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 董其昌《行书欧阳修昼锦堂记卷》

《行书欧阳修昼锦堂记卷》,据董氏跋称: “此文既有君谟正书帖,故以米行书之。”考其所由,乃是因为蔡襄正书学颜,而董其昌临池起手于颜真卿《多宝塔碑》,他所作正书也是颜家风范。所以他当然要避免用正书与蔡争誉。蔡氏正书没有自己的风格,在蔡为下驷。董以上驷的行书与之竞足,可见董其昌是颇费心机的。
《明史·董其昌传》云: “始以宋米芾为宗,后自成一家,名闻外国。”清代史臣的这一说法,不是没有根据的。比董小三岁的同乡好友陈继儒就说过“思翁书法,吾朝米襄阳也”的话。验于本卷,其中“记”(题目) 、“季子” (12行) 、“旗” (17行)、“当” (31行) 、“登” (43行) 、“所” (48行) 、“侥幸” (52行) 、“惊” (56行)“惟” (63行) 、“施” (65行) 、“勒” (66行) 、“之”(103行) 、“尝”(114行)等字,得形神之似,置于米帖几可乱真。米芾《蜀素帖》、《乐兄帖》及《向太后挽词》都有董跋,《挽词》还附有他刻意追摹的临本,足见他确在学米之上下过苦功。这卷他自矜“以米行书之”,至少在整个体势上可以首肯。
书史上凡属卓尔大家,无不善学古人,遗貌取神。尽管初学阶段不得不亦步亦趋,但其后必力图摆脱古人的牢笼。董其昌说: “临帖如骤遇异人,不必相其耳目手足头面,而当观其举止笑语,精神流露处。”这当然只适用于已入古人堂庑者。只有不凝滞于学到“优孟衣冠”而自足,才有可能并驾古人,甚至超乘其上。
董其昌生长在明末,离他最近的巨人是赵孟��, 这显然是一个挡住他出路的最大障碍。董氏不愧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他深知帖学至赵已发展得尽态极妍、绚烂无比,如还在工力上与其校长角胜,必取败无疑。于是他基于与赵的利钝对比,为自己设计了一个巧妙的方案。他说: “余书与赵文敏较,各有短长: 行间茂密,千字一同,吾不如赵; 若临仿历代,赵得其十一,吾得其十七。又赵书因熟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吾书往往率意。当吾作意,赵书亦输一筹,第作意者少耳。”这话虽然是有资格后说的,但却可看出扬长避短的初意。“行间茂密,千字一同”,这是董谦称自逊于赵的,然而他又说: “古人作书,必不作正局,盖以奇为正。此赵吴兴所以不入晋唐门室也。”可见他对赵持全面否定态度。他正是一眼觑定了赵孟��章法太密、墨法少变、笔法过熟的弱点,故才能断然采取反其道而行之的做法,这就是说:疏、淡、生,而统摄三者的灵魂,便是禅。
董字具有枯寂的禅意,加上他的斋名为“画禅室”,因而引起一些误解。清吴荣光云: “香光以禅理悟书画,有顿悟而无渐修,颇开后学流弊。”他也许看到董其昌逸笔草草,率意居多,就与禅家的顿悟发生联想,以为是临池工夫欠缺所致。其实董字之有禅意,并不能证明他学书也如参禅。相反,董其昌的临池可用“精勤”二字来概括。《松江府志》说董“少好书画,临摹真迹,至忘寝食,中年悟入微际,遂自名家。”董自己也说:“吾书无不临仿。”又说:“临颜太师《明远帖》五百本后,方有少分相应。”联系前列单字,庶几皆可辟除“无渐修”的不实之词。
这卷书作,尽管标榜学米,但如从气息上考察, 显见经过了他的一番改造。打个比喻,他是把米芾的云锦拆散,用自己的机杼重新织出他满意的纹样。他的拟作与米书的不同,表现在笔法、字法、墨法和章法所有方面。
米芾笔法纯熟,笔势峻急,显出“风樯阵马”的特色,他的点画粗细对比强烈,起笔尤其猛厉。结字因势赋形,欹倒颠逸,穷极变相。墨色少变化,多用浓墨,实因墨法尚未作为一个内容引起关注。米书章法一般较为茂密。而董其昌的“米行”运笔较慢,显得生涩,下笔较轻灵,有飘飘欲仙之致。结字大多平易,绝少逞险。喜用淡墨,追求素雅,而章法是行间极宽,一味空疏。
这一切差异,当皆源于他的主导思想。董其昌认为: “米书以势为主,余病其欠淡,淡乃天骨带来,非学可及。”如果参照他“余不好书名,故书中稍有淡意”的话来看,董所不满米的“欠淡”与赵的熟俗一样,都是汲汲于垂世的功名心在作祟。只有他天生的不慕荣利,所以笔底才没有烟火气。这难免有高自标置之嫌。
“盖书家妙在能会,神在能离。”他这句话就说得非常精采。“妙在能会”,“会”的是所学对象的优劣利钝,以便汲取精华,扬弃糟粕,其所以为妙; “神在能离”,“离”的是牝牡骊黄,以便参以己意抒写性灵,其所以为神。这件长卷是否已达到神妙的境界,可置而不问,但有这样理性的认识,至少比吴琚“米芾外一步不窥”的执迷不悟要高明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