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尚态是指态、意态，这里即指书法的结构造型，也指它的风标韵致，"态"中有韵、有法、有意。形成的原因是明代前期和中期的书家大都是以唐人的笔法，写魏晋人形貌，形成了书法注重在字形上刻意求好的大趋势，书法史上称这个审美趋向为“明人尚态”。

明朝疆域图

中国历史由元朝进入明朝，全国政权再次回到汉族统治者手中，政治上的变革是很深刻的，但书法方面却没有太大的阵痛和变化。在明朝，中国书法的主要特征是“尚态”，也就是崇尚书法的姿态美。大概可分三个阶段，即明初、明中和明末。明初之时书法陷于“台阁体”泥沼，虽然真、草、隶、篆各有高手，但在朝中做官的沈度、沈粲（音灿）兄弟推波助澜将工稳的小楷推向极致，凡是金书玉律、朝廷颁文、典藏秘府都必用小楷。二沈的书法被推为科举楷则，于是书坛“一字万同”，“台阁体”盛行。

明代沈度 台阁体《敬斋箴册》

姜立纲楷书《东铭册》

所谓的“台阁”，本意是指尚书，就是古代辅佐皇帝处理政务的官员。因为尚书台在宫廷建筑之内，故称为台阁，后引申为官府的代称。台阁体是一种明代官场书体，其特点就是字体方正、光洁、乌黑，大小一律。在明代初期科考的时候，必须用楷书答试卷，务求工整。字写得欠佳者，即使满腹经纶，也会名落孙山。这对当时的书法发展产生过较大影响。因此，读书人写字，惟求端正拘恭，横平竖直，整整齐齐，写得象木板印刷体一样，这就形成了明代的台阁书体，称“台阁体”。

唐寅《漫兴墨迹》

明中期的时候，“吴中四家”崛起，中国书法开始朝着“尚态”方向发展。祝允明、文徵明、唐寅、王宠四家依赵孟而上通晋唐，取法高古，笔调亦雅，其中，祝允明高古无华，文徵明娟秀骨清，唐寅风华绝代，王宠风流儒雅，这和当时思想观念的开拓解放有关，书法开始迈入倡导个性化的新境界。到了明末，书坛兴起了一股批判思潮，书法上追求大尺度，震荡的视觉效果，侧峰取势，横涂竖抹，满纸烟云，以丑每美，使书法原先的秩序开始瓦解。为什么说明代的书法特点是“尚态”呢？明代书家大多是画家，由于画家对物体的造型比较重视，对书法的结体等也就习惯的比较重视，这就造成了明代书法家尚态的主观原因。由于书法作品能装饰居室，为了追求视觉效果，只得以牺牲笔法为代价，加强结字和章法，加之墨法的运用，形成了“尚态”的特点。注重形式美、样式多，这是客观原因。

唐寅《集贤宾》

历史上对明代书法的评价还有一个说法，那就是“天下法书皆归吴”。这种说法是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地域是分不开的，朱元璋开始打下天下，是建都南京的，后来朱棣（音地）继位后，又建都北京，政治中心虽然北移，但经济、文化中心却形成于长江中下游的江、浙、皖、闽、赣等地。就书法而言，这个地区是传统的晋唐天下，深厚的底蕴加上明王朝的提倡，新的经济刺激以及市民的世俗审美要求，大大促进了江南地带书法的繁荣。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祝允明、文征明、唐寅、王宠，史称“吴中四家”。

唐寅 《落花诗册》

唐寅，字伯虎，又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明朝的吴县人（现在的江苏苏州）。他生于寅年寅月寅时，便取名“寅”，因为在十二生肖中寅为虎，又取字伯虎。因为晚年信佛，又有了六如居士的别号。说起唐伯虎，人们眼前多会浮现出民间传说和影视作品中演绎的形象：才华横溢、风流倜傥、浪漫非凡、三笑点秋香等等。但历史上真实的唐伯虎却是一生坎坷。据当地的文史专家介绍，唐伯虎的父亲唐广德是在当地开小酒馆的，他母亲也是当地的小家碧玉，因为在家中排行老大，所以中间又占一个伯字。唐伯虎自幼天资聪颖，过目成诵，熟读四书五经等书籍，闲暇时也学画画。当时文征明的父亲经常去唐家的小酒馆喝酒，见唐伯虎禀赋和才学过人，决定让唐伯虎与文征明一起拜吴门画派创始人沈周为师。唐伯虎16岁时，秀才考试第一名，轰动了整个苏州城。唐伯虎19岁的时候取当地女子徐氏为妻，两人感情很好。在25岁的时候，唐伯虎连遭变故，父亲、母亲、妻儿、相继去世，次年，妹妹出嫁不久后自尽。唐伯虎很受打击，一度精神消沉，终日借酒消愁，后经祝允明劝诫，重新振作读书。29岁那年，唐伯虎与文征明一起参加应天府（现在的南京）乡试，结果文征明名落孙山，唐伯虎高中解元（就是第一名），一时名声鹊起，名震江南，唐伯虎又开始春风得意。考中乡试第一名的第二年，30岁的唐伯虎踌躇满志的进京参加会试，在乘船中与同去赶考的江阴巨富家的公子徐经相识，两人一见如故，结成莫逆之交。这位徐经就是后来著名的旅行家徐霞客的曾祖父。这个徐经到京城后，以钱财贿赂主考官程敏政的家童，得到了试题。这个徐经文才不行，开考前就让唐伯虎帮他写好了文章，而唐伯虎事先并不知情。毕竟纸里包不住火，此事不久就被人告发，两人都锒铛入狱。经过一年多的审讯，案情不明不白，最终虽未判定唐伯虎是考场舞弊的主犯，但干系是摆脱不掉的。唐伯虎虽被释放出狱，但经过这番折腾已名声扫地，科举仕途已无望。心灰意冷的唐伯虎开始了游山玩水排遣苦闷，在外边游荡了一年，银子也花光了，最后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回归故里。回家后，妻子也离他而去，据说改嫁给了中了进士的都穆，都穆本是唐伯虎的好友。有一个故事版本说，会试中对唐伯虎不利的传言正是都穆传的。唐伯虎在36岁时娶红颜知己沈九娘为妻，生有一女。

唐寅 《落花诗册》

唐伯虎开始以卖画为生，其间，与沈周、文征明有很多交往。唐伯虎的晚年最感欣慰的一件事，就是女儿嫁给了同为“吴中四家”中王宠的儿子，当了王宠的儿媳。唐伯虎晚年多病，不能经常作画卖钱，生活困顿，王宠常常接济。再婚妻子沈氏先于唐伯虎去世后，唐伯虎也在贫困潦倒中离开人世，享年54岁。王宠、祝允明、文徵明等凑钱安排了后事，将唐伯虎安葬在横塘王家村的祖坟。祝允明在唐伯虎撰写了千余字的墓志铭，由王宠手书，刻在石碑上。唐伯虎诗文，最初矜尚才情，经过磨难之后，晚年颓然自放。其书法流媚娟秀、温柔雍容，承赵孟余韵，而略见朴健。他的行书墨迹很多，如《题画诗· 善和坊里》、《吴门避暑诗轴》均以秀美的笔法和结体传达出风流潇洒的姿态。

明代书法艺术基本上是继宋、元帖学书法而后加以发展，元代书坛盟主是赵，明代书法在董其昌未出现之前，依然是赵的天下。到了晚明，由于受到文艺思潮的影响，书法也逐渐体现除了当时的时代精神，“晚明四家”——邢侗、董其昌、张瑞图、米万钟，力图变革自元以来的赵字风格，他们上追晋唐，标举消潇散古淡的韵趣。明代董其昌似乎不大赞成书法偏拙。他认为，“书道只在巧妙二字，拙则直率而无化境矣”。书法的要点在用笔结字的巧妙，如果笔拙、径直，就不能达到出神入化之境。他主张在精熟的基础上求变化，自然天成，不应故意造作。另外徐谓书法风格最为独特，其艺术成就也极高。明清季的倪元璐、黄道周、王铎等欲以劲健朴拙、超逸绝俗的风格，塑造自己的艺术个性。

明人普遍重视书法的审美价值，由于一般都取法晋唐与赵氏书法，故尤不废风韵媚态，文征明、祝枝山、等人都力求书法的遒媚风格，即提倡骨力与姿媚的结合，主张在不失法度的基础上令书法具有逸韵，至如徐渭有“媚胜”说，并以曹植见甄氏而喻书法的魅力，都说明他们强调了书法取悦感官的审美要求。

明代书法实践和理论

🔹 文/方立

编者按：作者认为，明人尚态，是崇尚在继承和创新基础上的中和之态、法度之态、大气简约之态、遒劲奇美之态。

1368年，朱元璋推翻元统治在南京称帝，建立明朝。至1644年，为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推翻，历276年。明代前期（1368-1487）书法以三宋（宋克、宋璲、宋广）、二沈（沈度、沈粲）为代表，承袭元人传统而上追古法，迅速演变成端正流美的台阁体，书风大体平庸。从弘治历正德、嘉靖至隆庆的80余年为中期（1488-1572），代表书家是吴门书派的祝允明、文徵明等。台阁体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和市民文化思潮兴起而衰落，兴起了帖学行草书，明代书学从低潮向高潮转变。万历直到明末可视为晚期（1573-1644），内乱外患，社会动荡，各种思潮涌起，呈现出多元书法格局，注重中和传统书派与注重个性奇崛书派奇正交辉，启导了清代书家。这时期的代表有徐渭、董其昌、张瑞图、黄道周等。从总体看，明代书法延续和发展了元代尚态书风，书家不是直接上追古人，而是以元人为师法对象，或者通过元人间接学习古人，并由此开创了自己的书法时代。

一、明代书法实践

明代前期（1368-1487）书法以三宋、二沈为代表，承袭元人传统而上追古法，迅速演变成端正流美的台阁体。明代帝王都重视推广书法。洪武年间的宋克、宋璲、宋广名振书坛，虽然他们书法风格各异，但总体是元人影响下的闲雅风韵的如美女簪花的书法，深得朱元璋喜欢，因此成为时尚书风流行书坛。与之相反的书风，如苍劲崤拔大字著称的詹希元，被朱元璋怒斥为“梗我贤路”。

明初，三宋书法流行书坛。宋克书法初得元人康里子山弟子饶介亲授，上追晋唐，终于出于蓝而胜于蓝，从元人笼罩下的明初书坛脱颖而出，成为备受前辈杨维桢等人赏识的书法大家。宋璲书学渊源同宋克相似，行草书初学康里子山，篆师张有。及见太朴危公，乃命师王献之行草，而篆法以李斯为宗。可见，同样是沿袭元人书法传统，总体可归纳于尚态书风。

明成祖朱棣即位以后，昭示四方善书士人以写外制，其中突出者于翰林写内制。凡写内制者，皆授中书舍人之职。统治者的书法审美倾向逐步渗透到中书舍人当中，中书舍人投君王所好，导致一种工整呆板、千人一面的台阁体出现，并占据当时书坛主导地位，其代表人物是沈度、沈粲。二沈书风源自元人传统，遵循一脉相传的古法，虽然婉丽飘逸、雍容矩度，但少了些生动气象，杂了些媚俗之态。从这个意义上说，仍然是元人尚态书风的延续。

从弘治历正德、嘉靖至隆庆的80余年为中期（1488-1572）。此时书法活动中心已经由北京渐渐转移到江南苏州一带，时有“天下书法归吾吴”之说。吴门书派努力恢复各尽字之真态和以真作草的传统，实则纠正台阁体书法的流弊。传至祝允明、文徵明、王宠、陈淳吴中四名家时，到了如日中天的鼎盛期，终于突破元人书风对明代书坛的百年桎梏，开创了自己的书法时代。

万历到明末的晚期（1573-1644），内乱外患，社会动荡，各种思潮涌起，以二王中和为准则的传统审美观受到张扬个性的非中和审美观的挑战，呈现出多元书法格局。特别是李贽等人在文艺界倡导争取个性自由的思潮，反映到书法上就是对以二王中和为准则的传统审美观的挑战和冲击，促使标新立异、个性张扬的书风得以出现并被认可，涌现出如徐渭、董其昌、张瑞图、倪元璐等一批杰出书法家。这批书家成为晚明书坛变革潮流中的巨匠，为清代尚姿书风的开拓提供了重要启迪。明代后期层出不穷的善书之辈，大多走帖学之道，在走老路中又不断创新，如师法二王的邢侗，承袭米芾的米万锺，取法秦篆而创草篆的赵宧光，宗法汉隶而自成一体的宋珏等人，他们的书风对清代碑派书法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从全部历史看，明代书坛又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朝代，既是元人尚态书风的继承者，又是清人尚姿书风的开拓者。

二、明代书家

明初书坛以三宋（宋克、宋璲、宋广）、二沈（沈度、沈粲）最为著名。

宋克（1327-1387），字仲温，号东吴生、南宫生，长洲（今苏州）人。洪武四年（1371年）官风翔同知。宋克擅长章草、小楷和草书，章草最为著名，取法皇象《急就章》。自从元代赵孟頫开始兴起师法皇象章草风气以后，研习此体的风气一直延续到明代，宋克一生临写此帖，是其中成就最高的一位，他流传下来的大致书于60岁的《急就章》，笔势劲健、风貌简古，是他古法形神兼备的得意之作。宋克的小楷，也被翁方纲在《复初斋文集》中赞誉为“明一代小楷宋仲温第一”。他的小楷，初学赵孟頫，后法锺繇、王羲之，尤其得力于锺繇，有《七姬权厝志》等作品遗世。他的草书师法康里子山，有《杜甫壮游诗卷》等作品传世。

宋璲（1344-1380），字仲珩，浦江（今浙江金华）人，宋濂次子。洪武九年（1376年）官中书舍人。后因其侄宋慎涉及胡惟庸案而连坐致死。他在书学道路上表现出睿智，虽然学习康里子山，却不模仿，得之形神，融合康里子山的用笔、体势之妙与张旭、怀素的豪迈俊放之势于一体，得到方孝儒的高度评价。宋璲以善草而名重当时，袁宏道《识篆书金刚经后》云：“仲珩草书为当代第一”。传世草书作品有《敬覆帖》等。他的篆书在当时评价很高。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一字万同、千人一面的台阁体开始盛行，对书法艺术发展形成束缚。但是，也涌现出优秀书家，包括宋璲、沈度、沈粲、解缙等人，其中尤以二沈兄弟最为著名。

沈度（1357-1434），字民则，号自乐，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明成祖朱棣即位，诏简能书者入翰林，沈度中选，并深得朱棣宠爱，凡金版玉册等必命其书，名出诸士之右。遂由翰林典籍升任检讨，历修撰，迁侍讲学士。沈粲（1379-1453），字民望，号简庵，沈度弟，自翰林待诏迁中书舍人，历侍读，进阶大理寺少卿。沈度以楷书名世，传世作品有《谦益斋铭页》等。沈粲以善于草书著称，传世草书作品有《千字文卷》等。

沈度、沈粲兄弟二人并称二沈先生、大小学士。他们的书学艺术齐头并进，名振明初百年不衰。其中重要原因，一是兄弟二人书法受到明初几代帝王喜爱。太宗把沈度书法比之“我朝王羲之”；宣宗、孝宗对二沈书法也喜爱有加。二是兄弟之间的相互谦让。沈度在皇帝面前说，臣弟沈粲书法在我之上。因此兄弟也被皇上征用。沈粲也是事兄有礼，凡是皇上有褒奖和赏赐，都归功于兄长。在书法上也各守一端，互不逞强，相得益彰。

明代中叶，自成化至嘉靖年间，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书法活动中心也逐渐由北京南移至江南苏州一带。苏州地区的吴门书派经过宋克、徐有贞、沈周、李应祯、吴宽等人努力，传至祝允明、文徵明、王宠、陈淳为代表的吴中四名家，终于冲破明初以来元人尚态书风主流书坛百年之久的桎梏，开拓明代书坛的最佳境界。吴门书派努力恢复“各尽字之真态”和以真作草的传统，纠正台阁体的流弊，为明代书坛书写了精彩的一笔。

祝允明（1460-1526），字希哲，因多生一指，故字号枝山、枝指生、枝山道人等，苏州人。弘治五年（1492）举人，正德九年（1514）授广东惠州府兴宁知县，嘉靖元年（1522）迁应天府通判，后人称祝京兆。因为一生仕途不顺，怀才不遇，所以纵情酒色、寄情翰墨。他的父亲是正统进士，外祖父徐有贞、岳父李应桢都是当时书坛名家，学书开始眼界就高，以善草书而闻名于世，但草书面目繁多。他的小楷得力于锺繇、王羲之，造诣也很高。

文徵明（1470-1559），初名壁，因避祖讳乃以徵明字为名，因先世为衡山人故自号衡山，苏州人。嘉靖二年（1523）以贡生被征至京，授翰林院待诏，预修《武宗实录》。嘉靖六年（1527）辞归故里，筑室于舍东，取名玉磐山房。他少时因书法不佳，生员赴试名置3等。因此发奋学书。开始临摹宋元之撰，既悟笔意，遂悉弃之，专攻晋唐，尤其喜欢智永的千字文。到了中年，已经是各体皆备的书家了，其中以小楷和行草书成就最高。他的小楷初学欧阳询，以劲健取胜；后着力智永，于劲健中加以虚和之意；晚年上追锺、王，寓潇洒于方正之中，现飘逸于工整之外，形成似攲反正的自家风貌。学书直到垂暮之年，才说稍知用笔。此时，他仍然手不颤、字不散地作蝇头小楷，人以为仙。在文徵明擅长的众多书体中，以小楷和行草书成就最高。他的传世小楷有《前赤壁赋》、《离骚经》、《归去来辞》等。文徵明是吴门书派的领袖，这一流派一直流传到万历时代才逐渐走向末流，被董其昌为首的华亭书派取代。

万历到明末的晚期（1573-1644），以二王中和为准则的审美观受到张扬个性的非中和审美观挑战，涌现出如徐渭、邢侗、董其昌、张瑞图、米万锺、黄道周、倪元璐等一批杰出书法家。他们的书法标新立异、各具特色，反映了晚明的社会思潮。

徐渭（1521-1593），初字文清，后更字文长，号天池生、天池山人、田水月、青藤道士等，浙江绍兴人。20岁为邑诸生，此后8次应举皆名落孙山，逐灰心仕途。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客总督胡宗宪。四十四年胡下狱，渭惧祸发而狂，因误杀其妻子而论死下狱，经张元忭力救获释，浪迹金陵。晚年病归故里，穷困潦倒。他的书法远以魏晋筑基，近学宋、明大家，面目奇异、用笔大胆，绝无仅有。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翁、思白，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深造翰林院并充任太子讲官。3年后，任翰林院编修。天启二年（1622年）侍读学士，修《神宗实录》，次年任礼部尚书。其时宦官掌权，为免不测之灾，告归。崇祯四年（1631年）复任礼部尚书，并掌詹事府事。七年，加为太子太保。40岁以前是董其昌书法广泛积累阶段，40岁至60岁是广泛师法古人并且深有感悟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他借鉴的古代名家百人以上，其中苏轼、米芾等人书法给他极大启示。他一生探索传统笔法，体会最深的是用笔要虚灵，认为只有用笔虚和，才能腕生韵致；只有不用一实笔，才能有无垂不缩、无往不收的千变万化。他在青年、中年、晚年的不同阶段，都有代表性作品传世。

张瑞图（1570-1641），字长公，号二水，福建晋江（今泉州）人。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举人。历任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师中极殿大学士、左柱吏部尚书等职。崇祯二年，入逆案，赎罪为民。回归故里。因依附魏忠贤，长期被世人所轻。善诗文，工书画，尤以书法扬名，与董其昌、邢侗、米万锺并称晚明四大家。张瑞图书法以锺繇、王羲之为根基，对传统书法既继承又反叛，自成一家，对当时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等人产生直接影响。

三、明代书论

明代书论发展同其书法实践相辅相成。由于受到明代早、中、晚3个不同时期社会思潮的影响，虽然都没有摆脱复古、拟古书风的笼罩，对在其基调和内容上有很大区别，尤其是书论种类和内容，都超过历史上任何朝代。明代帖学盛行，丛帖汇刻风靡朝野，尚古摹古之论时起时落；随着台阁式微、吴门崛起，中和雅正之说畅行；到了明代晚期，吴派乏力，社会思潮变迁，叛逆之帜、狂怪之论、愤慈之音，诸家纷争，此消彼长。明晚书风虽然没有挽救一代颓势，但肇端清代书艺，是清代尚姿书风的源头活水。

明代比较重要的书论著作，大体分为5类。第一类，史传。如陶宗仪《书史会要》、朱谋垔《书史会要续编》等。第二类，文字、典籍。如李登《摭古遗文》、梅膺祚《字汇》等。第三类，技法。如姜立纲《中书楷诀》、丰坊《书诀》、杨慎《墨池琐录》、王世贞《艺苑卮言》、徐渭《七字书诀》等。第四类，著录类。如文嘉《铃山堂书画记》、朱存理《珊瑚木难》、汪珂玉《汪氏珊瑚网》、张丑《清河书画舫》等。第五类，论述。如王世贞《古今法书苑》、解缙《春雨杂述》、徐渭《玄抄类摘》、项穆《书法雅言》、赵宧光《寒山帚谈》、周之士《游鹤堂墨薮》、詹景凤《书诣》、倪后瞻《倪氏杂著笔法》、李日华《六砚斋笔记》、董其昌《画禅室随笔》等。另外，黄道周、何良俊、莫云卿、陈继儒等名家亦有精辟书论，散见在各自的著作中。到了明代后期，作为帖学书法集大成者董其昌的出现，影响书坛300年之久。他的《容台集》、《画禅室随笔》等著作，更是影响深远。

解缙《春雨杂述》成文于永乐四年（1406），他时年37岁，正值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之任上。主要论述书学传授和临古精熟的重要性。作者反复说明，书不入古终归左门旁道，所谓“非口传心授，不得其门”。他在强调书学正宗的同时，提出了深入学古的标准：“大要须临古人墨迹、布置间架，捏破管，书破纸，方有工夫”。解缙书学反映了明初书风特征：一是继承元代强调古法、书学晋唐的传统倾向：二是对赵孟頫书学观点的推崇和发展。

项穆（约1550-1600）《书法雅言》。项穆与董其昌是同代人，该书为他晚年所作。全书由书统、古今、辨体、形质、品格、资学、规矩、常变、正奇、中和、老少、神化、心相、取舍、功序、器用、知识等17条构成，对各条内容全面考察和分析，始终围绕中和这一中心思想展开书论，强调“规矩从心，中和为的”，从中和角度观照各种书法现象，论述书学技法和审美准则。《书法雅言》虽然在当时立场趋向保守，但蕴涵了许多辩证法思想，有见解独到的看法。余绍松《书画书录解题》高度评价此书：“论旨一贯，条理井然，独抒心得，无剽袭苟且之弊，行文大体拟孙过庭《书谱》，气息亦颇纯厚，在明季著作中，实为仅见”。

赵宧光《寒山帚谈》，共上下二卷、八章。上卷分权舆、格调、力学、临仿4章，下卷分用材、评鉴、法书、了义4章，内容包括书法用笔、结体、格调、鉴赏、笔墨工具等方面。赵宦光自称独抒心得，补“古人之未发”。比如说“真书不师篆、古，行草不师章、分，如人食粟衣丝，而不知蚕茧禾苗所出也”。他主张复古的同时，也强调上下贯通、诸体融和。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根据自己书画创作心得汇集而成，包括书画理论、评品、技法等内容。书法理论有论用笔、评法书、跋自书、评古帖4篇。董其昌书论的突出特点是以禅喻评书，许多书学观点皆阐发于对禅宗的联想。他特别强调用笔、用墨的作用，认为书道只在巧妙二字，而字之巧妙处在用笔、尤其在用墨。对于用笔，他提出发笔处便要提得笔起，不使其自偃；用笔之难，难在遒劲。遒劲非是怒笔木强之谓，乃大力人通身是力，倒辄能起；提得笔起，不可信笔。一转一束，皆有主宰。转、束二字，书家妙诀。用墨须使有润，不可使其枯燥，尤其忌讳秾肥，肥则大恶道矣。董其昌认为，书家要以奇为正，赵孟頫不能理解，所以字如算子，不能入晋。而米芾能够体会其间道理，所以书法跌宕多姿。他自己是从古人正帖入手，寻觅法帖的奇处，最终自成一家，成为帖学书法的集大成者。帖学书法兴起并达到高峰，是明人尚态书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明人尚态，是崇尚在继承和创新基础上的中和之态、法度之态、大气简约之态、遒劲奇美之态。明人书法与明人瓷器、家具等艺术品被称为粗大明一样，大气豪放而又简约精致，独具一格、自成一体而又尊崇古训、法度森严。

（作者为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副主任，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执行会长、文化委员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