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廷恒的资料

程廷恒，字守初，江苏昆山人。从清宣统三年（1911）至民国14年（1925）宦游奉天、黑龙江两省，历任抚顺、宽甸、安东、复县县知事，呼伦贝尔督办兼交涉员、龙江道尹、黑龙江省长公署政务厅厅长。程廷恒每到一处，皆有创修方志之举。除安东因任职时间短，县志未能修成，龙江道亦因任职时间过短，难以编修道志，其余各地志书均脱稿完成，并统称以“志略”。在地方官当中这样坚持不懈地编修志书，而且基本都能告竣，确实是不多见的。程廷恒在《复县志略》序写到：“清光宣间，廷恒以一末僚，历官抚顺、宽甸、安东诸县，而县皆无志。廷恒辄不自揆，冀效区区所在，甄录丛残，凡其图籍之所陈，山川之所界限，文字之所载述，谣俗之所宣播，耆老之所传闻，方物之所留贻，于古今沿革中考核加详，各著新志，以事见人，非敢备掌故也，亦将窃附于古之从政君子云尔。”程廷恒一般地方任职都是两三年时间，最长也不过4年。他之所以每移官一处，都能积极主动地修志，原因有四：一是他真正把编修志书当成了“官职”、“官责”。他认为修志是守官的不可推卸的职责，从政的必须，施政的依据。不修志，便不能全面地了解民情、反映民情；不修志，便是失职。所以他每到一地都把编修县志当作急切追求完成的工作来抓。程廷恒认为“为政有宏观，当务其大者远者”，而编修志书便是规模深远意义重大的大事要事。二是把修志看成是展示地方官从政之才的一种好形式。程廷恒在完成《呼伦贝尔志略》的时候，当时代行黑龙江省省长职务的于驷兴便评价程廷恒具有“远到之才”、“经事之略”。（于驷兴：《呼伦贝尔志略》序）于驷兴认为，我们不能把《呼伦贝尔志略》仅看成是一部地方文献，而是程廷恒从政思想的凝聚和政治志向的展示。三是修志是为了更好地“资政、教化、存史”，正如程廷恒所说：“里乘所登，轩所采，不出户庭，而利病得失，数计烛照焉。”（程廷恒《呼伦贝尔志略》序）四是修志是为了激励守土之官励精图治、奋发有为。（袁金铠：《呼伦贝尔志略》序）有了这四点认识，程廷恒每到一处，便“便采风询俗，不敢言巨细之靡遗，而对于古今中外之兴废乘除，则务孜孜然，悉心搜讨，闻见所及，辄笔之于书。”（程廷恒《呼伦贝尔志略》序）程廷恒主持编修这么多的志书，仍然不自满，谦虚地将所修志书名称标为“志略”，“其详其审，概可想见。”（朱庆澜：《呼伦贝尔志略》序）随着职务的变动，程廷恒又由主持县志的编修，开始了主持省志的编修。民国14年（1925）程廷恒任黑龙江省长公署政务厅厅长，政务厅的职责之一就是负责编纂工作，主持编纂《黑龙江通志》的任务自然落到了程廷恒的肩上。于是他一方面了解情况，一方面和通志局的各位编纂建立友谊，搞好关系。他首先将他纂修的《呼伦贝尔志略》送给在通志局工作近20年的老编纂人员魏毓兰一部。魏毓兰以诗相谢：“《呼伦贝尔志》，筚路启遐荒。民物供搜集，山川为发皇。穷边传政绩，余事到文章。省志还相待，岿然国史光。”这是对程廷恒纂修的《呼伦贝尔志略》的赞扬和对其主持编纂《黑龙江通志》寄予的莫大希望。黑龙江修志屡修屡辍，有的携稿而去竟无人追问，程廷恒上任了解情况后宁肯出资也要将稿追回，克期督修，以身作则，鼓舞了诸位和分纂的干劲。使修志工作一度出现了新局面。丁卯（1927）春暮，魏毓兰在复程廷恒来书催问省志纂修情况时写道：“赖有鱼书亲手翰，还将麟史话心传。”对魏毓兰志友诗友之情程廷恒铭感在心，步其原韵写道：“花骢陌上缓归鞍，羌笛春风忆昔年。却喜少陵诗句好，快从白也醉中传。交情厚似荆山玉，世事颠如大海船。珍重董狐留史笔，声华遥听鹤鸣天。”这既是对诗友赠诗的答谢，又是对他秉笔修志的殷切希望。程廷恒于政务厅长任内虽然没有完成《黑龙江通志》的编纂任务，但却为后来《黑龙江通志》的最后成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