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规划不是硬科学，它也提不出任何可被视为常数的关键数字或者比例，比如合理的城市人口规模，正确的人均用地指标，合理的用地功能结构比例，以及高度、容积率、退线的硬科学依据。
我们的规划原理灵魂里还是柯布西耶和佩里，但我们日益发现他们的理论或者理念远远不足以去构建我们城乡规划这门学科的大厦，我们只是这么学了而且这么实践了，至于对不对，过去少有人关心，现在关心的人多了我们才发现你以为的真理在别人那里一钱不值。那我们为何要坚持?
回望过去这些年，我们规划人坚守的各个阵地都缺乏坚守的十足理由。我们斗城市规模，斗容积率、斗高度、斗退线、斗旧城保护、斗街道宽度、斗停车位，仔细想想，我们斗的内容哪一个有公论？
一个活生生的笑话就是“节地指标”。当没有“节地指标”这码事的时候，我们坚持着严格控制每块用地的容积率，我们深信这是对市民负责，控制开发强度，维护良好的人居环境；
转眼间领导要“节地”了，我们又开始一窝蜂的提升容积率，我们深信这是对市民负责，提高集聚度，避免城市摊大饼，保护用地资源和绿色空间，维护良好的人居环境；
左也有理，右也正确，这规划还有啥科学性可言？抛开领导因素、政治因素，我们哪个规划人能说清到底是“节地指标”前好还是“节地指标”后好?
前不久微博上李铁大战规划大拿们又是另一个例子，即便是中国大城市是太多了还是太少了，在城市研究者们中都既没有共识又没有硬性的科学依据，大牛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互相玩着嘴炮游戏。
对于城市、城镇化、城乡规划，我们懂得太少却管的太多，既然这么多东西我们都不确定，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干预它？
一个理性、科学的态度难道不是让不确定的东西由市场和自身规律去生长，我们只管好确定的东西以及保证市场能够不受破坏的有序、合法运行而己就够了么。
我们的规划学科仍然打有深深的建筑学印记。我们学的是“设计”，习惯了“设计”思维，但是设计是有尺度限制的。一个房屋、一个花园、一个街角、一条街道我们可以用设计改变它，使它更美、更人性化、更有效率；而一座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它有其自身的生长规律和运行法则，任何专业背景的规划人都不可能在这种尺度下去设计城市的生长蓝图，拿小尺度的设计思维去做城市尺度的规划，这就是我们错误根源。
经常有人用中国的城市化奇迹来反驳，说这是我们规划的成就，证明我们的规划方法是行之有效的。其实当前中国城市的诸多问题不正是这种规划方式带来的吗？
将雅典宪章的功能分区和佩里的邻里单元一放大，依托“权力”将一个巨系统撕裂切割，变成一个个的盆景、项目，将他们种在这个城市里，我们以为这是规划实施的成功，其实这只是计划经济思维下的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的方式，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己经运转30年，我们规划人一直躲在计划经济的阴影下，依托着政府的各种“打造”，做着不该我们做的事情，而本该我们去做的事情，我们却远远没有学会。
我们引进着各种时髦的概念，写着镶嵌着各种新理论、新概念的文章，却根本没有走出柯布西耶和佩里，因为前者是公权力和自上而下的“打造”最欢迎的理念，而后者则是只见项目不见城市，极尽所能将公共空间私人化的开发商最欢迎的。
在这几十年里，我们以为我们在规划城市、研究城市、维护公共利益，其实我们只是权力的工具、只是权力的写手和画图匠。
不要怪体制和权力，我们应该做的是感激他们，没有他们我们所干的根本不值钱，正是因为土地财政和政府官员的各种“打造”意愿使我们能够喝上土地财政、地产市场的汤。
只不过这种日子快要到头了，土地改革和存量时代将终结土地财政，它将使我们这种体制内规划市场逐渐萎缩，也将终结我们传统的规划实施模式。
所以今天的我们又开始走向原点，理论大厦要重建，游戏规则要重制，客户资源要重找，实施办法要重搞。这本不是一次总规修改应该承载的任务，却是我们总规修改正在面临的现实。
我这篇文章本来想服务于总规修改，但发现其实越“目标导向”就越容易被框到总规的具体任务和条条框框里，反而说不清，倒不如跳出来把我这些年所学、所思、所寻、所问都抛出来。
它远不能指导我们总规修改，也没法提出多少真正有建设性的建议，因为你一提建议就发现原来这些早都说过了，还是那些话，什么“城乡统筹、区域协调、实施性规划、公共政策性规划、三规合一、规划协同”，可当你觉得那些话又不解渴试图深入说下去的时候又发现原来这是一个个的泥潭，你还没抓住什么就陷进去了，最后满嘴泥。
最后我发现，我其实说的不是总规修改，而是今年规划年会的主题一一规划改革。
原文来自：新浪微博 @放小浪
作者单位：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作者网站：CITYI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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