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1898-1982），字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著名书画收藏家，曾收藏有西晋陆机《平复帖》、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及唐李白《上阳台帖》等。刘海粟评价张伯驹时说：“张伯驹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书法被刘海粟认为是张伯驹的四大成就之一，首先是张伯驹在法书收藏上成果颇丰，另外亦对书法史有研究，在书法鉴定中有独特的见解，书法创作上也表现出极具特色的个人风格。
1981年5月，中国书法家协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张伯驹受邀与赵朴初、启功、孙墨佛等书法界名流一同参与了此次盛会，足见其在书法界的影响。以往对张伯驹的收藏事迹多有赞颂，其在诗歌文学、戏曲上的造诣也受到关注，而张伯驹对中国书法的贡献不仅仅是参与珍贵作品的收藏与保护，还有对中国书法的研究与传承，及其个人创作的独具匠心。
张伯驹图片一组
《丛碧书画录》是张伯驹从1932年到1960年间收藏书画珍品的目录，他在序言中说：“予之烟云过眼，所获已多。故予所收蓄，不必终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是则予为是录之所愿也。”张伯驹在收藏书画的过程中以巨款收购传世名作，不吝变卖房产细软，最终又将所藏历代书画名作都无偿捐献给国家，正如他所说的收藏目的是希望能更好地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并认为收藏家有保存和保卫国家文物的义务。曾经有书画掮客白坚甫，愿酬以更多的财富求他让渡《平复帖》，张伯驹断然拒绝：“黄金易得，国宝无双。万一流落海外，我岂不成了千古罪人？”
在《我所收藏的中国古代法书》一文中，张伯驹谈及书法收藏时说：“我从二十八九岁就爱好中国古代法书名画，最初研究明清的作品，后来专鉴赏元以前的名迹，尤其重书法。我收藏是重质而不重量，遇有历史和艺术价值的珍品，我便千方百计甚至卖物举债抢收。”张伯驹提到自己的收藏“尤其重书法”，他在1956年向故宫博物院捐赠的8件国宝级藏品，就全是书法作品。
张伯驹 风入松 纸本 1978年
释文：回思甲午起风云，鏖战势纷纭，旌旗汉武功全失，悔铸成大错难分。本是一衣带水，千年同种同文。阋墙往事已成尘，樽酒话重温。外有强梁图吞并，应须知寒齿亡唇。今日和平友好，相传子子孙孙。调寄风入松。戊午秋，登环翠亭览海港感赋。中州张伯驹，时年八十又一。
钤印：平复堂印（白）京兆（朱）
《丛碧书画录》中收录张伯驹收藏的书画珍品117件，其中书法作品就有27件。在张伯驹的收藏中，近四分之一是法书作品，且大多数是元代以前的珍贵文物。其中最为难得的作品——无论是作者与作品的成就还是收藏过程的艰辛——当属西晋陆机《平复帖》，它是目前我国存世最早的书法真迹，距今有1700多年，9行，84字，字体是从汉隶转为草书的初草，即章草最早的写法，笔法刚劲古朴。此帖原藏清恭王府，张伯驹托人与溥心畬商量，希望出价收藏，以免文物外流，但溥心畬执意要20万元，而未收成；后溥心畬遭母丧，需款正急，将此帖以4万元出让于张伯驹。自此，张伯驹在北京蛰居四年多，深居简出，保护此帖，此后在去西安时也是把《平复帖》缝藏在衣被中，如生命般宝藏。此外，张伯驹藏法书名作还有唐代杜牧《书赠张好好诗卷》。书作右军体，有宋徽宗亲题标签，且加宣和印玺。又有贾似道秋壑图章，经项子京、梁清标先后收藏，各钤收藏印及年羹尧观款。由溥仪携带出京，张伯驹斥五千数百金购得。张伯驹非常喜欢此卷，每夜睡觉的时候都要放置枕旁，数天后才藏贮箧中，也因此自号好好先生。
张伯驹 古董落花七言联 纸本 1977年
释文：古董先生谁似我；落花时节又逢君。戏为分咏诗钟，以文物商店李龟年为题，集《桃花扇》柳敬亭白、杜工部诗得此联。中州张伯驹，时年八十。
钤印：伯驹长寿（白）丛碧八十后印（朱）
宋代范仲淹的《道服赞》，跋识累累，皆出自名手，也是溥仪散出于长春的，当时论文斋靳伯声购得此卷后，由张伯驹出面洽购，收归故宫博物院。后故宫博物院经理事会决议共收购五件，《道服赞》卷因胡适、陈垣等认为价格过高而被退回，于是张伯驹变卖家当举债将此卷买下。
张伯驹收藏的每一件书画作品，尤其是元代以前尤为稀缺的书法珍品的收藏过程都有一段故事，也耗费了张伯驹大量的钱财。启功评价其艺术收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民间收藏第一人。”无论是藏品的质量、收藏的过程，抑或以捐赠作为结果，张伯驹的收藏，尤其是书法收藏都是超群绝伦的。
张伯驹 浣溪沙 纸本 1948年
释文：劲节松筠咏柏舟，柳丸欧荻可同俦，卞家清鉴绍基裘。令子凤毛能济美，从来名士在扬州，北堂萱草可忘忧。调寄浣溪沙（上兴字误可字）。卞太夫人雅好书画，清卞永誉精鉴别，著有《式古堂书画汇考》行世。永誉有女善花卉、能书，见《国朝画徵录》，故云。戊子暮春，中州张伯驹。
钤印：张伯驹印（白）平复堂印（白）京兆（朱）
张伯驹对书法历史和书法理论的研究也颇具造诣，对书法的鉴赏，更有独到的见解，在《丛碧书画录》中对所藏书画都提出自己对创作时间、内容、风格等方面的看法、意见。例如在《平复帖》后，他写道：
是帖作于晋武帝初年，早于右军《兰亭》约百余岁。证以西陲汉简，是由隶变草之初，故文不尽识。卷首有宋徽宗金字标签，自《宣和书谱》，备见著录。入清乾隆丁酉，孝圣宪皇后遗赐予成亲王，后归恭亲王邸，为世传，无疑晋迹。金丝织锦、虾须倭帘犹在，宋缂丝仙山楼阁包首已无存。
为所藏宋吴琚《杂书诗卷》则品评有：
所书诗句，或四句完整，或前后残缺。末押默庵印。后隔水曹溶跋谓为米书。另见吴书诗一册，诗亦多缺首尾，默庵印亦同。盖同时所书若干纸，为后人分装，遂不复合。默庵印应即吴氏字号印。吴氏学米书，殆可乱真。此卷尤得米书神髓，故曹溶直以为米书，然世传米书尚多，吴书却罕觏。
否认了书卷后题跋认为米芾作的观点，结合存世书卷定为吴琚所书，提出两卷为后人分装，且“默庵印”为吴琚字号印的观点。
张伯驹 兰花图 纸本水墨 1978年
款识：一花一叶自披猗，幽谷春风到每迟。莆艾齐荣当路草，无人芳馥又何为。戊午秋张伯驹偶写兰并题，时年八十又一。
钤印：宣统荫生（朱）平复堂印（白）京兆（朱）
除了《丛碧书画录》，张伯驹一生著作颇丰，《春游琐谈》是另一部记录他鉴藏活动的著述。此书是张伯驹主编的具有文人雅集性质的短文集，他在60年代初担任吉林省博物馆副馆长期间，组织了“春游社”，借每周审定古代书画之机，将志趣相投的文人学者聚集一堂，每人创作随笔小文，多为历史、考证、金石、书画等题材，张伯驹有文章70余篇，涉及书画鉴藏的有17篇，其中关于书法作品的讨论都是围绕收藏文物所写，如《陆士衡平复帖》《三希堂晋帖》《杜牧之赠张好好诗卷》《宋蔡忠惠君谟自书诗册》《元仇远自书诗卷》。
另外，张伯驹还在各类期刊发表过书法研究的文章，如《谈晋代的书法》，文中论述了晋代陆机、王羲之、王献之及王珣的书法特点及作品；在《沧桑几度：〈平复帖〉——谈谈我国存世最早的书法真迹》中详细讲述收藏《平复帖》的过程，并对书法内容进行论述，又附有释文；另外还有《我所收藏的中国古代法书》《宋四书家》等文章。
《张伯驹牛棚杂记》是近年出版的关于张伯驹在“文革”期间写于吉林省博物馆的工作笔记，其中有多处讲到他给学校等不同机构讲书法的经历，书中写有“在党校讲书法，在吉大讲词”，“在美协开会讲书法，在艺校讲书法”等。在《建国以来的交代（1949-1967）》里，张伯驹记下：
五零年至五一年，我任燕京大学中国艺术史名誉导师，所讲的课是中国书法史、中国绘画史，书法史是自有毛笔开始，甲骨、篆隶、真楷、行草历代发展沿革至清末为止。
张伯驹所做的书法普及工作，从内容上看，是从书法起源开始，以历史时间顺序讲述。书中还写道：
五七年春，我接受与北京美术出版社预定出版《中国书法欣赏》一书，内容自毛笔开始，有篆书，有未刻的甲骨、殷商陶器墨书、周帛书、汉木简、三国晋以至清真迹图片、历代书法发展沿革的说明等。北京美术出版社预付稿费200元，至五八年编写完竣交出版社。
目前虽不见此书，但可以肯定张伯驹对书法史的认识是全面的，且具有完整性的。
张伯驹、潘素 红梅霜菊 纸本设色 1979年
款识：刻意含情写一枝，春风上面酒凝肌。画眉自有吾家笔，不向佳人借口脂。慧瑶女士雅属。张伯驹写红梅并题，时年八十又二。东篱佳色。慧瑶女士雅属。潘素。
钤印：张伯驹印（朱）好好先生（朱）京兆（朱）潘素（白）
张伯驹对中国书法的贡献除了在收藏、捐赠和研究上，在对书法文化的保护和传播上也是极尽所能。1956年春，张伯驹与陈云诰、溥雪斋、徐石雪、黄晏生、董寿平等人商议创办书法社，同年9月16日，新中国第一个书法组织——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成立。成立大会在北京中山公园召开，清末翰林陈云诰担任社长，张伯驹、溥雪斋、徐石雪任副社长。张伯驹与其他有志之士通过举办大量的展览和书法交流活动，为新中国书法的普及教育、书法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6年12月，张伯驹作为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代表视察故宫博物院，提出了七项内容翔实的建议，其中涉及继承和发扬中国书法艺术的，便是建议故宫设立铭刻墨迹馆，并早日组织法书、名画的复制与编辑出版刊物，以适应各地研究参考。张伯驹认为：“故宫是具有国际意义的全国最大的博物馆。”
1980年，张伯驹已是耄耋老人，却在百废待兴之际，对传统文化的痴心不减，依然不遗余力地继续牵头组织文化活动。是年，北京中山书画社成立，张伯驹仍担任社长，并身体力行于书画社的组建工作。
张伯驹 墨竹图 纸本水墨 1980年
款识：何可一日无此君。晋王子猷寄人空宅，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知月词家属。庚申上巳，张伯驹。
钤印：张伯驹（朱）
张伯驹自幼喜爱书法，在收藏的过程中，得以遍览历代书法名家墨迹，对猎碣、鼎彝、秦刻、汉碑无不临遍，集各家之长，熔于一炉，到晚年终成一格，逐步蜕化为以“曲”尽其妙，以“瘦”立其体的个人书风。
张伯驹在蔡襄的《自书诗册》题跋中简要记述了自己的学书过程：
余习书四十岁前学右军《十七帖》，四十岁后学锺太傅楷书，殊呆滞发晕，观此册始知忠惠为师右军而化之，余乃师古而不化者也。逐日摩挲玩味，盖取其貌必先取其神，不求其似便有似处，取其貌不取其神，求其似而终不能似。余近日书法稍有进益，乃得力于忠惠此册。
张伯驹初学王羲之《十七帖》，挥笔模仿，数年之后，颇具功力，但都不甚满意。40岁之后，开始转而学习锺繇书法，数年仍进步不大。在学“王体”“锺体”的过程中，他觉得自己的书法已具备一定功力，但欠缺了神韵。直到购得宋代蔡襄的《自书诗册》后，仔细揣摩而得以顿悟，因此，书法发生了巨变，受蔡襄恬淡清雅书风的影响，用笔飘逸，如春蚕吐丝，有时密如鸟羽，间或疏若散霙，被人称为“鸟羽体”，字与字之间间距大，清淡脱俗，娟秀雅致。
张伯驹 兰花图 纸本设色 1979年
款识：凝碧池头事已赊，余音犹复按红牙。不听江上湘灵瑟，大地春回放百花。拜菊词人雅属。张伯驹写兰并题，时年八十二。
钤印：伯驹长寿（白）丛碧八十后印（朱）京兆（朱）
目前所能见到的张伯驹书法作品、书札手稿或书画题跋多出现于他50岁左右及晚年80岁后，这两个时间段的书法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格，他自己也曾说：“假使二百年后有鉴定家视余五十岁以前之书，必谓为伪造矣。”张伯驹40岁之前学“二王”，后学锺繇，50岁以后受蔡襄影响，开始化古，其鸟羽体书法继而有所成。但藏家赵胥认为张伯驹早期学“二王”和锺繇学得并不像，而是受章草影响比较大。1947年，张伯驹在所藏禹之鼎绘《纳兰容若像》上题跋，字迹娟秀，结体瘦长；1950年，张伯驹在购入唐杜牧《书赠张好好诗卷》后，随即作《扬州慢》表达购藏后的喜悦，并跋于诗卷后；1956年，张伯驹为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一书特写《潇湘夜雨》词一阕，书风都较为一致，布局疏朗，笔势端凝，风格稳重而清秀。
而到晚年，其书风一改传统书写风格，形成了用笔曲折灵动的新面貌，无论是对联上的大字，还是书札所用小字，都追求笔画的波折，用笔飘逸，似翩翩飞鸟，结体奇创，使转自如，风格鲜明。画家刘海粟评价张伯驹鸟篆体书法：“运笔如春蚕吐丝，笔笔中锋，夺人视线，温婉持重，飘逸酣畅，兼而有之，无浮躁藻饰之气，目前书坛无人继之。”学者刘叶秋则说张伯驹书法：“书兼行草，圆劲挺秀，卓然大家风范。”
张伯驹 风蕙图 纸本设色 1952年
款识：风蕙。壬辰冬，张伯驹。
钤印：京兆（朱）平复堂印（白）
另外，将书法的书写性渗透到绘画中，是文人绘画所常见。书与画二者合一，在绘画中追求书法味道，以书入画，书法作画，在张伯驹的绘画中也有所体现。张伯驹善画藤梅，以瘦硬见长，在《红梅图》中，梅干崎岖，梅枝劲细曲折，与书法用笔近似，多破折，以此表现梅树的优美动态。张伯驹晚年将“曲折”尽显于自己的书画艺术之中，这既是多年学艺、临习各家风格后内化为自我风格的体现，也可以看作张伯驹将晚年坎坷经历投射到艺术创作中的反映。
张伯驹出生于官宦家庭，这给予了他从事收藏活动的条件，张伯驹也把毕生的心血都倾注到艺术收藏与研究当中。中国古代书法是其收藏、鉴赏和研究的重要部分，并且在学习历代书迹的过程中，在理论学习上，建立了对中国书法史的完整认识，在创作上，形成了独一无二的书风。张伯驹对中国书法的认识，不仅局限在个人的研究和学习上，他将全部藏品捐献，又努力完备中国博物馆对书法的收藏与研究，在推动各界对书法的了解和传承中用尽了毕生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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