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小楷《显考武夷府君行状》1
王夫之小楷《显考武夷府君行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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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真乃儒林奇士。其思想之奇，如日月之明，前人备述。船山隐居草堂数十年，却创作了大量惊世骇俗的学术著作，且其所“惊”所“骇”，非在当时，而在两百年后，此中流传之曲折，可称学术史之传奇。
生前，王夫之的声名基本未出湖湘，即使偶有传播，如顾炎武的《楚僧元瑛谈湖南三十年来事作四绝句》：“共对禅灯说《楚辞》，《国殇》《山鬼》不胜悲。心伤衡岳祠前道，如见唐臣望哭时。”也是以“悲《国殇》”“唐臣望哭”以“说《楚辞》”的遗民形象为世人所认识，掩盖了船山的学术光辉。康熙年间，其子王敔入湖广学政潘宗洛幕下，奉上船山遗书，得以选刊著作二十七种，立传《儒林》。只是并未引起世人重视，鲜有研究者。乾隆间编纂《四库全书》，湖南省呈送船山著作，但因“语多违碍”，不少被列入禁毁之目，仅有经学六种（《尚书引义》《春秋家说》《易》《书》《诗》以及《春秋》之《稗疏》）选入。庙堂缙绅如此，各地学者亦然。章学诚评论道：“王氏稗疏多有可采，而好用聪明臆说。”乾嘉考据学方兴未艾之时，王夫之不过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经学家，遂至于“乡里曲师，乃不能举其名姓，盖其书之若存若没、堙塞不行久矣”。
王夫之小楷《显考武夷府君行状》3
道光年间，邓显鹤将船山抬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先生于胜国为遗老，于本朝为大儒，其志行之超卓，学问之正大，体用之明备，著述之精卓宏富，当与顾亭林、黄梨洲诸老相颃颉。”“多闻博学，志节皎然，不愧顾、黄两先生”。除了对船山的学术成就作出了全方面的肯定，他还第一次将之与顾炎武、黄宗羲并论。同时期的欧阳兆熊甚至认为“船山先生为宋以后儒者之冠，同时如顾亭林、黄梨洲均不能及。”于是，由邓显鹤和欧阳兆熊主持并捐资，邹汉勋负责校订文字，刊刻了湘潭王氏守遗经书屋本《船山遗书》。据邹汉勋记载，编校者中有左宗棠、何绍基等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
可惜，此版《船山遗书》还未发挥应有的社会效用，就在太平天国的战火中毁灭了。直到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于同治四年重刻《船山遗书》（金陵节署本），船山思想如一声春雷响彻了中国知识界的寒空。如梁启超所说：“咸同以后，因为刊行《遗书》，其学渐广，近世的曾文正、胡文忠都受他的熏陶，最近的谭嗣同、黄兴，亦都受他影响。清末民初之际，智识阶级没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并且有许多青年作很热烈的研究，亦可谓潜德幽光，久而愈昌了。”
王夫之小楷《显考武夷府君行状》4
梁启超评价船山学乃“非朱非王”的“湖湘学派”，“在北宋为周濂溪，在南时为张南轩，中间很销沉，至船山学而复盛。他独居讲学，并无师承……”虽“无师承”，但通过《武夷府君行状》，可以发现其父王朝聘“根极理要，宗濂洛正传”，与“新学”格格不入。王夫之的学术思想，当深受其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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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山听鴂
王船山的国愁与家恨
王夫之小楷《显考武夷府君行状》和《显妣谭太孺人行状》合册，为王夫之七十一岁七个月时手书。其中详细记载了王夫之在明王朝“天崩海涸”之时，与父母兄弟饱受战乱之苦。但是，船山仍然“未敢忘忧国”，这其中所交织的国愁与家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王夫之的情感和抱负。
王夫之小楷《显考武夷府君行状》5
崇祯十六年癸未，明王朝的江山已是“纷纷世界战如棋”。八月，张献忠连克武昌、长沙、衡州等地。《显考武夷府君行状》记载：
张献忠陷衡州，勾索不孝兄弟充伪吏，日投人水中。先君子为里魁胁执，出手书，戒不孝兄弟，言：“此自我义命，汝兄弟万勿以我故，荏苒作偷免计。”至郡，则易衣履，将投缳，以坚不孝兄弟之志，会夫之所识黄冈奚鼎铉陷贼中，为保护得缓。夫之乃残肢体，出扶先君子逸去。
张献忠占领湖湘后，为笼络吸纳人才，到处“勾索诸人士”。王夫之兄弟以“《春秋》魁”中举，自然在“勾索”“充伪吏”之列。当时“勾索”之令“下如猛火”，而以“日投人水中”威胁士人，王夫之兄弟真可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王夫之本来是可以逃脱“勾索”之“水”“火”的，这要靠他的舅舅谭玉卿。为此，船山晚年在回忆时还写下了“崇祯癸未，贼购捕峻亟，先母舅玉卿谭翁以死誓脱某兄弟于虎吻，谢世以来仰怀悲哽者三十余年”“枫林落叶岳云寒，兄弟披离片影单。九族凭谁容破壁，寸心已许赴危湍。恩深草屩随拖杖，命续霜刀惜刈兰。今日渭阳回首处，萧条白发泪痕干。”“勾索”所及，兄弟二人不仅不期许能够为“九族”“破壁”，并且已经在“片影单”的漂泊中做好了“寸心已许赴危湍”的准备。幸而谭翁在“霜刀”之“刈”下“誓脱某兄弟于虎吻”，将兄弟二人藏匿于莲花峰上，船山也得以在乱世寒冬中获得须臾的温暖和安宁——如果父亲没有“为里魁胁执”的话。
王夫之小楷《显考武夷府君行状》6
可是，兄弟二人却得到了武夷府君被“伪吏”当作人质的消息。根据《家世节录》的记载：“（王朝聘）张目直视，终不答。伪吏怒，将羁先君。先君叹曰：'安能以七十老人俛仰求活！’”武夷府君生怕夫之兄弟会“以我故”，出山屈服于张献忠帐下以“荏苒作偷免计”，故而“投缳”诫子，只在须臾之间。在听闻消息后，兄弟二人秉承父志，立即达成了“之死矢靡它”的共识，但对如何救脱父亲却产生了分歧：兄长介之准备假装屈降，以“出脱先君子”，然后“沉湘以死”，断绝“伪吏”的念头；船山却担心兄长的做法只会“与先君子俱碎”，不仅兄弟二人不能“求活”，父亲也会“碎”于“伪吏”之手。形势紧迫，王夫之决定用自“残肢体”的方式来争取父亲的性命，因此“剺面刺腕”“傅以毒药”，命人“舁箦到郡”。“伪吏”因其所伤之重，不能利用，不再逼其就范。次日，王夫之带着父亲逃遁到黑沙潭。
王夫之小楷《显考武夷府君行状》7
在救父过程中，王夫之昔日的“文字交”黄冈人奚鼎铉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虽然奚鼎铉“陷贼中”充当“伪吏”，但武夷府君“易衣履，将投缳，以坚不孝兄弟之志”时，奚鼎铉“保护得缓”，为王夫之自残救父争取了时间。可耿介的武夷府君因其屈节于张献忠部，“终不与语”。
虽有惊无险，但看到风雨飘摇的流离失所的百姓，王夫之慨然“心伤”“说《楚辞》”，赋《九砺》（今仅存其一）：
父母生汝身，苍天覆汝上。土枭甘母肉，欲啼心已丧。利剑不在手，高旻从汝谤。一闻心已寒，屡听魂空漾。诉天求长彗，一扫云霾障。回问汝何有，面目还相向。不见汝妻孥，昨夜归贼帐。昏醉白日中，哀汝随萍浪。陆地而行舟，寒浞夸其荡。雄剑不弢光，摩挲气益壮。
“父母生汝身，苍天覆汝上”，自己若视父亲性命于“危湍”不顾，则与“甘母肉”之“土枭”何异？天下汹汹，百姓倒悬，“不见汝妻孥，昨夜归贼帐”，故而深怀“诉天求长彗，一扫云霾障”的整顿山河之抱负。不久，得知衡州同知郑元逢率领义勇军收复邵阳等地，船山“摩挲气益壮”，毅然从戎报国。
王夫之小楷《显考武夷府君行状》8
次年改朝换代，清兵入关南下。船山虽有恢复明朝之志，无奈南明诸朝廷各怀鬼胎，自内部瓦解；船山此时父母尚在，亦不便作无方远游。故而王夫之一度远离政治，侍奉武夷府君于莲花峰上。顺治四年十一月，“武夷公病革，遗命以南岳莲花峰之麓，幽迥远人间，必葬我于此，勿载遗形过城市，与腥臊相涉”，是月十八日卒。五月时，清兵已陷衡州，武夷府君所言“腥臊”者即此。船山曰：“盖于死生之际，毅然无所却顾类如此”。岂“无所却顾”？正如同王介之欲“沉湘以死”，以绝“伪吏”，正是屈子“宁赴湘流，葬于鱼腹”，而不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俗之尘埃”。楚地英灵，古今同怀。
《显妣谭太孺人行状》记载：“不孝兄弟遘皇天之厄，癸未丁亥，婴勾索之酷。戊子己丑，夫之愚不自量，思以颈血溅干净土，屡贻母以不测之忧。介之奉母匿草间，茹无盐豉，病无医药，层冰破屋之下，极不可衰年之苦，而一意奖砺，俾全蜂蚁之节，怡然顺受。”
王夫之小楷《显考武夷府君行状》9
按“勾索之苦”，“癸未”夫之救父，“丁亥”则是顺治四年，五月，清兵陷衡州而复“勾索”士吏，船山只得避匿湘山。在战乱中经历“草中求活如猬缩”，作《仿杜少陵、文文山作七歌》，《二歌》回忆救父事可与前相证，《三歌》《四歌》写“贻母以不测之忧”、不能养母之恨：
风霾蔽天白日昏，今春别父而分奔。临行忍泪相劝勉，虽死不辱犹生存。前年抗贼受羁困，今者托足望何门。呜呼二歌兮肠寸断，白发扶杖苦惊窜。
吾母鞠我过母长，辛苦免我于羸尪。去年哭妇泪不燥，菜羹谁煮药谁尝。况闻恶贼恣掠夺，行采草根充糇粮。呜呼三歌兮吾食粟，难寄一粒供母粥。
有兄有兄伯与仲，时人误拟等三凤。伯兮南奔仲潜伏，化为酰鸡营醋瓮。君亲恩重报不得，天涯生死如春梦。呜呼四歌兮音问绝，独向湘山听鸣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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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妣谭太孺人行状》1
船山“独向湘山听鸣鴂”，鴂者伯劳之鸟。《郑笺》中说道：“伯劳鸣，将寒之候也，五月则鸣。”大概是巧合，清军攻克衡州也在五月。随着清军的深入，百姓遭受到更沉痛的苦难，正是中华大地“将寒之候”。船山独处湘山，独对寒冷，寂寥之际，听民生之多艰，忧父母之不养，怀故国之盛时。
顺治七年八月初二，谭太孺人在王夫之“间关岭表”之际去世，船山“不得奉临终之训”，哀哉！忠臣难回狂澜于既倒，孝子未养双亲于已生。国愁家恨，岂有绝期？谭太孺人遗命“归葬先君子岳阡之右，远离城市秽土，协先君子清泉白石之志而已。”“远离城市秽土”的“清泉白石之志”，正如同武夷府君勿“与腥臊相涉”之命，当然也是其子船山晚年的归宿。“天不可回，我非我与”，作为遗民的王夫之晚年隐居草堂，除了感叹自己“不孝之罪通于天”“固百死而莫赎”，也只能将先人的事迹手录于兹，使考妣的“清泉白石之志”得以为后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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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影欲惜
稿本《行状》的文献价值
小楷《显考武夷府君行状》和《显妣谭太孺人行状》反映了两篇《行状》最原始的状态。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此稿本并未被世人所知。同治四年刻金陵节署本《姜斋文集》中并未见到此稿，故《武夷府君行状》有目无文，《谭太孺人行状》文字与此差异颇大。最大的差异是缺少两大段文字，节录于下：
不孝兄弟遘皇天之厄……夫之间关岭表，不得奉临终之训。（笔者按：金陵本径作“不孝夫之间关两载，未获奉临终之训”，其间母子受难细节全无）
谭宗故籍茶陵……己巳孟秋夫之手录。凡我子孙，非甚不肖，尚谨藏之。（按：述“谭宗”家族史、舅氏生平、写作时间等，而金陵本无）
王夫之小楷《显妣谭太孺人行状》2
光绪四年，平湖知县张宪和发现藏在八世孙王德忠家中的《行状》稿本，并将之刻入《姜斋文集补遗》中，两篇《行状》的大体原貌才重现于众。但或因文纲所限，或乃刊刻之误，补刻本与《行状》稿本亦有差异。今稿本重现于世，可补刻本之不足，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稿本已佚前八页，今仅就尚存者，将稿本与补刻本的差异谨列于下：
（一）补刻本之删减者
稿本《显考武夷府君行状》：“昔之孺子，今已衰朽。天不可回，我非我与。”补刻本删去“天不可回，我非我与”八字。按此八字可与上文“鲜民罍耻之日”呼应，作为“鲜民”的王夫之因不能“回”“天”而“罍耻”，又因“昔之孺子，今已衰朽”而慨叹“我非我与”。此八字与上文一气贯通。
王夫之小楷《显妣谭太孺人行状》3
稿本《显妣谭太孺人行状》：“癸未丁亥，婴勾索之酷。戊子己丑，夫之愚不自量，思以颈血溅干净土，屡贻母以不测之忧。”补刻本删去“戊子己丑，夫之愚不自量，思以颈血溅干净土”十八字。顺治五年戊子十月，王夫之与管嗣裘举兵衡山，既而兵败，“所谓愚不自量”；随后赴肇庆永历帝行在，次年己丑又赴桂林，至夏方回南岳侍奉谭太孺人。此两段经历乃所谓“思以颈血溅干净土”，而“屡贻母以不测之忧”。无此十八字，则谭太孺人的“不测之忧”仅仅在于船山的“勾索之酷”，这和许多受战乱波及的家庭并无区别。而船山之恨之所以为恨，乃是由于船山为国事奔波在外，“难寄一粒供母粥”，未能照顾母亲，又“不得奉临终之训”，见不到母亲最后一面。稿本保留而补刻本所无的这几句话，实乃理解船山国愁家恨的关捩所在。薛岳因此感慨道：“至其起义衡岳，从王岭表，思以颈血见干净土，其言劲若风霆，炜如日星，而黍离麦秀之感，溢于人之意表，至今犹凛凛有生气。”
王夫之小楷《显妣谭太孺人行状》4
稿本凡以“永历”纪年之处，补刻本皆剜去，如《显考武夷府君行状》之“永历丁亥十一月十八日”、《显妣谭太孺人行状》之“永历庚寅八月初二”。船山与许多遗民一样使用永历年号，永历后则仅以干支纪年。
以上种种，非稿本不能补全，非补全不能更完整地还原船山的遗民之志。
（二）正补刻本之讹误处
补刻本刊刻不精，错误甚多，大致分为四类：
①漏字之处：⑴稿本《显考武夷府君行状》“过应山绝顶”，补刻本脱“绝”字。⑵稿本“互相敬爱者”，补刻本脱“者”字
②字形相近而误：⑴稿本“大怒不叱”，补刻本作“不怒不叱”；⑵稿本“勾索不孝兄弟充伪吏”“婴勾索之酷”，补刻本作“句索”；⑶稿本“类出于太孺人之樽节”，补刻本作“撙节”；⑷稿本“莫敢亵起”，补刻本作“亵越”；⑸稿本“附赘袠末”，补刻本作“表末”；⑹稿本“讳允琳”，补刻本“允”作“久”；⑺稿本“又非识”，补刻本作“议”；⑻稿本“所授于学父先生者”，补刻本作“所受”。
③互相颠倒处：稿本“先君子十年燕赵”，补刻本“燕赵”二字互相颠倒。
④异体字而不能存旧者：⑴稿本“以雕虫问世”，补刻本作“雕虫”；⑵稿本“如扶童稚”，补刻本作“童穉”。
王夫之小楷《显妣谭太孺人行状》5
又如手稿中船山说武夷府君“大怒不叱，大喜不启齿而笑”，补刻本则言“不怒不叱”，特别令人费解。难道武夷府君不能“怒”不能“叱”吗？武夷府君“怒”骂“伪吏”，岂能不“怒”。且“大怒不”与“大喜不”句型句意相应，“大怒不叱”说的是虽“怒”而克己“不叱”，正如虽“大喜”而克己“不启齿”笑，符合前文“忧患沓至，晬容不改”的持重之貌。非手稿之“大怒不叱”不能令人豁然，又可以进一步确认此为船山晚年手稿真迹。
（三）稿本特有的价值
王夫之怀着个人的国愁家恨誊写此稿，留下了一些稿本特有的痕迹，还原这些蛛丝马迹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船山此作的内涵和情感。
王夫之在书写时遵循着一定的平阙格式。他在“裹创从王，而不逮覃恩之期”一句中，特地将“王”另起一行，而“覃恩”前空一格，在此稿本中亦为仅见。又如王夫之“戊子己丑，夫之愚不自量，思以颈血溅干净土”，其时“裹创”所“从”之“王”即永历帝。其始终视南明政权为正统，一如在文中使用“永历”作为年号。
王夫之小楷《显妣谭太孺人行状》6
在刊刻时，船山谨避父讳，此种痕迹在刻本中得不到体现，不免冰冷。如“聘”字，于《武夷府君行状》中出现两次：“若聘酃县文学周士侃女，范聘文学唐克恕女。”“聘”最后一笔皆缺。
除此之外，《武夷府君行状》后钤有“武夷先生牧竖”白文方印、“夫之小字三三”（按船山于家族行六）白文方印，《谭太孺人行状》后钤有“王夫之印”白文方印，皆为船山之印，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王夫之小楷《显妣谭太孺人行状》7
（四）稿本《行状》的书法特色
船山有诗题为“家兄观夫之抄稿，云墨迹似先征君，重示以诗，哀定后敬和四韵”，以此知船山的书法乃与武夷府君有相似之处。而武夷府君本人对于书法的态度，则俨然将其视作小道。王夫之曰：“先君于书法，不求甚工，而终身不作一行草及纵笔大书。”王夫之在教育上受其父亲影响最多，观其现存墨宝皆为工整的楷书，可见对于书法同样“不求甚工”、不好“纵笔”。
薛岳评价稿本《行状》“体近鲁公，端凝严肃之气见之行间……皆足以起人心之忠义”，康和声亦云“笔意绝类平原，即其心画端严，亦稀世墨宝”。船山对颜真卿的敬佩，足以“起”他自身在风雨飘摇时期的“忠义”：
微生一日一虚生，为惜鸿毛死亦轻。但使土门能破贼，不教李萼负真卿。
这是船山癸未（1643）年，追随义兵慷慨从戎时写下的诗。船山对颜真卿临摹，绝不止于书法上的“体近”，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忠义”上的“绝类”。扬雄曰：“书者，心画也。”他们“忠义”之“心”相近，又促成了船山在书法上对平原的取法，以至相肖。船山墨迹之“类”平原，绝非巧合，而是书为心画、字如其人的绝佳体现。
王夫之小楷《显妣谭太孺人行状》8
王夫之父所谓的“不求甚工”，乃不求雕琢之巧；“端凝严肃”“心画端严”则力求严整清晰。“不求甚工”而“心画端严”，正是许多学人书法的特色所在。“端严”之中，船山自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想，“凡我子孙，非甚不肖，尚谨藏之。”正如本文第二部分所揭示的，此册文稿以船山的国愁与家恨为中心，即所谓“皋鱼身世恨，鸿雁一双违”，字里行间，让古今读者不禁“惊闻墨影似，还欲惜残晖”。
王夫之小楷 《显妣谭太孺人行状》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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