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陵石刻书法

清人叶昌炽认为：“昭陵为唐碑渊薮，撰者、书者皆一时之选，学书者当奉为楷模也。”收藏昭陵碑志的昭陵博物馆素来有“小碑林”之称，现存石刻一百余件。近百通的碑志均出于名家之手，堪称初唐书法艺术之荟萃，仅次于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居全国第二位。昭陵碑林形成于一九七五年，共收集碑石四十二通，展示墓志四十余件，其精品、名品率均在百分之六十以上。四十二通碑石中有二十二通名列一九七九年国家文物局公布的“全国第一批书法艺术名碑名单”；馆藏的四十六合墓志中有二十六合为一级品，是目前拥有唐代书法名碑最多的专题碑林。

昭陵出土的墓志亦是石刻书法中的一流精品，多数作品志石巨大，纹饰华丽，书法精美，字迹清晰。昭陵碑林除了以昭陵陪葬墓前所立的墓碑及部分陪葬墓出土的墓志铭为陈列展品外，还有少量跟昭陵有关的唐、宋、明、清各代的碑石。跨越了五个朝代，其上限为贞观十一年（637），下限为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就初唐碑刻、墓志而言，其上限为贞观十一年，下限至开元二十九年，历时一百零六年。作品多是陪葬者葬时所作，其记事的真实性与可信性，是后代史书所无法比拟的。它们或证史书之说，或纠史书之谬，堪称是“会说话的文物”，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杨温墓志盖

杨温墓志

有唐一代，文风较盛，书法家人才辈出，书法艺术发展至更兴盛、更成熟的阶段。昭陵碑林的碑志，以楷书为主，也有隶书、篆书和行草，又多出自书法名家之手。因此，昭陵碑林堪称初唐书法艺术荟萃之所，唐初知名文人有岑文本、上官仪、令狐德棻、许敬宗、李义府、于志宁、崔行功、郭正一等，书者有高宗李治、欧阳询、褚遂良、殷仲容、王知敬、高正臣、畅整、于立正、赵模、王行满、李玄植等人的书法，可谓撰、书者皆为时代精英，文、书俱佳，具有极高的观赏性。还有《尉迟敬德墓志》志盖飞白书，《褚亮碑》《阿史那忠碑》等篆书碑额以及《吴黑闼碑》等楷书，都以其不同凡响、熠熠夺目的书法艺术光彩，闪烁在昭陵艺苑之内。

《阿史那忠碑》篆书碑额

值得一提的是：《孔颖达碑》底座的题字，还反映了唐代刻字工匠们具有的书法和雕刻艺术之高超水平；《三品婕妤墓志》等一些急就墓志，是镌琢志石工匠们的手迹，这些极为难得的唐代下层人民的书法作品，体现了唐代书法艺术的发展和普及程度。

《三品婕妤墓志》

《孔颖达碑》底座题字

初唐的书法艺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继承隋代余绪，又多取法魏晋，追迹钟王，并有新的创造；它们都讲究字体结构，并研求神貌，各自成家。而从昭陵碑志书法艺术发展的脉络看，也多承继钟王法度，取法欧虞风神，然后展示出自己的特有风格，从而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对中唐以后乃至今天的书法艺术，都有不可估量的影响，是我们研究中国传统书法艺术的珍贵资料。

褚亮碑碑额

褚亮碑局部

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对唐代艺术有其精彩概述，他认为：

在中国所有艺术门类中，诗歌和书法最为源远流长，历时悠邈。而书法和诗歌却同在唐代达到了无可再现的高峰，既是这个时代最普及的艺术，又是这个时代最成熟的艺术，是一个时代艺术精神的集中点。

昭陵碑林是一座把“以人为本”作为主题的专题碑林。它是以与唐太宗昭陵、昭陵六骏有关的石刻作为陈列对象，以昭陵陪葬墓出土的墓志铭、墓前所立的墓碑为展示主体的碑林。它既是唐代知名人士文学化、艺术化了的石质档案，又是唐代文学作品借书家手笔而进行的艺术展现。作为从贞观十年至开元二十九年，历时一百零六年的初唐历史文献记录的石质档案馆，它又是初唐书法名家、撰文大家作品荟萃之所。这样一个石刻群体，站在今天的视角，去深入解读和探寻它内在的艺术精神是昭陵石刻这一重要的文化遗存留给我们的学术命题。

吴黑闼碑（局部）

昭陵石刻书法的产生集中于初唐时期。白羽先生在谈到中国书法的历史分期时认为：

推动书法史发展的深层原因是来自于文化心理的审美唤醒，这种变化以同样深层的文化心理所承载，把建立于文化心理之上的审美变化意识，通过审美结构和元素表达出来，以此形成审美结构的转型。

基于此，我们可以把初唐书法的艺术精神理解为唐初百年汉族书法艺术创造的基本准则和基本信念，是该时代书法艺术形式形成的内在原因和根据，并表现为该时代艺术创造的整体价值取向、审美风尚、生命情调和思想文化之深刻内涵。它不仅仅是艺术家主体性情的流露，而且是特定时代精神与文化内涵的艺术转化形式。

《尉迟敬德墓志》志盖飞白书（局部）

初唐书法整体上呈现了隆规尚法、崇王出新的时代精神。而昭陵石刻书法，则是初唐艺术精神的最好注解。

唐太宗力倡右军风骨，欧阳询、虞世南秉承睿旨敛入规矩，且教示楷法。其后，褚遂良又集欧、虞之长，高扬通变精神，终以瘦润华逸开李唐门户，然而其影响之所及，教化之所致，时在武后朝，贞观年间尚未能及见东风之化雨，更遑论武德之书势，此也便是墓志书法每每附骥于社会书势而不克趋前之原由所在。综观唐初墓志书法，虽渐见端妍俊朗、精密有加，贞观末年，也间有遒媚可观者出，然终是隋日格局，拙重或出北朝遗俗，秀劲或绍江左流风。墓志书法一入高宗朝，渐见妍逸，至武周长安（701—704）年间，尤趋畅朗，有唐一代新风，融入其间，秀劲宽博，已是华润有加，尽脱陈隋遗制。

朱关田先生的这段论述，概括了隋唐转换之际的书法表象。从昭陵碑志尤其是楷书墓志来看，瘦劲疏朗、肃穆端庄是其呈现出的整体审美趣尚，这亦正是隋代墓志整体特点的延续。昭陵碑志犹如初唐的书法化石，其间蕴藏着从隋向唐过渡的全部信息，是隋唐书法转变的见证者。

孔颖达碑（局部）

总的来看，楷书是昭陵碑志的主流，主流之外还有行草书、篆书、隶书、飞白书。而楷书的风格多以静穆端庄、方整瘦硬为主。它们的风格来源与南朝、北朝紧密相连，或是以北朝书风面貌呈现，存隶书余意；或是以南朝韵致出场，属江左风流。隶书中亦有瘦硬之风，间杂以楷书用笔，与南北朝时期折刀头的隶书相近。其行书风格，是“二王”风貌的再现，与《集王圣教序》接近。昭陵碑志的篆书主要体现在墓志盖与碑额之上，风格多样，有的受秦篆影响较深，训练有素。有的则随意质朴，率性而为，明显属于民间书手而为。

张士贵墓志盖

张士贵墓志

初唐时期的书风，从具体技法表现上，学界多公认如下的评论：

上承魏晋，制融北碑，因而点画之间，笔姿涵盖丰富，意态多方，特别纵收有度，动辄合宜，粗细向背，掩映得致，至于结体布白，尤为变化自如，长短相间，毫发生趣，重笔娟秀，轻笔力沉，主笔可挽狂澜，碎笔可点龙睛，险绝为取势，整体归平正，险正相依，合力同心。

一个时代的书法艺术精神是社会文化风尚、思想哲学影响以及书法艺术自身发展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康有为认为：“隋碑内承周、齐峻整之绪，外收梁、陈绵丽之风，故简要清通，汇成一局，淳朴未除，精能不露。譬骈文之有彦升、休文，诗家之有玄晖、兰成。皆荟萃六朝之美，成其风会也”。为初唐所承继的刚柔相济、融合南北的书风中，以初唐四杰之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为代表。亦如马宗霍所言，“由因接武六朝，家传世习，自易为工”。这一时期，中国古典书法已经结束了书体的演进，同时拉开了风格演变的大幕。

温彦博碑（局部）

楷书的大演进时期，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其间，南朝以风流妍妙的行草见长，而楷书式微。与之相反，北朝以雄强质朴的楷书见长。南北书法在技法上各有所长，北方以空间结构的展开为追求，以方笔取胜；南方则侧重于笔法的探究，以圆笔取胜。《隋书·文学传序》中认为：

然（南北）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于气质……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

正是在此背景下，探讨楷书的技法问题成为主流。这一主流顺应着隋唐文化秩序的重建，书学教育的重视以及科举取仕对楷法遒美的要求，儒佛道典籍的著述抄写以及唐代以楷书书写丰碑大碣歌功颂德之风的盛行等等的社会现实性需要。于是，“尚法”这一唐代书法审美风尚逐步取代了晋人的“尚韵”。故刘熙载在《艺概·书概》认为：“观晋人字画，可见晋人之风猷；观唐人书踪，可见唐人之典则。”

牛秀墓志

采取中和的文艺审美标准，对初唐的政治需要来说是必要的。这是社会现实性的反映，这是对自南朝以来的文学艺术独立发展思潮的有限抑制和降温。这种儒家中和文艺思想的兴起，有着更深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基础，并非是表面看来的是针对前代片面追求形式华艳之风不良影响的反拨。

当时的社会书势是隋代书势的延续，其发展的趋势是与唐太宗的理论主张相一致的，故唐太宗缘情设教，以达到纠偏改良、折中南北、倡导雅正书风的目的。以此可以略见唐太宗的书法理论，原则上主张继承王字传统，实际上是以陈隋书风为基础，发扬中原古法，引导书法艺术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李靖碑（局部）

是否是健康发展的道路，姑且存疑。而关于王羲之的书法，它并不是纯粹寄托伦理主义审美精神的，它亦不放弃对人格精神的表现，却是事实。关于这一点，熊秉明先生有深邃的洞察，他认为：

王羲之的技巧超越了所谓的形式主义，因为在这纯技巧的后面，有一个人格，这种技巧渗透着精神性。王羲之的骨鲠、正直、识鉴、高远都含寓这一灵活迁变的技巧之中，人与书、道与技不可分。

李孟常碑（局部）

可见，王羲之的书法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正符合儒家“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审美标准。这是孙过庭对王羲之晚年书法的形容，也正是初唐时代崇王之风兴盛的深层原因。的确，并非如后人极端地认为是唐太宗以帝王之尊推广使然，也非纯粹是伦理教化之政治需要使然，而是王书自身的价值以及时代的现实需要使然，唐太宗崇王的积极意义和正面价值正在这里。

在气度和雄心方面，初唐的士人心态和这个新的王朝一样。一如虞世南所说：“文字，经艺之本，王政之始也。”联系文字和王政的思想，这反映了初唐书家已开始以不同于魏晋六朝的士人观念，倾注心力在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之上。初唐的知识分子还“从一个统一王朝的法度和规范的要求，考经溯源，为新王朝寻找历史和文化思想流脉的接续点，比如追奉老子李聃为李唐王朝的宗主，反对绮丽的齐梁文风，与唐太宗主张文艺要有益于政教的思想相一致”。

豆卢仁业碑（局部）

初唐时代，虽然崇王，但是在学王时上溯北碑、汉隶秦篆，其博取广采的学习姿态，并不是固守于王书而踽踽不前的。因此，唐代书坛不是崇尚清谈的时代，新兴的庶族士人倡导儒家刚健有为的精神，以“兼济天下”为己任。此时，国家一统，经济繁荣，文艺复兴，史称“贞观之治”，这些绝非偏安一隅的东晋王朝所可比拟的。所以，尊王而出的初唐书坛，创造了时代的新风。以欧、虞、褚、薛为代表书家开创了时代的“风神气骨”。唐代书法对风骨的追求，应和着唐代前期文化审美回归秦汉壮美气象的倾向。但这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螺旋式的上升，它扬弃了秦汉的质朴感性而增添了六朝清隽的润泽，从而奠定了时代文艺审美的基调。

昭陵碑志不仅对初唐书法史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从中可资发现补遗唐史的珍贵文献。同时，作为研究初唐书法的重要实物资料，它们也记录着南北朝向唐代书法过渡的历史，对深化和补充唐代书法史意义非凡。帝王书法、文人书法以及民间下层书手的书法并存一处，多元风格集于一身的昭陵碑志，构建了唐初书法的风貌。其间儒家审美所彰显的法度与秩序，以及旁逸出秩序以外的种种道家审美影响下的书法表现，成为一道风景，定格在中国书法史图卷中，令后人久久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