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隶书《封龙山颂》

《封龙山颂》是刊刻于东汉延熹七年（公元164年）十月的一方碑刻，全称“元氏封龙山之颂”，又称“封龙山碑”和“封龙山之颂”等，无撰书人姓名，属隶书书法作品，原在河北元氏县王村山下，已下落不明，现有重立碑存于河北元氏县封龙山双龙寺。 [1-2]  

《封龙山颂》无额无穿，碑文15行，每行26字，记述常山相蔡爚、长史沐乘等修祠祭祀封龙山以求国富年丰之事。书法上，其线条圆实，笔力遒劲，波磔不甚明显，立体感强，有篆籀笔意；结体宏阔，博大雄伟，气象宏大，豪放中见凝重。

《封龙山颂》东汉延熹七年(164)正月刻立于常山郡元氏县(今河北地区)封龙山。隶书十五行，满行二十六字。道光二十七年(1847)十一月，在元氏县三公祠遗址重新发现此碑，因为碑石过重无法搬运此碑，故凿断后移运至城中，此后始有拓本流传。但至今并未见到此碑有道光之前的拓本。

《封龙山颂》最初拓本的记载，可见于明代杨士奇在《东里集》续集一书卷二十《跋汉封龙山碑》中写到:“右《封龙山碑》，在元氏县。汉延熹七年至今千二百余年，石刻虽颇剥蚀，而文字尚可寻究。碑首云:'封龙山者，北岳之英也。’此本得之刘智安主事。”

而赠给杨士奇《封龙山颂》拓本的刘智安，在《东里集》卷十中的《题坛山石后》记载可知其曾经在元氏赞皇这一区域主政，他赠予杨士奇其辖境内包括《封龙山颂》在内等石刻制成的拓本。这应是《封龙山颂》有文献记载的最早拓本，但未见此拓本流传。

《封龙山颂》原碑已毁，除晚晴、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大量拓本之外，无明拓、清初拓等古旧善本可以参考，故《封龙山颂》初拓本问题，一直是学界有所争议的话题。

在众多的汉隶碑刻中，《封龙山颂》虽出土时间较晚但风格可谓独树一帜。清代方朔跋曰:“《封龙山颂》字体方正古健，文尤雅伤，确是东京人手笔。”东京便是现今河南洛阳，时为东汉都城，作为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诸多名碑皆出于此。

《封龙山颂》碑刻形制上并无汉代碑刻中常见的额、穿，其书法风格却类兼有摩崖、碑刻之美。以字形结体上来看，整体字形偏长，与成熟的“八分”隶书体势迥然有别，且字形重心偏高。平中显奇，稳中寓险;从用笔上来看，又与《石门颂》相似，保留了大量的篆书遗意，突出表现为宽博、豪放、咨肆的雄壮之美，字态率趣自然，佳构叠出，宛若天成，是东汉隶书作品中不可多得的“无意于佳乃佳”的代表之作。

《封龙山颂》隶书承袭篆籀笔法，取势极其富于变化，笔力遒劲豪放，相较东汉时期成熟隶书所常见的拨挑样式“蚕头燕尾”则少见，横笔方圆藏露多率意为之，尖锋起逆走笔又自然收笔，不做装饰;垂笔多做“悬针”，与一般隶书以圆劲用笔为主不同，篆书意味和金石气息浓郁。给人以古朴深邃、简静冲和之气。

《封龙山颂》字形结构偏长、方者居多，在字形势态上基本和东汉时期成熟一路的隶书风格类似，结构规整，笔画雄逸，字与字的空间布局在趋于均匀和稳正的同时，有保留有疏密感。

加之碑石立碑时间久远，石化满身，字口磨锄严重，金石气十足，使得字形结构面貌增添古拙和苍浑之感，由此而来的气韵也让方正的字形表现出极为气韵生动的一面。同时在整体规整感的基础上，又时有纵逸感出之。长短方圆的造型在碑刻上相互辉映，既不似成熟“八分”汉隶的呆板，又流露出自由放纵的特征，方正的结构，古朴雄健笔画的风格十分突出。

《封龙山颂》属官方刻立祭祀颂德之碑，碑刻篇幅较大，行字多，章法行列整齐。因字形偏长，上下字距、左右行距皆间隔紧凑，更加增加其醇古、雄伟之气息。笔画形态苍茫质朴，筋骨内涵，横向笔划茂密，结体宽博，笔画提按变化不大但点画极具张力，并不着意于波挑，毫无藻饰之感。形成了独具一格的阳刚之美。清杨守敬评其:“汉隶气魄之大，无逾于此。”的确实至名归。

汇聚古意，隶书瑰宝——《元氏封龙山之颂》

《封龙山颂》，这是一部源于东汉时期的璀璨瑰宝，此碑不仅是一方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碑刻，更是一部隶书艺术的巅峰代表作之一。碑刻原先位于河北元氏县王村山下，如今虽已失踪，但幸存的重立碑仍然保存于元氏县封龙山双龙寺，见证着这部传世之作的韵味和风采。

《封龙山颂》不仅记录了当时常山相蔡爚、长史沐乘等修建祠堂祭祀封龙山的盛况，以求国家繁荣昌盛、五谷丰登，更展现了古人对神山的虔诚敬仰之情。这部作品书法上别具一格，线条圆润饱满，笔力流畅有力，笔画间波磔之趣不太明显，却更显立体感，展现出一种隽永之美。

《封龙山颂》作为汉隶书法的代表，结构宏阔、气势磅礴，即使在豪放之中仍不失沉稳。其字形虽然相较于其他汉隶字形略显方正，但字里行间却流露出一种紧凑而宽松的风采，既端庄大方，又富有生动活泼之气。碑文在隶法的基础上，还融入了篆书的元素，使得整体风格更显古朴、典雅，充满了浓厚的古意。

此外，《封龙山颂》在章法上展现出疏朗大气的氛围，行文间距疏密有致，既不显得拥挤，也不显得疏漏。全文采用分段书写的方式，使得下部更显空灵，更能让人感受到古人在艺术上的匠心独运和追求卓越。《封龙山颂》是一部汉代隶书的瑰宝，更是中华民族书法艺术发展史上的一部分。

释文：

元氏封龙山之颂。

惟封龙山者，北岳之英援，三条之别神，分体异处，在于𨛁内。磥硌吐┘名，与天同燿。能烝云兴雨，与三公、灵山，协德齐勋。国旧秩而祭之，以┘为三望。汉亡新之际，失其典祀。延熹七年，岁贞执涂，月纪豕韦，常山┘相汝南富波蔡爚、长史甘𨹧广川沐乘，敬天之休，虔恭朙祀。上陈德┘润，加于百姓，宜蒙珪璧，七牲法食，……┘圣朝克朙，靡〔神〕不举。戊寅诏书，应时听许。允勑大吏郎巽等，与义民┘修缮故祠。遂采嘉石，造立观阙。𥞫稷既馨，牺牲博硕。神歆感射，三灵┘合化，品物流形。农实嘉谷，粟至三钱，天应玉烛。于是纪功刊勒，以炤┘令问。其辞职曰：┘天作高山，实惟封龙。平地特起，灵亮上通。嵯峨𡷽峻，高丽无双。神燿┘赫赫，理物含光。赞天休命，德合无疆。惠此𨛁域，以绥四方。国富年丰，┘穑民用章。刻石纪铭，令德不忘。┘

□□□□□元氏郎〔巽〕，平㯤李音，史九门张玮，灵寿赵颖，县令南阳┘□□□□□□□□韩〔林〕□□纵王。石师□文逪仲张川绛伯王季。┘ 

附记：

在旧拓本上，第六行下空白处有后人所刻文字一行：董自英十七九月六日。

（说明：□，表示一个无法确认的字；加粗，表示碑作异体；〔〕，表示据上下文等所补文字；……，表示若干个无法确认的字；┘，表示分行。）

汉代是典型的农业社会，水利灌溉尚不发达，农业生产的丰歉绝大多数是受天气左右的，雨量充沛与否直接影响着农业的收成。当时，人们认为兴云布雨的权利都掌握在名山大川之神的手中，只有经常祭祀这些山川之神，才能获得足够的雨水，农业才能丰收，国家社稷才能生存。据《汉书》记载，汉文帝前元十五年（公元前165年）至雍郊祀天地后，即诏布天下郡国：“修名山大川尝祀而绝者，有司以岁时致礼。”此后，各地官员，特别是地方官员，按岁时都要去奉祀山川之神。只有这样，才有希望获得足够的雨水，才会看到“农有嘉谷，粟至三钱”的丰收景象，国家政权、社会生活也由此才能得到保障。据碑文，从新朝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至东汉延熹七年（公元164年），封龙山的祭祀就停止了百余年，故祠应早已圮坏。所以常山国相蔡爚等于东汉延熹七年（公元164年）十月修缮故祠，请复旧祀，设祭，作颂，故立《封龙山颂》，希望封龙山的神灵能蒸云兴雨，与三公山的神灵、灵山的神灵协德齐勋。

书法上，《封龙山颂》的结体方正，较一般汉隶字形略方，但结字紧凑而有宽松之感，方正而有活泼之妙，隶法中有篆书遗趣，古意盎然。如第二行“处”字变隶书一般的上下结构写法为左右结构。第三行“旧”字基本上运用了篆书的结体，而用笔上则是隶书的笔意。第七行“时”字左旁“日”字变一般两旁并列的写法为向右倾斜，右旁的笔画大都表现出一种圆弧形的感觉，以配合“日”字的斜度。同时，用笔精细劲遒，直而不肆，弯而不柔，转折方圆皆备，悬针钝错并施，笔意和谐统一。如第三行“燿”字右旁上部用的是方笔而下部则是篆书用笔的那种“圆”，气韵高古，不是写“肉”一点儿就算“圆”了。第四行“典”字第三长横画，没有简单地做平直一线的处理，而是从起笔处开始，向上拱去，有一弧度，结体、用笔就顿时显得丰富了许多；“祀”字左旁中下一笔悬针垂露之意尽显，而其左右撇捺两笔却短促有力，截铁钝钉。此外，章法疏朗大度，密而不挤，疏而不散。全篇分段书写，下部更显空灵。

《封龙山颂》的拓本主要有4种：

①清最早拓本。第一行“颂”字清晰。第三行“同”字下部完好。第四行“之”字、“汉”字可见大形。第八行“采”字上下均无泐痕。第十行“其”字完好无损。第十三行“章”字缺失，尚未寻得。最后一行“韩”字未损，“林”字可见大形。

②清咸同年间拓本。第一行“颂”字已泐。第三行“同”字下已连石花，中间“口”形尚在。第四行“汉”右旁中间部分可见笔画。第八行“采”字上下已有泐痕。最后一行“韩”字右上稍损，“林”字已泐无大形，“感”字尚存右大半。

③清同治年以后拓本。第四行“同”字已泐及中间“口”形，但仍可见“口”字上部一横画。第十三行“章”字寻得并镶上。最后一行“林”字全损无形，“韩”字右旁下部的左边可见两黑点，显示此处有笔画。

④清末民初拓本。第十三行“章”字已损，以上所列诸字则损泐更严重。

《封龙山碑》亦称《封龙山颂》，东汉延熹七年十月立。碑原在河北原是县西北之王村山下。清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为元氏知县刘宝楠访得，移置城中文清书院。隶书，十五行，行二十六字。

《封龙山碑》书风雄强豪放，结体方正古健，笔意遒劲宽博。此碑虽发现较晚，但不失为学习汉隶书法的优秀范本。清经堂金石书画题跋》评其：“字体方正古健，有孔庙之《乙瑛碑》气魄，文犹雅饬，确实东京人手笔。”杨守敬《平碑记》云：“雄伟劲健，《鲁峻碑》山不及也。汉隶气魄之大，无逾于此。”

《封龙山颂》也称《封龙山碑》，东汉延熹七年（公元一六四年）十月立。原碑在河北元氏县西北之王村山下。清道光27年（1847）为元氏知县刘宝楠访得，移置城中文清书院。隶书，十五行，行二十六字。

这是一块在用笔上很近似《石门颂》和《杨淮表记》的汉碑。它圆笔中锋，锋芒内敛而奔放，极饶篆书意趣，因此突出地表现出宽博、豪放、雄肆的美感。杨守敬在《平碑记中》谓： “汉隶气魄之大，无逾于此。”

《封龙山颂》也称《封龙山碑》，东汉延熹七年（公元一六四年），为祀山颂神而立。清代此碑在搬移中断裂为三，现在断裂前的拓本，已是十分罕见的了。

《封龙山颂》在结体上也很有特色，大多字形偏长，重心较高，下半部时见散开，而左右两角又时有偏移，加上横画的运用或上斜，或下倾，从而形成了平中出奇，稳中有险的生动笔致，其妙在有意无意之间。

《封龙山颂》用笔圆润似《石门颂》，但外形方硬过之；笔划瘦硬险峻似《礼器碑》，但朴厚遒润过之。所以它兼有二者的美，又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两汉是我国书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时期。400多年间，经由各种书体的孕育和演变，隶书、草书以及行楷书在笔法、结构上打破了篆书相对单一匀称的格局，为中国书法史平添了一串铿锵有力的音符。

东汉时期的书法刻石蔚为大观，是我国书法艺术史上的一座丰碑。我国现存的汉代书法刻石原石绝大多数集中在东汉，而且主要是在东汉晚期，其中以河北元氏县的《封龙山颂》为杰出代表，可谓我国汉代书法艺术精神的代表作。

封龙山自古就是文化名山。据《禹贡》记载，封龙山一带古属冀州，春秋时为鲜虞国，后归属晋国，战国初属中山国。公元前400年左右，中山国在封龙山下设封龙邑，故封龙山之名称由来也许更早。在漫漫的历史进程中，渐渐形成了以封龙山为中心的一个多元文化圈。

东汉初年，光武中兴之际，政治清明，经济文化也有所发展。然而由于历史原因，生产力低下，其时的劳动人民在各种自然灾害的困扰下，因抗争无效，只有乞求神灵的庇佑。这是汉碑得以建立的主要根源之一。

《封龙山颂》东汉延熹七年（164）十月立，碑原在河北元氏县西北45里王村山下，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移址于城中文清书院内。此碑字迹笔画流畅，体势宽博，遒劲豪放，集阳刚与典雅于一身，为元氏汉碑中最为优秀者。就其书法艺术价值而言，可谓元氏汉碑之典范。更有专家称之为中国汉代艺术精神的杰出代表，为书法界所重。

此碑碑阳第一行竖刊“元氏封龙山之颂”，后世著述因而多称其为《汉元氏封龙山之颂碑》，一般简称之为《封龙山颂》或《封龙山碑》，亦有简称《封龙山》者。

《封龙山颂》道光年间才得以面世，流传较晚。但其不俗的风格、大气磅礴的艺术气息直逼此前面世的诸多名碑，备受书坛敬重。

清代方朔跋曰：“（《封龙山颂》）字体方正古健，有孔庙《乙瑛碑》之气魄，文尤雅饬，确是东京人手笔。”东京即今天的洛阳，其时为东汉之都城，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重镇，诸多名碑皆出于此地。杨守敬在《评碑记》中，盛赞此碑“雄伟劲健，汉隶气魄之大，无逾于此”。

汉碑书法由于风格繁多，将其分类研究，各家均有不同。王澍（1668—1709）在《虚舟题跋》中，将汉碑书风分为雄古、浑劲、方整三类，无疑，《封龙山颂》兼而有之。关于汉碑的分类比较研究，侯镜昶先生在《书学论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中《东汉分书流派评述》一文列出了14种流派及代表碑刻，较为详细，其说有一定影响。他将《封龙山颂》归入第十类，劲直派，应该是从该碑的用笔上加以归类的。对中国汉代碑刻研究卓有成绩的日本学者浦野俊则，从建立汉碑的目的出发，研究其分类及风格，他把歌颂神冥灵验者称为“神碑”。他说：

“《祀三公山碑》《封龙山颂》《白石神君碑》都在河北元氏县，与崇拜北岳有着密切的关系。元氏附近有《三公山神碑》《无极山碑》等，神碑类留存最多。”

他还说，此类名碑，字体方正，间架开张，波势强劲，严肃的字形似乎在显示着神的威严。

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汉代书简的大量出土，当代学者对汉碑的研究更加深入、细致、全面，而且对《封龙山颂》的评价越来越高。

《封龙山颂》的形制简洁无华，长方形，纵166厘米，横100厘米。无额无穿。全碑共16行，满行26字。第1行刊“元氏封龙山之颂”7字。第6行空13字，第10行空21字，第11行为颂辞，第13行空14字，第14至16行因碑之右上角残损，缺字最多。碑文及颂辞为27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