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征求意见稿的出台，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在教育部收集到的6000条意见中，有相当一部分意见集中在是否留回家作业这一规定上。为此，教育部对“十条规定”作了修改，再次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
当“减负”和“作业”画上等号的时候，会带来怎样的新问题？是否只要减少了回家作业，孩子的负担就会轻下来？
我始终坚持这样的观点：学习负担是一种主观感受，与孩子对所做事情的心态是有很大关系的。如果孩子喜欢做某件事情，无论再难、再辛苦，孩子都会兴致盎然，不会觉得是一种负担。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游戏闯关。反过来，如果孩子不喜欢做某件事情，即使这件事情再简单，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负担。
减负的核心是设法让孩子喜欢上学习，并给他的这种爱好创设充分的条件和环境。至于是否一定不能有回家作业，我看不是主要问题。
在9月5日的《中国青年报》上，李斌以“‘减负’的关键不是少留作业”为题，谈了减负和作业的关系，以及学校教育的使命。具体的内容如下：
“减负”的关键不是少留作业
▲李斌
这件事如果发生在中国的教室里，结果会是什么？
戈登·麦肯齐是美国贺曼贺卡公司的资深创意大师，他喜欢在各个学校演讲，总是问孩子们：“在座的有多少人是艺术家？请举一下手好吗？”学生们的反应惊人地相似。在幼儿园和一年级，每个孩子都会高高地举起手来，而且迫不及待；二年级，还有四分之三的学生会举手，但没有那么急切了；三年级，只有几个孩子举手；到六年级，一个举手的都没有。
教育部最近走群众路线，征求对《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的意见。此时，距离新中国的第一条减负令已经过去58年，国家的变化翻天覆地，而“减负”却成为这个过度强调竞争的社会里，越来越难以完成的任务。教育部此举是要进一步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纲要》指出：过重的课业负担严重损害儿童少年身心健康，必须“率先实现小学生减负”。本应最易推行“减负”的小学成了应试教育的重灾区，学校热衷于用分数来评价学生的发展，说明了教育专业化程度的低下与教育品质的严重恶化。
尽管减负的十项规定中，“不留作业”(如“小学不留书面式家庭作业，可布置一些适合小学生特点的体验式作业”)和“规范考试”（如“一至三年级不举行任何形式的统一考试”）等，可能会让孩子们兴奋，但从学校到家庭，却弥漫着对减负令效果的怀疑，甚至不屑一顾的情绪。云南省教育厅原厅长罗崇敏就在其微博中表示：减负的要求非常严格，但决不可能落实。
减负令虽然不被看好，但它如此大张旗鼓地出台，所传递的信号和意义不容忽视。显然，逼迫学生们埋首于教科书和试卷中，围绕升学去学习的功利的教育，无法培养出创新型人才。
早在100年前，关于小学与大学谁最重要的话题，中华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与教育次长范源濂有过一场争论。范次长认为，小学最重要，如果没有好的小学，就不会有好的中学；没有好的中学，就没有好的大学。如今，越来越多的人也意识到，小学教育对于人一生的意义。教育专家孙云晓在回忆他的“危险的童年”时说：小学阶段的教育，包括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的成败得失，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孩子一生的命运。他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感觉到“小学生太需要自由快乐的生活了，他们上半天课足矣，另外半天适宜参加各种兴趣活动。”
最近，盖洛普咨询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了学校的努力方向：美国家长期望中小学校能提升孩子们的“软实力”。超过3/4的家长们“强烈认为”，中小学校应该让孩子掌握批判性思考和沟通能力。而64%的家长强烈要求，学校还应当教会孩子如何建立有价值的人生目标，61%的家长表示，学校必须懂得如何激励孩子。超过半数的家长认为，创造力、合作能力也是学校必须开展的重要教学内容。
《教育规划纲要》认为，必须把减负落实在中小学教育的全过程，提高教师业务素质，改进教学方法，“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学习、健康快乐成长”。不过，最近经历的两件小事，却打击了我对“减负”的信心。在北京一所著名的小学里，语文、数学学科的老师，经常找音乐老师”借课”用。另一所名校的一位家长问女儿：你们上语文课，是不是先读课文，然后讲字、词、句、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女儿惊讶得瞪大了眼睛：“你怎么知道？”妈妈苦笑：“几十年前，我们就是这样上课的。”
小学学什么，如何学，是减负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减负的关键之一不是少留作业，而是留什么样的作业，要看它们是否能激发学生探索、挑战未知领域的欲望和动力。另外，我们需要减少分数对孩子的束缚，更加重视品格培养、行为规范方面的努力，以他们能够理解、体验的方式在其内心播洒“关爱、尊重、责任、公平、值得信任、公民责任”的种子。把儿童和青少年培养成为“成功的学习者、自信的个体、负责任的公民和社会的积极贡献者”，应该是学校最重要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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