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博物院“以碑破帖 尚古出新——清代碑学书法作品展”
2020年12月30日-2021年6月30日，南京博物院艺术馆的“历代书法陈列”展厅中推出了“以碑破帖 尚古出新——清代碑学书法作品展（上）”，首次大规模地展示清代碑学书法，且三分之二以上的展品首次公开展出。
本次展览是南京博物院藏明清以来书法系列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前，南博分时段做了“江左流韵——明代中期书法作品展”“风神超逸——明代晚期书法作品展”和“气格俊迈——明末清初书法作品展”三个明代书法展览；进入清代，按照“帖学”和“碑学”两大脉络进行梳理，先做了“雅规依旧——清代帖学书法作品展”上、下两辑，然后到本次“碑学”展览。书法史意义上的“碑学”有特定的内涵，指重视汉、魏、南北朝碑版石刻的书法史观、审美主张以及主要以碑刻为取法对象的创作风气。清代中前期乃至明代以上，书坛普遍崇尚法帖。而自阮元作《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包世臣继起鼓吹北碑，崇碑之风一时大盛。在意识上，时人已经厌恶因摹刻失真而与“二王”经典渐行渐远的刻帖；在物质上，有出土的大批碑、志、造像等作实物支撑，“碑学”就自然而然兴起了。本次展览将清代“碑学”书法的发展演变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碑学滥觞、碑学转换和碑学大兴。明末清初，古文字学、金石考据学再度兴起，掀起了一阵访碑狂潮。大量碑版出土，更造就了一批以写碑铭名世的书家。他们以隶书创作为主，如程邃、郑簠、朱彝尊、石涛、张在辛、万经等人。郑簠的出现，让师法汉碑的认识和实践都发生了变化，彻底打破了“唐隶”对元、明隶书的长久束缚。他不仅是一位靠师碑成功的书家，更将师碑目标从魏晋名家碑版转向非名家汉碑，从而影响了当时的一大批书家，堪称“前碑派”的先锋。郑簠（1622-1694），字汝器，号谷口，上元（今江苏南京）人，以擅长隶书著称于清初。他开启了习隶者必先取法汉碑的新风气，更将师碑目标从魏晋名家碑版转向其他非名家汉碑，从而影响了当时的一大批书家，堪称前碑派的先锋。眼前乃郑簠书法风格成熟期的一件隶书作品，笔法和章法都直取汉碑，点画既圆且劲，字势活泼飞动，极具书写性。行笔注重速度和轻重的变化；结体大胆，高低错落，主次分明。所录诗文乃南朝沈约所作《梁三朝雅乐歌·介雅》之一和三。万经（1659-1741），字授一，号九沙，浙江鄞县人。其隶书用笔沉稳苍厚，结体端庄平和，于汉碑所得甚多。著《分隶偶存》，开乾嘉学者研究汉唐分隶之先。此作用笔饱满，线条圆润，展现了“丰”之气象。别体杂出，外形近圆，古拙天真，富有童趣。字距宽疏，行距紧密，与汉隶近。所录诗文《听箴》，与《视箴》《言箴》《动箴》合为《四箴》，乃北宋程颐所撰，是明清书家常见的创作题材。清代中期，由于清初“前碑派”的影响，一些书家敢于抛弃“二王”正统，以汉碑之法融入行书，探索以碑破帖之路，还致力于隶书和篆书的创作。代表人物有“扬州八怪”“西泠四家”等。另外，一些乾嘉学者也致力于篆隶书的创作，如钱大昕、段玉裁、桂馥、钱坫、孙星衍、阮元等。邓石如、伊秉绶的出现，使书坛从以碑破帖走向全面师碑。阮元“二论”的问世，在理论上给北碑以公开的支持，是清代“碑学”正式形成的标志。随后，包世臣的《艺舟双楫》进一步扬碑抑帖，对碑学理论进行了完善和发展。桂馥（1736-1805），字未谷，一字冬卉，号雩门，山东曲阜人。他是清代屈指可数的文字学大家之一。桂馥的隶书厚重方严，朴茂醇古，技法平实质朴，气息理智从容，被视为直接汉人的典范。此隶书轴用笔朴实厚重，省去了行笔中的“一波三折”，收笔小心，笔力内蕴；字形近方，结体开张，横平竖直，主次分明；行列整齐，符合学者的理智和谨严；用墨浓重，时出飞白。伊秉绶（1754-1815），字组似，号墨卿、默庵，福建三明宁化人。喜绘画，能治印，工诗文，善书法，又精于理学。他在书法上造诣极深，是清代碑学的代表性书家。他兼擅五体，以隶书入神，其余诸体称能。其隶书博大高古，个性强烈，表面上如横空出世，无所依傍，实则根柢汉人。他在隶书上的过人胆识和出众才华也同样体现在行草书上。其行草以独特的结体给人以超凡脱俗的感受。清代后期，“帖派”一脉急剧衰微，而“碑派”一统天下，成为书坛主流。理论上，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以一套更为完整、也更为偏激的理论，将清代“碑学”书法推向高潮。实践上，出现了一大批“碑派”书家，可分两类：一类是擅长金石文字学并以写篆隶为主的书家，有吴熙载、杨沂孙、杨岘、胡澍、徐三庚、赵之谦、吴大澂、吴昌硕、黄士陵等；另一类是以魏碑法写楷书、行书，或融魏碑、唐楷于一体的“碑派”书家，有何绍基、张裕钊、赵之谦、杨守敬、沈曾植、康有为等。吴熙载（1799-1870），原名廷飏，字熙载，以字行，后避同治帝讳，改字让之，又作攘之，号晚学居士，江苏仪征人。精于金石考证，擅长书法，师从包世臣，篆刻“晚清四大家”之一。作为邓石如的再传弟子，吴熙载对师祖推崇备至，在篆、隶上对其亦步亦趋。此隶书屏用笔厚重，多藏锋圆笔，铺毫直行，裹锋而转，结体紧结，字势平稳，很接近邓石如所作。受书人伯寅，指潘祖荫（1830-1890），字在钟，小字凤笙，号伯寅，亦号少棠、郑盦，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书法家、藏书家。春深水暖多鱼婢，雨足年丰少麦奴。载之五兄大人属，濠叟杨沂孙书放翁句。此作书于清同治十三年（1873）。此时他从石鼓文、金文之中汲取营养，完成了字形从长方向正方的转变。字的结构也因此变得更加优美、耐看。可见，杨沂孙的篆书变革应该就在19世纪70年代这段时间。联句从陆游《村居书事二首》（其一）中摘出。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等，广东省南海县人。他是晚清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此作颇有意思，正文就“香海”两个大字，但书后有近百字，仍意犹未尽。从书法上看，“香海”二字于朴拙取境，大气磅礴，用笔生涩，如龙蛇游走，又如斑驳摩崖，金石味十足。此作虽书于民国初，但与其清末的书法风格不可截然分割。在以上书家、学者、画家的共同努力下，“碑学”书法盛于晚清光绪年间，并经宣统、民国初年的发展，一直影响到整个近现代，乃至今日。王时敏 隶书王维《奉和圣制幸玉真公主山庄因题石壁十韵之作应制》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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