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角鱼：王阳明临终并没说过那句话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作为王阳明的临终遗言，这句话被广为传播，而且传得特别神，我看到的最邪乎的说法是，王阳明直到临终才敢泄露天机，心学最核心的密码，就在这句话里。

呵呵，如果您是这类邪说的信徒，请就此打住，再看下去，只怕坏了您的心情。

因为我的观点是，王阳明临终并没有说过这句话。

1.

有人可能会说，牛角鱼，你丫为了流量什么屁都敢放，这句话可是出自王阳明年谱，白纸黑字写着的：

十一月乙卯，先生卒于南安。

是月廿五日，逾梅岭至南安。登舟时，南安推官门人周积来见。先生起坐，咳喘不已。徐言曰：“近来进学如何？”积以政对。遂问道体无恙。先生曰：“病势危亟，所未死者，元气耳。”积退而迎医诊药。廿八日晚泊，问：“何地？”侍者曰：“青龙铺。”明日，先生召积入。久之，开目视曰：“吾去矣！”积泣下，问“何遗言？”先生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复何言？”顷之，瞑目而逝，二十九日辰时也。

有场景，有对话，有表情，这TM能是瞎编的？

别急，小伙伴们，咱们先来看看另外几个版本的王阳明临终遗言。

有个版本也是出自钱德洪（王阳明的亲密弟子，年谱的编者），文章名叫《遇丧于贵溪书哀感》：

嘉靖戊子八月，夫子既定思、田、宾、浔之乱，疾作。二十六日，旋师广州。十一月己亥，疾亟，乃疏请骸骨。二十一日逾大庾岭，方伯王君大用密遣人备棺后载。二十九日疾将革，问侍者曰：“至南康几何？”对曰：“距三邮。”曰：“恐不及矣。”侍者曰：“王方伯以寿木随，弗敢告。”夫子时尚衣冠倚童子危坐，乃张目曰：“渠能是念邪！”须臾气息，次南安之青田，实十一月二十九日丁卯午时也。

简单翻译一下：

嘉靖七年（1528）八月，阳明先生平定了广西思恩、田州等地的匪乱后，病情发作。26号回师广州，到了十一月初，病情危急，上疏求皇帝批准他辞官回家。该月二十一日，尽管还没等到朝廷的批复，他还是翻过大庾岭，往浙江老家赶路。他的门人、时任广东省长王大用同志，悄悄派人准备好棺材放在船上。二十九日病危，先生问边上的侍者：“离南康还有多远？”侍者回答：“还要过三个驿站才到。”先生说：“那怕是来不及了。”侍者说：“王大人已经准备好了寿材放在船上，只是没敢告诉您。”先生当时穿戴好衣冠，靠着侍童端端正正地坐着，听到这话后，他睁开眼说道：“怎么会这么想！”说完不久就断气了。去世地点是南安府的青田镇，时间是阴历十一月二十九日午时。

钱德洪是在贵溪奔丧遇到丧船后，了解了王阳明去世和治丧的一些情况，然后赶紧写这篇文章跟同门弟兄们说一下，写得比较仓促，连去世地点都写错了，不是青田镇，而是青龙铺，但是，大家可以比较一下，王阳明与侍者的这段临终对话，是不是更生动，更有画面感？能告诉钱德洪这些信息的，是不是王阳明去世时在身边的人？以王阳明的身份地位，当时在船上伺候他的，绝不会是一个两个，这些侍卫仆童，敢在当时编这种瞎话？又有什么必要编这个瞎话？

如果您也觉得这个版本更可信，那就请判断一下该文章提到的一个重要信息：

是日，赣州兵备张君思聪，太守王君世芳，节推陆君府奔自赣；节推周君积奔自南安，皆弗及诀，哭之恸。

也就是说，《年谱》中所提到的，听到王阳明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的那位名叫周积的门人，是王阳明去世后才从南安赶过来的，当时并不在船上。

这是咋回事？

别急，我们再看看另一个版本，是出自好友黄绾为王阳明写的行状：

廿九日至南康县，将属纩，家童问何所嘱。公曰：“他无所念，平生学问方才见得数分，未能与吾党共成之，为可恨耳！”遂逝。

这个行状写于王阳明下葬后不久，尽管去世地点说的不准确，还没到南康县呢，但是，咱们不能因此就认为这个版本不可信。大家要知道，写行状，把逝者的生平事迹记录下来，是要作为撰写墓志或史官立传的依据的，是极严肃的一件事，何况是给王阳明这样身份的人写，一定是慎之又慎的。还是那个问题：当时谁敢编这个瞎话？有什么必要编？

从对话情景来判断，这个版本更像是最后说的话。 

但是，这些说法都没有被钱德洪收录进年谱。

2.

好，现在来回答：凭什么说年谱那个版本是瞎编的？

有没有可能钱德洪写《遇丧于贵溪书哀感》时，太仓促，搞错了信息，后来写年谱时才得知周积当时是在船上？

不可能。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周积当时在船上，那他就是唯一一个给王阳明送终的弟子，这在当时是不得了的事情，是会广为人知的事情，周积是不是应该写文章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没写。不光他没写，湛若水写的墓志铭和黄绾写的行状，在这两个最重要的盖棺定论的材料里，也都没提到这事儿。在年谱出版之前的数十年里，王阳明成百上千的弟子当中，就没谁提到有这一出，这合理吗？

此外，按照年谱的描述，二十九号那天，是王阳明叫周积来的，大家要知道，王阳明去世的地点，那个青龙铺，是南安府大余县的一个穷乡僻壤的码头，周积是南安府的推官，相当于市法院院长，他的办公地点，南安府的府治，距离青龙铺至少有四五十华里的水路。古代找个人可不像咱现在这么容易，接个电话开个车嗖地就来了，那可费老劲了，好嘛，人家吭哧吭哧地划着船赶来了，问他有啥话要交待，结果呢，只给人留下一句“亦复何言”，这正常吗？

更重要的是，前两个版本，我都不相信有谁敢瞎编，有必要瞎编，但是，唯独年谱这个版本，我不敢这么说。

为什么？因为这事儿钱德洪真敢干，也真的有瞎编的动机。

年谱中他瞎编或隐瞒的情节，可不止这一处，以后我会专门写写这方面。今天只是抛出观点，抛砖引玉。

作为王阳明的亲传弟子，钱德洪的学术形象，后人比较靠谱的评价是“虽无大得，亦无大失”，他是个中规中矩的人，为传播阳明心学做了很大的贡献，但是，我认为，在编王阳明年谱这件事上，可以说他是既有大功，又有大失。他真的没有“立诚”，太喜欢为尊者讳，把老师的形象维护得太好，塑造得太伟岸、太完美、太具有传奇色彩。

相比家童说的“心有余恨”，侍者说的“不以为然”，年谱里的这句“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实在太圆满，太超脱，太像一个神奇圣人、千古完人该有的完美告别，也绝对是心学门徒最乐于看到的一个版本。而这正是我说的瞎编的动机。

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还有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周积作为在南安做官的弟子，二十五号那天，王阳明到了他的地盘，他是一定去了船上，做了那番交流，也有可能王阳明就是在那天说了那句“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这种大境界的话，王阳明说过太多，那话也没什么高深莫测的，只不过，这不是他临终说的最后一句话。钱德洪编年谱的时候，刻意在这种地方做文章，安排成了临终那一刻说的，也许在他看来，王阳明对未能完成心学抱负的心有余恨，以及对王大用避讳提到棺材的不以为然，都有损于先生的形象，此外，现在咱们想象一下，那无论如何都是有点悲情的画面：一代圣人，走的时候，身边不光没有一个亲人，连个门人都没有，最终就是在那样一条孤独的船上，漂泊在异乡的河里。可以想象，对于钱德洪来说，这是怎样一个痛点。

除了“犯罪动机”，从时间来说，也非常从容。钱德洪完成年谱初稿的时间，是嘉靖四十二年（1563），也就是王阳明去世三十四年后，到了隆庆二年，他又对书稿做了一番修订，然后才正式对外发布。那时候，不光周积同志已经去世了，邹守益、薛侃、罗洪先等惦记着年谱完成的爱较真的老兄弟，一个个都已经不在人世了，没谁会在意这点善意的作伪。对于钱德洪来说，尽管做的是致良知的学问，但是，相比王老师的形象，相比心学的光大，自己少致片刻的良知，也算不得什么吧。

这当然只是我的推测。至于钱德洪编的王阳明年谱，到底有多少错漏，真实的王阳明是怎样的，我希望大家能记住一个学者的名字：束景南。这位老先生是陈寅恪的再传弟子，花了几十年的功夫来考证王阳明的生平，有很多重要的研究成果，真对阳明心学感兴趣，一定要找他的书来看看。

除此之外，我还想告诉朋友们，相比造神，给后人留下了一个不真实的王阳明，我觉得更遗憾的是，以钱德洪的境界，他根本不知道阳明心学最牛逼的地方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