害他人的财产，完成所谓的“解救动物”。1985年4月20日，ALF袭击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的一家实验室，导致实验室的17个科研项目中的8个被终止。给科学家和屠宰商邮寄毒药刀片，也都是司空见惯。
1998年，他们甚至绑架了一名记者，并在其背上刻上ALF的标志。2005年，ALF发表声明称“那些向虐待动物者投资和为他们融资以用于谋杀动物的人，一个崭新时代的来临已渐露端倪。你，也被列在暗杀名单上：已经警告过你了。”国内的高速拦车救狗相比ALF差远了。
实际上这群疯狂热衷于拯救动物的人群，有一部分隶属于一些“无政府组织”，甚至好多是无业游民，比起拯救动物，对他们而言打砸抢烧才是最爽的地方。
这段时期的动物福利，更大意义上是在作秀，扛着“动物福利”的道德大旗，实则宣泄自身暴力。在他们眼中，动物福利和人类需求颇有点针尖对麦芒的感觉，人除了给动物让道，什么都是错的。
但动物福利本质上是一个人造的概念，自然规则选择了人类位列食物链顶端，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给动物的福利到什么程度只看人类的心情和经济需求。
如果保障动物的权益只是动保狂人的颅内高潮，是无法解释全世界那么多国家和企业支持动物福利的。实际上，适当的动物福利其实是一种投资。
首先我们要承认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温饱，一直在对肉鸡、蛋鸡、奶牛和猪等等家禽进行人为的基因选择，基因更优良的品种更容易培育出肉更多、蛋奶产量更高的禽类。
人类的口味是可以满足，但伴随单一的优势基因而来的，也有很多先天性疾病和不良的副作用，比如猪的抗病性下降，美国的奶牛产量高，但是命短。同品种的奶牛在新西兰，依靠吃草为生，却有着两倍的寿命。
这时候，动物福利的价值就显现出来了。在美国，呼吸道疾病是限制牛寿命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在离开牧场前，预先断奶并接种疫苗，学会从饲料槽中进食和从水槽中饮用，大多数牛呼吸道疾病病例都可以避免。也就是说，给动物更好的生存环境，可以直接提高动物的生产效率。
影响动物的生产效率是一方面，另外还直接影响着产品的质量。以肉的质量为例子，正常家畜肌肉的平均pH值是7.0。只要动物死亡，肉的酸度开始增加。屠宰后24小时肉达到所谓的“最终pH值”5.5。这样做会产生一种“天然的，理想的”肉，里面的酸味实际上有助于“保持肉的质量”。
但是如果动物在被屠宰之前经历了巨大的压力，或者为了逃命而挣扎、奔跑。那么肌肉中的肝醣就会被消耗，那么宰后的乳酸便不足以使pH值下降到正常范围，会形成暗红色、质地坚硬、表面干燥的干硬肉。你做得红烧肉不好吃，也有可能是肉的锅。
一头猪如果经受了“我想吃你”的惊吓，必须要经过睡公寓、听音乐、马杀鸡等高端环境中修养3天，压力水平才能恢复到正常值。
而更加优雅的屠宰方式，也可以减少动物的淤伤。因为瘀伤周围的pH值升高，那么肉就会变硬，影响口感。要直接切掉这块肉，就损失了这块利益。较高的PH值还容易滋生微生物，缩短肉的货架期。卖相不好，口感差，卖得时间又短，自然而然会损害养殖户的利益。
肉是这样的，蛋也是这样的。一群开心的鸡生产出的鸡蛋质量也高于一群被监禁的鸡，被逼着天天生蛋，和自己撒欢之后去生蛋，完全就是天差地别。
鸡蛋的质量其实很受居住环境的影响。户外的自然日光和运动活动可以增加鸡的矿物质代谢，导致更多的矿物沉积到蛋壳中，换句话说，开开心心生出来的蛋，更坚固，不易碎。
尽管这会增加一定的成本，但是动物健康，产量自然就高。动物福利和人类需求并没有本质上的矛盾之处，让动物开心长肉、生蛋，也符合人类的肠胃需求。但是动物福利很多时候被当作一种贸易游戏，而非真正推动动物福利。
动物福利和人类需求之间既然没有本质冲突，那为什么会引发如此多的冲突呢？为什么不同国家之间有着巨大的动物福利差距呢？
实际上，动物福利在不同的国家或者地区，有着极大的水平差异。平均上说，人的福利水平越高，动物福利水平越高。
在发达国家，人们越来越关心他们的食物来自哪里。许多消费者可能不会购买长途运输的动物肉类。越有钱的人，越容易购买包含有较高动物福利的产品，因为有钱，他们可以承受更高的溢价。
在美国和欧洲，当地手工奶酪制造商和其他肉类，牛奶或鸡蛋供应商的市场正在扩大，这些供应商的福利标准很高。在英国，根据公平贸易协议生产的产品销售额在2007年增长了70％。
已有研究表明，大多数发达国家消费者愿意为动物福利支付相应溢价，如European Commission通过对欧盟25个成员国消费者的调查表明，57%的受访者愿意为福利友好环境下生产的鸡蛋支付溢价。另一项针对瑞典消费者的选择实验研究表明，消费者对户外饲养猪肉的支付溢价高达32%-67%。
就是这些溢价提供给动物良好的福利水平。然而穷国别说动物福利了，人都未必能够吃饱。目前极端贫困人口每天仍然以不足1.25美元的收入维持生存。贫穷国家的平均肉类消费量低得可怜，还贵得吓人。别说溢价购买了，打到骨折都买不起。
在中国，截至2017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有3046万人，贫困发生率为3.1%，而且这个贫困线的划分标准还和世界银行不太一样，真实人数或许还更高，每天的饮食预算不足10元，可能连茶叶蛋都吃不起，更别说买肉吃了。
类似的一个现象，就是吃狗肉。东亚和东南亚农业地区人口长期濒于土地所能养活的极限，多数人只能以高产量的农作物果腹，肉类摄入极其匮乏，实用价值较低的狗就成为了让人垂涎三尺的食物。
“狗狗这么可爱，怎么可以吃狗狗。”这在很多欧洲人眼里简直违反人类的道德底线。因为早在19世纪，欧洲一些地区的人均消费量就已经赶上了90年代的中国城市，猪、牛、羊、鸡等家畜足以提供充分的蛋白质来源，不需要吃狗肉这种与人类关系更亲密的动物。
这种差距还体现在跨国贸易中。2002年欧盟一肉鸡进口商曾到黑龙江省养殖公司考察，本来打算进口一批肉鸡，但来了才发现“鸡舍不够宽敞舒适”，未达到欧盟的动物福利标准，便取消了这笔生意。黑龙江的小作坊养殖户哪知道鸡舍不够宽敞，还会影响鸡长肉的心情。
全球化贸易更是影响着动物福利水平。在全球范围内，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以来，用于制造乙醇的谷物量快速增长，这导致了高粮价。粮食的高价格是将牧场变为农作物田地的经济诱因。
2008年，乌拉圭30％的主要牧场已经转化为种植大豆。在巴西，越来越多的牛正在从牧场迁出到饲养场。阿根廷也有类似的情况，阿根廷的大部分粮食作物收入都来自欧洲，据估计，出口粮食税可能产生80％的国家税收。
在美国伊利诺斯州，越来越多不适合种植作物的丘陵牧场正在种植农作物。为了动物福利把牛赶出了牧场，确实给了牛自由的生活空间，但牧场的消失，直接影响到了动物福利水平，来来去去，都是钱作祟。
动物福利的高低，跟国家道德水平没有关系，它成立的基础是人民吃饱穿暖，开始讲究肉质口感和蛋奶新鲜度了，对很多还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国家来说，一碗热汤都难求，更不要提猪场鸡舍够不够大了。
至于更为激进的动物权利，甚至部分人认为动物应该有投票权，就有些过犹不及了。试想如果猫有了投票权，人类可能甘愿变成二等公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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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邱小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