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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晓敏 标签:
社会2010-12-06 15:34 星期一 晴
唐晓敏
俄国大教育家乌申斯基对教育问题有深刻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他在其代表作《人是教育的对象》中,他谈到复习对新知识掌握的重要价值。说:
如果掌握了某种习惯,可能甚至是很吃力地掌握的,我们的神经就容易对这种习惯进行补充例如,一个习惯于演奏钢琴的人很容易掌握一支新的乐曲,等等。一些表象的新联想,可以这么说,以其一部分同已经根深蒂固的旧表象打成一片时,它的新的部分就能以这个稳固的基础为依靠。例如,起源于贾科多方法的所有外国语学习方法就是以记忆的这种特性不基础的。实际上,在这里困难的不过是头几课,如果头几课掌握得非常准确,以后各课就会越来越容易。新的词汇和表达方法一直和旧词汇掺混在一起,就靠那些已经牢记的旧词汇而得到巩固,旧词汇虽然把它的巩固性传给新词汇,但它们并不丧失自身的力量,因为它们也不断地得到重复。
把一切新学习的东西同已经牢固扎根的已有知识联系起来,这是主要决定任何学习效果的教育学原则。好的学校好象只是在进行复习,但学生的知识却增长得很快。一个不好的学校一味教新的东西或者复习已经忘记了的东西,但学生的知识却增长甚少。
乌申斯基所说,不限于记忆,但记忆确实也是这样:开始时宁可慢一些,学习的少一点,但一定要记得牢靠。这些知识记得牢靠,新接触的知识就会由于与原有知识有关而很快被记住。这时,所谓新的东西,其实也并不都是新的,只要是与原有知识相同,它就是已经熟悉的,不必再记。举例说,苏轼戏同事贡父,拱父因病鼻子受损,苏轼云:“大风起兮眉飞扬,安得壮士兮守鼻梁。”若不记得刘邦的大风歌,那么,这两句话的每一个字都需要记,但若事先就记住了大风歌,那么,只记住“眉”、“壮士”与“鼻梁”就行了。
中国传统语文教育,其一大特点就在这里:老师对儿童最初的学习内容要求非常严格,必须是记得牢靠,这些东西记得牢靠了,以后的记忆就变得容易。于是,传统教育培养的学者常常都有惊人的记忆力。姜亮夫谈到:他在清华国学院时,同乐会上梁启超、王国维即兴表演节目是背诵古代文学作品,梁启超背诵一大段《桃花扇》,而王国维则当即背诵了《西京赋》。并说到:“我所接触的先生们中似乎有一个共性,就是记忆力惊人的好。梁、王先生们自不必说,廖季平先生更突出。《十三经注疏》讲注时,他可以把注大段大段背诵,并且还可以告诉你们在某一版本某一页某一段,你们可以查对。还有祝杞怀父子记性都了不起。如讲唐代平淮西这件事,他把《唐书》资料,《通鉴》中资料、韩昌黎写的《平淮西碑》,以及后人评淮西的诗词整整背了一个半小时。”
近几十年,我们的语文教学中的一大问题,恐怕就是学生背诵的篇章太少,而且背诵的效率也很差,其原因,大概与童年时期没有打下背诵的基础有关。古人儿时背诵的东西,一是非常重要,非常经典,二是记得非常牢靠,像是深深嵌在心灵上。有了这些东西,再背诵与之相关的东西,就很容易。而现在的语文教学,或者是不太要求背诵,或者是,要求背诵的东西没有什么背诵的价值,或许儿童的心灵对这些要求背诵的内容还很排斥,而后来的课文与这些东西也没有什么关系。记得我自己小时候记忆力也很不错,但当时要求背诵的,尽是思想教育的,如“武山的大米兰州的瓜,疼不过老子爱不过妈,亲不过咱们的共产党,好不过人民当了家”之类。这些,背诵下来有什么意义呢?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对这些东西,想忘掉又忘不掉,因为想忘之时,自然是“想起”它,等于是复习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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