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是有意识、有目的而为之的手段,我们可以运用种种法,达到种种美的效果。然而,必须特别强调的是,艺术创作中,一切有意识的手段,必须以无意出之;惨淡经营的成果,却要似“偶然拾得”。自然、不做作,是决定一切艺术品能否进入最高境界的理中之理。
环肥燕瘦,“美人不同面而皆悦于目”。可是,不管哪位美人,只要扭捏作态,虚情假意,就令人讨厌。艺术最忌人为做作痕。
中国的美学思想,自古就以“自然”为美。庄子就提出了“依乎天理”、“因其自然”。什么是“因”?管仲说:“因也者,舍己以物为法也”。就是要摈弃主观,依循事物的客观规律去办事。只有顺应客观规律,才能成功,故《吕氏春秋》云:“因者无敌。”
在艺术创作中,自然,就是“顺物之性,因物自然,不设不施”,也就是对一切做作、雕饰、着意、人工气的否定。艺术之最上乘,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自然,也就是艺术家的感情在作品中的坦率的抒发,这就是“真”。一切雕饰加工,都与“伪”相联。因此,黄宾虹论画,强调“应纯任自然,不假修饰”,“山川入画,应无人工造作气”。
搞篆刻,必宗秦汉,秦汉印好在哪里?就是不做作,得自然之美。
战国玺是印章的原始时期,制作者将当时的通用文字安置于印中,没有任何加工制作,自然而然,舒服极了。秦印稍稍朝适合印面作了些努力,字形渐趋方正。西汉印则是书体初步适应了印面,却尚未出现做作的痕迹。方正的摹印篆,仍然是“顺物之性、因物自然”的产物。大量汉印佳作,并非有意作成这个样子,而是在方正的印面上,自然而然成了这个模样。
秦汉印不做作,因而是“朴”的;处理方法很单纯,花样少,因而是“拙”的。这种朴拙之物,离我们已如此久远,我们便以“古”称之。古雅、朴拙这类词,尽管内涵外延不同,在谈篆刻艺术时,其美学内核,都在“自然”这一基点上相互重叠。
到唐宋时期,九叠文之类,竞求工巧,古意荡然,自然之美被摈弃了。
明清以后的现代期印章,其要义正是否定工巧,重回秦汉古印的朴拙、自然。
最先萌发这一意识而见诸著作的,是大艺术家赵孟頫。他借得程代父所集古印拓,手摹三百四十枚,集为《印史》。《印史》序中他着重提出:“余观近世士大夫图书印章,一是以新奇相矜……盖不遗余巧也。其异于流俗,以求合乎古者,百无二三焉。”他集《印史》就是为了让大家看看这质朴的汉魏古印典型,“使好奇者见之,其亦有改弦以求音、易辙以由道者乎!”弦怎么改?道怎么易?就是从古印中悟得去除巧俗、复归于朴、重返自然之道。
自然,作为美的根本范畴,不仅仅是创作方法的皈依,也成为作品的风貌、评价的准则。我们用“自然”这一至理去衡量篆刻作品,就可以把最上乘杰作与相当好的作品明确地区分开来。这两方作品,虽然都出自名家,但其巧可见,便不是上乘。
居艺术最高境界的神逸之品,往往是作者功力深厚时,信手拈来的产物。吴昌硕的作品,好就好在“大巧若拙”、“返朴归真”。齐白石晚年治印,就只在印面上用笔作几个记号,信手刻去。来楚生则“所有这些细小的地方,都不是无意的”。邓散木也经营极苦。吴昌硕齐白石之所以为吴昌硕、齐白石,来楚生邓散木之所以为来楚生、邓散木,区别就在这里。来楚生、邓散木的成功之作,还是那些“支离错落天真”的不经意的东西。正如沈野所说:“用尽神通,不及自然之妙”(《印谈》)。
自然而然,必然是不作态、不矫饰,也就必然会显露出作者的真面目、真情感,故“返朴”必“归真”。真而美的东西,必有益于人。真、善、美在终极之处是归于一点的。
要达到艺术最高境界,自然是“理中之理”,“独创”则可以说是“法外之法”。
如果仅仅从一件作品孤立地去看,独创的意义并不突出,不能成为评价作品水平的主要的尺度。然而,任何玩赏篆刻的人,不可能仅仅只是见过这一方作品,而必然会以许许多多的作者、作品相互比较。这样,一件作品是摹仿之作,还是独创之作,其价值就完全不一样了。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独创的意义更为明确。人的审美趣味具体决定于人所处的社会环境。社会是发展的,人的审美趣味也必然随之不断发展变化。假若艺术家世代相承,恪守师训,不作出创造性的发展,那么,艺术就僵化了,就与不断进步的社会现实脱节了,与人们的审美趣味背离了,人们就将这等作品视为陈旧过时的东西,弃而不顾。与时代审美趣味相称的、风格全新的艺术流派,就会取代旧的艺术流派。一部篆刻史,正是这样一个不断创新变化的过程。喜欢新鲜的东西,陈腐者每每令人乏味,则恐怕是人类的本性,是艺术不断更新的更深原因了。
历史地看待问题,是艺术家悟彻的门径。苏宣在其《印略》的自序中就有这种卓识:“……出秦汉以下八代印章纵观之,而知世不相沿、人自为政。如诗非不法魏、晋也,而非复魏、晋;书非不法钟、王也,而非复钟、王。始于摹拟,终于变化”。社会在发展,人的意识在发展,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想不变化也是不可能的。
见识卓越的艺术家,独创意识必然强烈。正由于他们创作出与前人不同的作品,才在篆刻史上写下一个新篇章。丁敬诗云:“看到六朝唐宋妙,何曾墨守汉家文”。缶老云:“古人为宾我为主”。齐白石则讲得更为率直:“余刻印,不拘昔人绳墨,而时俗以为无所本。余常哀时人之蠢,不思秦汉人,人子也,吾侪,亦人子也;不思吾侪有独到处,如令昔人见之,亦必钦佩”。他们有卓越的见识,才能有独创的胆识。
木有根,水有源。独创的艺术品,每能给人以从未见过的感觉,然而深入研究的结果,总能分析出新形式的根源。也就是说,独创不是凭空的,总是依凭、借用某种旧形式而发展出来的。文彭、何震一辈开拓者,周围全是唐宋工巧之作,故尔拾过秦汉风格,所作便全为近千年所未见者。往后走,专学秦汉就不成其为独创。故朱简以赵宦光草篆入印,刀法也不同于文何,创用碎刀之法。歙派诸子用涩刀拟古。丁敬等西泠中人,又接过朱简的碎刀,创切刀之法;字法、章法则更多采用汉印的方正古拙,创为浙派。邓石如的创新,是以其优美的小篆入印,人称“印从书出”,在学秦汉的氛围中,格外突出。邓石如的再传弟子吴让之,特意加强流畅之感,又成就了自家新面目。赵之谦要算多才善变最突出的人,不论是汉砖、瓦当、铜镜、钱币、权诏,以及《天发神谶碑》、《三公山碑》、《禅国山碑》,还是他自己那流宕的篆书,无不拉来入印,而又用得那么完美。吴昌硕以金文笔法写石鼓大篆,这种趣味用以入印,多苍厚拙朴的出线,令人耳目一新。黄牧甫的又反其道而行之,用光洁坚挺的直线构建全新形象,其源在于三代吉金。齐白石印风,是从《天发神谶碑》脱胎而出;赵之谦《丁文蔚》一印就是这个法门。黄牧甫也曾以《天发神谶碑》入印,但却是偶一为之。齐白石从这个口子突出来,专一单刀冲刀,直线构成,创出风格强烈的齐式印章。
辨明这些名家的根源所出,体味他们创新的过程与方法,能给我们极大的启示。
独创是大师品级必具的条件,但绝非弄出一个别人所无的风格就是大师。作为大师,一是要新,二又要好。只有在深厚的传统根基上的独创,才不会被历史淘汰。
“传统”,不应理解为某种定型的式样、定型的方法。事实上一部篆刻史就是各个时期各个名家不停地创造出新方法、新趣味的历史,也就是一部创新史。“不断创新”就是中国艺术的传统。每个名家,每个流派,也就意味着一种成功的学习道路,成功的创作方法,成功的风格与样式,联系起来看,就是成功的规律。从明清以来,为数众多的印人与作品,都被历史所淘汰了,被遗忘了。这些作品,也提供了不成功的教训,成为前车之鉴。在反复思考这五百年篆刻发展的历史之后,我们会发现“传统”不是任何方法或样式,就方法与式样而言,传统是不停地发展变化的。其不变的内核,是人的审美规律。“传统”是已经经受了历史选择与考验的篆刻艺术的规律,也就是人的审美规律在篆刻艺术中的具体化。
这种规律,我们已经明确,绝大部分是造型艺术所共有的规律,如均衡、统一与变化、适度、整体、自然等等。而在篆刻中还必须特别强调“古雅”的追求。凡符合上述规律,而又不悖乎古雅者,定是成功之作。
其他造型艺术,如水彩画、油画、工艺品乃至中国画,“古雅”之美并非是成功的必要条件;在书法中,古雅的作用更大了。而唯独篆刻艺术,离开“古雅”的趣味,定然失败。近年有的印人将图案的构成方法引入篆刻,从造型艺术的角度来看并无不妥,唯独失之于古雅,便不成功。
古雅之气,可以意会,却难以说定是哪些要素。历代名家,都是在师法战国、秦、汉古印中领会了古雅的奥义。不临摹秦汉印,几乎定然难以悟道成佛。
学书法,学篆刻,舍临摹便无第二法门。因为书法与篆刻,不能由摹仿其他物象入门。书法、篆刻是抽象艺术,纯然按文字形象的自身规律而发展。这也就意味,离开传统、离开古印的临摹,作品就很难符合审美的规律。历史上,创造性最强的大师,如丁敬、钱松、赵之谦、黄牧甫、吴昌硕、齐白石等人,正是临摹功夫最深的人。他们不是在临摹中学几个定型的招式,而是领略了传统的真谛——造型规律与古雅气息,也领会了传统中不断变化创新的精神。故尔沙孟海在《近代印人传·序》中提出:“这些名家,无一不由学古人出身,而其结果皆摆脱窠臼,自辟町畦,各具风貌,与古为新,大大开拓了印学的境界。”
独创,不是学习阶段的事。根基不稳,急于出新,往往画虎不成反类犬,养成了恶习,更是误人。在临摹古印、名家的过程中,我们不仅仅娴熟诸法,而且要明了哪些形式是古人尚未窥及的,是我们创新的突破口,这样才可以创作出前无古人的形式来。
陆游教子作诗,说:“功夫在诗外”。治印,功夫也在“印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精深博大,其学识品格在治印之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必具大家气象。文如其人,书如其人,治印也如其人。任何艺术,都是艺术家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修养,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内在部分;技巧,是实现“对象化”的能力。因此,不能将目光仅仅盯着印章,这会造成知识狭隘,趣味卑微,最终落得一个刻字匠的档次。要成为大师,必须从自己的学识品格,即“本质力量”上来根本地解决问题。
艺术,最难之点就正在于独创。齐白石在《自嘲》诗附注中引用吴昌硕的话:“小技拾人者易,创造者难。欲自立成家,至少辛苦半世。拾人者至多半年可得皮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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