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属于司法行政机关的强制隔离戒毒所（以下简称“强隔所”），是禁毒人民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戒毒体系中的主角，自2008年6月1日《禁毒法》正式实施以来的将近两年间，“强隔所”按照《禁毒法》的规定，切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为治疗、教育、挽救吸毒人员，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通过将近两年的实践看，“强隔所”，也面临着种种亟需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制约着“强隔所”发挥它应有的功能。概括起来，主要有这么四大障碍：
一、权力主体不明
“强隔所”有权依法对收容的戒毒人员进行管理，这在《禁毒法》中是有明确规定的。但是第47条中，两项极为重要的权力，提前解除强制隔离戒毒期限和延长戒毒期限的权利，却交给了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机关，也即公安机关批准，这是脱离实际情况的。首先，公安机关在“强隔所”并未派驻任何机构和人员，它对戒毒人员在“强隔所”内的状况一无所知，这个提前和延期的材料报给它批准，意义何在？其次，公安和“强隔所”隶属不同的司法部门，它们之间的关系应当是相互监督、相互制约，共同促进法制化进程，但是在目前这样的规定之下，二者之间没有监督，说到制约，也仅仅是公安机关“凌驾于”“强隔所”之上，“强隔所”看起来像是公安的下属机构。体制既不顺，名义也不正。其三，“强隔所”的上级机关在市一级，是市强制隔离戒毒管理局（以下简称“强隔局”），在省一级，是省“强隔局”。“强隔局”与“强隔所”的关系，既是一种行政关系，又是一种业务关系，“强隔所”接受“强隔局”的全面领导。这两项重要的权力，按照这种体制关系，它们当然应当归属于“强隔局”行使，这是司法成本、行政成本最小化的必然要求。
《禁毒法》规定，执行强制隔离戒毒一年后，经诊断评估，对于戒毒情况良好的戒毒人员，“强隔所”可以提出提前解除强制隔离戒毒的意见。意见好提不好报，既然“强隔局”是“强隔所”的上级机关，“强隔所”怎么可能把这个意见不报给“强隔局”，而报给公安机关，这不是牛头不对马嘴吗？“强隔所”在执法实际过程中处于非常被动的地步。
二、戒毒经费投入十分有限
隶属于司法行政机关的“强隔所”，目前是由劳教所转型而来，或者与劳教所“一所两制”，戒毒资源就来源于劳教所，可以说劳教场所为强制隔离戒毒这个新生事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同时我们又要看到，正因为不需要另起炉灶、而是在既定的盘子上来做强制隔离戒毒这件事，戒毒经费的投入是十分有限的。
我们知道，劳教所的经费保障长期以来就是不足的，或者说是偏低的，这造成了劳教所一个致命的缺陷，即“为生产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就是在劳教所组织的生产劳动中，抓收入、抓经济，成为了劳教所生产的首选目标。我们说，不要把强制隔离戒毒办成“二劳教”，很不幸，目前“强隔所”的实际情况就是非常像“二劳教”，抛开其它一切原因，戒毒经费投入的不足，在这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的不利影响波及到“强隔所”的方方面面。举例来说：
首先，“强隔所”的袭警案例增长非常明显。《禁毒法》实施后，“强隔所”把这一关系到戒毒人员切身利益的首部法律在所内深入宣传，法律与实际的落差，使戒毒人员迁怒于“强隔所”，对民警的不支持、不配合行为大幅增加。由于“强隔所”长期以来严格执行文明执法，戒毒人员谁都知道民警不能动手、不会动手，于是在要求得不到满足、个人利益得不到迁就之时，他们就“先下手为强”。我们往往把这样的案例源头归结到民警一边，认为是民警执法简单，不够理性，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深挖缘由，就会发现生产任务重、娱乐时间少、民警个别谈话教育不深、不跟进等等，背后都有经费困扰的影子，因为对民警来说，完成每月的生产目标是他们必须要做到的。
其次，“强隔所”所内医院的医疗资源严重缺乏。《禁毒法》有两条规定，一条是针对戒毒人员戒毒的，要求“强隔所”根据戒毒人员吸食、注射毒品的种类及成瘾程度等，进行有针对性的生理、心理治疗和身体康复训练。另一条是针对戒毒人员中有严重残疾或者疾病的，应当给予必要的看护和治疗；对患有传染病的戒毒人员，应当依法采取必要的隔离、治疗措施。这些要求目前大部分是无的放矢，原因很简单，没钱。没钱扩展医疗设施，没钱添置医疗设备，没钱送医务人员进修，没钱买药。我们来讨论如何管理、如何教育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应该有一个预设的前提，那就是他们的“病”要得到治疗。《禁毒法》赋予戒毒人员的三种身份：违法者、病人、受害者，对“违法者”的处遇是戒毒人员一走进“强隔所”就实现了的，因为他是违法者，他已经开始受到严格的人身自由限制。“病人”呢？这个处遇搞不好，就带来一系列的不良影响和心里抵触。目前“强隔所”所内医院对戒毒人员仅能够维持最基本的治疗，如果发生所内医院不能治疗的情况，则需要戒毒人员自己出钱到社会上的医院去治。戒毒人员要是没有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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