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最出名的幕友群体就是绍兴师爷。清朝时绍兴幕业最发达，他们的势力也最强，往往某个幕友家族、亲戚，通过在一个省的上下级衙门当师爷，从而操控官府。
师爷行里的“潜规则”
幕友编织的“关系网”根深蒂固，其中也有体制本身的原因，比如州县官自主的权力实在太少，随便一顶乌纱帽都比他大，为了实行一项事情，必须上司批准，因此，上下级衙门幕友之间的“沟通”和“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荐友”之风颇为盛行的原因。乾隆三十四年，发生这样一件事。安徽颍州知府史鲁璠向他管辖的太和知县郭世谊推荐自己的族叔史纬义做幕友，郭世谊不但来者不拒，而且认为这是巴结上司的好机会，于是将自己花重金买来的小妾割爱送给了史纬义。堂堂正印官为其幕友献妾总是不光彩的，一时间“性贿赂案”闹得沸沸扬扬。不久，郭世谊、史鲁璠被革职。
可以说，上司向下属推荐幕友，早已是官场通行的“潜规则”。州县官如果不用上司推荐的幕友，往往受其刁难。于是出现所谓“勒荐”这类事，即下属为保“平安”，不得已接受上司推荐的幕友，这就使得各衙门幕友暗中联结，私通线索。这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幕友荐幕，即上级衙门的幕友直接向下级推荐自己的亲友，进入下级衙门做幕，并讲定一年要交多少规例，遇事好彼此关照。二是上司荐幕。因为上司左右州县官的升迁，如果拒绝接受上司推荐的幕友，就会出现“州县幕中，非其与类，一切详案，立意苛驳”的情况，州县官为了求得平安，即使一千个不满意，也得接受，而有的州县甚至主动向上官奏请荐幕，以图照应。上级幕友及上司向下级衙门及下属推荐幕友，最终的效果是一样的，就是上下衙门之间的关系更紧密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下级衙门的幕友出现违法乱纪的事，或者下属徇私枉法，上级官员查觉时，上下幕友之间就会先通信息，巧为弥缝，即使真的有问题，上级官员因为事涉于己，也不敢向上揭报，最后的结果是“同舟共济，通同徇隐”。这就是上级幕友或通过其本官向下级官员推荐幕友得以大行其道的真实原因。何桂芳在《请查禁谋荐幕友片》中说得很清楚：“各省州县到任，院司幕友必荐其门生故旧，代办刑名钱谷，该州县不问其人例案精熟与否，情愿厚出束脩，延请入幕，只因上下通气，申文免驳诘。”
后来还出现了所谓“坐幕”，即不理事而空食束脩的幕友。汪辉祖谈到他对上司推荐的幕友，一般是不用其人，但要给以优厚的薪金，说白了就是养“坐幕”。他还谈到在自己二十多岁学习幕学时，风气很正，但是二十年后，“以守正为迂阔矣，江河日下，砥柱为难，甚至苞苴关说，狼狈党援，端方之操，十无二三”。
上司荐幕的情况从私人著述中也可见一斑。据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记载，道光二十六年十月，段光清署理建德知县后，去拜见首府时，首府问他幕友是否已请，段光清回答刑名、钱谷两席已定，首府大不高兴，说：“尔处朋友竟行自定，殊不知我处朋友皆上宪所荐也。”段光清解释说自己初任事，须赖幕友以襄事，今天大老爷要推荐朋友，是人情难却，但人情只能施之一小席，不可行之刑钱两大席。后来首府推荐了一个小席，段收下了。段光清还谈到当时向他推荐的幕友非常多，甚至可以“车载”“斗量”，稍微出色的，荐条都贴到签押房壁上，次一等的，荐条贴到内账房壁上。
越到后来，“幕风”越差。据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咸丰年间，旗员出身的陕甘总督乐斌，对公事全不知晓，把奏折文案全部委托给幕友彭沛霖。彭沛霖因此招摇撞骗，官吏趋之若鹜。更奇的是，按察使明绪、兰州道恩麟、候补道和祥及同知章桂文，都与彭沛霖结为兄弟，登堂拜母，俨然一家人。
幕友的收入与出路
如前所述，在清代庞大的幕友群体中，以浙江绍兴籍为最多，前面提到的徐掌丝兄弟及其姻亲都是绍兴人。关于绍兴人从事幕业的盛况，绍兴籍幕友龚萼说：“吾乡之业于斯者，不啻万家。”由于绍兴人外出游幕的太多，屋室中的人都快走空了。“吾乡之业于斯者，不知凡几，高门大厦，不十稔而墟矣！”（《雪鸿轩尺牍》）可见做幕是绍兴人从事的主要职业之一。清末曾在张之洞的总督衙门做幕的许同莘，在《公牍学史》中说“为幕友者，多籍山阴会稽”，他曾见过会稽《陶氏谱》，其中起家幕友而有所成就的有几十人之多。
如此庞大的人群以幕友为职业生涯，是否因为幕友的薪水高才使得人们趋之若鹜呢？事实上，薪水高低因各个时期、各个地区、各级衙门的差别有很大的不同，尤其与幕友的名气、所从事的工作以及主官对其依赖程度有很大关系。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幕主对幕友中的重要角色不惜重金。相传田文镜做河南巡抚时，幕友邬先生最擅长写奏稿，每天的报酬是白银一锭。每天早晨，当邬先生看到几案上白花花的银子时，就欣然命笔。否则，一个字不写。凡是经他改定的题奏本章，雍正皇帝都极为满意。后来因为一件小事，邬先生拂袖而去。田文镜再上书言事，谴责喝斥立至。田文镜只好又用重金将邬先生请回来。雍正皇帝在田所上的请安折上批道：“朕安，邬先生安否？”（《公牍学史》）汪辉祖也谈到，州县官对刑钱师爷不能吝啬，如果“惜小费”，计较一年岁脩能省多少，不但幕友不能久安于席，且有别项染指，闹出事来，影响甚大。
在所有幕友中，以刑、钱幕友的报酬最高。他们一年的收入，是书禀、号件、征比等师爷的数倍。刑、钱二席的年脩，按较高的来计算，从乾隆初年的刑席260两，钱席220两，至乾隆五十年前后，最高可达年脩800两，增长三倍多。据记载，四川各级衙门刑名、钱谷的脩金是：总督、布按两司及盐茶道的刑、钱年脩均1000多两，总督衙署如刑、钱合席，则为2000余两。各道、府、州、县刑钱的脩金以地方公务的繁简为等差，最高的年脩为1440两，次为960两、720两、560两，最低的为360两。再如张集馨任职的漳州道台一向请三位幕友，每位每年1600银元。除了脩金以外，有些师爷还能得到幕主及下属衙门的“年节敬”，数目少则几两、几十两，多则成百上千两。而那些擅长舞弊的师爷还有贿金等非法收入。清代就有所谓“官一幕二衙门三”的说法，即指官员、幕友、书吏的分赃比例。民间对劣幕更是用“一代做官，三代打砖”（做贼打墙洞）来诅咒他们。
对于绝大多数幕友而言，他们都把这一职业作为谋生的手段，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混出名堂来。尽管清代许多有名的人物都有过做幕的经历，但他们与那些以做幕为职业的人是有根本不同的，做幕仅是他们走向长远仕途的短暂旅程。而以做幕为职业的人，其中秀才占了相当一部分，他们做幕是不得已而为之。因此，多数幕友并不是富裕一族。嘉道时期的绍兴幕友许思湄，在他著的《秋水轩尺牍》中，留下了多次向亲友借钱的文字。他本人因生活困顿，最初想通过讨个妾以“留后”的愿望都未能实现。
庞大的幕友群体，出路何在？由于幕友多数来自屡试不中的秀才，他们或者世代相承，或者在一个地域形成风气，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提供专业服务的人群。就刑名幕友而言，他们实际是专门的法律工作者；就钱谷幕友而言，他们是兼有财政、会计、统计等多项事务的专业人员。由于教育制度和社会实际需要的严重背离，科举出身的官员不熟悉这些专业知识，而一旦担任父母官，要他们“脱胎换骨”，自然不易。晚清名臣胡林翼在致友人的信中自言：“幼年精力，半耗于八股及时俗应酬，是以学识太小，本领太低，力不如志，以为可惜”，许同莘评价道：“才如（胡）文忠，而犹为此语”，更何况其他人呢，学识和本领都是在亲身实践中才能学得到（《公牍学史》）。
幕友通过其提供的专业服务，也能避免或减少施政中的不当行为。由于清代的法律规章“一切束之于不可破之例”，地方官聘请专业人员，就会使之规避法律处分。许同莘说：“举督抚州县束缚于例案之间，而又能支持补苴以延国命者，则别有人焉。”这个别人，就是幕友。这些人“明习律令，灼知情伪，机牙足以应变，智计足以解纷。其贤者能驭吏而不为吏所愚，其不肖者则与吏联为一气，而犹能弥缝无迹，为主人规避处分”，可见，幕友在衙门运行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正因为幕友不可或缺，因此清廷从制度层面给他们提供了一定的出路。雍正元年规定，督抚延请幕友，效力有年，称职者行文“咨部议叙，授之职任，以示砥砺”。也就是说，幕友中优秀的，经督抚上报吏部，可以授以官职，但不具有普遍性，而且，据许同莘讲，“举荐幕宾之制，不知何时停止”。到了清末，督抚衙门有劳绩的幕友，多因其他事列入荐章，而绝大多数幕友，“则布衣终老而已”。更多幕友的出路仍是参加科举考试，以获得做官的“功名”，如汪辉祖做了17年幕友后，去考举人，考中后又做了7年幕友，终于考中进士，后来做了知县官。绍兴人范家相早年做幕友，他的母亲责备他“泯泯无闻”，他为此发奋读书，考中进士。著名学者戴震、名吏林则徐等都有这样的经历，可以说，做幕之后重走科举路，比较普遍。到了咸丰、同治以后，做官的资格限制逐渐淡化，由做幕而做官的多了起来，左宗棠、刘蓉等一批人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而在曾国藩、张之洞这两个近代最大幕府中做幕的人中，后来做官的更是举不胜举。郑天挺先生甚至认为，清后期的幕友已经失去幕友原来的意义，相当一部分已经向官的身份转变，与幕主形成了上下级的官员关系（《清代的幕府》）。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林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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